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此書時，正值我國南方地區遭遇罕見的低溫雨雪冰凍災害，工作之余，伏案翻閱，與《透視當代中國重大突發事件》一書共同度過了近兩個月的心潮起伏，期間喜迎兩會召開、奧運圣火采集和火炬傳遞開始，同時也遭遇了西藏暴力事件、外媒歪曲報道、臺灣島內“大選”。掩卷沉思之余，不由慨嘆，2008年，對于中華民族來說，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正如溫家寶總理的肺腑感言“今年（2008年）恐怕是中國經濟最困難的一年。難在什么地方？難在國際、國內不可測的因素多，因而決策困難。”中國政府還沒有哪一年如此地站在國際矚目的風口浪尖，如此地站在人民對國家統一、富強繁盛的急切期待中。

面對紛繁復雜的國際國內環境，尤感此書的立意和主題及時而必要。古語有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師。著名法學學者程美東教授在書中全面地敘述了1949—2005年間中國發生的41件重大突發事件，涉及“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事件、社會安全事件”等類別，客觀展現了中國共產黨對此類事件應急處理能力的逐步成熟，并針對具體事件逐一點評，總結經驗教訓。

讀罷《透視》一書，猶如縱覽了建國近六十年里中國共產黨應對重大突發事件的歷史經驗。書中對事件處理過程的剖析，可謂史料豐富、考據嚴謹、解讀客觀；而對處理結果的點評，更是視野開闊、言辭大膽、切中要害。特別是書中，將中國共產黨在處理突發事件過程中，敢于直面歷史教訓，公開評判處理結果、大膽接受社會監督的坦然之態展現在讀者面前，給讀者以極大的震撼和觸動。

“突發公共事件”在2006年公布的《國家突發公共事件總體應急預案》中是這樣定義的：指突然發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員傷亡、財產損失、生態環境破壞和嚴重社會危害，危及公共安全的緊急事件。“突發事件”作為一個新興的概念，在學術研究和實際應對中還走在探索之路上。正如書中所說，“本書收集的突發事件，幾乎每一個都具有標志性意義，其中有不少是屬于共和國史上的‘第一’”,“在過去的長時期里，我國政府雖然在事件中對各個具體的突發事件有自己的應對措施或方案，但對于突發事件在整體上沒有形成全面的理論認識，也缺乏系統周密的明確性應對方案”,“在全球化程度越來越高、社會生活內容越來越豐富的今天，突發事件的多樣性使得中國政府和學術界都認識到系統構建突發事件理論的緊迫性、必要性。目前我國學術界在該領域的研究無論是理論框架還是材料的收集整理都處于啟蒙階段，大量艱辛的工作需要人們去做”（ 引自《前言：突發事件與當代中國社會發展》）。

目前我國正經歷深刻的社會變革，面臨的既是黃金發展期，同時又是矛盾凸顯期。每年因突發事件造成的損失不可量計，不僅阻礙國家經濟的發展，更會使得生活在其中的廣大民眾普遍缺乏安全感，進而對政府和社會產生不信任感，更進一步說，會關乎一個國家的世界形象，最終，成為影響整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發展的障礙。

隨著信息傳播更加透明公開，國際國內事件越加交錯相關，公眾對政府反應要求愈來愈高的今天，對重大突發事件的處理已經成為了一個公眾熱議的話題。遭遇突發事件，有些人不僅惶恐不安，生造謠言，更有甚者迎合不實報道大唱“國衰論”，用封建迷信思想和世界末日怪說來解讀事件的前因后果，制造事端趁火打劫，如在“1988年上海甲肝大爆發”“‘非典’（SARS）事件”“2008年低溫雨雪冰凍災害”中發生的以訛傳訛誘發人為災難的事故。表面上是在為人民前途、國運興衰長吁短嘆，實際上，是對執政黨缺乏信心的表現。有些人則冷眼觀看，道風涼話，一心向往西方世界多么民主公正，國家機器多么強大有力，天災人禍面前如何救民水火。完全喪失了“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責任感。待到事件結束，他們又拋出，“花的是我們納稅人的錢，政府賣力做事是應該的”之類陰陽怪論。他們焉知“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當然，這部分人畢竟是少數，不是主流也成為不了主流，更多的如程美東教授一般的有良知、有作為的知識分子在盛世之時，仍反思歷史，憂患天下。在突發事件應對措施的研究中，不僅重視從理論層面來總結經驗教訓，更從普及性、史詩性上著手為更廣大的愛國民眾提供一部雅俗共賞的著作。

在這五大部分，四十一件案例中，既有我國政府對突發事件處理得當的正面經驗，也有處理失當的反面教訓。對此程美東教授如是說，“反思歷史，對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的苛求評價是歷史研究者的責任，只有如此，我們的歷史研究才能更真實地總結其中的經驗教訓，以更好地為現實服務。那種一味地講一種聲音的歷史研究，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辨證法的，也對我們的事件發展起不了積極作用”（引自《朝鮮戰爭的爆發與抗美援朝的決策》），“政府的錢應當由人民來監督，任何領導不要以為對發展地區經濟有所貢獻，對當地民眾生活的提高有所貢獻，就覺得自己已經做到了執政為民，就可以為所欲為了”（ 引自《定州征地血案》），“這些事故的發生，很多是我們的政府或者相關部門的不作為或者作為不力的結果，我們的政府如果不用于擔負起相應的責任，從法律上來說是不守法，從政治上來說是不明智”（引自《克拉瑪依“12.8大火”》），“一場災難可以使一個執政黨垮臺，也可以使一個執政黨更加成熟、更加具有威信，關鍵要讓群眾看到這個執政黨和政府的行為是否讓人感受到溫暖、感受到力量”（引自《中國唐山大地震》）。

正因為有了對這些教訓痛定思痛、自我批判的思考，我國政府、執政黨才能夠在應對突發事件、建立應急機制、健全法律法規、重視輿論監督上逐步走向成熟。改革開放近三十年來，我國政府、執政黨在對突發事件的認知、關注、處理、管理上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在2003年以前，我國對于應對突發事件的重視程度，還沒有上升到一個全面和理性地長期應對的高度”，書中以個案的方式論證了這段成長之痛。“上海1988年甲肝爆發后，有關部門在處理這個問題上是無法可依，只能以日常的行政管理方式來應對”（ 引自《1988年上海甲肝大爆發》），這促使1989年我國頒布了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2003年，為了戰勝非典，在抗擊非典的關鍵時刻，我國政府公布和實施《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并修訂了《傳染病防治法》，將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納入法制化軌道。同時，扭轉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發展路徑對科學發展可持續發展的偏離。“這表明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在突發事件的認識和處置上已經達到了一個嶄新的高度”（ 引自《前言：突發事件與當代中國社會發展》）；2005年松花江水污染事件歷時46天，一度謠言漫天上演“舉家棄城而逃”的鬧劇，終以沒有造成人員傷亡的結果而勝利化解。“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各類突發事件頻繁考驗著執政黨負責任、肯擔當、為人民的黨性黨風，更是考量著民眾對一個政黨執政能力的信任度、支持度，而中國共產黨也在應對一次次“難題”中磨練了自身的執政能力。回顧歷史，審視現今，我們可喜地看到：2006年1月，國務院發布《國家突發公共事件總體應急預案》；2006年2月，國家安全生產應急救援指揮中心成立；2007年8月，《突發事件應對法》出臺。應對突發事件，唯有做到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才能保證國家繁榮富足、社會穩定發展、人民安居樂業。

突發事件處理作為一項世界性的研究課題，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我國政府、執政黨在重新審視和調整國家安全策略后、不但提高了危機處理意識、加快了建立和完善應對突發事件的危機處理機制，而且總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先進經驗。使得形形色色的突發性事件轉“危”為“機”。1998年抗洪搶險斗爭中一方面軍隊、黨員、群眾展現出了最大的戰斗力和凝聚力“使得中國民眾在對付空前的民族災難中，再一次突出地表現出團結一致的風貌，使我們民族的精神境界得到了一次新的升華”，形成了偉大的抗洪精神，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對于抗拒重大災害、保障中華民族利益的必要性”（ 引自《1998年抗洪搶險》）。1999年北約借口誤炸轟炸了我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中國民眾義憤填膺，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愛國情懷”，“中國政府對于廣大民眾自發的愛國行動予以了充分的理解和尊重，既滿足了民眾釋放憤怒情緒、展示愛國情懷的要求，又體現了一個現代文明大國應有的法治精神，在國內外都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同時對該事件妥善的應對，也使得美國霸權主義的本質充分暴露，教育了國人（引自《北約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事件》）。

  《左傳》有言:“居安思危,思則有備,備則無患。”如何未雨綢繆，主動出擊，防患于未然？如何冷靜應對，果斷決策，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如何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促進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透視》一書給出了睿智、坦誠、客觀和理性的答案。披沙揀金，拂云去霧，以新穎的視角和極具建設性的點評，把我們拉進歷史的現場重新探求思考。

中國當前面對的突發事件頻發的形勢依然嚴峻，突發事件特別是重大危機事件的應對能力，理所當然地成為衡量中國執政黨“執政能力”的重要指標。不僅事關黨的前途命運，也是13億中國人福祉之所系。《透視》一書中對此問題精彩的觀點、總結、探討與評述，在這里不能逐一而述，相信關心中國共產黨發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讀者能比筆者從中感悟到更多更有價值的東西。無疑這些觀點都為社會學者、公務人員、關心國家發展的愛國人士提供了充分的探討、借鑒和參考的資料，在忠實記錄中國共產黨應對重大突發事件的執政史上，極具歷史和現實意義。

附圖書信息：

作    者：程美東 主編 出 版 社: 中共黨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08年1月 定    價：68元（上下兩冊） 折  扣：8.5 折 折后價：55  元（人民幣） ·去烏有之鄉淘寶店，通過支付寶 ·我已信任烏有之鄉，直接聯系

【作者推薦】

這本書全面地敘述了1949—2005年間中國重大突發事件的發生過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府的應對過程，并深刻地總結了其中的經驗教訓。

這本書收集的突發事件涵蓋面極其寬泛，有國內政事、外交事務、自然災害、公共安全、公共衛生，而且每一個都具有標志性意義，其中有不少是屬于共和國史上的“第一”：共和國史上死人最多的礦難——山西大同老白洞礦難；共和國史上第一個導致副總理被處分的生產安全事故——“渤海二號”石油沉船事故；第一個導致部長被撤職的事故——1987年大興安嶺火災……

本書注重史論結合，它的史實敘述生動活潑、通俗易懂，而學者點評則汪洋恣肆、鞭辟入里、發人深省。

該書讓人在憤激滿懷、怒火中燒的同時，也能充分享受到剪除罪惡、伸張正義的快感。

該書既可以使人在感情的無境世界里充分地展翅飛翔，也可以使人在理性的浩瀚宇宙中漫步徜徉。

這是一部沉甸甸的學術著述，也是一本濃釅釅的通俗史話。

 【內容簡介】

本書全面地敘述了1949—2005年間中國重大突發事件的發生過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府的應對過程，并深刻地總結了其中的經驗教訓。

本書注重史論結合，它的史實敘述生動活潑、通俗易懂，而學者點評則汪洋恣肆、鞭辟入里、發人深省。

讓人在憤激滿懷、怒火中燒的同時，也能充分享受到剪除罪惡、伸張正義的快感。既可以使人在感情的無境世界里充分地展翅飛翔，也可以使人在理性的浩瀚宇宙中漫步徜徉。  

這是一部沉甸甸的學術著述，也是一本濃釅釅的通俗史話。

本書收集的突發事件幾乎每一個都具有標志性意義，其中有不少是屬于共和國史上的“第一”：共和國史上第一次農村大規模群體性事件—— 1956-1957年農村鬧社事件；共和國史上死人最多的礦難——山西大同老白洞礦難；共和國史上第一個導致副總理被處分的生產安全事故——“渤海二號”石油沉船事故；共和國史上第一個導致部長被撤職的生產安全事故—— 1987年大興安嶺火災……建國以來中國共產黨應對重大突發事件的歷史經驗。

 【作者簡介】

程美東，男，安徽無為人，法學博士、教授。已出版《現代化之路——20世界后20年中國現代化歷程的全面解讀》、《鄧小平的思維世界》、《中國現代化思想史》等著作，公開發表學術論文50余篇。

【 目 錄 】

前言：突發事件與當代中國社會發展

第一篇

　朝鮮戰爭的爆發與抗美援朝的決策

　　一、朝鮮戰爭的爆發：建國初期的一個重大突發事件

　　二、抗美援朝： 一個重大戰略性決策的產生

　　三、抗美援朝的決策機制

　　點評：

　1956—1957年農村地區的“退社”與“鬧社”事件

　　一、湛江地區有有57戶社員退出合作社

　　二、農民為什么要退社

　　三、應對與處置

　　點評：

　1959年西藏叛亂

　　一、西藏叛亂始末

　　二、政府采取措施平叛

　　點評：

　“九一三”事件

　　一、波起廬山上

　　二、林彪倉皇出逃

　　三、中央的緊急處置

　　點評：

　1989年拉薩騷亂

　　一、拉薩騷亂始末

　　二、中央政府采取措施平息騷亂

　　點評：

　“兩國論”與1995—1996年的臺海危機

　　一、李登輝的“兩國論”

　　二、祖國大陸反分裂反“臺獨”的斗爭

　　三、臺灣社會與經濟的劇烈動蕩

　　點評：

　falun功事件

　　一、所謂的“盛事氣功”

　　二、一篇文章引發蓄謀已久的大圍攻

　　三、政府堅決處理，“falun功”練習者迷途知返

　　點評：

　性風俗事件

　　一、一本書引出的大風波

　　二、認真對待。尊重宗教；區別情況．依法處理

　　點評：

　1988年搶購風潮

　　一、“長痛不如短痛”：中央決定物價改革“闖關”

　　二、神州震蕩：搶購風潮一浪高過一浪

　　三、“四十道金牌”：大力治理整頓

　　點評：

　湖南嘉禾拆遷事件

　　一、事件起因

　　二、強行拆遷

　　三、拆遷之痛

　　四、政府對策

　　點評：

　定州征地血案

　　一、血案發生在黎明

　　二、市委書記被判刑

　　三、征地過程中地方政府與村民的恩恩怨怨

　　點評：

　安徽池州“6·26事件”

　　一、交通小事故引起群體性暴力事件

　　二、對事態的應對與處置

　　點評：

第二篇

　大同老白洞礦難

　　一、慘劇發生

　　二、緊急救援

　　三、痛心的返風

　　四、善后處理

　　點評：

　“躍進號”沉沒事件

　　一、震驚世界的特大新聞

　　二、初步的調查和判斷

　　三、周總理的親自部署

　　四、現場作業，揭開謎底

　　點評：

　“渤海二號”沉船事故

　　一、一場造成72人死亡：3700萬元損失的重大事故

　　二、事故原因的綜合反思

　　三、事故的披露和處理

　　點評：

　1987年大興安嶺特大火災

　　一、林場職工的違規操作引發了火源

　　二、大火持續了28個晝夜

　　三、慘不忍睹的災難現場

　　四、艱難的救火

　　點評：

　岷江特大沉船事件

　　一、船傾蜂子灣

　　二、自救與救援

　　三、三個事故處理指揮部

　　四、善后處理

　　點評：

　重慶綦江彩虹橋坍塌事件

　　一、美麗的彩虹橋在瞬間轟然倒塌

　　二、彩虹橋的坍塌是偶然的嗎？

　　三、縣委副書記的罪惡

　　四、當地政府官員針對彩虹橋坍塌事件的“四不準”

　　五、集體腐敗者們的下場

　　點評：

　煙臺海難

　　一、失去動力的輪船在海上漂流了六個小時

　　二、己口年罕見的風浪破壞了一切有效的救援

　　三、調查結果：這是一場重大責任事故

　　點評：

　南丹礦難292

　　一、81名礦工遇難的消息遭到嚴密封殺

　　二、記者們冒著生命危險揭露礦難真相

　　三、第四批調查組奔赴現場，才了解到真相

　　點評：

　開縣井噴

　　一、井噴毒氣持續85小時

　　二、驚心動魄的大搶救

　　三、事故是不可避免的嗎？

　　點評：

　孫家灣礦難

　　一、瓦斯大爆炸，224人被困井下

　　二、救援十萬火急

　　三、 改革開放后死亡人數最多的礦難

　　點評：

第三篇

　1988年上海甲肝大爆發

　　一、30萬人感潦甲肝

　　二、防治甲肝藥價格飛漲

　　三、上海=不祥之地？

　　四、政府勇敢地面對

　　點評：

　克拉瑪依“12·8”大火

　　一、匯報演出起火災

　　二、出口多被封死

　　三、可憐的孩子們

　　四、中央領導的關心

　　五、遲到的反思

　　點評：

　山西假酒事件

　　一、用甲醇勾兌出的毒灑害死27人

　　二、假酒生產、銷售流程

　　三、有了總書記的嚴查指示

　　點評：

　合江沉船事件

　　一、130人遇難——都是超載惹的禍

　　二、政府積極處理善后事宜

　　點評：

　南昌幼兒園大火

　　一、一盤蚊香“燒”死了14名幼兒

　　二、火災發生時保育老師不在現場

　　點評：

　洛陽東都商廈“12·25”大火

　　一、火災：309人死亡

　　二、事故原因的綜合反思

　　三、事故的披露和處理

　　點評：

　“非典”（SARS）事件

　　一、 一種新傳染病恐怖地降臨在中國廣東

　　二、廣州：謠言恐怖、人心動蕩

　　三、廣東省公開辟謠

　　四、北京被世界衛生組織宣布為疫區

　　五、中國政府勇敢面對、積極抗擊

　　點評：

　安徽阜陽假奶粉事件

　　一、假奶粉喂出“大頭娃娃”

　　二、如花的嬰兒枯萎了

　　三、中央嚴肅處理，地方半遮半掩

　　點評：

　2005年松花江水污染事件

　　一、劇毒爆炸物泄漏流入松花江

　　二、謠言恐慌中的搶水、逃亡風潮

　　三、政府終于說出了真相

　　四、安然渡過危機

　　五、坦然負起國際責任

　　點評：

第四篇

　1954年湖北特大水災

　　一、一場百年不遇的特大水災

　　二、抗洪：可以有1931年的洪水，不許有1931年的武漢

　　三、救災：保證不餓死一個人，力爭迅速恢復生產

　　點評：

　1975年駐馬店大洪水

　　一、特大暴雨的降臨

　　二、百萬災民浸泡在水中

　　三、李先念：“為了救人，你們說炸開哪里我們就同意炸開哪里。”

　　四、痛定思痛

　　點評：

　中國唐山大地震483

　　一、大地震前一系列的反常現象

　　二、可惜的預報

　　三、地震爆發的那一刻

　　四、幾秒鐘的時間。整個唐山幾乎化為灰燼

　　五、全國大救援

　　六、災后的惶恐

　　點評：

　1998年抗洪搶險

　　一、洪魔肆掠

　　二、中共中央發出總動員令

　　三、廣州軍區指揮中心臨時移到武漢

　　四、滄海橫流顯本色

　　點評：

第五篇

　1959年印度尼西亞排華事件

　　一、印度尼西亞排華事件始末

　　二、中國政府應對印度尼西亞排華事件

　　點評：

　珍寶島事件

　　一、從中蘇兩黨的積怨談起

　　二、珍寶島上的槍聲

　　點評：

　美國《與臺灣關系法》的頒布

　　一、美國干涉中國臺灣問題的歷史過程

　　二、《與臺灣關系法》的出臺

　　三、中國政府強烈反對《與臺灣關系法》

　　點評：

　1985年靖國神社事件

　　一、解讀靖國神社

　　二、靖國神社參拜問題之來龍去脈

　　三、1985年“8·15”參拜內幕

　　四、中國反應強烈，政府發表嚴正聲明

　　點評：

　1993年“銀河號”事件

　　一、無中生有掀惡浪

　　二、騎虎難下，弄巧成拙

　　三、中方穩中求勝

　　點評：

　北約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事件

　　一、北約轟炸南聯盟

　　二、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

　　三、中國政府和民眾的激烈反應

　　點評：

后記

 【書摘】

第一篇

　　朝鮮戰爭的爆發與抗美援朝的決策

1950年6月25日，在與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毗鄰的朝鮮半島上，一場戰爭爆發了。自此，18個國家的軍隊在朝鮮半島的三千里戰場上展開較量，從而使之成為二戰后第一場大規模的國際性局部戰爭。這場戰爭就是著名的朝鮮戰爭，又稱為韓戰。而對于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來說，場戰爭的爆發成為建國初期一個重大的突發事件。

　一、朝鮮戰爭的爆發：建國初期的一個重大突發事件

　 從1910年日本占領朝鮮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朝鮮一直處于日本的殖民統治之下。二戰勝利前夕，在商議戰后國際秩序的安排時，各盟國首腦對朝鮮問題也進行了商談，1945年，雅爾塔會議確定了由美蘇中英四國對朝鮮實行托管的方案，但在四大國尚未就此達成具體協議之前，蘇聯對日宣戰使形勢發生了變化。1945年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后，立即于次日對日本關東軍發動了猛烈進攻，在蘇軍的迅猛推進中；在朝的日軍戰爭機構幾近崩潰，日本內閣決定投降，并且通知了美國等有關國家。而在此時，距離朝鮮最近的美軍地面部隊還遠在600公里以外的沖繩島，這樣，朝鮮半島上就出現了真空局面。在這種形勢下，為了不讓蘇聯獨占朝鮮，美國于8月10日深夜召開緊急會議，討論朝鮮問題。由于北緯三十八度線恰好位于朝鮮半島中部，于是美國陸軍部建議以三八線作為美蘇受降區域的分界線，三八線以北為蘇軍受降區，三八線以南為美軍受降區。這個建議迅速得到美國軍方和國務院的同意，并于8月14日獲得總統杜魯門的批準。15日，杜魯門就此致電斯大林，16日，斯大林復信表示沒有異議。由此，美蘇雙方基本達成協議，三八線作為美蘇兩國在朝鮮受降和實行軍事占領的分界線被確定下來。

日本投降之后，美蘇軍隊分別接管了三八線南北地區。這樣，剛剛擺脫日本殖民統治的朝鮮人民，又陷入了南北分裂的狀態，從而埋下了朝鮮戰爭爆發的禍根。更重要的是，這為美蘇兩國在遠東和朝鮮半島的冷戰格局奠定了基礎。由于美國和蘇聯本來就是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完全不同的兩個國家，隨著二戰后兩國關系的惡化，南北朝鮮的政治格局也在朝著不同的方向發展。1948年8月，朝鮮半島南半部宣告成立“大韓民國”，9月，北半部成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至此，朝鮮半島南北分裂的局面正式形成。北緯三十八度線成為朝鮮半島上的楚河漢界。雖然此后美蘇撤走了各自的軍隊，但南北雙方都在為武力統一加緊準備。從而最終導致了1950年6月25曰朝鮮戰爭的爆發。

由此可見，正如今天中國學者所指出的，朝鮮戰爭的基礎“在于三八線把朝鮮半島分裂成兩個互相敵對的區域（或國家），在于戰后美蘇兩國在遠東爭奪勢力范圍的冷戰局面，在于世界分裂為以美蘇兩國為首的兩大對抗集團的格局”。關于中國與朝鮮問題的關系，有人認為：“蘇美是分裂朝鮮的禍首，三八線是它們炮制的勢力范圍分界線。沒有朝鮮的分裂便不會有朝鮮戰爭。在任何情況下，蘇美都對引起這場戰爭負有責任”；而中國“不是雅爾塔協定的簽字國，也不是三八線的劃定者。對于蘇美承擔的義務，中國是不受約束的”。

直接使新中國的命運與朝鮮戰爭發生聯系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以《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為標志的中蘇結盟。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面對國內滿目瘡痍、百廢待舉的經濟狀況，新中國確實急需得到一定的援助。而當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新中國實行政治孤立和經濟封鎖，唯一能夠援助中國的，只有蘇聯。1949年12月16日，毛澤東親赴莫斯科。經過多輪會談，1950年2月14日，《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正式簽訂。這一條約的簽訂，不僅對新中國的安全和建設具有重大意義，實際上也成為中蘇兩國結盟的標志。自此，新中國正式成為社會主義陣營的一員，與以金日成為首的北朝鮮一起，成為社會主義大家庭中的“戰友”和“兄弟”。

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政治、經濟和軍事方面面臨的形勢相當嚴峻。新中國迫切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以治理戰爭創傷，恢復和發展國家的經濟、文化事業。初掌全國政權的中國共產黨對此有著清醒的認識。1949年底毛澤東在同斯大林等蘇聯領導人的會談中，就特別強調，目前最重要的問題是保障和平問題。中國需要三至五年的和平喘息時間，以便用這段時間來把經濟恢復到戰前的水平和穩定國內的局勢。中國這些重要問題能否解決，取決于是否有和平的前途。一是力爭和平的國內外環境，一是爭取盡快恢復和發展中國經濟，這是新中國內政外交政策具體制定中的兩個決定性要素。因此，新中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很快展開了各方面工作，醫治戰爭創傷，恢復正常的生產和生活，采取各種政治、軍事措施穩定全國的局勢，以便為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創造條件。關于國際形勢，在1950年6月初召開的七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作出如下判斷：“帝國主義陣營的戰爭威脅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戰爭危險，使第三次世界大戰避免爆發的斗爭力量發展得很快，……新的世界戰爭是能夠制止的。”也正因如此，全會決定，“在保障有足夠力量用于解放臺灣、西藏，鞏固國防和鎮壓反革命的條件之下，人民解放軍應在一九五。年復員一部分，保存主力”。到1950年6月30曰，也就是美國決定全面介入朝鮮戰爭的當天，按照預定計劃，中央復員委員會下達了由毛澤東和周恩來共同簽署的《軍委、政務院關于1950年復員工作的決定》，正式開始了中國規模最大的一次復員工作。對于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革命具有重要意義的新中國土地改革法令，也是在同一天頒布的。然而，朝鮮內戰的爆發，使新中國的一切工作都難以再按照原計劃進行。以上史實充分說明今天學者的判斷是有充分理由的。如沈志華認為，“朝鮮戰爭的爆發并沒有引起中國政府的特別重視，全國范圍內的工作重心也沒有因此而轉移”，在戰爭之初，“中國領導人的注意力尚未轉移到朝鮮問題上來”。牛軍也認為，“朝鮮戰爭爆發前，中國領導人的主要精力集中于國內事務，中國軍隊的主要任務主要抓緊進軍西藏和準備解放臺灣”，“中國領導人當時并不認為美國的軍事威脅是迫在眉睫的，他們甚至認為，即使解放軍進攻臺灣美國也不大可能直接進行軍事干預。在朝鮮半島，中國基本上置身事外”。作為美國學者，莫里斯·梅斯納在他的著作《毛澤東的中國及其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也指出：“中國人在戰爭爆發時絲毫也沒有卷入。中國領導人當時正在專心致志于鞏固新國家內部的工作，正開始讓大批紅軍復員，正在南方海岸部署最精銳的部隊，準備去實行預計中的攻打臺灣，而且剛剛宣布進行土地改革運動，在這樣的時刻，中國領導人肯定不會歡迎在毗鄰的國土上發生一場可能引起嚴重國際后果的戰爭。”實際的情況是，1950年6月25日朝鮮內戰爆發時，中共中央甚至事先都不知道，他們對戰爭的突然爆發感到意外。“對戰爭的突然爆發，除了進行新聞報道以外，中國政府在最初幾天并沒有發表正式宣言或聲明（引起中國做出激烈反應的是美國在臺灣海峽采取的行動）。”

由上可見，在新中國的內政外交政策中，力爭和平的國內外環境和爭取盡快恢復和發展中國經濟是兩大決定性要素。朝鮮戰爭的爆發絕不像一些學者所說是中蘇兩國的預謀，對于正在全心致力于恢復和發展國內經濟的新中國來說，朝鮮戰爭的爆發不僅是突然的，更是難以預料的，是建國初期一個典型的突發事件。按照不久前剛剛公布的《國家突發公共事件總體應急預案》對突發事件種類的劃分，朝鮮戰爭的爆發屬于社會安全事件中的涉外突發事件。

　二、抗美援朝：一個重大戰略性決策的產生

　 在朝鮮戰局日趨緊張的情況下，金日成首先向斯大林發出了請援信。1950年10月1日凌晨2時50分，斯大林收到了蘇聯大使轉來的金日成的求援信，信中請求斯大林給予直接的軍事援助。斯大林在收到電報后立即口授了給蘇聯駐北京大使的電報，并要求他立即轉告毛澤東或周恩來，要求中國援助朝鮮。由于時差及周轉等原因，斯大林的電報經過蘇聯大使羅申送到毛澤東手中時，已是中午時分了。正當這時，金日成的特使樸一禹也帶著求援信到了中南海。在閱讀了斯大林和金日成的來電和來信，并聽取了樸一禹對朝鮮戰況的介紹之后，毛澤東立即召集中央書記處緊急會議，討論朝鮮局勢和對策。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和周恩來。會議在是否出兵的問題上出現了意見分歧。也正因如此，會議決定第二天，即10月2日召開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邀請在京的高級軍事領導人參加，繼續進行討論。

1950年10月2日下午，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開，會上關于出兵援朝問題仍然有意見分歧。毛澤東認為出兵援朝已是萬分火急，提出派林彪率軍入朝。但是林彪不贊成出兵，稱病推辭。據曾經擔任周恩來軍事秘書的雷英夫回憶，林彪當時就曾提出，為了拯救一個幾百萬人的朝鮮，而打爛一個五億人口的中國有點劃不來。我軍打蔣介石國民黨的軍隊是有把握的，但能否打得過美軍很難說。它有龐大的陸海空軍，有原子彈，還有雄厚的工業基礎。把它逼急了，它打兩顆原子彈或者用飛機對我大規模狂轟濫炸，也夠我們受的。因此，他不贊成出兵，最好不出兵。如一定要出，那就采取“出而不戰”的方針，屯兵于朝鮮北部，看一看形勢的發展，能不打就不打，這是上策。其他多數中央領導人也都主張在出兵朝鮮的問題上要謹慎從事。會議于是決定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再行討論，并決定要彭德懷掛帥。

1950年10月4日，在中南海豐澤園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繼續討論出兵朝鮮問題。在會上，毛澤東先讓與會領導人“著重擺擺出兵的不利情況”。這次會議仍然是意見分歧，而且會上的爭論肯定十分激烈，不贊成出兵或至少是暫時不出兵的傾向是主要的。

當朝鮮戰爭爆發時，中國的基本情況是，尚未醫治好戰爭的創傷，經濟恢復剛剛開始，財政狀況甚為困難；新區的土地改革尚未進行；國內的土匪特務還沒有徹底肅清，基層政權還沒有完全鞏固，社會秩序還不很安定；人民解放軍的武器裝備還相當落后，海軍、空軍尚處于初創階段，中國如入朝作戰，既無空軍掩護，又無海軍支援。而美國無論是經濟上還是軍事上都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1950年，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占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三分之二，黃金儲備占到70％。工農業生產總值高達15078億元，鋼產量為8770萬噸。其軍隊裝備已經高度現代化。如美國的一個軍就有各種火炮1500門，而中國人民解放軍一個軍才只有36門。同時美國還擁有曾讓日本的廣島和長崎兩市慘遭毀滅的原子彈。在中美力量如此懸殊的情況下，對上層領導人來說，能否同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直接較量，是一個極其艱難的選擇，也是在決定抗美援朝時必須考慮的一個最現實的問題。

而在蘇聯方面，自從朝鮮戰爭爆發以來，斯大林就小心翼翼地避免被美國抓住蘇聯卷入了這一事件的把柄，害怕引火燒身。但是，斯大林又非常清楚，支援北朝鮮，說到底對蘇聯在遠東地區的安全是有利的。如果任由美國壓到蘇聯遠東邊境線上來，無疑將給蘇聯在遠東的利益帶來重大損失。因此，蘇聯方面是非常希望中國出面挽救北朝鮮的。10月5日，蘇聯中央政治局又再度討論了朝鮮問題。所有的與會者都確信，必須不惜一切代價避免蘇聯直接與美國發生沖突，即使是放棄北朝鮮。為了最后勸說毛澤東。斯大林又給毛澤東發了一封電報，慷慨激昂地鼓勵中國。

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周恩來于10月6日主持召開軍委擴大會議，以便統一軍隊領導人的看法，并集中軍方領導人對入朝作戰具體困難和所需裝備的看法。在取得了軍隊領導人的一致意見之后，毛澤東于7日再度會見了蘇聯大使羅申，要他轉告斯大林，自己同意斯大林來電的基本觀點，并準備過一些時候派9個師入朝作戰，只是有關入朝作戰和蘇聯援助的具體問題，還需要派周恩來和林彪前往蘇聯與斯大林進行詳細討論。但在第二天，即10月8日，毛澤東即正式發布了組建中國人民志愿軍的命令，并且當即就通知了金日成。

　　與此同時，周恩來與林彪飛抵莫斯科，次日轉往斯大林在黑海附近的休養所，并立即開始談判。周恩來當時帶去的意見實際上是兩種：假如蘇聯能夠迅速提供中方所需的裝備，特別是提供空中掩護，中國就出兵，否則就難以出兵。在中國的印象中，對蘇聯來說，這本來不是難題，但讓周恩來頗感意外的是，他在談判中發覺，蘇聯方面似乎并不打算馬上提供空中掩護。對于空軍建設尚未起步的中國來說，這一問題是中國方面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討論最多也最為重要的問題。因此，如果蘇聯方面不能為志愿軍提供空中掩護，馬上出兵朝鮮對于中國來說確實是非常困難的。經過10日和11日近兩天的談判，斯大林關于空中掩護問題的答復始終不能使周恩來滿意。討論來討論去，雙方最后只好決定，放棄北朝鮮，讓金日成及其政權和軍隊暫時撤退到中國的東北境內。據此，他們分別通知了北京和平壤方面。10月13日，斯大林正式通知金日成，中國已經決定不出兵。

在收到周恩來關于蘇聯空軍暫時不能出動與決定暫不出兵的通知之后，毛澤東立即下令暫停有關部隊出去的原定計劃，并電告高崗和彭德懷來京會商。10月13日，毛澤東召集政治局委員在中南海頤年堂開會討論有關問題。與會者對于蘇聯不能給予空軍支援感到意外和不滿，但讓金日成在東北建立流亡政府，讓美國人壓到邊境線上的前景，也不是與會者愿意看到的。經過討論，政治局領導人一致認為，出兵朝鮮仍是最好的選擇。因此，毛澤東于會議當天與次日接連給仍在莫斯科的周恩來發出三封電報，說明出兵朝鮮為有利，并請周恩來留在莫斯科幾天以繼續與斯大林商談蘇聯援助中國的相關問題。13日，蘇聯大使羅申將毛澤東的決定緊急通報斯大林。14日，斯大林又進一步得到了周恩來的正式通報。10月18日，毛澤東電告志愿軍總部：“決按預定計劃進入朝北作戰”。至此，中國抗美援朝的決策終于算是最后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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