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喉”的特工人生
王倩
《環球人物》
1972年，《深喉》是美國當年最著名的色情電影。
這一年，《華盛頓郵報》的編輯霍華德·西蒙斯將一位提供秘密線索的線人取綽號為“深喉”。《華盛頓郵報》記者鮑勃·伍德沃德和卡爾·伯恩斯坦依據“深喉”的消息，捅開了美國20世紀最大的政治丑聞“水門事件”內幕……
“深喉”是誰？在過去的30多年，這一直是困擾美國政界和新聞界的一大謎團。因“水門事件”成名的兩名記者曾發誓在“深喉”有生之年絕不透露他的身份。
這位“20世紀最著名的線人”—— 94歲的美國聯邦調查局前副局長馬克·費爾特，將這段秘密埋藏了30多年后終于松口，和盤托出“水門事件”的來龍去脈，也回憶了自己的特工人生。
走上特工之路
有人說聯邦探員都是天生的，不是培養出來的。也許真的是這樣。我總是有強烈的冒險精神和求知欲。20世紀最初的幾年，在愛荷華州雙瀑城，我度過了快樂的童年。
學生時代，我總是被冒險和組織活動所吸引，把自己當成一個領袖。我靠做服務生和燒鍋爐完成了愛達荷大學的學業，還被選為優等生協會主席。
1940，我獲得了法學學士學位，此時，有兩名在聯邦調查局工作的朋友都催我考慮去那里工作。雖然我知道當時的局長J·埃德加·胡佛是個嚴厲的上司，但是考慮到高達3200美元的誘人年薪，我決定嘗試一下。
1941年11月，我向聯邦調查局申請特工職位。篩選的過程十分嚴格。我很幸運，在提出申請的兩個月后，1942年1月19日，收到了有J·埃德加·胡佛親筆簽名的錄取信。
當然，做特工絕非易事。第一年是試用期，達不到聯邦調查局要求的人會被淘汰。很快，我領到了一個公事包，里面裝著一支警用左輪手槍、一個槍套和一個徽章。此外還有兩個大活頁本，一本是規章手冊，一本是工作手冊，里面記錄著當時聯邦調查局負責處理的100種案件的調查方法和報告程序。
接下來的時間，我都在匡恩提科海軍陸戰隊基地的聯邦調查局學校接受培訓：掌握規章制度，進行射擊訓練。
回到華盛頓學習常規工作時，我學會了如何準備證據，如何用粉末使看不到的指紋顯影，甚至包括怎樣撬鎖。模擬破案對我啟發很大，在詢問“嫌疑犯”和“證人”時，我越來越覺得自己天生就是干這行的料。
在風暴中掙扎
從當上特工的第一天起就注定，我的人生從此不再平凡，從1942年起，我先后經歷了堪薩斯城的剿匪，對抗過激進分子的圍攻……作為胡佛手下最得力的助手之一，我遵從他的志向，把聯邦調查局打造成“超越于所有警察機關之上的美國司法的典范”。
沒過多久，我被提升為聯邦調查局副局長。就在我志得意滿之時，一個風暴正在悄悄向我襲來，這個風暴的風眼就是水門事件。
水門事件所蘊含的風險如何被夸大也不為過。我們所面對的絕不是一個簡單的盜竊案，而是對政府體制的侵犯，對聯邦調查局誠信的攻擊，以及為了防止我們揭開美國歷史上最大的政治丑聞而施加的強大壓力。總統的親信用盡了一切手段來阻撓我們的調查。當時的聯邦調查局局長帕特·格雷甚至私下向他們通風報信。調查幾乎陷入了停滯狀態。
我開始考慮如果某個負責任的媒體能夠通過運用公眾壓力，迫使白宮低頭，或許能扭轉局勢。
此后的幾個月里，我與《華盛頓郵報》的伍德沃德在夜間秘密會面，證實或者否認他通過其他渠道所獲得的信息。而地點就選在了一個位于弗吉尼亞與華盛頓特區僅一橋之隔的停車庫。我囑咐伍德沃德見面時要采用迂回路線，以便最大限度地減少被跟蹤的危險。我還告訴他，如果想與我見面，就把一盆鳶尾花放在我公寓陽臺的后面。而我想見他時，會在伍德沃德家訂閱的《紐約時報》的第20頁，畫上一個鐘表圖案，指明會面時間。
我相信，如果想對公眾輿論產生實實在在的影響，那么就必須在一個長時間段內，通過披露大量令人信服的細節，來對水門事件加以報道和描述。
通常我們會在車庫里一直呆到凌晨6點。在此期間，我幫助伍德沃德將那些分散凌亂的信息整合在一起，從而使他對事件有一個總體的理解。
此后，正如伍德沃德在1972年10月10日的報道所指出：“他（深喉）使我們終于對‘水門事件’有了一個正確的認識，這絕不是像白宮新聞秘書羅恩·齊格勒所描述的那樣是一樁莫名其妙的‘三流竊案’，而是由白宮指使的充斥著政治欺詐和破壞行為的大規模競選活動的一個組成部分?！?/p>
對于我幫助伍德沃德揭露真相一事，人們也許會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爭論我的所作所為是否正確。但是至少，我們的確將事實大白于天下。
身陷“黑包”泥潭
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美國遭受著崇尚暴力的新左派攻擊。這些恐怖主義者公開夸耀他們的信仰，他們與敵國的聯系以及如何試圖通過暴力使政府垮臺的企圖。
其中最具威脅的恐怖主義團體當屬“地下氣象員組織”（WUO），該組織得名于鮑勃·迪倫所唱歌曲《地下思鄉藍調》中的一句歌詞：“我們不需要氣象員就能知道風向哪里吹?！?/p>
WUO的恐怖分子與遍及全美的許多爆炸案和襲擊事件有關，例如1970年國民警衛隊協會大樓的爆炸案，1972年五角大樓爆炸案等等。
而胡佛于1966年下達的禁止使用某些有效偵查手段的禁令，使得探員們面對這些藏匿于本國的恐怖分子備感棘手。因為胡佛不僅大幅限制了對竊聽設備的使用權限，而且禁止擅自拆閱公民信件或無證搜查——即在未得到主人允許的情況或在主人不知情的情況下非法進入各種房屋或居所。由于實施這些行動所需的開鎖工具都裝在一個黑色的包里，因此也被稱為“黑包工作”。
但是，為了對WUO展開有效的斗爭，格雷授予我完全的行動權?？墒撬救私洺２辉谌A盛頓，因此，在事先沒有與他磋商的情況下，我批準了5次“黑包工作”。無論在當時還是現在，我始終認為我的決策是明智的。我們對恐怖分子的行動實施了第一流的掌控，從而使國家免遭WUO的傷害。
到了1975年，作為水門事件的余波，公眾對政府濫用職權的批評開始擾亂我的正常生活。在參議院，丘奇委員會開始對情報部門的越權行為展開調查。大約有125名現任和前任聯邦調查局探員遭到了無情的追查，而我知道很多探員其實是在代我受過：我才是檢察官們所要追查的主要目標之一。
我決定站出來面對這一切。我知道已經將自己送上了審判臺，并使得我的妻子和家庭經受漫長的痛苦折磨。但是為了維護榮譽，我必須這么做。我必須幫助那些普通探員擺脫困擾，防止聯邦調查局遭到進一步傷害，避免全局士氣被徹底摧毀。
檢察官指控我侵犯“氣象員”家屬和親友的憲法權利，即“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財產權利受到保護，不受侵犯，不得無理搜查或緝拿”。
此后整整5年，我在任何場合都自我辯護，堅稱WUO的積極分子遠非政治激進分子，而是暗中威脅國家安全的恐怖分子。1980年11月6日，法庭宣判我有罪。但是里根總統卻于1981年3月給予我完全、無條件的特赦。里根總統宣布：“費爾特是基于一個良好的信念，即為了維護國家安全利益必須采取那些行動?！?/p>
飽受折磨的時光終于過去。但長期的滋擾和羞辱所造成的痛苦，卻久久未能消退。我的妻子奧德麗由于不堪忍受外界的重壓而自殺。如果不是因為這些煩擾，她肯定還會跟我們生活在一起。我會永遠懷念她，直至走完我的人生。
（本文素材選自新星出版社2007年9月出版的《特工人生：“深喉”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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