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高華的《紅太陽升起》一書

作者：老田

高華離開南京大學，被人當作政治事件來“抱不平”，其實不然，高華去華東師范大學是因為華東師大薪水給得多。當然，南京大學也不是給不出高薪，關鍵是高華沒有得到，如果高華“放之四海而皆高”，這就顯得不是很那個了。也許歷史學研究還是有本學科的學術規則和理路，高華的主要學術成就是通過“抹黑毛澤東”來標榜自己政治上特別正確，他的主要學術專著《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就是把毛澤東說成是通過延安整風來不正當地獲得權力和影響的，若以政治正確去替學術標準作為評價的依據，高華在南京大學就應該得到高薪。高華沒有因此在南京大學得到華東師大那個數量的高薪，說明僅僅憑借“政治正確”還不足以“吃遍四海”，但愿高華受此波折之后，能夠真正做點學問，減少點在政治正確和民主話語方面的“密集投入”。

作為一個慣例，精英們在論說共產黨的時候，總是喜歡把共產黨說成是“鐵板一塊”沒有內部分化，或者換個方式說共產黨內都是一幫子“馴服工具”完全聽從決策中心的指揮，其實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共產黨不僅沒有完成高度整合形成“鐵板一塊”，而且內部也確實分化成為各個“山頭”，彼此為了政治地位和個人利益呈現高度競爭性，在競爭中間嚴格服從競爭規則“強者勝”。這個是和平時代的邏輯，按照延安時期的說法，這是混淆了西安和延安的根本差別，不懂得“延安邏輯”的人，總是把孔夫子說成是傻帽，走那個中庸路線干什么，精英們干嗎非要“有權不用、過期作廢”，只有那些真正明白了延安邏輯的人，才能真正明白中華文化的深刻內涵，知道精英們不能走極端的依據不是“講道德、講正氣”，而是為自己的長遠利益“買保險”，如果延安邏輯永遠不成立，那么精英們買保險就是浪費錢。高華的結論接近于“買保險是傻帽”。

延安的邏輯與今天有著巨大的不同，關鍵的不同在于革命時代是一個哀兵奮起的時代，找舒服的人都是大爺，正在南京上海胡吃海喝，最低限度也是在西安有一個穩定的位置的；那些到延安就是干革命的，就是要根本不同于西安的，是預備把自己的生命作為斗爭成本的人的集合，《老三篇》就是敘述這些人的思想狀態的。因為真正的革命者符合“造反的風險成本為零”“個人努力無效”兩大條件。革命總是讓小資帶著自己的小算盤走開的，帶著小資的心理狀態去投機革命并指導革命是不行的，延安整風就是要解決那些“拿革命當入股”的問題。高華此書能夠博得共鳴，關鍵在于延安時期的邏輯是全盤否定精英們的生存意志的：把優勢進行到底，也因為革命已經很遙遠了，陷入“一地雞毛”的生活邏輯的人們，已經無從理解革命者的意志和精神狀態了。高華最大的成功就是嚙合了人們的日常生活邏輯，并以此引導人們去控訴革命的邏輯。

高華的父親是地下黨出身，是黨內弱勢群體，在黨內競爭中間長期是失敗者，還受到一些“不公正待遇”，起碼高父不僅沒有做到和他的老資格相稱的官位，據說因為在黨內競爭中間屢遭打擊，所以長期懷有一種心理恐懼，生活在黑暗心理中間，并嚴重影響了高華。特別是，解放后共產黨執政了，因此要嚴格對官員的考核和管理制度，落實毛澤東“治國就是治吏”的思想，結果在強化對官員的管理過程中間，加劇了黨內競爭和淘汰機制，弱勢群體因此更經常地成為“管理成本和代價”的承擔者。共產黨內強勢群體是出身于各大野戰軍系統的干部，他們人多勢眾，上面有人為他說話；而地下黨和知識分子干部人數少，基本上缺乏可資依托的強大山頭，因此在競爭中間是弱勢群體，因此就“更經常”地遭到管理措施的制裁，毛澤東強化管理措施的要求在執行過程中間，確實導致弱勢群體比強勢群體更多地受到制裁和淘汰，這一事實不能說是很正當，但是在競爭群體內部不可能沒有嚴格符合競爭的規則起作用。

“制裁了不是最應該受制裁的人”，這一事實導致兩重主張的出現：一是干脆主張不能拿干部的既得利益作為管理手段使用；二是認為管理要繼續深化以期最終實現公開公正透明、即便是沒有達到理想結果管理措施也不能放棄。鄧小平主張“二十年不搞運動”是迎合干部的需要，是為了爭取一個代表權：是他鄧小平而不是毛澤東更能代表干部的利益。高華把共產黨內進行整合和管理過程中間的“成本和代價”突出出來，說這些整合和管理本身就是不正當的，在這個激進的假面目之下，復活的是鄧小平式的結論－－治國不能治吏。不過高華當然不是簡單地重復鄧小平的結論，而是說共產黨治吏都很不正當，在高華義正詞嚴的敘述背后是：我老子就是在整風和嚴格對干部管理中間受打擊的，我們拒絕承擔這樣的管理成本！

說到底，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高華對毛澤東的恨，來源于他父親的既得利益受損的嚴峻事實，而毛澤東終其一生是“長期逼迫80％的干部作檢討”（王明）的，高華因此認定毛澤東強化對干部的管理，就是激化了黨內競爭和淘汰，是他父親利益受損的直接原因，為此必須為他父親的不公正待遇負責。高華在處理管理成本問題上，是把所有的政治整合和管理成本都一體斥為不正當，不正當的事情就不可能與政治結構和管理體系的功能性要求相聯系，為此就要突出毛澤東的“個人心理晦暗”這樣的“個人因素”。共產黨為了生存和戰爭勝利，有沒有必要加強管理和政治整合的問題，就必須從高華的研究視野中間清理出去，從而要求開展整風運動和加強管理的毛澤東，才要以個人因素來為黨內競爭中間“弱者敗”的結果負責，就是高華全部言說的結論；至于是否應該把干部的既得利益作為管理手段運用，共產黨內部的管理是“向后退”予以取消還是“向前進”予以加強，他高華“管不著”也不愿意考慮。

按照老田的看法，延安整風確實實現了共產黨內更高程度的整合，在共產黨處于“有形實力”不足的態勢下，“無形實力”方面（包括競爭意志和組織程度）的提升就成為共產黨八路軍生存和勝利的唯一法寶。因此共產黨要生存和發展，就得發展出比日本侵略軍和國民黨更高的“無形實力”，從而得以維持總實力（總的競爭實力＝有形實力×無形實力）超出對手的成績，否則生存和勝利都將是不可能的。在提升無形實力的操作中間，在加強管理和提升政治整合的過程中，由于共產黨在“管理資源”（獲得高度認同的思想資源和體現在合格干部身上的人力資源積累或者投入）方面的投入少和積累不足，倒是有可能發生簡單粗暴的情況。如果是必須在特定期限內完成無形實力提升而管理資源方面又存在嚴重欠缺的情況下，粗暴和簡單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在這一點上，老田倒是同意高華列舉的大量“不正當事實”具有不可避免性，在決策時就應該預計到執行過程中間的偏差。

與高華不同的地方是，老田認為即便是這樣，無形實力提升的過程也不能不做，因為這要服務于生存和勝利的最終“管理目標”；為此在管理和政治整合過程中間，只能是“有什么就投入什么”同時要注意隨時糾偏，在這個意義上老田又高度肯定毛澤東“大部不捉、一個不殺”的政策安排，畢竟毛澤東說過“人頭不是韭菜，割了還可以長出來”，所以這樣的政策安排照顧了必須提升無形實力的客觀需要、同時在管理資源方面又存在嚴重不足的事實。在這個方面，是否肯定共產黨事業的正當性，顯然就成為關鍵，如果肯定共產黨革命事業的正當性，延安整風的問題就是操作過程的問題，是一項提升無形實力過程中間的管理成本，這個成本還受到謹慎對待以盡可能縮小。由于當時參加共產黨革命本來就是非法的，常常要冒著“殺頭”的危險，換言之參加革命的機會成本是付出生命，因此為了革命勝利受點委屈，也不見得就超越了革命者的“為革命預備擔當多少”的事先預期。如果共產黨事業的目標可有可無，勝敗都無所謂，那么高華絕對強調過程和手段就是一切，并作為分析的起點和得出結論的唯一研究視野，就具有合理性；如果這一分析角度是高父遺傳給高華的，那就比較有意思了，也許可以追問一下高父是為何參加革命以至于“誤入藕花深處”的。

在高華的敘述背后，結果帶來這樣的問題，他在《紅太陽》一書的敘述中間，過分強調了問題歸結為毛澤東的個人品質和報復心理。我們不妨假定沒有毛澤東，由劉鄧等人主政在一開始就會“弱化黨內管理規避制裁”，官員們的既得利益更少受到威脅也符合他父親的訴求。但是這樣一來在宏觀上，高華就擊破了自己的邏輯，如果不是毛澤東這樣的壞人就一切OK，就不能得出必然的結論說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不行，不能更好地服務于否定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大方向，不利于論證“歷史終結”，為了很好達到這一結論，合理的論證應該這樣展開：毛澤東或者說明別的人品質高尚能力超強，但是仍然把事情搞得一團糟，人世間不再有人超越他們可以把社會主義的事情辦得更好，因此社會主義和共產黨革命是徹底錯誤的，不應該再在人世間出現。看來，在學術研究和意識形態展開過程中間必須“去私欲之蔽”，如果高父做到高官厚祿，高華就能夠在學術、政治或者經濟方面繼承更多的遺產，高華痛恨于這樣的損失表現出對毛澤東的個人情緒，結果無法很好地為資產階級政治服務，把延安整風這樣一個大好題材結寫“花”了，看完高華的書之后，難免有人會產生這樣的想法：如果不是毛澤東這樣的壞人還是有可能出現更好的社會主義和革命的。以此而論，高華在“政治正確”的努力上也是頗有瑕疵的。

二○○五年九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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