1986年一天，當老師的我在10月31日安徽青年報第二版“生活之友”欄目上，看到了有關65歲柏楊與《丑陋的中國人》介紹后，就非常想擁有一本，甚至連做夢都在想。當時，大陸市場上幾乎見不到此書，后來好友見我對柏楊所寫《丑陋的中國人》由交口稱贊、頂禮膜拜，到寢食難安，不知從哪弄到一本送給了我。該書是1987年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定價1.25元，標著“時代文藝出版社”出版；觀其書，印刷質(zhì)量不怎么的，很有可能不是正規(guī)出版社所出，但我已很高興，一卷在握樂不思蜀。

    柏楊老先生前些日子去世了，那本書雖然只是一個文章匯編，主題差不多，可就是柏楊這本書，卻給了我最大的震撼與啟悟，以致影響了我的一生。

    在此之前，我簡直是個毛頭小伙、愣頭青，盛裝著一腔熱血、滿腔熱情；看什么都覺得是陽光明媚、前程似錦；效仿的是一身正氣、兩袖清風；缺少深沉睿智、凝神靜氣、難得糊涂。什么都感興趣，如游泳、繪畫、歌唱、打獵、垂釣……；什么都想學，如中醫(yī)中藥、旁門左道、哲學、易經(jīng)……；什么都想干，如當兵入伍、記工員、教師……。結(jié)果都只能是樣樣“半瓶醋”，朝三暮四、一無所獲，根本不知道學無止境、學有所長之道理。尤其是對人生與社會的認知膚淺，對政治更是一竅不通，說話做事直通通不會拐彎，傷了和氣、得罪人，自己還不知道——歸根結(jié)底，是自己身為中國人，卻對中國國情知之甚少，因此，往往是欲速則不達、好心辦壞事、吃力不討好，事倍功半。事后，死不認錯，恬不知恥、振振有辭曰：鄙人不拘小節(jié)。有時，干脆以“年輕無知”來推托或搪塞。正如柏楊《丑陋的中國人》中所述之通病也。

    比如他說，“中國人和中國人來往，都不知道對方心里想的什么。要察言觀色，轉(zhuǎn)彎抹角，問他說：“吃過飯沒有？”他說：“吃了！”其實沒有吃，肚子還在叫。譬如說選舉，洋人的作風是：“我覺得我合適，請大家選我。”中國人卻是諸葛亮式的，即令有人請他，他也一再推辭：“唉！我不行啊！我哪里夠資格？”其實你不請他的話，他恨你一輩子。”又說，“有一次我去臺中看一位英國教授，有一位也在那個大學教書的老朋友，跑來看我，他說：“晚上到我那兒去吃飯。”我說：“對不起，我還有約。”他說：“不行，一定要來！”我說：“好吧！到時候再說。”他說：“一定來，再見！”我們中國人心里有數(shù)，可是洋人不明白，辦完事之后，到了吃晚飯的時候，我說：“我要回去了！”英國教授說：“哎！你剛才不是和某教授約好了的嗎？要到他家去啊！”我說：“哪有這回事？”他說：“他一定把飯煮好了等你。”外國人就不懂中國人這種心口不一的這一套”。

    我把這些理解為先“死要面子活受罪”，因謙虛飯沒吃著，后發(fā)覺自己吃了虧，肚子實在是餓得慌，怎么辦？就想扳或出那口惡氣，掉過頭來便是恨或“飛一塊磚頭報你不請我之仇”。這兩種傻事，我也老干，為了人家一句話，癡等傻等，結(jié)果還不能怪別人把你耍了，誰讓你自作多情哩？餓啦就餓啦，飽的就飽的，直說不就得啦，干嗎非得弄虛哩？而我對別人的回答常常就信以為真，嘴里嘮叨著“寧可人負我，不可我負人”，結(jié)果背后讓人笑：書呆子一個，人家說不餓，那是客氣話，還真拿棒槌當成針（真）了，不懂人情世故。可以想像，“一個民族如果都是這樣，會使我們的錯誤永遠不能改正。往往用十個錯誤來掩飾一個錯誤，再用一百個錯誤來掩飾十個錯誤”。所以說，在中國做事容易，做人難。做事容易，二加二就是四，可是做人就難了，二加二可能是五，可能是一，可能是八百五十三，你以為你講了實話，別人以為你是攻擊、誣陷、造謠——顛覆政府呀，影響穩(wěn)定吶，不和諧音符啊，等帽子或罪名鋪天蓋地、接踵而至，使你我頓感窒息，只好欲言又止，把想吐之心情壓抑于心頭，想講之話咽回肚中。“做人難”成了圍城，成了觀音菩薩套在孫行者頭上的一道緊箍咒，讓你失去靈魂，循規(guī)蹈矩、墨守成規(guī)，別整天想著“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還是老大老實地隨“心口不一”之大流罷了！“死要面子活受罪”，幾千年都是這么過來的，你為什么非得別出心裁，跟傳統(tǒng)文化“醬缸”過不去哩！

    除了“心口不一”，還有“庸才”、“人才”說也頗為經(jīng)典永恒，柏楊稱其為“買西瓜學”：老板對伙計說：“你一出門，往西走，第一道橋那里，就有賣西瓜的，你給我買兩斤西瓜。”伙計一出門，往西走，沒有看見橋，也沒有賣西瓜的，于是就空手回來。老板罵他混蛋，沒有頭腦。他說：“東邊有賣的。”老板問他：“你為什么不到東邊去？”他說：“你沒叫我去。”老板又罵他混蛋。其實老板覺得這個伙計老實，服從性強，沒有思考能力，才是真正的安全可靠。假如伙計出去一看，西邊沒有，東邊有，就去買了，瓜又便宜、又甜。回去之后老板會夸獎他說：“你太聰明了，了不起，做人正應該如此，我很需要你。”其實老板覺得這個家伙靠不住，會胡思亂想。各位，有思考能力的奴隸最危險，主子對這種奴隸不是殺就是趕。

現(xiàn)實情況也的確如此，下級唯上級臉色行事，以贏取個人最大之回報為能事，導致社會阿諛奉承、溜須拍馬之風盛行；上級樂于搞指鹿為馬一套考察得力干將和心腹之人、任人唯親。這是一個嚴重、凝重的課題，它使人們永遠泡在一些大話、空話、假話、謊話、毒話中打轉(zhuǎn)轉(zhuǎn)，沒有了自我，社會道德失去了尺度，司法準繩失控，天空一片渾濁，百姓遭殃，大地嗚咽。

    柏楊《丑陋的中國人》讓我振聾發(fā)聵，尤其是“這種文化之下孕育出來的人，怎能獨立思考？因為我們沒有獨立思考訓練，也恐懼獨立思考，所以中國人也缺乏鑒賞能力，什么都是和稀泥，沒有是非，沒有標準。中國到今天這個地步，應該在文化里找出原因。”和“要想改變我們中國人的丑陋形象，只有從現(xiàn)在開始，每個人都想辦法把自己培養(yǎng)成鑒賞家。我們雖然不會演戲，卻要會看戲，不會看戲的看熱鬧，會看戲的看門道”兩段話，使我幡然醒悟：我得重新找回自我，重新調(diào)整對待人與事物的一些觀點和看法，決不能做人云亦云的應聲蟲，不能迷信不能崇拜，任何人與事都有其兩面性，是辯證的，要注意那些深層次的東西，要由表及里，才能使人洞若觀火、見微知著、一葉落而知秋、窺一斑見全豹，才能揭示那些本質(zhì)或隱秘，才能把握趨勢全面地去看問題。

    有了醒悟的頭腦，凡事就喜歡多問多思索，而且首拿中國人“窩里斗”之惡癖開刀。柏楊《丑陋的中國人》書中說：“每一個單獨的日本人，看起來都像一條豬，可是三個日本人加起來就是一條龍，日本人的團隊精神使日本所向無敵！中國人打仗打不過日本人，做生意也做不過日本人，就在臺北，三個日本人做生意，好，這次是你的，下次是我的。中國人做生意，就顯現(xiàn)出中國人的丑陋程度，你賣五十，我賣四十，你賣三十，我賣二十。所以說，每一個中國人都是一條龍，中國人講起話來頭頭是道，上可以把太陽一口氣吹滅，下可以治國平天下。中國人在單獨一個位置上，譬如在研究室里，在考場上，在不需要有人際關系的情況下，他可以有了不起的發(fā)展。但是三個中國人加在一起──三條龍加在一起，就成了一條豬、一條蟲，甚至連蟲都不如。因為中國人最拿手的是內(nèi)斗”。此例與中國俗話“一個和尚擔水吃，兩個和尚抬水吃，三個和尚沒水吃”差不多。當初，我很欣賞這段直白，認為事實確實如此，講得精辟、透徹。自打?qū)W會并善于思考后，感覺該段話有所偏頗允準：“三個人”的多少與有無“水吃”應該是一個辯證的問題，舉例說，人多干事窩工，人多打拼，人多容易窩里斗，表現(xiàn)突出在商業(yè)價格的降價競爭上，但人多力量大的優(yōu)點也是不容置疑、顯而易見，這方面例子太多太多；雖然“三個和尚沒水吃”的事情時常發(fā)生，可是，一旦有外敵入侵，和尚們還是會通通雄赳赳氣昂昂地列隊于山門、一致對外，這也是被無數(shù)歷史事實所證明過的，尤為突出且需要指出的是，國家或民族每每遭逢大災大難之時，中國人又是分外地團結(jié)，九分地同心同德（注：還有一分地漢奸、賣國賊）。

    此外，我對很多問題的觀點與看法也由感性逐漸變得理性，實話講，就是多了些理解，理解人性的弱點。“一個人生活在世上，就好像水泥攪拌器里的石子一樣，運轉(zhuǎn)起來之后，身不由己。”使我們感覺到，不是某一個人的問題，而是社會問題，而是文化問題。耶穌臨死的時候說：寬容他們！他們做的他們不知道。“年輕時候讀這句話，覺得稀松平常，長大之后，也覺得這句話沒有力量。但是到了我現(xiàn)在這個年齡，才發(fā)現(xiàn)這句話多么深奧，多么痛心。使我想到我們中國人，成了今天這個樣子，我們的丑陋，來自于我們不知道我們丑陋。”（注：柏楊語）就拿5.12汶川地震來說，在問責地震局的同時，我也對其境遇深表同情與理解，他們肯定或多或少有些難處，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事物都是復雜的，都有其鮮為人知的一面或難言之隱。譬如，他們也許能夠預報，但他們卻無發(fā)布權(quán)；他們想預報，又怕到時候不地震，造成混亂、不穩(wěn)定，自己罪責難逃，還是小心烏紗帽、小心飯碗要緊。不客氣地說，他們確實有其責，也該問，只是這已經(jīng)不是最重要的了。

    “死不認錯”，20多年過去了，此痼疾痊愈否？“我們的丑陋，來自我們不知道自己丑陋。”柏楊如是說。20多年過去了，“丑陋”，國人不是不知，而是早已成和尚頭上虱子皆知，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打腫臉充胖子”、“一俊遮百丑”。

    比如：我們講任何一個國家或民族，其歷史都應該是真實的、全角度的，光有正史不夠，還應有野史輔于補充，它不僅應大寫特樹歷代英雄，讓其祠于廟堂、彪炳千秋，同時也應對那些屬于時代留下的天災人禍、經(jīng)驗教訓秉筆直書，讓人們銘記并思量，使我們的祖國安寧、盛世和諧、民族更加繁榮富強。實際上呢？在  中國寫作、出版禁區(qū)太多，束縛了人們的創(chuàng)作思維。“文革”或“紀實”題材的作品就很難面世，以至于時下不少類似“第二次握手”的手抄本，深受人民群眾的喜愛，這是何故？題材性上不能實事求是，事情或事件發(fā)生都發(fā)生了，寫起來卻難開綠燈。

    又如，老實人的特征，就是說老實話、做老實事。現(xiàn)如今主觀與客觀出現(xiàn)了反差：黨和政府以及媒體都提倡或宣傳報道說老實話、做老實事、當老實人，當你果真發(fā)表文章或上帖關于真人真事真話時，卻又遭到刪除、打壓、囚禁、判刑，這么搞下去，豈不是越搞越亂，誰還敢講真話，當老實人？世風日下，講真話的人往往是一生不得平安！胡錦濤總書記6月20日同強國論壇網(wǎng)友在線交流聽民意，問民策。既然黨和政府領導想通過互聯(lián)網(wǎng)來了解民情、匯聚民智，就不應該強求一個聲音。兼聽則明、偏聽則暗，讓領導聽靡靡之音、一面之詞，能真正了解民情、匯聚民智么？

    難怪這些年的文學界被稱之謂“浮躁時代”，真人真事真話出口或通行，紅燈閃閃耀眼、警笛聲聲刺耳，那也只好造就出“浮躁時代”咯。諾貝爾文學獎，是一個文學藝術(shù)、技巧的大比拼，是文人間的一種游戲，沒有國界，難不成還有階級性、政治性或分為“左”“右”“公”“母”的么？所以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我們一直沒有。不說別的，蘇雪林、柏揚、李傲怎么都是臺灣的作家，尤其是柏揚“丑陋的中國人”更是家喻戶曉，他（她）們以及其書若在大陸能出名并獲出版嗎？國內(nèi)能容忍他（她）們大放獗詞么？

    不敢正視和解剖自己的人，總是心里有鬼，身上有疾！就像阿Q，因為頭上長了癩瘡疤，所以諱疾忌醫(yī)，不敢正視自己。我贊同一切真實于歷史，包括不堪回首的“文革”那段歷史。丑媳婦畢竟要見公婆的，共產(chǎn)黨人連死都不怕，難道還怕一段真實歷史的大白于天下嗎！海之大，乃是因其居于百川之下啊！峰之高，那是因為有眾多丘陵山巒鋪墊拱衛(wèi)啊！中國執(zhí)政黨若有如海之博大胸襟，峰之群山擁立，何愁沒有文學大師、文學名著、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喲？諸如孝敬父母家人、救死扶傷、見義勇為、扶貧濟困、秉筆直書歷史、做雷鋒似的傻子等方面的人性回歸，道德回歸、文化回歸，將使五千年文明古國更加璀璨、如日中天。

    言歸正轉(zhuǎn)，二十多年前，我看了柏楊《丑陋的中國人》后，仿佛一下由幼稚而成熟了許多，從此變得也喜歡觀察社會與人生了，從此我也似乎一夜之間成了有思想、有觀點者——但同時“恨鐵不成鋼”這句話便時時縈繞、叩擊我的心頭，可回頭看歷史長河的奔流，柏楊先生所說所指又皆是千年文化、不朽的華夏文明的積淀，屬正常現(xiàn)象。只為蒼生說人話，不為帝王唱贊歌！這就是他人生的真實寫照！書籍是人類的營養(yǎng)品，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讀其書猶如交了一個好朋友，讓我獲益匪淺、終身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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