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談托洛茨基的《我的生平》

杜建國 《中國閱讀周刊》（中國圖書商報）2008年1月15日

托洛茨基的自傳《我的生平》（以下簡稱《生平》）素以內容豐富和敘事生動而著稱。1996年以來，此書已經有了三個中譯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東方出版社2005年）?，F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又向我們提供了一個最新的中譯本（《我的生平》，趙泓、田娟玉譯，鄭異凡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9月）。相對于作者的特殊性，《生平》能夠在十一年內出版四個不同的版本，足以證明其對讀者的吸引力。

通常，托洛茨基被視為冷酷傲慢的化身。但他其實是一個最擅長與普通群眾進行交流并能贏得其信任的政治活動家，僅就這一方面而言，二十世紀可能無人能出其右。《生平》對十月革命前后托洛茨基在摩登雜技場群眾大會上的演說場景的描述，足以修正我們對他的傳統看法。也許有的讀者會說，那只是因為在革命高潮期間群眾情緒普遍傾向激進的緣故，否則托洛茨基的演說不會產生如此效果。不過這并不僅僅是特殊條件下的產物，在更加困難的環境中，托洛茨基也同樣做到了這一點。自傳中有兩個小故事可為佐證。

第一個故事。1917年二月革命后，正在美國流亡的托洛茨基立即乘船返回歐洲，不料途徑加拿大哈利法克斯時，竟被英國海軍強行扣押。“海盜”們將托洛茨基關進設在亞默斯的德國戰俘營，當時德俄兩國正處于交戰之中，“海盜”們的險惡用心可見一斑。不料，托洛茨基非但沒有讓自己落到遭受德國戰俘敵視的境地，反而通過反戰宣傳，迅速地將戰俘中的士兵團結在了自己周圍。戰俘中的德國軍官與看守他們的英國軍官于是也趕忙放棄敵對，結成統一陣線來對付托洛茨基和戰俘士兵。無產者的國際聯合與資產者的國際聯合的公開對壘在這個小小的戰俘營中形成了。當英國軍官發布禁止托洛茨基在戰俘營中演講的命令時，已經太晚了，大多數戰俘已經成為托洛茨基的堅定支持者，戰俘們以一份對禁令的聯名抗議表明了這一點。士兵戰俘的支持令托洛茨基“獲得了極大的滿足，足以補償關押在亞默斯期間所受到的一切苦難。”

另外一個故事。內戰期間托洛茨基曾主動去視察一個關押著上萬名逃兵的看守所。“逃兵同志們”，在別人眼中只是逃兵，但是在托洛茨基眼中，仍舊是革命同志。經過托洛茨基一番演講后，“逃兵同志們”立即猶如脫胎換骨，變成了最勇敢的紅軍戰士，并在內戰中立下了赫赫功勛。談及此事，托洛茨基本人也是“不無自豪”。托洛茨基在與群眾交流時能夠取得如此成效，是由于他對群眾的態度，既非淺薄的同情，亦非虛偽的吹捧，而是發自內心的尊重和信任。他堅信群眾能夠超越其分散的和狹隘的個人眼界，看到共同利益所在，從而能夠為此展示出自己的力量和尊嚴。套用今天的流行術語來說，他堅信勞動者能夠建立一個既不受資本、又不受權力所奴役的世界。

正因為如此，所以當革命發生官僚蛻化的時候，托洛茨基也就不可避免地變成了官僚的死敵（列寧也是如此，只可惜他在關鍵時刻被病魔擊倒并過早地去世了）。托洛茨基一生的經歷，可以簡單地分為兩個階段，前期是革命的思想家和領導者，后期則是反對革命的官僚蛻化的思想家和領導者。讀者往往期望通過閱讀《生平》來獲得對這兩種經歷的全面了解，尤其是后者，更是我們今天所特別感興趣的。不過就此而言，《生平》會多多少少讓讀者感到失望的。這是因為如作者自己指出的，《生平》只是一部個人傳記，而不是一部歷史著作，兩者的側重點是不同的。對于我們所急切地想了解的問題，如官僚蛻化的根源和來龍去脈，托洛茨基及其反對派在政治、經濟、社會方面的具體主張，反對派與官僚的斗爭經過等等，《生平》并沒有作全面論述，盡管提供了很多生動的細節。

要想對此有全面了解，其實是有捷徑可尋的。托洛茨基的思想，曾經以政治綱領的形式明確的表達出來，這就是1927年由托洛茨基執筆的《反對派政綱》。這部政綱全面地反映了反對派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觀點，同時批駁了當時當政的斯大林-布哈林集團的觀點。綱領不僅內容豐富深刻，而且表述得深入淺出，清晰易懂。記述蘇聯這一時期的歷史著作，實在是乏善可陳。即使是像伊薩克•多伊徹的《先知三部曲》這樣的佳作，在對托洛茨基的經濟和社會觀點做介紹時，也是顯得較為單薄。至于其它的著作，一般說來就更是等而下之了。因此，與其去看那些歷史學家的作品，還不如直接去看《反對派政綱》。例如，長期以來人們都認定托洛茨基在經濟上主張“超工業化”和“掠奪農民”，而只要與《反對派政綱》對照一下，就不難發現這純屬無稽之談。了解托洛茨基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直接去讀他的代表性作品。

另外，《生平》完成于1929年，而幾年之后托洛茨基對官僚蛻化的認識有了重大的變化。1933年之前，盡管自己已被官僚集團視為敵人，但是托洛茨基對官僚集團仍舊持“改良”態度，如《生平》中明確指出的。1933年后，托洛茨基從改良派變成了革命黨，他認為官僚集團已經無可救藥，只能將其打倒，代之以工人蘇維埃民主，如十月革命初期那樣，否則蛻化將逐步加深直至倒退回資本主義。寫作《生平》時，托洛茨基的態度還處在矛盾之中，他一方面激烈地反對官僚集團，另一方面又自縛手腳，企圖把斗爭局限在黨內。伊薩克•多伊徹曾指出《生平》對于官僚蛻化問題沒有給以明確的解釋，根本原因就在于此。托洛茨基關于官僚蛻化問題的明確的最后的結論，是在《被背叛了的革命》和《過渡綱領》當中做出的。

因此，讀者們在享受《生平》帶來的閱讀快樂時，不要忘記，只有結合著其它著作才能全面、準確地把握托洛茨基的思想脈絡。這些著作過去都曾作為內部讀物出版過，細心的或幸運的讀者們不妨試著找來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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