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政治總罷工
第一節 政客對工團的利用——對議會的壓力——比利時和俄羅斯的總罷工
第二節 與兩種總罷工概念相對應的兩種思想潮流的差異：階級斗爭；國家；思想的貴族。
第三節 政客助長的嫉妒——作為英雄主義和掠奪起源的戰爭——無產階級專政及其先例
第四節 強力和暴力——馬克思論強力——為無產階級暴力建立新理論的必要性
第一節
政客都是這樣的人，貪婪的欲望讓他們的智慧所向披靡，對肥缺的追逐培養出了他們壞蛋（les apaches）[1]的狡猾。純粹的無產階級組織使他們感到心驚膽戰，故而，他們會盡其所能地敗壞它們的聲譽；甚至，他們經常否認無產階級組織的有效性，說它們毫無未來可言，企圖借此來說服工人脫離它們。當他們發現他們的憎恨軟弱無力，他們的詛咒也不能阻止這些可恨組織的運轉，相反，這些組織卻變得越來越強大的時候，他們就轉而利用無產階級創造的力量。
長期以來，政客抨擊合作社（les coopératives），說它們對工人毫無用處；但是，自從它們得到蓬勃發展之后，不止一個政客把貪婪的眼光盯著它們的錢袋，希望自己的政黨能從面包店主和雜貨店主那里獲得經費支持，就如同許多國家里的以色列管理委員會靠猶太屠夫的金錢過活一樣[2]。
在選舉宣傳過程中，工團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若想有效地利用它們，還是需要某些伎倆的，但是，政客們從來不缺乏手腕。格拉[3]作為鐵路工團書記，曾經是法國最熱情的革命者；他最終還是認為和政治打交道比準備總罷工容易多了[4]；今天，他成了勞工指導委員會（la Direction du Travail）最信任的幾個人之一。1902年，他為了幫助米勒蘭贏得大選，曾經一度身陷囹圄。以社會主義部長身份參選的地區，有一個很大的車站，若沒有格拉的幫助，米勒蘭就有可能落選。1902年9月14日，一位蓋得派分子在《社會主義者》上譴責了格拉的做法，對于前者來說此舉無比的荒謬。因為鐵路工人會議已作出決議，工團不應介入政治，而且，一位蓋得派議員和米勒蘭往往是水火不容的。這篇文章的作者擔心“各種合作團體正走向錯誤的道路，盡管它們開始利用政治，但是卻有可能變成某政黨的工具。”他的觀點一針見血。在工團代表和政客的交易中，總是以后者攫取了更多利益而告終。
政客不止一次地干涉罷工，企圖敗壞對手的聲譽，獲得工人的信任。1905年的隆維盆地罷工[5]引發了一個共和派聯盟的系列努力，他們試圖為了自己的目的，組織起反對雇主的工團[6]；這項交易并沒有給對政治運作懵懂無知的罷工發起者帶來任何好處。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某些社會主義政客在糅合造反本能和選舉力量方面，卻表現得得心應手。因此，一些人為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會被某種政治目的所利用感到震驚是不可避免的。
英國歷史多次表明，當群眾因為反對政府的議案而舉行游行示威的時候，即便政府足夠強大，能用強力彈壓任何攻擊現存制度的行為，它也會作出讓步。議會大多數成員不會堅持通過引起民眾強烈反對的提案，似乎是議會不成文的規矩。這是對妥協制度的一種運用，而妥協又是這種制度賴以生存的基礎；只要有少數人認為是暴虐的，會招致強烈的反對，就不會有任何法律具有效力。大規模的暴力示威預示著武裝起義為期不遠了，在這些游行示威面前，尊崇傳統的政府也會屈服讓步[7]。
在最普通的游行和暴亂之間，還有爆發政治總罷工的可能，它采取的形式會有很多種：它有可能溫和而有節制，持續的時間也會很短，目的是在說明政府正誤入歧途，而自己又是有抵制的力量的；當然，它也有可能是一系列流血暴動的序幕。
幾年以來，議會社會主義者對未來是否能登上權力的寶座，并沒有把握，他們已經意識到自己在參眾兩院的權力不可能得到無限制的增長。當迫使政府作出重大讓步來謀求自己支持的特殊環境不復存在的時候，他們的議會權力也就岌岌可危了。因此，要是他們能從外部對大多數的造反者施加影響，以可怕的起義威脅保守派，那還是能為他們帶來巨大好處的。
只要工人階級聯合會遍及各地，只要它們高度集權，只要它們能以嚴格的紀律約束其成員，社會主義議員在領導自己的同志時，就不會多費波折了。為了讓某些工業部門停工幾天，他們只需要利用一下方便造反運動的時機便萬事大吉。政府多次被建議禁止開采礦產，或者中斷鐵路運輸[8]。要想這些策略能實現全部的預期目標，罷工必須在政黨下達命令之前爆發，在政黨和政府達成妥協之后立刻停止。這就是政客如此熱烈地支持工團集權，如此多地討論紀律問題的原因所在[9]。大家都心知肚明，他們討論紀律，無非是要無產階級聽從他們的命令而已。分散的、分化成勞動所（Bourses du Travail）的聯合會讓他們的如意算盤落了空；故而，在他們的眼里，所有不贊成以政黨領導人為核心的無產階級集權的人都是無政府主義者。
政治總罷工就有這種巨大的優點，它不會危害到政客的寶貴生命；它是對道德起義（l’ insurrection morale，山岳派[10]在1793年5月迫使國民公會開除吉倫特派時，就使用了這個術語）的一種改進。任何一項運動，只要它不包含讓人感到痛苦的暴力行徑，害怕得罪金融家顧客（就正如山岳派成員害怕得罪各省一樣）的饒勒斯都會十分崇拜[11]。因此，饒勒斯也不是一位和政治總罷工勢不兩立的敵人。
最近發生的事情對政治總罷工思想的發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比利時人通過一場以總罷工名義粉飾的游行[12]，贏得了憲法改革。到目前為止，這些事件并不如人們想象的那樣，帶有任何悲劇的色彩。內閣非常高興被置于這樣的一個立場，它能迫使議會通過大多數議員不會贊同的選舉法案。許多自由派雇主對這個帶有極端教會色彩的議員多數也抱有明顯的敵意。自從工人追隨國家和資本家以來，比利時發生的一切就和無產階級總罷工截然對立了。長期以來，為了建立更加民主的選舉制度，人們多次向比利時中央政權施加壓力；然而，這種努力最終都以徹底失敗而告終；而這次，內閣不秘密支持罷工者接受新的選舉法。許多比利時人為自己的失敗感到吃驚，不能理解國王為什么沒有解散內閣，以滿足社會主義者的要求；而在過去，他在面對自由派的反對時總會強烈要求內閣的辭呈。事實上，這位國王對自己的職責一無所知，正如當時所說，他不過是一位虛有其表的國王。
比利時的經驗也不是毫無意義的，因為它能讓我們清楚地認識到政治總罷工與無產階級總罷工之間存在著根本的對立。比利時是工團運動最薄弱的國家之一[13]；全部社會主義組織的基礎是面包商、雜貨商和布料商的商店，它們都受政黨各委員會的操縱與剝削；長期適應了一種教權紀律的工人仍然低人一等，他們認為有義務服從這些人的領導，后者會輕微地削價，賣給他們需要的商品，會用天主教或社會主義的演講質詢他們。在比利時，我們不僅發現雜貨店業成了神圣的職業，也找到了那種著名的公共服務理論。對于后者，蓋得在1883年撰寫了一份言辭激烈的小冊子[14]，予以猛烈的抨擊；同年，德維爾將之視為比利時人對集體主義的一種模仿[15]。比利時社會主義傾向于接受國家工業主義的發展，接受一部分工人—公務員——他們在得到民主政治認可的領導人的鐵碗統治下，會表現得服服帖帖——的憲法[16]。因此，在這樣的國家里，總罷工會以一種政治形式表現出來，那是很自然的事；這樣，民眾起義的惟一目標必定是把權力從一小撮政客的手里轉移到另一撮政客的手里，而人民依舊是套著枷鎖的可憐蟲[17]。
俄羅斯最近發生的動亂[18]使得總罷工思想在職業政客圈中頗為盛行。許多人為大罷工取得的成就感到吃驚；但是，他們并不清楚到底發生了什么，這些動亂又會產生怎樣的后果。熟悉俄羅斯的人相信：維特和許多革命者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通過恐嚇沙皇，維特排擠了政治對手，贏得了（在他看來）會阻止俄國重返舊制度的機構的支持；他一定會為此歡欣雀躍。長期以來，沙皇政府陷于癱瘓，管理陷入無政府狀態，然而，當維特認為需要采取強硬措施來保護自己的利益時，鎮壓就變得迅速而且有效。（正如少數人所預見的那樣，）在金融家需要恢復俄國信用的時候，這一天就會立即到來。這一點很值得我們注意。俄國以前的所有起義似乎從未獲得過如此不可抗拒的力量。《小巴黎人》（Le Petit Parisien）是最維護維特聲譽的一份法國報紙，它認為1905年的大罷工將會因為工人的饑餓而結束；根據它的說法，即便波蘭人像芬蘭人一樣加入這場運動，一樣獲得進步，這場罷工只能再拖延一天而已。不久，《小巴黎人》就祝賀波蘭人足夠聰明，沒有卷入這場罷工，祝賀他們沒有給德國留下干涉的口實（1905年11月7日的《小巴黎人》）。
因此，我們一定不要被某些論述迷惑住。對于1905年11月18日的《社會主義者》對俄國事件的描述，博尼耶表示了自己的懷疑；確實，他的懷疑不無見地。他一直是總罷工勢不兩立的敵人；即便如此，他還是指出，俄國發生的事情和“法國的真正工團主義者”所追求的東西毫無共同之處；在他看來，俄國罷工僅僅是一場復雜進程的完美結局，只是許多能采用手段中的一種，它的成功只能歸結為罷工爆發時有利的形勢。
這樣，對于人們用同一名稱描述的兩種罷工運動，我們就有了恰當的區分標準。我們已研究了不可分割的無產階級總罷工；現在我們也應該研究一下政治總罷工，它包括經濟造反事件，也夾雜著其他非經濟的因素。在第一種情況下，不應該考察細節本身；但是，第二種情況下，一切都取決于糅合不同細節的藝術。我們在研究政治總罷工的時候，就必須孤立地考察各個部分，必須評價每個細節的意義，進而試圖統一它們。習慣于為無產階級總罷工設置許多障礙的人，肯定會把這項任務視為純粹的烏托邦，或者將之視為徹底的荒誕；然而，若是無產階級一事無成，那么，政客便會心想事成。煽動家的天才能夠克服一切困難，難道這不是民主政治的一個信條嗎？
我不會停留在這兒，討論這些策略成功的可能性，我把尋求阻止政治總罷工墮落為無政府狀態的任務留給閱讀《人道報》的投機家。我只想在下文對兩種總罷工思想之間存在的巨大差異作充分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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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該書有好幾次提到“壞蛋”這個詞匯。然而，該外號的起源是確定無疑的，“壞蛋”一詞在20世紀早期指的是暴徒和卑鄙的犯罪者，其中大部分是居住在巴黎周圍的那些臭名昭著的地區里。
[2] 在阿爾及利亞，這些管理委員會在管理上的種種丑聞已經變成了選舉腐敗的根源，為此，政府不得不強迫它們進行改革；然而，最近通過的政教分離法案有可能使得過去的陋習死灰復燃。
[3] 1898年罷工的失敗，使得蓋拉爾（Eugene Guérard, 1859——1931）相信革命罷工的策略必然是要失敗的，從此以后，就如索雷爾所說的那樣，他變成了總工會（CGT）最不屈不撓的反對者，成為改良主義派別的領導人之一。
[4] 格拉在1898年就試圖組織起一場鐵路罷工，對此，萊因納赫曾經說過，“創立擁有2萬成員的鐵路工人和雇員聯合會的格拉是個行跡可疑的人，他發動自己的聯合會舉行總罷工來干涉 [巴黎的海軍沖突] ……布里索簽發了搜查證，派軍隊占領火車站，并在鐵道上布置崗哨之后，就沒有一個人敢出頭了。”（Histoire de l’ affaire Dreyfus, tome Ⅳ, pp.310——311.）——如今，格拉的工團非常有用，政府恩準它搞大規模的博彩活動。1907年5月14日，克里孟梭在議會里，把格拉的聯合會說成是反對勞工聯合會（la Confédération du Travail）的“明智與理性的人民”的團體。
[5] 位于洛林的隆維盆地是法國的鋼鐵和礦業中心。從1905年春天開始到同年的秋天，爆發了一系列規模甚大的罷工。在此期間，軍隊屠殺了許多罷工者。
[6] Alphone Merrheim, “Le Mouvement ouvrier dans le bassin de Longway”, 《社會主義運動》 [168——169]（1905年11月1——15日）, pp.425——482.
[7] 天主教人士認為采取同樣的策略，就能阻止實施與宗教組織相關的法律；它希望通過展示一些暴力，迫使政府就范；然而，政府手中有槍，可以這么說，自從議會專制比過去更少障礙之后，議會制度的一個根基就遭到了破壞。
[8] 1890年在里爾召開的蓋得派全國大會通過了一項決議，它宣稱礦工的總罷工在實踐上是可能的，礦工總罷工本身就能獲得所有行業法規徒勞無功追求的結果。
[9] 一位博學的社會主義闡釋者（Louis Révelin, 1865——1918）在全國大會上認為（參見1905年10月7日《社會主義者》）“政黨可以為個人能動性留下空間，但必須壓制個人的武斷臆想。政黨的安全在于它的各種規章制度；我們必須堅決維護它們。這是我們自己選擇的制度，它把我們團結在一起，能讓我們同生共死。”若是一個耶穌會士如此表達，人們肯定會譴責他，這是僧侶的狂熱。
[10] 在5月31日到6月2日期間，把吉倫特派議員開除出國民公會導致法國陷入了內戰。山岳派獲得這樣的稱號，乃是因為他們坐在國民公會的最高位置。
[11] Jean Jaurés, La Convention, Paris, Jules Rouff, 1901, Ⅱ, p.1384.
[12] 1893年，比利時爆發了一場群眾罷工，要求獲得普選權。
[13] 參見索雷爾的早期文章《比利時的社會主義》（Le Socialism en Belgique），收錄在《兩世界的工人》（L’ Ouvrier des deux monds, 1898）里，第244——247頁。
[14] Jules Guesde, Services publics et socialisme, Paris,Oriol,1883.
[15] Gabriel Deville, Le Capital de Karl Marx résumé et accompagné d’ un apercu sur le socialisme scientique, Paris, Flmmarion, 1883, p.10.
[16] 最近，博利厄（Paul Leroy-Beaulieu）議員把所有的政府雇員稱為“第四等級”，把私人雇員稱為“第五等級”。他認為前者有朝世襲等級方向發展的趨勢（1905年11月28日的Les Débat）。隨著時間的推移，兩種等級的差異將越來越明顯；第一個團體會成為支持社會主義政客（他們希望能有力地控制它，同時又讓工業生產者服從于它）的一支重要力量。
[17] 這沒有阻止王得威爾德把未來世界和拉伯雷所說的 l’ abbaye de Thélème（每個人能做自己喜歡的事情）進行比較，也沒有阻止他希望建立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社會” （Jules Destrée 和 Emile Vandervelde, Le Socialism en Belgique （《比利時的社會主義》）, p.289）。哦，這就是說大話的魔力啊！
[18] 1905年罷工和抗議的浪潮導致了托洛茨基領導的圣彼得堡聯盟的建立。正是出于此種情況，維特迫使沙皇發表一份憲政聲明，它是憲法和代議制政府產生的一個基本要素。
第二節
我們已經了解到，工團主義總罷工涵蓋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全部要素；在無產階級罷工里，我們能找到社會主義的真正要素；更重要的是，它們以與社會斗爭相同的手段，把自己會聚在一起，它們的運動也完全符合自己的本質。相反，我們不可能從中找到任何意象，可以完美地代表政客們的社會主義。然而，同時是革命者與議員的社會主義者把政治總罷工作為自己的核心策略。這樣，我們就有可能獲得一種恰當的思想，把后者從工團主義者的隊伍里清除出去。
A. 我們立即可以明白，政治總罷工并不認為在無產階級攻擊資產階級的戰場上會存在一場階級斗爭；社會分化為兩個敵對陣營的時代已經成為過去；因為無論在哪種社會結構下，都會發生這種造反。在過去，許多革命都是心懷不滿的團體揭竿而起，攜手并進的結果。社會主義作家們經常指出，貧困階級不止一次，毫無目的地為了把權力交給新統治者手里，不惜拋頭顱、灑熱血；與此同時，這些精明的新統治者為了自己的利益，也會成功地利用人民的不滿情緒去反對舊權威。
1905年，俄國自由主義者似乎就希望發生這樣的事情，農民與工人風起云涌的起義讓他們感到心花怒放。據證實，在聽到軍隊在滿洲臨陣倒戈時[1]，他們興奮地手舞足蹈；他們堅信，噤若寒蟬的政府必定會向他們的智慧求救。因為他們當中的許多人都是社會學家，所以科學主義本有可能因此獲得巨大成功；然而，他們還是有可能把人民玩弄于股掌之間。
我想，正是基于同樣的原因，《人道報》惟利是圖的股東才成為某些罷工的狂熱支持者，他們把無產階級視為優秀的清道夫。歷史的經驗讓他們相信，社會主義政府把叛亂置于理性控制之下是有可能的。更重要的是，即便在癲狂的時刻，反對無政府主義者的法律不也被小心地維持著嗎？雖然人們將其斥為邪惡的法律[2]，它們還是有助于保護資本家—社會主義者的[3]。
B. ——（1）更重要的是，認為革命工團主義囊括了全部的無產階級組織，那就大錯特錯了。既然工團主義總罷工不等于全部的革命，那么除了工團，人們還會創立其他的一些組織。因為這場罷工只是和必須在恰當時機發動的許多事件相吻合的一個細節，所以工團就必須聽從政治委員會的命令，或者至少應該和代表了社會主義運動最高思想的委員會保持協調。在意大利，費里[4]說社會主義需要兩條腿，以如此滑稽的方式代表了這種協調；這是從拉辛[5]（他從未想過自己的思想會成為社會學的原則）那里借用來的。在《明娜·馮·巴爾赫姆》（Minna von Barnhelm）的第二幕里，旅館主人對朱斯特說，人不能站在燒酒瓶上，就如同人不能用單腿走路一樣；他還補充說，所有美好的事物都是三的倍數，而四股的繩索總是比較結實的。我不清楚這種社會學是否還使用了其他的格言警句，它們和費里濫用的箴言同樣有用。
（20如果說工團主義總罷工是和經濟突飛猛進的時代聯系在一起的，那么政治總罷工則會讓人想起經濟衰落時代。經驗說明，沒落階級比冉冉升起的階級更容易受到政客謊言的蠱惑，這樣，人們的政治覺悟和他們的生活環境似乎是息息相關的。充滿朝氣的階級通常會行事魯莽，因為他們對自己力量的過于自信，在面對未來時總顯得大膽勇敢；在這一刻，追求勝利的殷切希望支配著他們。衰落階級習慣于向允諾用國家庇護他們的人尋求幫助，而不會去考慮這種庇護如何能協調好截然對立的各種利益。只要能從政府那里獲得恩寵，他們會自愿參加所有的聯合，他們對吹牛皮的人也佩服得五體投地。社會主義一定要小心，不要墮落為恩格斯所說的反猶主義[6]，但他的建議總被人們當作耳邊風。
政治總罷工總是設想，不同的社會團體都應該相信國家的神奇力量；在沒落團體里，這種對國家力量的崇拜，更是屢見不鮮；這種崇拜的存在能讓饒舌之人認為自己是無所不能的。這種政治總罷工也能得到慈善家愚蠢的鼎力相助，而他們的愚蠢往往是富裕階層蛻化的結果。如果對手是怯懦的和泄氣的資本家，那么政治總罷工成功的把握就更大了。
（3）這樣，政治總罷工就不可能對未來的方案無動于衷；馬克思主義認為是荒誕不經，工團主義者不予理睬的那些方案恰恰是構成新制度的基本要素。如果不能確信未來組織的全部框架已經準備就緒，那就決不能發動政治總罷工。這就是饒勒斯在1901年文章里試圖討論的東西，他說現代社會“會從一項不確定的，像 [工團主義罷工] 懸崖勒馬一樣的，虛無的事業里退縮回來”[7]。
有大量的年輕律師，他們毫無未來可言，在用卷帙浩繁的頁面勾勒未來組織的詳細草案。即使我們沒有埃爾（Lucien Herr）在1900年出版的革命簡寫讀本，我們至少知道他在其中準備了一些規則，能用于建立集體社會的復式薄記；塔布里耶（Tarbouriech）也曾為了能給未來的官僚機構提建議，研究了出版形式的問題[8]。饒勒斯經常為資產階級掩藏了許多知識而感到痛心不已，他認為革命更多地取決于無名天才的努力，而不是取決于馬克思所說的那些條件。
C. 我已經呼吁要重視馬克思和工團主義者眼中這場革命的可怕本質，我也曾說過堅持這種絕對與不可變更的革命特征是相當重要的時期，因為它能賦予社會主義以崇高的教育價值。無產階級正在從事的嚴肅事業很難讓那些貪圖享受的政客的追隨者感到稱心如意；后者希望資產階級放下心中的包袱，向它承諾絕不允許人們放縱無政府主義的本能。他們向資產階級解釋，自己絕不想打破國家機器，英明的社會主義者只會做兩件事情：奪取國家機器，只是為了讓它更好地運作，讓它盡可能地為他們朋友的利益服務；維持政府的穩定，有利于所有的生意人。托克維爾注意到，從19世紀以來，由于法國行政機構的穩定，接二連三的革命也未產生多大的動蕩[9]。社會主義金融家們雖然沒有讀過托克維爾的作品，但是本能地真鯛維持一個高度集權、十分獨裁和平民色彩濃厚的政權，能讓他們掌握大權，能讓他們免受無產階級革命的威脅。他們的朋友——議會社會主義者——帶來的轉變只會局限在很小的范圍內，即使他們做了任何魯莽之事，也能借助國家的力量亡羊補牢。
工團主義總罷工能把投機金融家剔除出社會主義；然而，政治總罷工則會讓他們眉開眼笑，因為它是在有利于政客權力的環境下發展的，——因此，它也是和他們的金融同伙的活動并行不悖的[10]。
馬克思和所有的工團主義者一樣，認為革命是絕對的和不可變更的，因為它將把生產力交到自由人的手里，也就是說要把生產力轉交到這樣一些人的手里，他們能管理好資本主義所發明的車間，而無需雇主的幫助。這種想法不會符合金融家和政客的心意，因為惟有他們，才適合從事雇主這個高貴的職業。因此，對明智社會主義（le socialismesage）作過研究的作家不得不承認，它實際上是以社會分為兩個對立陣營為前提的：第一個陣營就是組成政黨的精英階層，他們承擔著為無知群眾思考的任務，他們認為自己應該受到人們的尊重，因為這項任務能讓后者享受到高級知識的好處[11]；第二個陣營包括所有的生產者。政治精英惟一的職責就是運用自己的理智；他們認為，無產階級為供養他們而工作，過禁欲的生活乃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他們可是正義的惟一主人）。
兩個陣營的對立是如此明顯，沒有人會去掩飾它：社會主義的官員們經常把政黨視為一個有自己生命的生物。在1900年的國際社會主義者大會上，政黨就曾受到警告，要提防因堅持可能與無產階級拉開距離的政策而面臨的危險；它若是想要在未來的大決戰中贏得群眾的支持，就必須博得群眾的信任[12]。對于正義者同盟內的對手，馬克思批判最多的，就是領導人與被領導者之間的對立，這種對立對加強國家有著深遠的影響[13]，并在德國……和其他地方表現得十分尖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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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爭鳴》的通訊記者在1906年11月25日的文章里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杜馬的一些成員向一位日本記者祝賀他的同胞取得了戰爭的勝利。
[2] 自從發生暗殺卡爾諾（Carnot）總統事件之后，政府就在1894年通過一系列法律，授權堅定地鎮壓無政府運動及其宣傳。這些法律以“邪惡法律”著稱，引起了激烈的討論。從此以后，無政府主義者開始加入工團。
[3] 我們知道軍事審判的反對者多么希望廢除戰爭法庭。長久以來，只要對德雷福斯進行第三次審判，民族主義者一定會找到借口，不把他交付給重罪法庭審判，因為軍事法庭要比陪審團省事多了。
[4] 費里（Enrico Ferri, 1856——1929），羅馬大學的犯罪學家和教授，意大利社會主義政黨的左翼領導人之一。他的社會主義觀打下了深深的實證主義的烙印，他的作品被廣泛翻譯成法語、德語和英語。
[5] 萊辛（Gottfried Ephraim Lessing, 1729——1881），德國戲劇家和評論家。《明娜·馮·巴爾赫姆》（Minna de Barnhelm）是他在1776年創作的一部戲劇作品。
[6]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農業問題和社會主義》，刊載在1900年10月15日的《社會主義運動》上，p.462。參見pp.458——459，463。
[7] 饒勒斯：《社會主義研究》, Etudes socialistes, Paris, Ollendorf, 1902, p.107。
[8] 在塔布里耶的《未來的天城》（La Cité future: Essai d’ une utopie scientifique, Paris, Stock, 1902）里，我們還能發現許多諸如此類的蠢事——一些自視博學的人認為，方丹（Arthur Fontaine, 1860——1931）這位前勞工部長在任內，已提出了一些令人吃驚的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在他退休之日會將之公布于眾。我們的繼任者希望他將輝為他們保留那些我們未曾了解的快樂。
[9] Tocquiville, L’ 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 Paris Lalmann-lévy, 1864, p.297.
[10] 在1905年10月29日的L’ Avant-Garde上，就能讀到羅蘭 （Lucien Rolland）在社會主義聯合政黨的全國大會（le Conseil national du parti socialiste unified）上就德雷福斯（Louis Dreyfus）——一位谷物投機倒把分子，也是《人道報》的一個股東——在非洛拉克的選舉所發表的演講。羅蘭說：“一位當代的國王居然以我們的第一國際，以我們的紅旗和我們的原則為名大聲呼喊：社會共和國萬歲！對此，我感到十分痛苦。”那些僅僅從1905年10月28日《社會主義者》的官方報告來了解這場選舉的人，可能會得出錯誤的結論。我們千萬不能相信社會主義的官方文件。我認為，在德雷福斯事件里，國防部長的朋友們在掩蓋真相方面并不見得會比社會主義者齷齪多少。
[11] 知識分子并不是如我們通常所說的那樣，是會思考的人：他們不過是以思考作為職業并因這項職業的高貴而獲得貴族待遇的人。
[12] 舉個例子，瓦揚說，“如果我們不得不打這場重大的戰役，同時又沒有無產階級做我們的后盾，你們認為我們能贏得勝利嗎？我們必須取得無產階級的支持。如果我們讓他們失望，如果我們向他們展示了政黨并不代表他們的利益，不再代表工人階級反對資本家階級的戰爭，我們就不能獲得他們的支持。”（Cahiers de la Quinzaine, 16th cahier of th Ⅱe series, pp.159——160，禮貌有此次大會的會議速記）。
[13] Engels, Lafargue and Max, L’ Alliance de la démocratie socialiste et l’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Hamburg-London, A.Darson, 1873, p.14.
第三節
A. 現在，我們對圍繞在政治總罷工周圍的各種思想作進一步的分析，尤其要研究一下形成階級概念的因素。
（1）以在資本主義生產里占據的地位來劃分階級不再成為可能；我們只好回到過去的區分方法，即分為富人團體與窮人團體；這就是早期社會主義者心中的階級觀念，他們一直努力尋求改革目前財產分配不公的手段。社會天主教徒也持相同的立場，他們利用慈善活動和減少資本主義經濟罪惡為目的的各種機構去幫助改善窮人的命運。即便是在今天，把饒勒斯奉為預言家的圈子似乎仍然從同一角度看待事物；有人曾經告訴我，饒勒斯以打動比松[1]善心的方法，勸說他皈依社會主義；這兩位詭辯家還就醫治社會弊端的手段展開了一場滑稽的辯論。
群眾相信自己備受煎熬，因為充斥著暴力、無知和罪惡的過去仍然以其不公的結果折磨著他們；對于領導人的天才，他們向來篤信不疑，相信前者會帶他們走出苦難的深淵；他們相信只要民主政治是自由的，它就會以一個仁慈的等級代替邪惡的等級。
在民眾當中培植這種美妙幻想的領導人，則從另一個截然不同的角度看待形勢；他們認識到當前的社會組織是和他們水火不容的，因為迄今為止，它一直在抑制他們的野心。他們為自己不能攫取到前人曾經獲得過的職位表現出的吃驚，遠遠超過他們為階級的存在而感到的驚訝；一旦他們走進了國家的圣殿、沙龍和娛樂場所，他們就不再是革命者了，就會明智地談論起進化問題。
（2）因此，貧窮階級的造反情緒總是帶有強烈的嫉妒色彩。我們的民主報紙在維持嫉妒激情方面駕輕就熟，他們認為，這是愚弄讀者心靈、擴大報紙銷量的最佳手段。他們利用上流人士的丑聞謀取私利；他們一直在訓練讀者，讓他們為窺探到偉人家里的丑事感到興奮。他們還恬不知恥地宣稱自己是在為優雅道德的事業服務；他們說自己關心優雅道德，就如同他們關心貧困階級過上幸福生活與獲得自由一樣，是發自內心的真誠！然而，他們的利益可能才是他們如此行事的惟一動機[2]。
嫉妒似乎是一種屬于消極人物的情感；領導人總是積極進取，他們總會把嫉妒變成奪取羨慕已久的職位的渴望，他們為了清除阻擋自己前進的人會無所不用其極。政治如同運動，容不得有半點差池：各種比賽的競爭者為了獲勝而作弊或者做出諸如此類的丑事，不勝枚舉。
（3）對于能改善自己命運的手段，群眾了解得十分模糊且相當幼稚。煽動家們讓他們輕信，利用國家強力糾纏富人乃是最好的手段；這樣，他們把嫉妒變成了報復。我們知道報復是一種具有非凡力量的情感，在弱者身上的表現更是如此。在希臘城邦和中世紀意大利共和國的歷史上，有許多財政制度，對富人橫征暴斂，對它們的政府倒臺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在15世紀，西爾維斯（Aeneas Sylvius，就是后來的庇護二世教皇）曾經對德國商業城鎮的繁榮水平和資產階級享受的自由程度感到特別吃驚，然而，意大利資產階級卻備受壓迫[3]。如果對當代社會政策中對此作更仔細的考察，我們會發現，嫉妒和報復的觀念是它們的基礎；許多的規章制度更多的是針對雇主，讓他們苦惱，而不是為了改善工人的處境；神職人員在成為一個國家的弱勢群體的時候，他們為了報復共濟會的雇主，會不失時機地采用殘酷的法律[4]。
領導們借助這些手段謀取了種種好處。為了一己之私，他們會威脅并剝削富人；他們反對財產特權的聲音比其他任何人都要響亮，他們知道如何為自己謀得后者享有的幸福；通過利用追隨者的邪惡本能和愚蠢，他們實現了一個最荒誕的矛盾：他們以民主平等的名義讓民主歡迎事實上的不平等。如果沒有考慮到消除理性反思能力的報復觀念的非凡力量，無論是雅典人，還是當代的紐約人，都不可能理解煽動家們的成功。
我相信，除了依靠社會主義宣傳無產階級總罷工思想之外，并沒有其他方法，可以消除煽動家的影響：它能在靈魂的深處喚醒一種與大決戰的條件相輔相成的崇高情感；它能消除用惡意滿足嫉妒的焦渴；它讓自由人的自尊登上最顯眼的位置；這樣，他就能保護工人，使他們不上貪圖享受與野心勃勃的領導人的當，以免被他們的招搖撞騙所蒙蔽。
B. 如果把社會斗爭比做戰爭，兩種總罷工（或者說是兩種社會主義）的重大差異也就變得更加明顯。事實上，戰爭也容易產生兩種彼此對立的思想體系，這樣，人們能對戰爭說出最截然相反的事情，而且它們還都以無可辯駁的事實為依據。
我們可以從高尚的一面來看戰爭，也就是說，如著名的詩人歌頌功勛卓著的軍隊那樣來看待戰爭；只要我們以這種方式來看待戰爭，就能發現：
（1）一種觀念：不能把行伍比做其他任何職業；它把從戎的人置于一個高于普通生活條件的階級里；歷史完全是以戰士的冒險經歷為基礎，而經濟生活不過是為了維持他們的冒險征程而已；
（2）一種榮耀的情感：勒南將之視為人類天才創造出的最獨特和最強大的事物之一，在歷史上具有無可比擬的價值[5]；
（3）一種殷切的愿望：希望在偉大的戰斗里衡量自己的力量，服從一場能證明軍事職業的崇高的考驗，以生命為代價追求榮耀。
為了讓讀者明白這種戰爭觀念在古代希臘發揮的作用，并不需要他們長期關注這些戰爭特征。把戰爭視為崇高的觀念支配著全部的古典史；希臘共和國的各種機構從起源上講，都是為了組織公民軍隊；希臘藝術在軍營里達到了最高成就；除去戰爭，哲學家們再也想不出更好的教育形式，能在年輕人心里培養英雄的傳統；即便他們對音樂的研究和欣賞有所節制，那也是為了防止情感的發展突破紀律的約束；他們創造社會烏托邦，也是為了維持英勇的城邦戰士的核心地位，諸如此類，不一而足。我們時代自由戰爭的思想成就與古代希臘人的成就相比，也毫不遜色。
戰爭也有不那么高貴的一面，和平主義者反復強調這一點[6]。戰爭的目的并不是戰爭本身；它的目的是要滿足政客的野心：為獲得巨大的物質利益，就必須征服外族；勝利也必須給在成功時刻領導國家的政黨帶來如此多的好處，以致它能分給追隨者一杯羹；最后，他們也希望公民能夠被勝利的符咒迷惑住，從而忘記政客要求他們作出的犧牲，希望有關未來的激情觀念能讓公民激動，忘乎所以。在這樣的精神狀態下，人民會允許政府非法地拓展權力，而不會提出任何抗議。因此，每次對外征服的必然后果是執政黨在國內的征服。
工團主義總罷工和第一種戰爭思想有許多相似點。無產階級為了戰斗把自己組織起來，把自己和國家里的其他人作了區分，自視為歷史的偉大動力，其他所有的社會考慮都必須讓位于斗爭。無產階級對與自己歷史地位相稱的榮譽，有著清醒的意識，也意識到了自己好戰姿態的英雄主義；無產階級期待能證明自己價值的最后考驗。因為無產階級無意于征服，所以它根本不需要為了利用勝利而制定計劃：無產階級盤算著如何把資本家擠出生產領域，如何在資本主義創造的車間里取而代之。
總罷工思想通過宣稱要摧毀國家機器這一最明確的方式表明了自己對物質利益毫無興趣；事實上，國家既是征服戰爭的組織者，也是戰爭成果的消費者，還是靠企業利潤而生的統治集團存在的原因——而其中的代價要由社會全體來承擔。
政客則從另一個角度考慮問題；他們討論社會沖突的方式與外交家們討論國際事務的方式如出一轍；針對具體利益沖突的斗爭工具絲毫不會引起他們的興趣；他們只把戰士看成是自己的工具。無產階級就是他們的軍隊，他們和殖民地總督（他們能利用軍隊網羅到大批奴隸，供其肆意任為）一樣愛好軍隊；他們親自承擔起訓練無產階級的任務，迫不及待地想贏得能將國家權柄交到他們手里的偉大戰斗的勝利；他們通過許諾掠奪、挑起憎恨，以及他們戰局的小小官位所能給出的小恩小惠，像維持外國雇傭軍的熱情那樣去維持追隨者的熱情。正如馬克思在1873年所說的，無產階級對他們而言，只不過是加農炮的彈藥，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7]。
加強國家力量乃是政客全部思想的基礎；政客在他們目前控制的組織里已準備好一種強大、集權和守紀的權威機構，它既能在反對派的攻擊下巋然不動，又能讓人民對他們的謊言保持沉默。
C. 在社會主義文獻里，雖然未來的無產階級專政問題被人反復提及，但是卻沒有人想過要對它作出解釋；有時候，無產階級專政學說會得到一點改進，被貼上“非個人”的標簽，但是這種標簽的做法根本不能說明問題。幾年以前，伯恩施坦曾指出，無產階級專政不過是“雄辯家和文人”的專政[8]；他認為1848年革命的社會主義者在提及無產階級專政的時候，不過是對1793年的拙劣模仿，不過是“一種集權、專政和革命的政權，它的支柱是革命俱樂部的恐怖專政”；為此，他憂心忡忡，他相信所有與他交談過的工人都對未來充滿疑惑[9]。由此，他得出結論說，社會主義的政策和宣傳必須建立在現代社會的進化觀之上。在我看來，他的分析尚有缺陷。
起初，無產階級專政或許會讓我們想起舊制度；長期以來，社會主義者一直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和封建社會并無區別；在我看來，沒有什么想法能比這更錯誤、更危險了；他們認為新封建主義將在摧毀舊封建制度的同樣力量的作用下，最終消亡。封建制度在強大的中央政權（它相信自己從上帝那里獲得了反對邪惡的特別手段）的打擊之下，屈尊俯就。建立現代君主制的國王們[10]，都是一些不擇手段、無所忌憚的暴君；但是，偉大的歷史學家已經為他們的暴行進行了開脫。因為他們是在這樣一個時代寫作：封建無政府狀態、舊貴族野蠻粗俗、缺乏修養，而且對古老觀念也缺乏尊重[11]，這一切看來就像是在犯罪，因此反對它們的王室政府有義務果斷行事。因此，或許是因為考慮到應以王室的全部力量來對付資本主義領袖，人們才在今天如此多地談論無產階級專政。
不久以后，王權趨向溫和，放棄專制，制憲政府取而代之；有人說，無產階級專政也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削弱，直至最后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沒有政府的社會。但是他們忘記告訴我們該如何實現它了。王權的專制主義并不是由于自身或者君主的仁慈而垮臺的；事實上，誰要是認為從蠱惑人心的專制受益的人會自愿放棄專制的好處，那么他一定是個幼稚天真的家伙。
伯恩施坦看得很清楚的一點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符合社會對立的事實——社會分成主人與奴仆兩大陣營；但是，令人吃驚的是，他居然沒有意識到，自己在某種程度上接受了的政治總罷工與他所擔憂的政客專制是密切相關的。成功地把無產階級組織起來，能讓他們隨時待命的人，也必定會成為在征服土地上攻城拔寨的將軍；因此，在革命的未來，會出現一種由這些政客（他們在當今世界已發展成一個緊密的團體）領導的專制統治。
我已經說過馬克思對這些人的看法，他們通過在當代社會創造一種主人的未來社會的胚胎，恢復了國家力量。法國革命史就向我們說明了這種事情是如何發生的。革命者作了種種設計與安排，一旦舊政府垮臺，他們的行政人員就會做好立刻接受政權的準備，這樣統治就不會出現中斷。沒有什么能比這些做法更讓饒勒斯佩服了，對此，他在《社會主義史》里作了詳細地描述；即便他猜出它們和自己的社會革命有近似之處，他也沒有正確地理解它們的意義。這個時代的人是如此的懦弱，以至于有時候，新官員對舊政府成員的取代充滿了滑稽；在成立法定政府之前，我們總能發現一個臨時政府（用當時話說，就是一個偽政府[un Etat postiche]）。在成為法定（légal）政權之前，它先把自己視為合法（légitime）政權，為了抓住從制憲機構里滑落的政府，會利用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12]。
采用紅旗是這時期最獨特和最典型的事情之一。在危機時刻，革命者多次使用它，以提醒人們將會出爐一部戰爭法；1792年8月10日，為了頒布“反對背叛行政權力的人的人民戰爭法”，紅旗變成了革命的象征。饒勒斯就此事作了如下的評價，“我們，也就是說，人民就是法律……我們不是叛亂者。叛亂者在杜樂麗宮里，我們以祖國和自由的名義，高舉合法鎮壓的紅旗，反對宮廷黨派和立憲民主派”。[13]這樣，叛亂分子一開始就宣稱，他們具備合法的權威；他們在和一個表面上具有合法性的國家作戰，他們把紅旗視為以強力重建秩序的象征；作為勝利者，他們把失敗者視為陰謀者，并要求他們的陰謀得到懲罰。所有這些美好想法的真正結果就是在9月對犯人實行的大屠殺。
這一切都極其簡單，政治總罷工將會以同樣的方式發展，導致了類似的結果。為了讓這種罷工取得勝利，絕大部分無產階級必須加入服從政治委員會領導的工團；也必須存在一種徹底由未來政府領導人構成的組織；對它而言，只需要更換國家領導人。這種偽國家的組織必須比大革命時代的組織更徹底，因為以強力奪取國家政權再也不能像大革命時代那么容易了。然而，原則依舊。由于議會制度掌握了新資源，政府在今天以一種更為完美的方式在運作；在官方工團的領導下，無產階級也會組織得井然有序，因此，我們將會看到社會革命有可能導致一種更完美的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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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比松（1871——1932）：新教徒院士和政治家，他首先提出一種“世俗信仰”乃是共和國穩定和長久的必要基礎的觀點。作為一個激烈的德雷福斯分子，他在1902年當選議員之后，支持孔貝的政教分離政策。
[2] 在這里，我注意到，作為社會改革政策的喉舌，《小巴黎人》對薩克森公主與迷人的私人教師吉龍的案件，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這份忙于從事教化人民事業的報紙，不能理解她那憤怒的丈夫為什么如此冥頑不靈地拒絕重新接納他的妻子。1906年9月14日，這份報紙說，“她已經敗壞了普通的道德準則”；由此可見，它的道德準則不屬于普通的道德準則的范疇。
[3] Johannes Janssen, L’ Allemagne et la Réforme, trad. Franc., Paris, Plon, 1887, tomeⅠ, p.361.
[4] 推行社會立法至少在法國引發了判決上的極端不平等；司法行訴訟取決于政治的……或是金融的形勢。人們或許還記得那位曾得到米勒蘭授勛過的時裝設計師的案件，為了反對他，進行了許多違反女工保護法的口頭宣判。
[5] Renan, Histoire du peuple d’ Israel, Paris, Calmann-Lévy, 1887——1893, tomeⅣ, pp.199—200.l
[6] 對戰爭兩方面特征的區分是蒲魯東《戰爭與和平》一書的基礎。
[7] Friedrich Engels, Paul Lafargue and karl marx, L’ Alliance de la démocratie socialiste, Hamburg-London, A.Darson, 1873, p.15.馬克思就譴責其反對派試圖采取波拿巴式的行動。
[8] 顯而易見，伯恩施坦在這里參考了蒲魯東的一篇著名文章，熱情他還在第47頁引用了一段。這篇文章以詛咒知識分子為結尾：“由律師推動、由藝術家完成、由小說家與詩人設計的革命，將會是一場怎樣的革命呢？尼祿曾是一位藝術家，是一位滿腔熱情與激動人心的藝術家。他有理想，崇拜古代，他還集勛章收藏家、旅行家、詩人、雄辯家、劍客、詭辯家、唐璜、色鬼、以及充滿才智、幻想與同情的貴族等多種身份于一身，充滿了對生命和快樂的熱愛。然而，這也是尼祿之所以為尼祿的原因。”（Le Répresentant du peuple, 1848年4月29日）。
[9] Bernstein, Socialisme théorique et social-démocratie pratique, pp.298 et 226.
[10] 參考 Georg Gottfried Gervinus, Introduction à l’ histoire du ⅩⅨe siècle, trad. franc. Paris, Lacroix, 1876, p.27。
[11] 教皇的歷史讓許多作家感到十分難堪；一些人與教皇勢不兩立是因為他們對基督教的憎恨，但是，還是有許多人為教皇在中世紀的重大政策失誤尋找開脫的理由，因為他們本能地同情對世界實行暴政的理論家所做的全部努力。
[12] 饒勒斯在《國民公會》（Ⅱ, pp.1386——1388）里，記載了一件能列入大革命最荒謬事件之列的滑稽事。1793年5月，在主教寓所里成立了一個暴動者委員會，它成立了一個偽政府。5月30日，它重新遷到市議會，宣布巴黎人民從所有的制憲機構撤回全部的力量；公社議會沒有抵制的手段“被迫屈服”，但是它還是擺出了一副悲哀的樣子：攜起手來，圍成圈，發表一些華而不實的演講，目的是為了表明“一方面自己的自尊沒有受到傷害，另一方面也沒有為統治感到驕傲”；最后，一紙恢復被解散的公社議會的命令才結束了這場荒謬的鬧劇。
[13] Janrés, La Legislative, Paris, J.Rouff, 1901, Ⅰ, p.1288.
第四節
對政治總罷工的研究能讓我們更好地理解我們在思考當代社會問題的時候，腦海里必然會浮現的一種區別。有時候，人們在談論權威行為，或者在討論造反行為時，會使用“強力”與“暴力”這兩個術語。顯然這兩種情況會產生截然不同的結果。我認為采用一個不會產生歧義的術語將更為可取，在第二種情況下應使用“暴力”一詞；因此，我們可以說，強力的目標就是維持少數人統治的社會秩序，而暴力則傾向于摧毀這種秩序。資產階級自現代社會開啟以來，就一直在使用強力；而現在，無產階級要用暴力來反對資產階級和國家。
長期以來，我一直深信，深化我們對社會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將之與事物的動力作一比較）理論的理解是十分重要的；然而，在研究總罷工以前，我一直沒有認識到現在討論的這個重要區分（即強力與暴力的區分——譯者注）。此外，我記得除了強力之外，馬克思并沒有討論過其他的社會制約形式。幾年以前，我在《馬克思主義批評論文集》（Saggi di critica del marxismo）一書里，匯總過馬克思有關人類適應資本主義條件的論述，我在該書的第38——40頁，以下列形式介紹了這些觀點。
（1）存在著一個在某種程度上是機械的社會體系，人們服從于真正的自然規律；古典經濟學家把實際上是資本主義最終產物的那種自動機制置于萬物之首。馬克思說，“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進程中，一個工人階級將會發展起來，他們將會借助教育、傳統、習慣，把那種生產方式的條件，當作不言自明的自然規律來承認”[1]。任何干涉這種機制的意愿都屬于反常行為。
（2）存在著一種模仿與激烈競爭的制度，它會迫使人們拋開傳統障礙，不斷地去追逐新事物，設想更適合他們的生存條件。根據馬克思的說法，資產階級最擅長承擔這種革命任務。
（3）存在著一種在歷史上發揮著重大作用的暴力機制，它可以分為幾種截然不同的形式：
a. 最低層次的是一種分散的暴力，它類似于生活斗爭，著眼于經濟條件，會帶來緩慢而確定的剝奪；借助于財政制度，這種特征的暴力會表現得與眾不同[2]。
b. 較高層次的暴力是集權的和有組織的國家強力，它對勞動直接產生作用，“調整工資，把它們強迫限制在與貨值要求相適應的限度之內，延長勞動日，并把工人維持在正常程度的從屬狀態中。并且這正是所謂原始積累的一個基本要素。”[3]
c. 最后才是我們所說的暴力，它在原始積累史上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它構成了歷史的基本主題。
在這里作一些補充研究也是大有裨益的。
首先，我們必須注意到：這些不同的階段被人們置于同一種邏輯的序列中，它以類似于一種生物體，沒有個人意志的狀態為起點，而以個人意志將提出他們深思熟慮的計劃為終點；但是，歷史發展的順序與這種邏輯截然相反。
在資本家積累的初期，我們發現了一些十分重要的歷史事實，由于其獨特的特征且出現在恰當的時期，它們所處的環境各不相同，所以人們將之載入了史冊。譬如有對農民的剝奪和對（導致奴役與工業等級出現的）舊法律的廢除。馬克思補充道：“剝奪歷史不是一個臆測問題；它是用血與火的文字，寫在人類的編年史中的。”[4]
更進一步，馬克思還向我們說明現代文明的曙光是如何以征服美洲、奴隸貿易和殖民戰爭為標志的：“原始積累的各種不同要素，或多或少，可以按時間順序，分別分配在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法國和英國這些國家中。它們在17世紀末的英國最終被系統地組合起來，其中包括殖民制度，國債制度，近代課稅制度和保護制度。這些方法一部分建立在最殘忍的暴力，例如殖民制度上面。但所有這些方法全都利用國家的強力，利用社會積聚的有組織的暴力，溫室般地助長從封建方式到資本主義方式的轉化過程，縮短它的過渡期。”在這樣的情況下，馬克思把強力比喻成助產婆，認為強力催生了社會運動[5]。
這樣，我們就明白經濟力量和政治力量乃是唇亡齒寒的關系。最后，資本主義會發展到如此完美的程度，以致它無需直接使用強力的特殊情況另當別論。“在平時，人們已經可以讓勞動者聽憑生產的自然規律的擺布，那就是，聽憑那種從生產條件本身產生，由生產條件本身得到保證，并且永遠維持下去的對資本的從屬關系的擺布。”[6]
當我們發展到最高歷史階段，獨立意志的行動消失了，整個社會就像個有機體，能夠自我運行；那時，觀察家們就能創立一種精確程度堪與物理學媲美的經濟學了。許多經濟學家的錯誤就在于他們沒有認識到，那些看似自然與簡單的制度，是一系列可能發生而又沒有發生的轉變的結果，它仍然是一種極不穩定的結果，因為強力能摧毀它，就如強力輕而易舉干預它一樣；——此外，在當代經濟學著作里，抱怨國家干預影響自然規律運行的觀點比比皆是。
如今，經濟學家們很少會相信，這些自然規律的權威正是靠對自然的敬畏確立起來的。他們清楚地看到，資本主義的實現是相當緩慢的過程，但是，他們認為已經取得的進步已足以讓知書達理之士欣喜若狂。事實上，這種進步表現在三個方面：建立一門經濟科學成為可能；由于契約法支配了全部的高級資本主義，能以最簡潔、最精確與最文雅的形式來表述法律；國家統治者的肆意妄為不再明目張膽。因此，人們正走在一條通往自由的道路上。在他們的眼里，重返過去就是一種反科學、反法律以及反人類尊嚴的罪行。
社會主義把這種演進視為資產階級強力史；在它看來，經濟學家相信發現質變的地方，只有程度上的差異；強力是以高壓政治的歷史面貌，還是以財政剝削、征服、或以勞工立法的形式出現，或者它是否是從屬于經濟制度，這都無關緊要；問題的關鍵在于，資產階級的強力或多或少都會借助伎倆來催生資本主義秩序。
馬克思頗費筆墨地對這種進化現象進行了詳細論述；然而，他對無產階級組織的論述卻少得可憐。對于馬克思的這個缺憾，人們經常會作出自己的解釋。他在英國發現了大量有關資本主義歷史的材料，而且前人已經把這些材料整理得井然有序，經濟學家也有過大量的討論；這樣，他就能對資產階級進化的不同特征進行深入地研究；但是，在無產階級組織方面，他所獲得的材料寥寥無幾；故而，在等待最后的革命斗爭時，無產階級必須走哪條道路的問題上，馬克思只能滿足于相當抽象的方式來解釋。馬克思著作的缺陷有可能導致馬克思主義偏離它的真正本質。
那些以正統馬克思主義者自居的人一點也不想為導師的論述作任何實質的補充，他們相信為了討論無產階級問題，利用從資產階級歷史上學習到的東西，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因此，他們也從來沒有考慮過走向權威的強力與摧毀這種權威的暴力之間存在的區別。根據他們的說法，無產階級必須像資產階級那樣奪取強力，要像資產階級一樣使用強力，最終建立一個取代資產階級國家的社會主義國家。
由于在過去國家在消除舊經濟制度的革命里發揮著最重要的作用，人們就習慣性地認為廢除資本主義也離不開國家的幫助。因此，為了實現這惟一的目標，工人階級必須犧牲一切：把莊嚴宣布為了人民利益要摧毀資本主義的人推上權力的寶座；議會社會主義政黨就是這樣發展出來的。擔任小公職的前社會主義者、輕佻并渴望得到關注的有教養的資產階級以及證券交易所的投機分子都認為，一場謹慎的，一場非常謹慎的而又不會觸動傳統國家的革命可能會為他們帶來一個黃金時代。顯然，未來世界的主人翁們夢想重演資產階級強力的歷史，他們正把自己組織起來以便盡可能多地從這場革命撈取好處。許多這類雇員能從新制度那里謀得一官半職，博里厄[7]所說的“第四等級”將變成真正的下等中產階級了[8]。
民主政治的全部未來有可能就取決于這個下等中產階級，后者為了重大的私利，希望利用真正無產階級組織的力量[9]。政客相信這個階級總是溫馴無比，相信它是有組織和有紀律的，相信只要審慎的工團領導人以同樣的方式理解國家的行為，這個階級將會出現大批忠順的走狗。他們希望借助這個階級的力量去統治無產階級：正是出于此種原因，比松和饒勒斯才成為小公務員工團的擁護者；一旦小公務員加入勞動所之后，往往會鼓動無產階級模仿他們軟弱與息事寧人的態度。
政治總罷工把這一整套思想置于一幅人們很容易理解的畫面里；它表明，國家如何才不會喪失力量，權力如何從一個特權階層手里轉到另一個特權階層手里，生產者大眾又是如何成功地更換他們的主人。未來的主人未必比現在的主人精明能干；然而，他們能比資本家作出更加美妙動聽的演講；但是，所有的證據都表明，他們會比前人更加冥頑不靈，更加傲慢無禮。
新學派完全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討論問題的；它不會接受無產階級的歷史任務就是模仿資產階級的觀點；它無法想象這樣一場消除資本主義的偉大革命只是為了一個可以忽略而又無法確定的結果；只是為了更換主人，只是為了滿足理論家、政客、投機分子和國家崇拜者及利用者的野心和欲望。它不會拘泥于馬克思的教條：在它看來，盡管馬克思除了資產階級強力之外，沒有得出其他的理論，但這并不說明它就應該僵化地模仿資產階級強力。
在革命生涯中，馬克思的思想并不總是靈感四溢，更常見的是，他受到的啟發屬于過去；他的作品大量使用了空想家的陳詞濫調。新學派一點也不覺得有必要堅持馬克思在構思革命思想時犯下的幻想、錯誤與弊病；它竭力把馬克思著作與敗壞其名聲的作品區分開來；因此，它的立場是反對官方社會主義者的，后者希望膜拜并非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上的馬克思。因此，對于像政客那樣理解歷史，以斷章取義解釋馬克思的做法，我們大可不必在意。
現在，我們就清楚馬克思為什么采取那種立場的原因了：他不了解在我們今天看來是如此明確的資產階級強力與無產階級暴力的區別，乃是因為他沒有生活在對總罷工得出令人滿意結論的圈子里[10]。如今，我們已經獲得充足的材料，能讓我們徹底理解總罷工和政治總罷工；我們也知道了無產階級運動和過去的資產階級運動真正區別所在。我們在革命者對國家的態度里找到了一種方法，能清楚說明馬克思腦袋里還十分含混的思想。
用以表明資產階級強力與無產階級暴力的區別的那種方法，同樣可以用于解決在研究無產階級組織過程中會出現的問題。只要把組織工團主義罷工的努力和組織政治總罷工的努力作一比較，我們就可以判斷孰好孰壞，換言之，什么是社會主義者所特有的，什么帶有資產階級的傾向。
舉個例子來說，民眾教育似乎就是以資產階級精神為指導的；歷史上資本主義的全部努力都是為了讓群眾服從資本主義經濟條件，使社會變成一個有機體；而所有的革命努力都是為了創造自由人（les homes libres）；但是，民主派統治者卻把實現法國的道德和諧作為自己的根本任務。這種道德和諧是這些生產者的習慣性紀律，他們會為思想導師的榮耀幸福地工作。
也可以這么說，工團主義的最大威脅就是對民主的模仿；即便工團主義在一段時間內虛弱無力，組織渙散，這也要比處于拙劣模仿資產階級政治形式的工團的領導之下要強許多。
革命工團主義者從來沒有犯過這樣的粗，因為那些試圖以模仿資產階級手段來領導他們的人物恰恰就是工團主義罷工的反對者，因此，后者也就成了不言自明的敵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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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apital, Paris, Librairie du Progrès, 1875, tomeⅠ, p.327, col.Ⅰ.（參見中文版《資本論》，郭大力、王亞男譯，1975，人民出版社第一卷，第813頁，譯者注。）
[2] 馬克思觀察到，荷蘭的稅收部門被人為地用于提高必需品的價格；這是政府原則的一項措施：工人階級深受其害，農民、手工業者和其他的下等階層人士也瀕臨破產；然而，它確保了工人對制造商雇主的絕對服從（Le Capital, tomeⅠ, p.338, col.2）。
[3] Capital., p.327, col.Ⅰ.（參見中文版《資本論》，1975，人民出版社第一卷，第814頁，譯者注。）
[4] Capital., p.315.（參見中文版《資本論》，郭大力、王亞男譯，1975，人民出版社，第一卷，第789頁，譯者注。）
[5] Capital., p.336, col.Ⅰ。德文版把強力說成是經濟繁殖力（oekonomische potenz）[Kapital, 4eédtion, p.746]；法文版把強力說成是經濟動因（un agent économique）。傅立葉說把權力（puissancielles）說成是幾何發展（Le Nouvell Monde industriel et sociétair, Paris, Bossange, 1829, p.376）。馬克思顯然是從繁殖意義的角度上使用“Potenz”一詞的；參見Capital, p.176, col.Ⅰ。在這里，勞動力（travail puissancié）一詞指的是增加生產力的勞動。
（參見中文版《資本論》，郭大力、王亞男譯，1975，人民出版社，第一卷，第789頁，譯者注。）
[6] Le Capital, Ⅰ, p.327, col.Ⅰ.（參見中文版《資本論》，郭大力、王亞男譯，1975，人民出版社，第一卷，第814頁，譯者注。）
[7] 博利厄（1843——1916），經濟學家，他是法蘭西學院的政治經濟學教授，撰寫了《現代國家及其職能》（L’Etat moderne et ses functions）。他是第三共和國經濟自由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之所以強烈地反對國家干涉，部分原因是國家的干預會導致一些依賴國家的特權團體的產生。
[8] 比松（Ferdinand Buisson）在1906年1月2日Le Radical的一篇文章里，說目前享受到好處的工人階層的地位將繼續高于其他成員；礦工、鐵路工人、國有企業工人和市政雇員構成了一個“工人階級貴族”，他們很容易獲得成功，乃是因為他們持續借助“代表了人權宣言、國家主權和普選權威”的合作團體，去討論各種事情。在他的廢話里，我們只發現，他認識到了政客和他們諂媚追隨者之間唇亡齒寒的關系。
[9] 勒魯瓦（Maxime Leroy）在捍衛公務員工團的一本書里說，“國家的一部分人就是寄希望于無產階級為他們謀得權利。”（Les Transformations de la puissance publique, Paris, Giard et Brière, 1907, p.216）。
[10] 對于馬克思著作在涉及無產階級組織全部領域所表現出來的不足與錯誤，我們可以將之很好地用以說明這條法則（它只允許我們思考生活的根基）：我們千萬不要混淆思想（pensée）和想像（imag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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