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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蛻變——改革史評述》

非龍在天 · 2008-03-28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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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蛻變——改革史評述》

一、      異史傳——私有化浪潮下的眾生相

1.1    論DXP的功過

1.2    國家統計局長邱曉華

1.3    主流經濟學家吳敬璉

1.4    長翅膀的綿羊——妞妞小傳

1.5    富士康:以華制華的幫手

1.6    穿制服的強盜

1.7    鋼水中的32位階級兄弟

1.8    夜幕下的苦力大軍

1.9    2008年廣州火車站的回鄉者

1.10   王斌余崔英杰評傳

1.11   華南紙老虎外傳

1.12   李昌平自述

1.13   向馬賓同志學習

二、      改革論——主流理論批判

2.1    中國改革的得與失

2.2    改革前中國經濟頻臨崩潰嗎?

2.3    改革教教主周夫子的春天故事

2.4    “不爭論”到什么時候

2.5    “四化”是怎樣被遺忘的?

2.6    先富會幫助后富嗎?

2.7    中國的財富是誰創造的?

2.8    蛋糕要做多大人民才能分享?

2.9    所謂“公平與效率”是一個騙局

2.10   貓論、特色論和國情論是中國道德淪喪的原因

2.11   人民有造反的權利

2.12   太湖污染事件與GDP發展觀

三、      文化志——文化和社會思潮演變

3.1    社會主義的同路人

3.2    這是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

3.3    漢奸文化泛濫是經濟殖民化的結果

3.4    關于東北二人轉的對話

3.5    傷痕文學的前世今生

3.6    中國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國家

3.7    “潛規則”也是一種厚黑學

3.8    劉亞洲不是一個人在戰斗

3.9    上海新編歷史教科書大有文章

四、      科教志——科教和醫療制度

4.1    改革三十年中國科技事業的大倒退

4.2    談所謂引進先進技術

4.3    中國醫療市場化改革是歷史倒退

4.4    當前的中國公共衛生

4.5    沒有強大的國家,就沒有強大的資本主義

4.6    中國當代教育與“五七指示”的思考

4.7    教育問題能夠靠“希望”來解決嗎?

4.8    蘇聯教育制度的變化

五、      民生志——社會各階級的分野

5.1    當前中國社會結構演變的總體性分析

5.2    工人農民的社會地位正在發生怎樣的變化

5.3    中國人民頭上的新三座大山

5.4    中國還剩多少家底

5.5    腐敗鐵三角已經形成

5.6    官僚買辦乃人民公敵

5.7    內部文件披露縣團處級以上干部擁有七成財富

5.8    通往上層社會的大門已經關上了

5.9    一部分人是怎么樣先富起來的

5.10   一部分地區是怎么樣先富起來的

5.11   結構性通貨膨脹是怎么一回事

5.12   農民為何這樣窮?

5.13   中國今日中產階級比例不如毛時代

六、      法權志——所有制和分配權

6.1    比皇權專制更壞的是官權專制

6.2    民主集中制的由來及其他

6.3    改變農村合作制度是中國問題之根源

6.4    隨意打碎人民“飯碗”的制度決不是好制度

6.5    漠視人民福利終歸是不行的

6.6    國企怎樣從公有制變成“虛有制”

6.7    公有制是如何演化為虛有制的

6.8    國企改制如何讓官員成為新百萬富翁

6.9    國企老總比舊中國的資本家要貪婪多了

6.10   法治國家還是警察國家

6.11   計生惡政是對農民的無情掠奪

6.12   為“臨時工”爭取人的待遇

6.13   為什么群眾都怕起小偷來了

6.14   罷工的權利是怎么樣被取消的

6.15   暫住證的由來

6.16   《物權法》實際保護誰?

6.17   一村建不成共產主義——我看南街村改制

七、      戰國策——民族、外交及軍事路線

7.1    全球化利劍下的中國

7.2    統一臺灣不能再依靠少數精英政客

7.3    關于鄧與美暗盤交易放棄臺灣主權真相和后果的揭示與分析

7.4    中越戰爭,誰的勝利?

7.5    人民軍隊已經逐漸喪失了武德

八、      毛澤東紀——高舉毛澤東主義旗幟

8.1    必須清算斯大林模式的錯誤

8.2    毛澤東談為什么要發動文革

8.3    毛澤東的最后一年

8.4    毛澤東主義是蘇聯模式的否定和揚棄

8.5    毛澤東走出了新的現代化之路

8.6    毛澤東打開了新社會主義的大門

8.7    如果歷史上沒有毛澤東

九、      中國向何處去

9.1    九問左轉派

9.2    大民主和小民主

9.3    右派上臺后會有什么后果

9.4    如果新政失敗我們都會倒大霉

9.5    前途光明,道路曲折

9.6    中國的出路在于進一步市場化嗎

9.7    中國要補資本主義的課嗎?

9.8    歷史已經終結了嗎?

9.9    我所理解的共產主義

9.10   風之谷——新世紀的寓言

9.11   逐級遞選制——歷史的支點

《蛻變——改革史評述》下載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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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內容刊選:

  王斌余崔英杰評傳

  

  上班第一件事情是上網。上網首先上貓眼看人。今天的貓網,最熱鬧的話題是:該不該判王-斌-余死刑。網上介紹:王-斌-余,一個普普通通的農民工,帶著改變貧窮生活的美好憧憬,17歲開始到城市打工,卻在艱辛的生活中不斷地痛苦掙扎,備受欺侮。數次討要工錢無果,他憤怒之下連殺4人,重傷1人,后到當地公安局投案自首。6月29日,寧夏石嘴山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王-斌-余死刑。巧的是,昨天晚上中央四臺放的正是《水滸傳》,武松殺西門慶、潘金蓮一節,血腥的場面看得我一夜沒睡好,所以借此說說。

  卻說武松為何要非刑殺人?武松作為陽谷縣都頭(武裝部長),自然省得法度的,而他原本也是攜著人證物證通過合法途逕上告的。怎奈何“縣吏都是與西門慶有首尾的,官人自不必說”,官人貪圖賄賂,回出骨殖并銀子來,說道:

  “武松,你休聽外人挑撥你和西門慶做對頭;這件事不明白,難以對理。圣人云:‘經目之事,猶恐未真;背後之言,豈能全信?’不可一時造次。”

  獄吏便道:“都頭,但凡人命之事,須要尸、傷、病、物、蹤,——五件俱全,方可推問得。”

  武都頭是個粗魯漢子,說不過這幫專家,于是替天行道,自己動手把奸夫淫婦殺了(唉,他多少也要上訪個十年八年,好體現我天朝百姓的純樸善良啊)。

  非刑殺人,當然是不對的。但是,哪里有壓力,哪里就有反抗。這是一條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定律。而當權者防民甚于防川,將和平合法的反抗道路堵得死死的,到頭來土雍而川決,當權者又能怪誰呢?

  雖說革命是人民的節日,但,也不總是那么美妙的。會有殘忍的屠殺,有無辜的流血,有不得志者的陰謀,有同路人的叛變。雖然如此,只要屁股是坐在民眾一邊,就不會茍責民眾,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的債積到一天來還,當然是不可能那么文質彬彬、那么從容平和。

  有意思的是,同是非刑殺人,一千多年前的大宋的縣、府兩級政府卻采取了網開一面的做法:

  且說縣官念武松是個義氣烈漢,又想他上京去了這一遭,一心要周全他;于是將招狀從新做過,寫一道申解公文,將這一干人犯解本管東平府申請發落。

  東平府陳府尹哀憐武松是個仗義的烈漢,時常差人看覷他;因此節級牢子都不要他一文錢,倒把酒食與他吃。陳府尹把這招稿卷宗都改得輕了,申去省院詳審議罪;卻使心腹人赍了一封緊要密書星夜投京師來替他干辦。那刑部官有和陳文昭好的,把這件事直稟過了省院官,議下罪犯:

  “據王婆生情造意,哄誘通奸,唆使本婦下藥毒死親夫;又令本婦趕逐武松不容祭祀親兄,以致殺死人命,唆令男女故失人倫,擬合凌遲處死。據武松雖系報兄之仇,斗殺西門慶奸夫人命,亦則自首,難以釋免,脊仗四十,刺配二千里外。奸夫淫婦雖該重罪,已死勿論。其馀一干人犯釋放寧家。文書到日,即便施行。”

  這個案子說明了:其實法律是有彈性的,可以偏向這邊,也可以偏向那邊,只要動動筆頭就行了。我不知道大宋政府是戴幾塊表的,不過這一回,他們實實在在是偏在了被欺辱和被壓迫的人這一邊。而一千多年后的王-斌-余案,則以造反者人頭落地而靠終。

  套用黃健翔的一句名言:王斌余他不是一個人,在那一刻,千千萬萬的工農的苦難和憤怒附在了這個普通民工的身上。而這一起簡單刑事案,在深刻的階級對立、改良主義興起、互聯網的相對言論自由等等因素相互作用下,風云際會地演變為社會-政治風向標。

  近幾年來,D內改良派想引進國際上先進的階級妥協制度,以此平息在民眾中深深的憤怒。老實說,我對改良不抱希望,但我也從來不反對改良,我為他們吶喊。但是,改良與否,取決于力量對比,而不是你我的意志。結果,在歷史上,改良這條路往往是通向革命的。通過王斌余案,君不見,文化幫兇們大力鼓燥,提醒當局“單純地順從群眾的要求甚至鼓動群眾的欲望是不行的,這可能會把群眾的情緒引向非理性”!而官僚們也心領神會,拒絕開放任何政治自由;工會建設局限于“依據中國的工會法積極去找企業,同時找企業上面的黨委和政府”;甚至不肯(或無力)定期小幅提高工業無產者的低收入。

  如今王斌余已經倒在刑場上。官僚集團用這個民工的鮮血昭示國人:法律,是有錢有權者的法,不是你們的法;當你們被寶馬撞了,被城管打了,被老板欠薪了,大半夜里被不知身份的人抓了,對不起,法律無能為力;如果你膽敢反抗,哪怕僅僅是通過手機短信和網絡“嘯聚”,法律就會像一頭餓狼那樣撲過來了。

  古語云:為周驅民者,紂也。如今,也正是官僚們的所作所為,制造出一個個王斌余,而群眾性直接行動也呼之欲出。去年,四川農民為了水庫征地的矛盾,一天就砸掉兩個縣府,洗了兩座縣城的街店,還扣押了省委書記!這真是令人毛骨悚然!但這一切會慢慢成為現實,如果官僚和資本家不懂得害怕,“天街踏盡公卿骨”的一天遲早會到來。就如《雙城記》所說:all these things are to be answer for。

  書到最后,也該添上一筆亮色。《水滸》上寫道:這陽谷縣雖是個小縣分,倒有仗義的人:有那上戶之家都資助武松銀兩;也有送酒食錢米與武松的。武松管下的土兵大半相送酒肉不迭。現在對王-斌-余,許多網友卻也很同情他。可見官心雖然不古,民心倒還是相通的。同時又表明了在網上說話的,除少數敵特外,大部分人都不是戴表的。我發現戴不戴表是一條分界線,只要不戴表,哪怕跟一千年前的古人都有共同語言,你說怪不怪。(風之谷)

 主流經濟學家吳敬璉  

  今天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又發表高論了。在全國政協十屆五次會議經濟界的小組討論中,吳敬璉委員對今年鐵道部實行春運票價不上浮的做法提出了質疑,認為由此導致的價格扭曲會造成資源配置的低效,而且也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吳委員認為,多數經濟學家不會贊成鐵道部的這種方法,因為其不符合市場經濟的原理。市場經濟的原則就是競爭性的價格都應該由供求決定,而不是由某種道德原則決定。因此,價格浮動是必要的。

  另一位政協委員王翔反駁得好,春運漲價,“一是違反消費者保護法,二是違反價格法”。 “我們買一張票,我應該有一個位置,實際上我們有了‘合同’,但是你公布的就是‘要約’,現在不但不能保證一個座位,不能保證一杯水,我連上個廁所都沒有辦法,還要漲價!所以,我認為這違反消費者權益保護法。”

  我不懂得什么叫市場經濟原理,鐵路者,國家之鐵路;國家者,人民之國家。既然如此,鐵路當然也是人民自己的鐵路了。自己的鐵路,又怎么能說漲就漲?又怎么能不好好為主人服務?又怎么能參與市場競爭的經濟,不顧大多數民眾的利益?如果要按照市場經濟原理行事,那讓老百姓自己可以建鐵路,這樣才公平。

  也是在政協會議上,廣州市政協前主席陳開枝在京表示,在廣州這樣的大城市中,對一般公眾來說,房價依然是個巨大負擔。并稱,“廣州的房價過了八千了”,以他的工資標準,“也買不起房”。然而,同一天的報紙報道,廣鋼集團利用自有土地為本企業職工建設經濟適用房,售給職工的價格為每平方米2050元,此價格為本次開發的成本價。如此大的價格差異暴露出了房地產行業如此大的暴利,同時也暴露出了在目前的中國社會,要想讓百姓能買得起房,以市場經濟的方式可以達到嗎?廣州市政府天天喊著降低房價,手中即有經濟杠桿,司法利劍,又有行政強制權,有三大權力而不能作為一絲,任由房價穩步增長;而毫無這些權力的一個企業,廣鋼集團卻能為職工建設低廉的住房,這又如何解釋呢?

  吳敬璉還講過一些很令人莫解的話:

  例1、他說:“不要動不動就向富人開槍”。

  我不知他這里說的“開槍”是指什么。如果是指人們“批評的矛頭”,他這就是要為今日中國的“富豪們”來壓制社會的批評了。

  這可不是一個“學者”應當做的事。

  歷史上,真有學問的學者,指責窮人而巴結富豪,實在是大失人格的事。當然,今日中國,已經真的顛倒了是非和道德,學者們不為窮人講話,而為富人呼號,成了時髦的事了。在今天的講話中,吳市場就講經濟學家是不講道德的!就這樣,他還能被人稱作“經濟學家的良心”!

  不過也可能,吳先生說的是真正的開槍,我記得好像發生過這樣的事。是前兩年的事吧,是動槍、還是耍刀弄杖,我就不記得了。在中國,的確是有極個別富人被人打死了。這是事實。但這并非是有“中國特色”的事,國外也會發生這種事。不過,這可急壞了中國的一批學者,為了保護他們心愛的富豪,我在網上看到,當時就有人瘋狂地建議:1、富豪是否可以向國家特殊部門申請槍支?2、企業家是否可以受到國家警察部門特殊保護?他們還發出狂言道:“我們的社會需要打造一個和諧、均衡的生存環境以適于富人階層的安全。”看來,這些人真希望,中國成為一個富人直接掌控暴力的天下。

  這樣,富人就可以隨意從口袋里摸出槍來,“動不動就向窮人開槍”了。

  當然,如果真如學者所愿,真到了這么一天,那么革/命,也就又快到了。

  

  例2、吳敬璉說:“什么人可能反對改革?一個是既得利益集團,一個是貧困群體。他們可能在反市場體制上結成聯盟。打著彌補市場缺陷的口號,大眾全然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命運會就此改變。”

  這真是不可思議!在這位著名的、資深的、得大獎的經濟學家看來,貪官污吏和貧窮群眾將會“結成聯盟”。怎么?貪官和窮人將“結成聯盟”?老天,就是最富有幻想力的神怪小說家,其胡思亂想怕也難以達到這種出神入化的境界。

  我實在淺陋,只聽說過“官商勾結”,還有“官匪勾結”,卻從來沒有聽說過“官民勾結”一說。吳敬璉的意思是“貪官和人民相勾結”嗎?那今天這位“著名經濟學家”可是有新創造了。

  這里,經濟學家還順便威脅人民道:官貧勾結,大眾的命運就會改變!

  但我不明白,這種邏輯不通的威脅有什么用?窮人還怕命運會改變嗎?窮人的命運再改變,會變成怎樣?無非是兩種:一種是死,一種是砸碎鎖鏈。當經濟學家們把窮人逼到非死不可的時候,窮人就會起來砸碎鎖鏈。同時,經濟學家們的那點理想,也會被一起敲得粉碎。

  

  例3、吳敬璉說:“改革當然要付出成本,從過去的經濟結構調整到新的經濟結構當然是有成本的。但不改革也要付出成本。因為舊的價格機制應該市場化,但沒有市場化,給我們很多錯覺。”

  這種已經說了20幾年的經濟學家的蠢話,當初用來騙騙人或許還行,但是直到今天還在說,說明我們的學者們真是有點“詞窮”了。理屈詞窮么。

  我實在不懂,改革為什么要支付什么“成本”?為什么動不動就說要犧牲幾千萬下崗人,甚至要學泰國那樣“犧牲一代少女”?

  只要是一個好的制度上的改變,就會帶來利益,并不一定非要付出“成本”。改革又不是做一個產品,一定要預先支出原材料和工資等“成本”。改革只是制度上的改變,如果一定要支付大量“成本”,這本身已經就是一個失敗。

  為什么經濟學家要大講“改革成本”呢?

  似乎有個合理的解釋:因為他們早就知道,所謂改革,一定要使很多人貧困,失去醫療、教育和住房保障,甚至使不少窮人死于非命。但是如果告訴人民,這是必不可少的改革成本,人民(特別是窮人)知道自己就是改革要支付的“成本”,即使心中氣惱一陣子,但事已至此,也只好算了。

  我想,這恐怕就是經濟學家的如意算盤罷。

  我還要說,如果要支付過高的成本,那么這種“昂貴的”改革本身,也就成了人民的負擔了。我認為,改革,如果不是為人民而生,還要倒過來,人民要為改革而死,那么這改革就會變成人民的禍害。

  就像先烈們是為了人民才搞社/會主義,如果搞社/會主義把人民都搞死了,這個社/會主義肯定有問題,是假貨。

  此外,這種改革,除了要讓當代人民的利益作為“成本”,還要讓中國人民的子孫后代也作為“成本”。因為中國的環境、生態、還有自然資源等,已經大量地被充做“成本”了。

  如果僅僅幾十年之后,我們的子孫這一輩人,就進入了資源耗竭時期,這樣的“高速發展”實在是一個禍害,高速的“成本”真的太高了,這種“經濟發展”,的確是不要也罷。

  不然,后代將詛咒我們這一代人,尤其是經濟學家!

改革前中國經濟頻臨崩潰嗎?  

  辛子陵在《炎黃春秋》新春聯誼會上的發言里說:“我到政法大學與一些研究生和青年教師座談,跟他們講了一件真實的事情。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后,1974年4月,聯合國召開第六屆特別會議。我國派出鄧小平率領代表團去紐約。什么都安排好了,突然想起去聯合國不能用人民幣要用美元。緊急下令全國所有銀行將美元收羅起來。找出來多少錢呢?找出來三萬八千元美金,這是當時中國全部的外匯儲備。鄧小平帶著中國國庫中美元儲備的全部家當,率領代表團到了紐約,住進一家酒店。交了房租,扣除吃飯等日常生活的必要開銷,出現了堂堂中國代表團給不起服務員小費的尷尬事情。后來鄧小平團長把他的全部個人經費作為小費給了酒店的服務員,他回家只給他的孫女帶回來一塊巧克力。現在我們的外匯儲備是多少呢?一萬二千億美元。超過日本,世界第一。一個國家外匯儲備不夠政府官員出一趟差,你們說文革是不是把國民經濟拖到了崩潰的邊緣?大家聽了很信服。”

  精英的描述真是有鼻子有眼,然而實際呢?純粹是胡編亂扯,當眾造謠。僅舉幾個事實:第一,鄧小平出席聯合國大會時住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不是住酒店,談不上“給不起小費”。第二,1971年中國恢復聯合國席位后一大批國家跟中國建了交,紛紛互派大使。如果“當時中國全部的外匯儲備”僅僅“三萬八千元美金”,那中國連維持一個駐外使館的正常活動都不夠,怎么可能跑到那么多國家去建使館?第三,文革期間僅中國技術進出口總公司共為國家引進367個項目,完成進口額66.7286億美元——如果情況如辛子陵所說的那樣狼狽,“全部的外匯儲備”僅僅“三萬八千元美金”,這些進口是怎么來的?

  然而,造謠的還不止這些個政治小爬蟲呢。《DXP文選》第三卷中,至少有七處記載了總設計師關于在1978年底中國改革開放以前的二十多年里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緩慢停滯的觀點。

  他于1987年6月12日會見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聯盟中央主席團委員科羅舍茨 時說:“中國社會實際上從一九五八年開始至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時間內長期處于停滯和徘徊的狀態,國家的經濟和人民的生活沒有得到多大的發展和提高。”在其他幾次講話中,他說:“從1957年起,我們生產力的發展非常緩慢。”“不但生產力沒有順利發展,反而受到阻礙。”對于新中國的巨大而輝煌的成就,他也說“當然,同舊中國相比,還是進步了。”“也搞了一些東西,比如原子彈、氫彈,我們搞成功了,洲際導彈我們也搞成了”,但“總的說來,很長時間處于停滯狀態。”

  改革開放以前的二十多年里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緩慢停滯,頻臨崩潰,是總設計師提出改革開放的理論和政策的總根據。總設計師說:“中國耽誤了大約二十年的建設時間。”“總的說來沒有多大發展。”“這種情況不改革行嗎?”

  奇怪的是,美國學者莫里斯·邁斯納經過大量研究卻作出這樣的結論:“曾經長期被輕蔑為‘亞洲病夫’的中國,20世紀50年代初期以小于比利時工業規模的工業開始,在MZD時代結束時,卻以世界上6個最大工業國之一的姿態出 現了。”“無論人們將MZD時代作何種評價,正是這個中國現代工業革命時期,為中國現代經濟發展奠 定了根本的基礎,使中國從一個完全的農業國家變成了一個以工業為主的國家。1952年,工業占國民生產 總值的30%,農業產值占64%;而到1975年,這個比率顛倒過來了,工業占國家經濟生產的72%,農業則 僅占28%了。”“MZD的那個時代……而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之一。”

  真相到底如何?從新中國前叁十年社會發展統計資料中可以看到(見附件)。

  由于生存條件的極大改善,在文革結束后,中國人民的人均壽命達到了近70歲。正因為中國國力的增強,對新中國二十多年的扼殺封鎖遭到慘敗,尼克松才不得不屈身來中國言和,從而導致中美關系的解凍和中國在聯合國席位的恢復;等等,等等。順便說一句,取消布票、肥皂票是MZD打破外國封鎖禁運后立即采取的技術引進措施的成果。1972年尼克松訪華,美國對華封鎖禁運被打破,1973年中國即開始了“四三方案”,成套引進西方先進設備,1982年全部引進建成投產,1984年便取消布票、肥皂票——誰說MZD時代“閉關鎖國”?剛剛打破封鎖立刻就爭分奪秒搞開放了。

  這無數鐵的事實說明,說文/革的十年“整個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這是明明白白的睜著眼說瞎話。被總設計師捧為“我黨第一支筆”、被許多人認為“行文周密、無懈可擊”的“大理論家”、對于幫助總設計師制定改革開放政策起了巨大作用的胡喬木,曾經這樣評價建國后的MZD時代:“1957年......以后,搞一次運動,生產就被破壞一次。”眾所周知,1957年以后,在MZD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下,幾乎每年都處運動之中,反右、叁面紅旗大躍進、社會主義教育(四清)、文/革.,按照胡喬木的說法,這二十來年里,生產始終處在“被破壞”中,如果事實是這樣的,那么,在這個時期,本文中已經大量列舉的工業、農業、國防、科學技術、教育、文化、衛生、體育、人民生活等各個方面的高達幾倍、幾十倍、幾百倍甚至上千倍的增長從何而來?難道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是美國人恩賜的嗎?

  改革搞了三十年,結果怎么樣?民眾看不起病、上不起學、買不起房!印尼僑民死了白死,大使館炸了白炸,飛機撞了白撞,還得屁顛屁顛地跑到美國,給人家消消氣!精英們有什么資格嘲笑中國人民揚眉吐氣的MZD時代!

  總設計師導編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既要“徹底否定文/革”,又無法完全抹掉文/革中取得的這些實實在在的成就,就編了個說法:“這一切決不是‘文/革’的成果”,而是“由于全黨和廣大工人、農民、解放軍指戰員、知識分子、知識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爭,使‘文/革’ 的破壞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的結果。“全黨和廣大工人、農民、解放軍指戰員、知識分子、知識青年和干部”到底是與文/革進行“共同斗爭”呢,還是滿懷空前的熱情積極參加的呢?歷史事實是,在文/革的十年中,在九億人民中,只有張志新等極個別人表達了自己的不同觀點,就連總設計師也是多次反復表明自己對文/革的擁護。總設計師們能不能說得具體一點,文/革中取得的無數成就中的哪一件是由于它的所有的或部分的參加者對文/革“進行共同斗爭”以及怎樣“進行共同斗爭”后取得的?設計師們能不能談談自己在文/革和大躍進中的表現?在文/革一開始,設計師就和同在第一線的劉少奇派出大批工作組把數以萬計的普通學生、教師打成反革命,更多的人受到迫害,挑動群眾斗群眾,重演“四清”中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的故伎,是文/革初期混亂和分裂的重要原因。在受到造反派打擊后,他們消極殆工,以國民經濟為代價進行要協。大躍進中,他和“五風”的源頭劉少奇在中央領導第一線,直接主管宣傳部門,對煽動狂吹“五風”負有無法推卸的責任。

  ——現在倒好,錯誤全是別人的,成績全是自己的。

  他們為了給改革開放開路,就抓住文/革和大躍進中的某些屬于支流的而且有些要由他們負直接責任的問題,統統誣為“極左”、“動亂”、“倒退”,不惜徹底否定黨和國家的創始人MZD,徹底否定中華民族在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一個時代。按照這個邏輯,既然黨和國家的創始人是個暴君,既然這幾十年來是歷史的倒退,那么這個黨還有什么理由執政下去?這個國家還有什么理由存在下去?他們太短視,結果為國內國外的敵人所利用,近三十年來,把一個正在走向“四個現代化”的中國搞成什么樣子了!他們把黨和國家的合法性給搞沒了,結果自己的執政基礎也搞沒了!他們為了一碗紅豆湯出賣了自己的長子繼承權!

  所以我們今天為這三十年辯護,也正是為了黨、為了新中國辯護!這個國家來之不易,絕不能讓敗家子敗掉!(風之谷)

  2007-5-8

  

  新中國前叁十年社會發展統計資料

  1、工農業總產值的增長

  1979年與1952年相比,二十七年間,全國工農業總產值增加了7.45倍,其中農業總產值增加了1.49倍,工業總產值增加了17.34倍。

  1979年與1949年相比,主要工農業產品數量增長的倍數分別為:糧食1.9,棉花4.0,油料1.5,原煤18.8,原油884,發電量64.6,鋼 217,水泥111,木材8.6,化學纖維1632(與1957年相比,此前為0),棉紗7.1, 硫酸174.0,純鹼15.8,燒鹼120.7,農用化肥1774.7;基本建設投資1979年與1950年相比增加了45.2倍。這些關乎國計民生的基本原材料產品在短短的叁十年 中取得幾倍、幾十倍、幾百倍甚至上千倍的增長。

  即使與1957年相比,到1979年,工農業總產值、工業產值、農業產值的增長幅度分別為4.04、6.59、1.0; 叁種主要農產品的增長倍數分別為糧食0.7、棉花0.34、油料0.53;十叁種主要工 業產品的增長倍數分別為:原煤3.8、原油71.6、發電量13.6、鋼5.4、水泥9.8、木材1.0、化纖1631.5、紗2.1、布1.4、硫酸10.1、純鹼1.9。

  2、農業的增長

  從主要工農業產品的增長倍數中,農業是最小的,這是由農業生產的特點所決 定的。我國是農業大國,人口占世界的22%,而耕地只有14.38億畝,占世界的7%,相當于美國的51%、印度的58%,按人均算只有美國的11%、印度的43.5%。對于生產條件、生產方式和產量千百年來一直停留在中世紀的中國來說,不要說總產、單產翻幾番,就是普遍增長一成就絕非易事。而我們這樣一個大國要發展農業,就只能走自力更生的路子。在新中國建立后叁十年間,糧食總產量在耕種面積縮小的情況下還增加了近兩倍,這是一個奇跡,是數億農民在黨的領導下奮斗了 整整叁十年的結果。

  MZD時代,全黨大辦農業,全國支援農業,到1979年,從人拉肩扛手抬開始建成水庫84000座,堤壩溝河17萬公里,其中江堤1萬公里,打機井210萬眼,再加上大規模修梯田、平整土地,使全國灌溉面積從建國初期低標準的叁億畝增加到七億畝;建國前的易澇農田3.6億畝有2.7億畝得到初步治理;農用大中小拖拉機233.8萬臺;農用排灌動力達到7122.1萬馬力,農業用電282.7億度;農用化肥生產量1065萬噸;各種化學農藥生產量54萬噸;再加上農作物品種的改良、優化,各種先進技術的推廣,使得我國基本實現由傳統農業到現代農業的轉變,極大的增強了抵御各種自然災害的能力,徹底改變了舊中國“弱不禁風”災害頻仍的苦難局面。

  如果沒有這些農業基本生產條件的改變,僅靠個人承包、分田單干就能增產增收,豈不是天方夜譚的神話嗎?如果單干有這么大的法力,那么幾千年來,農民不是一直單干嗎,為什么就沒有增產增收呢?

  農業發展的周期長,投資大。但農業一旦有了長足的進步,就會給其他各行各業的發展提供各種資源,如人力、資金、原料等。建國后叁十年間,我國職工隊伍增加了8300多萬,這一方面說明了工業交通等行業的飛速發展,另一方面,也說明這是由于農業的發展已經有了為其他行業提供人力資源的巨大作用。同樣,改革開放后,我國每年有數億農民進城打工,為城市和其他行業提供了大量有一定文化素質的廉價的勞動力,這也是改革開放前農業就已經取得的 成就的結果之一。

  3、煤炭生產的飛速發展是基礎原材料行業另一個有巨大戰略意義的成就。

  1979年,我國煤炭產量就達到6.35億噸,相當于1952年的8.6倍、1949年的20倍。九十年代中期達到高居世界第一的12億多噸。煤炭是工業的糧食,有了煤炭,才能發電、煉鋼,才能燒制水泥、陶瓷、玻璃、石灰、磚塊等建筑材料,有了煤炭才能 制造化肥,才能做飯取暖,才有了各行各業的發展變化。因此,煤炭產量的意義與其他各項指標的意義是不同的,必須充分認識煤炭工業發展的意義。對石油、鋼鐵、電力的發展與其他行業的關系,也是類似的。

  4、教育和科學技術人員的發展變化。

  經過叁十年的努力,我國 建立起了層次、門類、專業比較齊全的教育體系;1979年對比于1949年,各類在校生總數為8.1倍,其中高等學校8.7倍、中等學校 47.5倍、小學6.0倍。全國由解放前90%的文盲狀態,成人識字率已達到81%。各類 專業科技人員總數達到 470.5萬,相當于1952年的11.1倍;有了教育文化的發展,才建立起門類比較齊全配套的科學技術體系,成為擁有一定科學技術攻堅能力的國家。這些方面的成就,為提高我國人民的精神面貌和文化素質、發展科學技術、全面促進社會和經濟的發展提供了保證。

  例如:在農業科技方面,基本上實現了水利化、機械化、電氣化、化學化、良種化,基本上更新了一代農作物新品種,領先世界的□型雜交水稻在四億多畝農田中推廣。在工業科技方面,獨立研制成功世界上最大的17.5萬千瓦低水頭發電機組,3000萬噸露天采礦成套設備、200噸級電渣重熔爐、五十萬伏輸變電設備、30萬噸合成氨、24萬噸尿素成套設備。在國防科技方面,自1964年起相繼研制成功原子彈、氫彈、洲際導彈、核潛艇,1970年起發射成功人造衛星并于1975年掌握實現成功返回技術,1980年成功試飛“運十”大型噴氣式客機。在交通車輛、艦船制造及電子、通訊、計算機等科技方面也發展迅速,有的也進入世界先進水平行列。在醫藥衛生和生物科技方面,在世界上最早實現了胰島素的人工合成、最先完成了酵母丙氨酸轉移核糖核酸的全人工合成;等等。

  總之,這些成就說明,新中國建立叁十年,從一個科學技術極其落后的國家,發展成為在基礎科學和應用科學的各個領域、門類齊全配套、具有一定攻堅能力、其 中有些領域已經達到或者超過世界先進水平的國家。當時,國內外公認,我國科學技術的整體水平比世界先進水平僅落后10至20年。

  5、消費水平。

  全國居民的消費水平1979年比于1952年為2.6倍,其中農民、非農業居民分別為2.5倍、2.7倍。如果僅從數字字面上看,與其他方面相比,增長幅度不太高,但在實際上,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不管是職工還是農民的生活福利條件,從物質到精神生活的水平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巨變。

  1979年全國職工總人數達到9967萬,相當于1952年的6.2倍。在舊社會,普通勞動人民子弟幾乎沒有受教育 的機會,而在解放后,各類高、中、低等學校基本上是免費的,學生的主體都是出身于勞動人民的。職工的住房都是分配的,醫療也是免費的。

  從六十年代起,全國的縣、公社、大隊普遍建立叁級醫療網,對農民實行合作醫療,解決了農民的醫療保健問題。由于全國醫療保健制度的建立,在舊中國千百年嚴重禍害人民 的各種急慢性傳染病、地方病在短短的叁十年中受到控制或消滅。

  叁十年中,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為宗旨的體育運動也有了飛速發展,以乒乓球為代表的各項運 動項目在國際競賽中取得名列前茅的成績,揚眉吐氣的徹底摘掉了“東亞病夫”的帽子。1840年清朝時,我國人口就已達到4.1億,由于叁座大山的壓迫,人民生 存條件極為惡劣,1949年建國時才達到5.4億,而叁十年后的1979年總人口即達9.6億,人均壽命也由建國前的35歲提高到1979年的近70歲,接近甚至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

  6、為了與同時期世界上的發展變化相比較,我們看看與美國和印度的比較結果。

  按八種工農業主要產品的總產量對比,在1952年,美國只有糧食比中國低一點,其余七種分別相當于中國的2.27倍至703倍,平均111倍;到了1979年,美國已有兩種產品(糧食、布)低于中國,其余六種分別相當于中國的1.04倍至8.22倍, 平均僅為2.5倍;28年間平均倍數下降了97.7%。與印度相比,1952年印度有兩項產品(鋼鐵、布)總產量超過中國,其余都低于中國,平均為中國的0.7倍,到了 1979年,八項產品總產量全部低于中國,平均為中國的0.32倍,平均倍數下降了 54.3%。

  按八種工農業主要產品的人均產量對比,在1952年,美國全部超過中國為3.1至2 264倍,平均345倍,而19 79年就僅為中國的1.1至35.5倍,平均11倍,平均倍數下降了96.8%;而印度,在1952年時,有五種產品的人均產量超過中國,而到了1979年,八項產品全部低于中國,與中國相比的平均倍數由1.14倍下降到0.43倍,下降了62.3%。

  按八種工農業主要產品1952年至1979年28年間總產量增長的平均倍數,中國為42.6,美國為0.9,印度為9.4;人均產量增長的平均倍數,中國為24,美國為0.5, 印度為5。

  還有比活生生的事實更有說服力的嗎?中國在建國后叁十年間的經濟發展速度,與美國和印度相比,不僅是很快,而且是飛快、極快的了!

  7、文革期間國民經濟的發展

  總設計師導編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樣評價文/革:“造成嚴重的混亂、破壞和倒退”,“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以中央的名義宣布,文/革使“整個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

  根據筆者掌握的不完全資料,文/革中,整個中國的經濟、工農業生產、科學技術是獲得巨大發展的。

  在農業方面,1976年與1965相比,拖拉機、手扶拖拉機產量增長5.7倍和65倍,農業用電增長4.7倍,農用排灌動力機械擁有量增長4.9倍,每畝化肥施用量增長2.1倍。1977年和1965年相比,全國農田灌溉面積增長41%,全國機電排灌面積和水電站總裝機容量分別增長355.6%和643%,1975年全國 機井數比1965年增長 935.9%,以全國受災面積基本相同的1976年與1965年相比,成災面積由53.9%下降 到26.7%。1976年比196 5年,農業總產值增長51%,糧食總產量增長47%。

  在工業方面,總產值增長172%, 主要產品產量的增長幅度分別為:原煤110%,原油610%,發電量200%,鋼70%,水 泥190%,木材15%,化纖190%,紗51%,布40%,硫酸90%,純鹼30%,燒鹼120%,農用化肥200%。在基本建設方面,規模宏大意義深遠的叁線建設就主要是在文/革中建成的,一大批冶金、煤炭、石油、電力、機器制造、飛機、汽車、航天、電子等工業科研基地和空前艱巨復雜的鐵路干線如成昆、湘黔、川黔、焦枝線順利建成,形成了有較高科研生產能力、有較大規模、門類齊全、能夠長期大幅度增強我國綜合國力的戰略后方體系。南京長江大橋、丹江口水電站、劉家峽水電站、大港油田、勝利油田、百萬噸大慶化肥廠、十萬噸級港口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建成的,五萬噸級輪船、四千馬力內燃機車,叁十萬千瓦發電機組,八十萬倍電子顯微鏡也是在文/革中造出來的。1972年開始從國外引進的26個大型冶金、化工成套設備,為滿足國家長期經濟建設發展的需要打下了基礎。

  在科學技術方面,1966年第一次熱核材料核試驗和第一枚核導彈試驗成功,1967年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1969年第一次地下核試驗成功,1970年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成功,同年第一艘核潛艇研制成功, 1973年第一臺每秒百萬次電子計算機研制成功,1975年第一次回收發射人造衛星成功,同年為世界糧食增產作出重大貢獻的□型雜交水稻通過鑒定。為保障全國農民健康作用極大的農村合作醫療也是在文革期間建立的。

  1952年的工業占30%農業占60%,到 1975年轉變為工業占72%農業占28%,中國從一個傳統的農業國成為工業大國,這是一個極其偉大的歷史變化,也是在文/革中實現的。

劉亞洲不是一個人在戰斗  

  劉/亞/洲并非一個人,而是一群人,而且是一群有組織、有實力、有綱領的人,是一股能量很大的政治勢力,是一個實實在在存在的政治集團。

  劉/亞/洲的那些文章孤立地看是一個個的專題論述,但立場觀點一脈相承,合在一起整體來看就是一套完整的政治主張。

  一.“文明的沖突”決定一切。西方先進,是因為西方文化優等,宗教優等,所以制度優等所致。中國落后,是因為中國文化“劣等”,宗教“劣等”,所以制

度“劣等”所致。

  二.因為中國文化“劣等”,宗教“劣等”,所以中國人品行“劣等”,道德“

劣等”,是“有數量沒質量”的“劣等民族”。

  三.因為中國文化“劣等”,靠自身無法發展,唯有靠外來侵略和征服才能夠發展繁榮,延續迄今。外來的侵略和征服過去是少數民族,今天是“西方文明”。

因為外來的侵略和征服帶來了“進步”,所以有功,應該歡迎。

  四.美國是“西方優等文明”的頂峰。美國應該統治世界。中國應接受美國對世界的統治。

  五.中國應服從美國對世界的統治。寧可放棄臺灣,也不能跟美國鬧翻。

  六.中國應配合美國對世界的統治。通過幻想可以離間美日聯盟,討好日本,對付俄國,進逼印度,干涉東南亞,替美國當炮灰,自己到處樹敵,從反面幫助美國獲得盟友

  七.中國改革的核心是民主化。要民主化就必須建立象美國那樣的“精英”制度,“靠制度確保精英登上政權的寶塔尖”。要建立這樣的制度就必須按西方文化精髓辦事,用“西方優等文明”淘汰掉“中華劣等文明”,來一個“文明的沖突

”、“文明大革命”。中華文明已經是“果子爛完了,丟掉算了”。沒有“出過海”的人必然有“局限性”,不能徹底丟掉中華文明的“爛果子”,領導不了這場“文明大革命”。只有象劉/亞/洲那樣有留洋背景的“精英”才是真正的“精英”,才有資格指導改革,管理國家。

  八.軍隊是改革的力量。軍隊要干政。軍隊要參與中國的政治改革。要抓緊準備,搜羅人才。只要有“人民的意志”,可以無視憲法。

  總之,劉/亞/洲突然在網上冒出來連篇累牘發表他看起來自相矛盾、荒誕不經的東西并非心血來潮,而是深謀遠慮。它實際發表了一套完整的政治綱領,凝聚了一股政治力量,無聲無息建立了一個“影子政黨”;把自己的政治主張和“影子政黨”推薦給西方世界,毛遂自薦給人家當“顏色革命”的代理人;通過網絡存發表文章本身不時給“自己人”壯膽打氣:老子還活著,誰也奈何我不得。

  象劉亞洲這樣以個人名義培植起一股政治勢力的人當代中國只此一家。除了劉/亞/洲外其他任何人,不管是政治局委員還是省長部長,不管是國企老總還是私營老板,誰能擁有這樣一個有著上通下達、內外勾通、無孔不入、影響廣泛、實力雄厚的政治勢力和全面成套的政治綱領無形卻完備的組織系統?這個組織系統在中國政界軍界上上下下都有實權在握的成員;已經組織了一批網絡管理骨干力量,足以在發動“顏色革命”時操縱輿論;跟西方國家有千絲萬縷的聯系;輕而易舉就能獲得西方國家的鼎力支援。只要時機成熟,完全可以在中國鬧起“顏色革命”來。(風之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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