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與全球化同行

鄭渝川

所評圖書：《逼近的瘟疫》，（美）勞里·加勒特 著，楊岐鳴、楊寧 譯，三聯書店2008年6月版

《逼近的瘟疫》曾獲得普利策獎，出自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全球衛生高級研究員、著名女記者勞里·加勒特。概括全書的主旨，實際上更準確的書名應當叫做“瘟疫與全球化同行”。在呼喚要“擁抱”全球化的聲浪面前，這本書能夠帶給我們更本真、更冷靜，同時也是更驚悚的思考。

（一）全球化帶給新興民族國家的發展困境

對于人類歷史而言，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化起源于二戰后對抗性國際秩序的出現，兩個超級大國拙劣的編織出自己的追隨者陣營，大批新興民族國家“茫然”的興起，美、蘇以及歐洲傳統殖民老牌大國開始“幫助”這些新國家形成現在被稱為國際經濟舊秩序組成部分的畸形國民體系，貨物、原料、資金、人開始頻繁的在混亂的國界上穿越。

二戰后的富國雖然在拉美和亞洲的有些地方承擔了興建基礎設施的巨大義務，但對非洲卻仿佛感到沒有這種義務（奴役舊非洲的歐洲各國都已相對衰落，而美蘇以及后來居上的日本并無此“歷史負擔”），勞里•加勒特在書中痛惜的寫道，“結果，這個被殖民主義、資源掠奪、奴役統治、文化破壞所嚴重摧殘的大陸上的人民，卻在挨餓和死亡，他們死于許多不同的傳染性疾病，連最老練的醫生卻往往無法說出死者的死因。”

新興國家很快進入了發展的困境，一方面主權獨立，人口爆炸，政治派別乃至軍隊都參與對國家秩序的傾軋，另一方面缺乏經濟管理能力，獨立前由歐美著名大學培養的“民族精英”們只有引經據典背誦大師作品的能力，而缺乏真正處理具體事務的能力和面對困局的起碼勇氣。這些國家出售礦產資源、能源及初級農產品，以獲得發電機、修材料和器械、醫院設備，因為“民族精英”曾經向他們的人民承諾，只要擺脫了帝國主義的奴役，就可以迎來國富民強的時代。

新興國家領導人很快意識到，世界經濟舊秩序下的歐美發達國家及其主要援外機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擁有各項產品的定價權和國際物流運輸能力，并且半強迫半誘導的要求它們建設投資巨大的宏偉工程（巨額債務由此形成，并由于后續維護費用的缺乏，如今這些工程基本都已報廢）。伴隨著“民族精英”在美蘇大國們默許下成為腐敗分子，這些曾經擁有美好發展夢想的新興民族國家，終于發現他們陷入了饑荒，并且越來越頻繁的面對層出不窮的傳染病，如果要治病，援助醫生和藥品都異常昂貴，饑荒只能更嚴重，如果只要糧食（這些國家受比較優勢理論誤導基本放棄了糧食作物的種植），公共衛生危機的代價將更加慘重；于是，在艱難的購買平衡中，這些國家逐漸破產，逐漸的將饑荒兼病災的雙重困境傳沿至今。

（二）面對疾病，曾經的樂觀與官僚主義

    二戰后在各領域獲得前所未有支配地位的美國，以及它的對手蘇聯曾經極其樂觀的看待對人類疾病的控制，慣常的語式是“我們將消滅XX病，清除XXX病毒”。1940、1950年代，樂觀情緒籠罩著對影響人類的各種傳染病的研究，美國國務卿喬治·C·馬歇爾公開宣稱各種傳染病即將被人類征服。馬歇爾是在1948年一次研究熱帶醫學與瘧疾國際大會上發表上述見解的，他還認為，由于糧食增產，人類將得到重組的食物，微生物科學的突飛猛進將使顯微鏡下所有地球上的災星都將被滅除。當時自力更生發展中的中國，也同樣處在這一進程之中，稍許令我們欣慰的是，勞里·加勒特以及她書中引述的一些歐美醫療從業人員，都贊賞中國政府下大力氣消除血吸蟲病等危害貧苦大眾為時已久的疾病，對當時采取的政策措施給予高度評價。

    我們需要客觀評價60年前的人們盲目樂觀的情緒，一方面他們不了解遺傳學、微生物演變、人類免疫系統以及化工產品對環境的影響，對此我們可以理解；但另一方面這種情緒在后來直接導致包括世界衛生組織和多個國家政府在傳染病問題上的官僚主義，使得一些勇敢探索病毒和微生物的科學家、實驗人員及非專業人士遭遇到重重的阻力。值得注意的是，每一種新疾病出現，當局、醫學界的權威人士、媒體以及民眾的大多數人都會以同樣的錯誤邏輯重復極大的損失：先是漠不關心（認為研究人員夸大其詞），接著是對感染病毒者表示鄙視（這是一種從中世紀傳下來的惡劣習慣，無非自然隔離和社會隔離兩種應對態度），最后則產生一種病態的無所謂的感覺，用一種自欺欺人的邏輯，使流行病合理化：“有人說這種病毒使毫無害處的，有人說某些人群或種族具有特殊的功能，可以在感染人類免疫系統缺陷病毒后痊愈。”

即便是被人類“征服”了的天花，天花國際滅除小組前領導人、日本醫生有田曾憤慨的說，“科學受官僚主義的禍害不淺……如果不是多次打破世界衛生組織的每一條規定，我們永遠也不會打敗天花，永遠不能。”瘧疾曾經有希望被一群富有犧牲精神和精湛醫術的醫生在地球上“滅跡”，卻因為美國的民主政治程序（美國國會不肯再為即將大功告成的該工作計劃撥款）而功虧一簣，由于瘧疾已經接近根除，億萬人對這種疾病都缺少免疫能力，但卻居住在按蚊無疑會殺回的地區，突然截斷經費來源，造成了瘧疾感染率、死亡率回彈，窮國的情況尤其糟糕。讓當時各國感到驚異的是，世界銀行推動新興國家開展的綠色革命（大規模種植經濟作物），降低了植物多樣化程度，昆蟲之間相互競爭和撲食情況卻減少，為此大量化工成分的殺蟲劑被投入使用，結果反而使得許多害蟲有了抗藥性。按蚊不再害怕殺蟲劑，新的醫原性瘧疾開始在全球肆虐。

（三）城市化帶來的陰影

    越來越龐大、擁擠、密集的城市，顯然給病毒、微生物傳播提供了便利。每平方英里的人口密度越大，微生物的人際傳播渠道就越多：人際接觸、呼吸、進食、引用不潔水、垃圾和糞便的隨意處理、性活動、建筑工程帶來的環境改變。書中介紹了同性戀以及毒品吸食加劇疾病傳播的情況，很明顯，這是城市化和工業化生活秩序的罪過，具體染病的人應該得到同情和幫助（但需要指出的是，基于這一同情而持有的平等主義態度，并不能天生換得病毒的“感動”，一些強制性的隔離、防范措施及其民眾宣傳不應缺位，而因為擔心被人扣上歧視患者的罪過，不少有效的防治措施被放棄，這種情況應得到反省）。 各國歷史學者近年來都想破解古埃及、希臘、羅馬、印度和中國等文明古國中一些城市瘟疫的成因，目前唯一公認的結論是，各種瘟疫疾病都是利用古代城市特有的人類生活秩序而得以流行的。進入近現代，早先的自由資本主義造成移民、產業革命、擁擠的貧民窟、缺乏公共供水設施、道德敗壞、沒有排水系統，使得19世紀成為西方城市危機的鼎盛時期，歐洲和北美曾發生四次毀滅性的霍亂大流行，結核病的傳播也異常廣泛，19世紀的法國作家小仲馬的代表作《茶花女》中那位引發后世無聊男青年仰慕的女主角就是肺結核患者。

而埃及阿斯旺大壩興建帶給該國人民的血吸蟲病大爆發則給今天熱衷水電工程開發的中國人提出了警示。20世紀50年代，最初由西方金融機構規劃在埃及尼羅河上修建阿斯旺大壩，后來由蘇聯政府接手建成，這座大壩使尼羅河流速減緩并改變了埃及常見的血吸蟲種類，由埃及血吸蟲變成曼氏血吸蟲。“對埃及民眾而言，這意味著血吸蟲從一種主要攻擊幼童、引起尿道疾病的生物體，變成一種攻擊青年，常常引起脾臟、肝臟、循環系統、結腸、中樞神經系統的嚴重疾病的生物體”。此外，由于大壩形成的河流水面凝滯，一種由假黃岑蚊攜帶的裂谷熱病毒傳給了埃及人，1977年，美國駐埃及有關機構調查得出結論，二十多萬人是該病毒的受害者。

（四）危機沒有終點？

消費主義和全球化的“文化大同”，使得全球旅行、跨國工作（勞務輸出）以及探險變得普遍。缺乏安全和疾病防護常識的普通人越來越多的進入大洋洲、南美洲、非洲大陸那些神秘的角落，曾經與土著人群和諧相處了數千年或者更長時間的動物被獵奇的人們把玩，有些還裝上飛機、輪船送到歐美大都市的研究所或者動物園。連同前述新興國家農業種植（牧養）方式的改變，大量寄宿動物體中的全新病毒（微生物）向人類張開了猙獰的笑臉。阿根廷胡寧病毒、馬爾堡病毒、埃博拉病毒、拉沙病毒、登革熱……這個鏈條似乎正在延續，并且沒有盡頭。

    書中有個貼切的比喻，病毒就像稅務局，人們總自作聰明的找到了避稅的絕佳辦法，稅務機構會迅速彌補征收漏洞，而雖然人類努力研發全新的抗菌藥物和疫苗，但是病毒會輕易具備抗藥性，然后加快速度的傳播。公共醫療，公共衛生，病毒科研，以及一場場大規模的疫苗接種運動，各國在這些方面投入的資源越來越多，市場化體系下也有越來越多的商業機構和專業人員投身于此，但我們今天面臨的傳染疾病問題卻更加嚴重，哈佛艾滋病研究所國際艾滋病中心主任喬納森·M·曼悲哀的指出，“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特點將是：新發現的疾病……反復暴發；流行性疾病向新的地區傳播……；人類的技術助長疾病的流行……；人為破地破壞當地的居住環境后，疾病由昆蟲和動物傳播給人類。”

   《逼近的瘟疫》的前幾章以我們慣常的好萊塢個人英雄主義的風格，講述了一些醫生、護士、修女、神父、醫學和病毒學研究者在拉美和非洲治病救人，以極其勇敢無畏的精神探索病毒和微生物，并且頑強的對抗美蘇互相抵觸的國際政治秩序以及無能老朽的各國衛生防疫主政者。許多人為此獻出了生命，為人類迅速掌握（判別）、有效診治和控制新疾病做出了寶貴的貢獻，并且尚有某一些的死亡原因至今未被弄清。但令人憂慮的是，上述勇士的幸存者年老退休的今天，“世界上任何地區的年輕科學家或醫生（如果沒有先進醫療器械幫助）都很少有人能迅速辨認出虎蚊、鹿鼠或百日咳、白喉患者。”“隨著幾代人的衰老，描述、認識人類在微生物學方面的各種煩惱的技能正在消失，而人類正洋洋得意于新的發現和醫學的勝利，因而高枕無憂，對逼近的瘟疫卻毫無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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