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讓市場威脅社會

盧周來

　　恰因為我們此前只重視了哈耶克，強調社會去為“市場”讓道，才造成了“社會發(fā)展落后于經濟建設”的局面；而且這種局面反過來也導致了近些年一些“反市場”的社會力量的出現，這就是“市場威脅社會”的一種必然后果。好在“亡羊補牢，未為遲也”。

　　最早接觸到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的思想，是從汪暉、崔之元、王紹光與韓毓海等師友的文字中。后來找到一本臺灣遠流出版社出版的《大轉型》(The Great Transfro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1944；臺譯為《巨變》)中譯本，對其思想的深刻感嘆不已。兩年前在清華大學一次研討會上，王紹光先生用波蘭尼的框架分析“當代中國的雙向運動”，我聽后深有同感，并在私下里與一位朋友表達了這樣的見解：如果要總結近些年來中國經濟思想界在吸引外來成果過程中的教訓，我認為是過分重視了哈耶克，而過分忽視了波蘭尼。

　　去年年底終于看到波蘭尼著作的大陸譯本。我首先注意到，在書的封底，印上了艾略特(Larry Elliott)這樣一段話：當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接近尾聲的時候，兩本關于政治經濟學的著作出版了。一本是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另一本是卡爾·波蘭尼的《大轉型》。翻開此書，讀布洛克(Fred Block)所寫的導言(臺灣版沒有此導言)，在介紹波蘭尼生平與著作時，布洛克清楚地寫出了哈耶克與波蘭尼之間的關系。根據布洛克的說法，在上世紀20年代的大論戰(zhàn)中，波蘭尼就是米塞斯和哈耶克的對手。“米塞斯和哈耶克當時正試圖重建市場自由主義在智識上的合法性”，而“波蘭尼直接挑戰(zhàn)米塞斯的觀點，并且此后對市場自由主義的批判一直是他的中心理論關切”。當然，兩人的結局也不相同。盡管哈耶克也曾一度被冷落，但“在去世之前的那段歲月里，他被廣泛地尊為新自由主義之父”；而波蘭尼卻一直時運不濟。《大轉型》在1944年首版后，“在資本主義捍衛(wèi)者與蘇式社會主義辯護者之間的高度極端化辯論中，波蘭尼那復雜的、辨析入微的立場毫無用武之地。”而“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市場自由主義已經開始支配全球政治”，波蘭尼貢獻的重要性還是被“模糊了”。只是近年來市場自由主義擴張導致全球性問題，“波蘭尼的著作開始得到它本該擁有的顯著地位。”

　　要完整理解波蘭尼的思想，不是一篇小的專欄文章所能及。但從某個角度看，“不要讓市場威脅社會”應該是其最重要的思想之一。

　　主流經濟學的傳統是就經濟論經濟，認為“經濟是一個由相互連鎖的市場組成的體系，這個體系能通過價格機制自動調節(jié)供給和需求”。這一傳統的背后，其實是認為經濟與社會是兩個不相干的領域；甚至認為，即使是經濟與社會發(fā)生聯系，也是社會從屬于經濟：比如，有時需要政府幫助克服市場失靈。但波蘭尼認為，經濟并非像主流經濟學家所認為的那樣是自足(autonomous)的，而是從屬于政治、宗教與社會關系的。對此，波蘭尼用了“嵌入(embededness)”一詞，強調經濟交易對于信任、相互理解以及法律對契約的強制執(zhí)行等“社會性行為”的依賴程度。在波蘭尼看來，主流經濟學尤其是市場自由主義的錯誤，正在于他們試圖讓“經濟脫嵌于社會”，“讓社會的運轉從屬于市場”。而實際上，這種“脫嵌”的努力不僅不能成功，反而會造成“經濟與社會之間關系的全面緊張”，并由于“市場威脅社會”而造成“社會”的巨大反彈，而且這種反彈可能會對追求完全自發(fā)調節(jié)的市場努力造成更大的致命傷。

　　波蘭尼用了這樣一個比喻：讓市場脫嵌于社會，就好比拉伸一條巨大的橡皮筋。讓市場得到更大程度自治的努力同時也增加了張力的程度。隨著進一步的拉伸，或者橡皮筋繃斷，此時意味著社會的解體；或者經濟回彈到更深地嵌入的狀態(tài)。

　　在此，波蘭尼還以黑格爾式的哲學思辨，揭示了市場與社會之間的“正反合”過程。正如他所說的，“自由市場的引入遠遠沒有消除對控制、規(guī)制和干預的需要，反而大大擴張了它們的范圍。”這是因為，“通往自由市場之路的打開和保持暢通，有賴于持續(xù)的、由中央組織調控的干預主義的巨大增長。”所以，“自由放任是有計劃的，而計劃本身卻不是。”

　　作為一個經濟史學家，波蘭尼通過歐洲法西斯主義的興起對“經濟脫嵌于社會”的努力將導致強大的反彈進行了實證性分析。

　　19世紀末20世紀初，正是自由市場主義大行其道的時候。由于市場的力量過于強大，試圖“脫嵌于社會并開始支配社會”，貧困、失業(yè)、通貨膨脹、經濟周期性蕭條等市場的伴生物，使得廣大普通人都暴露在生存的壓力之下。于是，“經濟脫嵌于社會”的努力導致了“社會更深地影響經濟”的反彈：對民主化與社會福利的要求，伴隨著此起彼伏的勞工運動以及政黨更替造成的政治動蕩，對市場自發(fā)的運行造成了重重障礙。歐洲已經呈現出“一種無法運轉的市場社會”。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國家和政府為了恢復法律和秩序而尋求法西斯主義的幫助：因為市場體系的運轉只需要法律和秩序，而不需要更多的。”于是，“在1930年之后，市場經濟處于普遍的危機之中，在短短數年中，法西斯主義就成為一種世界性力量。”

　　當然，由過分追求自由市場經濟而導致法西斯主義的產生，是一個特例。更普遍的情況，是出現所謂的“雙向運動”。波蘭尼認為，市場社會是由兩種相互對立的運動組成的：力圖擴展市場范圍的自由放任運動，以及由此生發(fā)出來的、力圖抵制經濟脫嵌的保護性反向社會運動。前一運動必然會導致后一運動。即當一個國家在自由市場制度方向走得越遠，社會對市場的限制的要求與行為也將會更強烈。從這個意義上看，市場可能威脅社會，但永遠無法脫嵌于社會。“那種自我調節(jié)的市場的理念，是徹頭徹尾的烏托邦。除非消滅社會中的人和自然物質，否則純粹的自由市場制度不能存在于任何時期；它會摧毀人類并將其環(huán)境變成一片荒野。”

　　在本文開頭，我遺憾于中國經濟思想界過分重視哈耶克而不夠重視波蘭尼的原因在于：正如波蘭尼所說，“市場經濟是被計劃出來的”，所以政府主導下的中國通往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如果一開始就重視了波蘭尼關于經濟與社會之間的“嵌入”關系觀點，并處理好這種關系，我們的改革可能會更加順利。而恰因為我們此前只重視了哈耶克，強調社會去為“市場”讓道，才造成了連最高決策者都不能不承認的“社會發(fā)展落后于經濟建設”的局面；而且這種局面反過來也導致了近些年一些“反市場”的社會力量的出現，這就是“市場威脅社會”的一種必然后果。好在“亡羊補牢，未為遲也”。近年來，從政界到學界，都認識到社會建設的重要性，在波蘭尼的分析框架下，與此前30年通往市場經濟的努力一起，也構成了當代中國的“雙向運動”：市場經濟多一點；社會建設也終于增了一分。

　　正因此，我推薦當下涉及到關于中國改革前途的爭論中的所有人都應該讀一讀波蘭尼。正如布洛克所言，讀一讀這本書，“不管是新自由主義者還是他們的批評者，都能獲得對市場自由主義歷史的更深刻的把握。” (作者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特約研究員)
　　

× 烏有之鄉(xiāng)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xiāng)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