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無產階級罷工
第一節 議會社會主義的含混和總罷工的清晰——歷史上的神話——總罷工意義的經驗證據
第二節 為完善馬克思主義而展開的研究——以總罷工、階級斗爭為出發點，去闡釋馬克思主義——為革命的到來和烏托邦的消亡做準備——革命不可更改的特性
第三節 反對總罷工的科學偏見，對科學的質疑——思想里清晰的部分和模糊的部分——議會在經濟方面的無能
第一節
每當我們試圖要準確地描述出無產階級暴力背后的思想觀念的時候，就不得不回到總罷工這個概念；同一個概念還有許多其他的意義，它在闡明社會主義的其他含糊問題時，也會達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在第一章的最后幾頁，我把總罷工和徹底擊垮敵人的拿破侖戰爭作了比較；這種比較將會有助于我們理解總罷工的意識形態作用。
如今的戰爭，投入的兵力遠遠超過拿破侖時代，裝備的武器也比當時更致命，但是，討論新戰爭作戰方法的軍事家們還是認為，戰爭的勝負仍然取決于拿破侖式的戰斗。提出來的新策略必須符合拿破侖曾經設想的戲劇。戰爭細節或許會與以往不同，但是，最后必然以敵人的毀滅性潰敗為結局。這些軍事指揮的方法就是讓士兵為這場偉大和令人恐怖的行動做好準備，每個人都要做好在第一個信號發出之后，就立刻投入戰斗的準備。上至將帥，下到士兵，一支鐵軍的所有成員通常都很清楚國際沖突帶來的這種災難性后果。
革命工團論述社會主義行動的方式和軍事作家論述戰爭的方式有異曲同工之妙；他們把整個社會主義納入了總罷工的范疇；他們認為每次聯合都必須朝著這個方向發展；他們把每一次罷工視為最后偉大暴動的一個原型、一次試驗和一場準備。
只要新學派（他們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工團主義者和革命者）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學說的真正價值，意識到它的行動結果，意識到它本身的原創性，就會宣布支持總罷工思想。這樣，總罷工不但會讓新學派和舊官員、空想家以及政治同僚斷絕關系，還會讓他們加入真正的革命無產階級運動，無產階級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一直堅持總罷工，將之作為區別工人社會主義和業余社會主義的手段。
議會社會主義者只有靠一種相當含糊的語言，才能對敵對團體施加巨大的影響：他們必須讓工人階級的委托人變得足夠幼稚，以至于能被他們有關未來集體主義的夸張言辭所愚弄；為了欺騙那些希望對社會問題有所見解的資產階級分子，他們必須把自己打扮成淵博的哲學家；他們必須能剝削富人，而后者相信參與政治社會主義的事業，有益于人類。議會社會主義者對各團體的影響完全是建立在胡言亂語的基礎之上的，有時候，我們的大人物也會成功地讓讀者丈二摸不著頭腦。他們反對總罷工，那是因為它的宣傳過于社會主義化，不能讓慈善家們感到滿意。
在那些所謂的無產階級代表的嘴里，所有的社會主義教條喪失了它們的真正含義。雖然階級斗爭仍然是重要的原則，但是它必須服從民族團結[1]。國際主義是最溫和的人也會向它作出最莊重宣誓的信條；但是，愛國主義也是神圣的義務[2]。確實像報紙每天告訴我們的那樣，工人的解放必須是工人自己的事業，但是，真正的解放還得投票給一位職業政客，保證他獲得舒適職位的手段，還得效忠一位領袖。國家最終必須消亡，他們盡量避免和恩格斯在該問題上發表的文章發生沖突；但是，國家的消亡是遙不可及的事情，人們也應該做好利用國家——它也是政客借以漁利的工具——的準備；讓國家消亡的最后手段就是要暫時地加強國家機器；為了不被雨淋濕，而跳進水里的格里布里耶是不可能有其他的推理方式的。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他們在所有扉頁上畫滿矛盾、滑稽的和騙人的論據（它們是我們大人物演講的基本內容）；沒有什么事情能讓他們感到為難，他們能在自己浮夸、激昂與晦澀的演講里，把最絕對的不妥協和最靈活的機會主義糅合在一起。一位博學的社會主義者宣稱，用含混的言語調和敵對派，是他閱讀馬克思著作的最大收獲[3]。我承認自己在長袖善舞方面的無能；而且，我一點也不希望被政客授予學者的稱號；我也不會輕信，這就是馬克思哲學的精髓所在。
饒勒斯與克里孟梭之間的詭辯以無可爭辯的方式說明了議會社會主義者只能通過夸夸其談才能對公眾產生影響；但是，長期欺騙讀者最終必然會讓他們喪失進行真誠討論的所有意義。1905年9月4日的《晨曦報》抨擊饒勒斯“用其追隨者不可能理解的形而上狡猾”把他們搞得稀里糊涂。除了使用了“形而上”一詞以外，該報紙的指責無可厚非；與其把饒勒斯說成是個形而上學家，還不如說他是個律師或者占星術士，更為恰當。10月26日，克里孟梭在一篇文章里說他的對手有“捏造文章的本領”，他以這個句子來結束他的文章：“對我來說，揭露某些詭辯的技巧是很有啟發意義的，我們還一直以為這是耶穌會士的專利呢。”[4]
這種聒噪、饒舌而又謊話連篇的社會主義受到各種野心家的利用，甚至會讓一些小丑發笑，但它會得到墮落者的崇拜。站在它對面的革命工團主義則相反，努力不讓任何事情處于未決定的狀態（dans l’ indécsion）；它會如實地表達自己的思想，沒有任何欺詐和暗示；它不會用含混的評論削弱教條。工團主義努力采取這樣的表達方式，以便它能清楚地說明各種事情，能依據它們的性質將之置于恰當的我誒制，能讓起作用的所有力量發揮全部的價值。只要我們接受了工團主義者的思維方式，我們就應該激化沖突，而不是去緩和沖突；我們必須讓互相斗爭的團體盡可能地保持獨立；最后，我們還應該以這樣的方式來描述造反群眾的運動，以便能在造反人士的心里留下深刻和長久的印象。
無論采取什么樣的表達方式，普通的語言都不可能產生這樣的結果；在作任何分析之前，必須先求助于意象的集合（des ensembles d’ images），它們是一個整體，惟有通過直覺才能被表達出來，它們正在激發群眾產生這樣的情感（它們符合社會主義反對現代社會戰爭的不同形式）。工團主義者通過把全部社會主義納入總罷工的戲劇里，解決了這個難題；這里根本沒有官方思想家們以含糊說法調和沖突各派的余地；這種方法具有整體知識勝于分析的全部好處；或許，我們還可以舉出其他的例子，來說明這位著名教授的學說價值[5]。
對實現總罷工可能性的討論可謂汗牛充棟；人們軒敞社會主義戰爭不是一場戰斗就能決定的；在實干的和科學的聰明人看來，動員群眾同時參與行動，無疑是癡人說夢；他們還分析了這場即將到來的偉大斗爭的具體困難。社會主義社會學家和政客們都認為總罷工不過是群眾的一個幻想，帶有早期工人階級運動的典型特征；他們引用的權威是西德尼·韋布（Sidney Webb [6]），后者宣稱總罷工是一種幼稚的幻想[7]，英國工人作為嚴肅科學的實踐者多次向我們說明，他們才是工人階級運動思想的真正掌門人，但他們早已將之拋棄。
當代英國不流行總罷工的事實并不能否認總罷工思想的歷史意義，因為英國人在理解階級斗爭方面尤其乏善可陳；他們的思想仍主要受中世紀的影響：在他們看來，有特權的或者至少是受到法律庇護的行會是工人階級組織的典范；這就是英國人杜撰的“工人階級貴族”一詞來描述產業聯合主義者的原因所在；事實上，產業聯合會主義也的確在追求法律上的特權[8]。因此，我們能夠說，把階級斗爭視為社會主義本質的人肯定會把英國人對總罷工的厭惡視為一種杜撰，其目的是為了支持產業聯合會主義。
另外，韋布享受著人們吹噓他的能力所帶來的聲望；他擁有讀完枯燥文件的優秀品質，他也有耐心就產業聯合會史編撰出一份有史以來最晦澀難懂的刊物；但是，韋布是一位視野狹窄的人，只能迷惑住那些不善于思考的人[9]。那些把韋布介紹到法蘭西的人根本不了解社會主義；即便如他的譯者所說，他是當代最優秀的經濟史家之一[10]，那也是因為這些歷史學家的弱智；此外，也有許多例子說明，智力平庸的家伙成為杰出的職業史家也是有可能的。
我根本不在意那些反對總罷工的意見，因為它的基礎是對實際情況作出的思考；以歷史敘述為典范，為未來斗爭的本質與摧毀資本主義的方式建構假設，無疑是在重蹈空想家的覆轍。沒有什么手段能讓我們科學地預測未來；也沒有任何方法能讓我們知曉一種假設是否比另一種假設更優越。太多記憶猶新的事情向我們表明，哪怕是最偉大的人物，只要他們企圖對稍微遠一點的未來作出預測，就會犯下巨大的錯誤[11]。
然而，要是我們不撇開現在，不考慮我們理性之外的未來，我們也將一事無成。經驗說明，只要以一種恰當的方式，在當下對不確定的未來作出一些建構，還是會產生積極的效果的，而很少會產生不便。在涉及神話的恩體時，就會出現這種情況。我們在神話里往往能找到一個民族、一個政黨或者一個階級的最強烈愿望，這些愿望在生活的所有環境里，會以堅定的本能的形式進入人們的腦袋，會賦予未來的行動愿望（它是改革意愿的基礎）以一種完全現實的外表。我們知道，這些社會神話不會阻止一個人從觀察生活中得到好處，也不會影響他從事正常的職業[12]。
我們能舉出大量例子來證明這條真理。
第一代基督徒希望能在生前見到基督的復活、異教世界的徹底崩潰以及使徒王國的到來。雖然末世沒有到來，但是基督教思想從這種啟示神話中受益頗多，以致某些當代學者堅持基督教的全部教義就在于此[13]。路德和加爾文試圖在歐洲激起宗教狂熱的愿望沒有得到實現；不久以后，人們就把這些宗教改革的教父們視為過去的人物。對于當代的新教徒來說，他們更多地屬于中世紀，而不是屬于現代；困擾他們的問題，在當代新教世界幾乎不占任何重要的地位。但是，我們因此就能否認他們改革基督教的夢想產生的巨大影響嗎？我們承認，革命的真正發展和第一代革命擁護者所設想的激動畫面存在很大的差別。但是，沒有這些激動的畫面，大革命能無往不勝嗎？由于這個神話產生在這樣一個社會——瘋狂地熱愛想象的文學、迷信科學主義，而對過去的經濟歷史知之甚少——里，它就和烏托邦密切交織在一起[14]。這些烏托邦都屬于海市蜃樓，必然落得徒勞無功的下場；但是，我們還是可以思忖，與18世紀建構社會烏托邦的那些人的幻想比較起來，法國革命造成的轉變是否更加深刻？在我們的時代，馬志尼的追求被同代聰明人斥為瘋狂的幻想。但是，若是沒有馬志尼，意大利就永遠也不可能成為一個強國，他比加富爾[15]及同類政治家為意大利的統一做的更多。
了解神話在何種細節上構成了未來歷史的一部分，并沒有什么實質的意義。它們不是占星術的歷書，甚至，像第一代基督徒所期望的末世一樣，它不具備任何未來會出現的因素，也是完全有可能的[16]。在日常生活里，我們的預想與實際的結果往往大相徑庭，對此，難道我們還不熟悉嗎？但是，我們并沒有因此而停止作出決策。心理學家說，期望的結局與實際的結果總會存在差異：生活中最微小的體驗也能向我們揭示出這個法則，甚至，斯賓塞[17]為了得出他的效用多樣化理論，他把這條規則轉化成了自然[18]。
我們必須把神話視為當前行動的一種手段；所有有關如何把神話運用到未來歷史的討論都是毫無意義的。整體的神話才有意義；只有實現了主要思想，它的各部分才有意義。因此，討論社會戰爭過程里可能發生的事件，以及那些會給無產階級帶來勝利的決定性沖突，都是毫無意義的。即便革命者用以描述總罷工的圖景是完全虛幻的，只要這種虛構圖景以一種完美的方式體現出社會主義的所有期望，只要它賦予革命者思想以一種其他思想方式所不能給予的精確和堅定，那么它在革命的準備過程中，就是一種偉大力量的源泉。
因此，若要估價總罷工思想的意義，就必須拋棄所有在政治家、社會學家或者有意于實踐科學的人當中流行的討論方式。總罷工能讓它的反對者不得不承認，他們處心積慮做的一切決不會減少他們自認為能駁倒的觀點的價值；總罷工具有部分的真實，還是民眾想象的產物，這都無關宏旨。問題的核心在于了解總罷工是否包含了革命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學說所期望的一切要素。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不必在學理上討論未來；我們也不必沉浸于哲學、歷史或者經濟學方面的崇高考慮；我們不是處在意識形態的領域里，而是站在可見事實的層面上。我們不得不考驗這些人，他們積極參與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無意擠入資產階級的行列，他們的思想也沒有被行會偏見所支配。盡管他們有可能在許多政治、經濟或者道德的問題上受過欺騙；但是，只要涉及這樣一個問題，即什么觀念最能有力地鼓動他們及其同志，什么觀念最符合他們的社會主義觀以及借此使得他們的事業、希望與他們看待獨特事實的方法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他們的誓言就是決定性的、權威的和不能被駁倒的[19]。
歸功于這些人，我們才知道總罷工確實就如我所說的那樣：它涵蓋了全部的社會主義神話，也就是說，它是一些想象——能激起符合社會主義反對現代社會的各種戰爭形式的情感——的整體。各種罷工已經激發出了無產階級身上最高貴、最深刻和最動人的情感；總罷工以一幅渾然一體的畫面把它們糅合在一起，并且通過匯聚它們，使得每個人都體驗到最大的緊張；通過喚起他們對獨特沖突的痛苦回憶，總罷工給呈現意識面前的細節打上了緊張生活的色彩。這樣，我們就能獲得語言無法以極端清晰的方式賦予我們的那種社會主義直覺——我們能在短暫的瞬間，從整體上把握到它[20]。
我們能舉另一個例子來證明總罷工思想的力量。如果確實如人們常說的那樣，總罷工思想是一種純粹的幻想，那么議會社會主義者就不會如此殫精竭慮地攻擊它了；我不曾記得，他們曾經攻擊過空想家用以迷惑人民的眼睛而提出的那些毫無意義的期望[21]。在一場有關可行性社會改革的辯論里，克里孟梭針對民眾的幻想，以饒勒斯的方式提出了馬基雅維里主義：他以“一句精明、穩妥的句子”掩飾了自己的真實意圖，它是如此的精明和穩妥，以致“那些最需要探求它本質的人不假思索地接受了它，而一味地沉醉于未來幸福的花言巧語”（1905年11月28日的《震旦報》）。但是，一旦涉及總罷工問題，那就是另一碼事了；我們的政客從不會持微妙的保留態度；他們只會聲嘶力竭地反對，并竭盡所能讓他們的聽眾拋棄總罷工思想。
我們很容易理解政客們采取這種姿態的原因所在：對于烏托邦，政治家們是沒有什么好擔憂的，因為烏托邦向人民展示的不過是一種欺騙性的意象，只會讓“人們去實現暫時的世俗快樂；即便是科學看待這些問題的人，經過長期的艱苦努力，也只能部分地實現這種世俗的快樂”（在克里孟梭的眼里，這就是社會主義者政治家們所干的事情）。選民們越是容易相信國家的魔力，他們越會投票給允諾奇跡出現的候選人。在選舉斗爭里，每個候選人都會比其他候選人給出更好的籌碼：社會主義候選人為了能夠擊敗激進派，必須讓選民相信對未來的每個許諾[22]；因此，我們的社會主義政客會小心謹慎，避免和這些有用的烏托邦發生沖突。
如果他們反對總罷工，那是因為他們在巡回宣傳過程中，認識到了總罷工思想是如此適合于工人階級的心靈，以致它能夠以最絕對的方式支配他們，使得議員們樂觀其成的愿望在工人心中毫無立錐之地。他們意識到，總罷工思想作為一種煽動力量，是如此有力，一旦它進入了人民的腦袋，領導人就再也不能控制他們了。議院們的力量也會因此喪失殆盡。總之，他們模糊地感受到，總罷工能輕而易舉地吸納全部的社會主義運動，此舉將導致各政治團體之間的妥協毫無意義，然而，正是這些妥協構成了議會制度的基礎。
所以，官方社會主義者的反對，恰恰證實了前面我們對總罷工意義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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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巴黎人》對社會主義者和工人階級問題作了專門的說明，它于1907年3月31日警告罷工者“絕不能認為自己是凌駕于社會團結的義務之上的”。
[2] 在反軍國主義開始引起公眾注意的時候，《小巴黎人》以其愛國主義而獨樹一幟。1905年10月8日，它發表了關于“神圣的義務”和“對把我們的榮耀和自由帶向全世界的三色旗表示崇高的敬意”的兩篇文章；1906年1月1日，它向塞納陪審團表達了自己的崇高敬意，它說：“侮辱神圣國旗的誹謗者遭到了報應。國旗上街，我們就得向它敬禮。陪審團做的事情比向它鞠躬要多得多；他們懷著敬意團聚在它的周圍。”這就是一種相當明智的社會主義啊。
[3] 最后，全國代表大會一直在討論兩個動議，一個動議建議在可能的地方把省際聯合用于選舉斗爭；另一個則提議各處都要提出候選人。一位代表站起來發言說：“如果得到大家的認真關注，我將不勝感激，因為我將提出的論點乍一看可能是荒誕和矛盾的。但是，若是我們根據馬克思解決問題的方法，盡力去解決矛盾，這兩項動議也不是不可調和的”（參見1905年10月7日的《社會主義者》）。似乎沒有人能夠理解他的觀點。這種說法確實難以理解。
[4] 饒勒斯的回應可參見《對克里孟梭的反駁》（Réplique à Clemenceau, Paris, Editions de l’ Humanité,1906）。
[5] 這些文章的特征決定了我們不可能對這個主題作長篇的討論；但是我相信，把柏格森思想更加全面地運用到總罷工理論是有可能的。在柏格森哲學看來，運動就是一場不可分割的整體；它會明確地把我們引向社會主義的末世論 。
[6] 西德尼·韋布（Sideny Webb, 1859——1947），費邊主義的社會主義者，他著有大量的書籍和宣傳冊子，包括《產業聯合會史》（The History of Trade Unionism, 1897）和《工業民主》（Industrial Democracy, 1902）。
[7] Jean Bourdeau, L’ Evolution du socialisme, Paris, Alcan, 1901, p.232.
[8] 舉個例子來說，我們能看到產業聯合會為了制定某些能免除他們行動帶來的民事責任的法律而不遺余力。
[9] 塔爾德（Gabriel Tarde）不可能理解韋布所享有的聲譽，在他看來，韋布不過是洋毫無意義的三流作家。
[10] Albert Métin, Le Socialisme en Angeleterre, Paris, Alcan, 1901, p.210.這位作家從政府那里獲得了一份社會主義的許可證；1904年7月26日，圣路易展覽會的法國總專員說：“Métin先生深受最優秀的民主精神的熏陶；他是一位杰出的共和派；而且，他也是一位工人組織應該熱烈歡迎的社會主義者。”（參見1904年7月30日的Association ouvrière）。若是對那些得到政府、社會博物館派或者神通廣大的出版社許可的人進行一番研究，必定是饒有趣味的事情。
[11] 馬克思犯下的錯誤不勝枚舉，甚至相當嚴重。
[12] 在啟示神話的推動下，英國和美國的宗派主義者表現出來的宗教狂熱讓人感到吃驚，但是在實際事務方面，他們不會比其他人遜色多少。
[13] 目前，在德國的解釋學派那里，這種說法占有很重要的位置，盧西瓦神父向法國介紹了該學派的觀點。
[14] 參見給Daniel Halévy的信，[section]，Ⅳ。
[15] 加富爾（Camillo Benso Cavour, 1810——1861），是推動意大利統一的首要政治家。
[16] 我已經盡力說明，這種已消失的神話是如何被一種虔誠（它在天主教的生活里還占據極端重要的地位）推向成功的；我認為在宗教里，這種從社會向個人的演變是很自然的過程（Le Système historique de Renan, Paris, Jacques, 1906, pp.374——382）。
[17] 斯賓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在英國哲學家，他把“適者生存”刻在硬幣上，這也是他整個進化論的哲學的一部分。進化被視為一場從簡單到復雜的運動。
[18] 而且，我認為，我們能把斯賓塞的進化論解釋為：最普通的心理學在物理學上的一次運用。
[19] 這是柏格森理論的又一運用。
[20] 這是對柏格森哲學的全面認識。
[21] 我不記得，官方社會主義者曾經揭露過貝拉美（Edward Bellamy, 1850——1918）小說的種種荒誕。貝拉美的小說在當今風靡一時，我們需要對它們作出更多的批判，因為它們向人民呈現的是一種典型的中產階級生活。它們是對階級斗爭一無所知的美國的天然產物；但是在歐洲，那些階級斗爭理論家們也不理解它們嗎？
[22] 在這篇我曾經引用過的文章里，克里孟梭回憶到，饒勒斯在貝濟耶作的長篇演講里，利用了這些下籌碼的策略。
第二節
現在，我們必須再進一步研究一下總罷工提供的圖景是否真正全面；也就是說，它是否包含了現代社會主義認可的這種斗爭的全部特征。但是，首先，我們必須更加準確地表述這個問題；如果從對這個概念的本質解釋出發，就很容易將之準確地表述這個問題。我們已經明白，必須把總罷工視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因此，對于理解社會主義而言，行動的手段和方法的細節無關宏旨。我們還必須補充一點，一旦我們試圖把這種不可分割的整體拆成各個部分，我們就會面臨無法徹底理解社會主義的困境。現在，我們將努力說明，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和總罷工圖景提供的整體特征之間存在一種根本的契合。
在許多閱讀過最權威馬克思主義出版物的人看來，這個斷言荒謬無比。事實上，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馬克思主義圈子里對總罷工存在著一種明顯的敵意。敵視總罷工的傳統對馬克思學說的進步造成了巨大的危害，這也是一個信徒通常會限制其導師思想得到運用的好例子。新學派在擺脫這些影響方面，存在很大的困難。新學派主要由精通馬克思出版物的人構成 ；在很早以前，它就認識到總罷工之所以遭到反對，其原因在于馬克思主義官方代表的無能，而不是馬克思學說原則的本身問題[1]。
一旦新學派清楚地意識到各種社會主義教條經常違背馬克思精神，一旦它主張恢復馬克思精神，它就開啟了擺脫錯誤影響的道路。新學派很吃驚地發現， [馬克思的] 信徒經常把前人的發明或者撰寫《共產黨宣言》時的常識歸功于他們的導師。在一位被認為能躋身于最博學人士的作家看來，即在政府和社會博物館學派看來，“資本集中在少數人的手里是馬克思的重大發現之一，也是他最引以自豪的發現之一”[2]。不要理會這位杰出的大學學者的歷史觀，這是一個在馬克思之前，街頭巷尾的引車賣漿之流都很熟悉的觀點；在路易—菲利普[3]統治末期，它在社會主義世界里已變成了一個眾人皆知的真理。馬克思主義者還有許多同樣的論調。
一旦這些向往自由思考的馬克思主義者開始研究工團主義運動之后，他們就邁出了具有決定性的一步；他們發現“真正的工團分子教給我們的東西遠遠多于他們從我們身上學到的東西”[4]。這是智慧的開啟；這是邁向讓馬克思作出許多重大發現的現實主義道路的一步；這樣就有可能回到無愧于哲學名稱的那些方法，“因為真正的和富有成果的觀念與現實的潮流是緊密相連的”，它們的“清晰性主要是由于事實以及對事實的運用通過反射而投于它們之上的光芒——這是一種概念性的清晰性，這種清晰性幾乎不外是從有用的觀點處理概念而最終所獲得的確定性‘[5]。在這里，引用另一句柏格森的深刻話語也會很有用，“除非我們長期通過與實在的外部表現的接觸了解它的秘密，我就不能由實在獲得直覺，也就是說，才能與實在的最內在部分達成理智交融。要做到這點，就不僅僅是把最明顯的事實吸收進來的問題；因此還有一大堆事實需要積累起來，并混合為一體。在這種混合物中，一切預想的和不成熟的觀念——觀察者可以不知不覺地把它們插入他們的觀察中——肯定會彼此中和。只有這樣，已知事實的原有特性才能顯現出來。”最后，我們才能得到柏格森所說的整體體驗（expérience intégrale）[6]。
由于這種新原則，我們很快就認識到人們用于僵化社會主義的斷言是軟弱無力的，它們的危險遠遠大于它們的用處。這是社會民主政治對教條文本的迷信崇拜，而這些教條文本恰恰導致了在德國為完善馬克思主義的種種努力陷于徒勞。
當新學派充分理解了總罷工，并因此對工人階級運動有了一種深刻的直覺之后，它就會發現，只要用這種有力的建構去解釋所有的社會主義理論，它們就會具備前所未有的清晰性。新學派也認識到，若要正確地接受無產階級觀念的當代轉變，就必須拋棄德國建構出來用于闡釋馬克思學說的笨拙和脆弱的工具；它還認識到，總罷工思想有助于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所有領域，而到目前為止，自稱為基爾特社會主義者的學者還根本不了解這些領域。只有借助總罷工的圖景，我們才能真正全面理解馬克思的根本原則；我們也可以反過來說，惟有精通馬克思主義學說的人才能清楚地理解總罷工圖景的全部意義。
A. 首先，我將討論階級斗爭，因為它是所有社會主義思想的起點。由于詭辯家們盡其所能地給它添加錯誤的觀念，因此，對它作出闡釋也尤為迫切。
（1）馬克思在討論社會時，就好象它分為兩個根本對立的團體；人們常說，觀察并未證明這個二分法的正確性；我們在用日常生活的現象證明它之前，確實還需作進一步的努力。
資本主義車間的組織提供了第一個近似值，計件勞動在階級觀念形成過程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事實上，它說明在商品價格問題上，彼此之間的利益是相互有沖突的[7]；工人感到了雇主的控制，同樣，農民覺得自己受市鎮商人和高利貸者的擺布。歷史說明了后一種對立比其他任何經濟的對立更能讓人明確地感受到，自從文明誕生以來，城市與農村就形成了兩個對立的陣營[8]。計件勞動說明了在工薪階層當中，也存在著和零售商相似的群體，他們有雇主的自信，根本不屬于無產階級世界。
總罷工從新的角度說明了這一切；它比日常生活環境更能區分利益，更能區分兩個工薪團體的思維方式。很明顯，管理階層都希望自己變成一個小貴族；對他們來說，國家社會主義是有利可圖的，因為他們將會登上社會金字塔的頂峰。
當人們意識到沖突正在擴大總罷工規模的時候，這種對立就會顯得格外突出；因為人們是從階級斗爭的角度來看待經濟—司法結構的，所以后者的各個部分就能獲得充分發展；社會明確地被分成兩個且僅有的兩個處于同一戰場上的陣營。在實際的事務中，對可見事實作出的任何哲學解釋，也沒有總罷工給我們提供的簡單畫面來得強勁有力。
（2）如果我們沒有看到支配工人靈魂的強烈造反情緒，就不可能想象資本主義制度會徹底消亡；但是，經驗也告訴我們，在大多數情況下，日常的造反遠遠不能獲得一種真正屬于社會主義的特征。最激烈的暴亂就不止一次地依賴于在資產階級世界里也能得到滿足的激情。我們也發現，許多革命者在找到有利可圖的道路之后，會立刻拋棄以前毫不妥協的立場[9]。這不僅僅是物質動機導致了反復無常與臭名昭著的叛變；虛榮甚至比金錢還重要，它才是革命者向資產階級投誠的主要動機。如果這僅僅是少數的特例，那么這一切都無關痛癢；但是，人們堅持說，工人群眾的心理是如此容易適應資本主義制度，以致只要雇主作出微小的犧牲，就能很快實現社會和平。
G·勒龐說，信奉烏合之眾的革命本能，無疑是會犯錯誤的，因為烏合之眾天生保守。他認為社會主義的全部力量在于資產階級神經質的精神狀態；他堅信，烏合之眾最終會走向愷撒[10]。由于勒龐通古博今，其結論不乏真知灼見；但是，我們必須對勒龐的論點作一修正，即他的論點只對一個缺乏階級斗爭觀念的社會來說，才是有效的。
觀察表明，在觸及總罷工思想的環境下，階級斗爭觀念會得到一種堅不可摧的力量的支持：當這一天來臨的時候，日常生活的瑣事都變成了階級斗爭的征兆，每個沖突都變成了社會戰爭的插曲，每次總罷工都產生了對末世論的期望的時候，就不再可能有社會和平，不再可能有例行公事，也不再可能有做一個博愛湖成功雇主的激情。總罷工思想的背后存在這樣的一種動力，它會把總罷工思想接觸到的一切事物推向革命的道路。正是由于總罷工思想，社會主義才永葆青春；企圖實現社會和諧的種種努力也會因此顯得幼稚可笑；同樣，資產階級化的同志的文章也不會讓群眾垂頭喪氣，相反，它們只會引導他們走向更加激烈的造反；總之，對立永遠不會消失。
（3）政客則努力要讓資產階級機構感受到他們所說的無產階級影響，他們取得的成功對于堅持階級斗爭來說，無疑是一個巨大的障礙。這個世界總會存在敵對各方的妥協，而秩序總不長久；在我們這樣一個出現如此多怪事的時代里，發生轉變（哪怕是最微小的轉變）也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現代進步就是不斷妥協的結果，為什么我們就不能用這種獲得了巨大成功的方法來追求社會主義目標呢？為滿足不幸階級的最迫切愿望，總能找到許多方法。長期以來，這些改良的建議一直從保守、封建或者天主教精神那里汲取靈感。它們的發明者說，我們希望讓群眾擺脫激進派的影響。如今，激進派認為，與過去的敵人相比，社會主義政客對他們政治命運威脅更大，于是，他們發明了各種打上進步、民主和自由思想色彩的方案。最后，開始輪到我們受社會主義者的妥協的威脅了！
許多政治組織、管理制度和金融體制都能改變自己去適應資產階級的統治，對此，我們還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我們不能過虞拔高猛烈抨擊資產階級的意義；要求改革和完善資本主義的愿望同樣會導致對資產階級采取猛烈的批判[11]。如今，一點也不希望看到資本主義制度的消亡，卻希望廢除遺產繼承的人大有人在，圣西門的追隨者就是一例[12]。
總罷工摧毀了每種可能的社會政策的全部理論后果；總罷工的支持者甚至會認為，最具民眾色彩的改革也帶有資產階級的特征；對于他們來說，沒有什么能夠削弱階級斗爭的根本對立。社會改良政策越是流行，社會主義就越感到有用總罷工以一種完美方式提供的末世論圖景去反對進步圖景——它是社會政策要實現的目標——的必要性。
B. 現在我們借助總罷工思想，來探討一下馬克思主義革命的一些根本特征。
（1）馬克思說，在革命歲月里，生產機制同樣會讓無產階級變得有紀律、講團結和有組織。如果不結合語境，我們就不可能理解這個核心觀點。根據馬克思的說法，“貧窮、壓迫、奴役、衰敗和剝削不斷增加”的制度壓得工人階級喘不過氣來，工人階級對它的反抗也愈演愈烈，直至完全打破整個社會結構[13]。這個著名表述的準確性經常遭到人們的批判，好象它更加適合《共產黨宣言》（1848）的時代，而不是《資本論》的時代（1867）；然而，這種反駁并不能讓我們信服，只要借用神話理論，就能將之輕而易舉地駁倒。我們不能照字面意思來理解馬克思用以描述為這場決定性戰斗做準備的各種術語；我們應該重視的是它的整體描述，惟有這樣，他的描述才是清晰明確的。馬克思希望我們理解無產階級的全部準備完全取決于反抗現存事物狀態的堅定、強大和充滿激情的組織。
如果我們正確理解了馬克思主義，總罷工思想就更加有意義；然而，即便不在理論上，至少會在實踐上，它會受到人們的質疑。有人堅持，無產階級在為它的未來角色做準備時，可以采取其他手段，而無需皈依革命工團主義。因此，擁護合作的人堅持他們的特別治療方法必須在解放事業里占據突出的位置；民主派則說，廢除源自天主教舊影響的所有偏見才是根本，如此等等。許多革命者相信工團主義盡管可能很有效，但是它本身并不足以組織起一個需要一種新哲學、新法律以及同類新事物的社會。既然勞動分工是社會的基本原則，社會主義者就不應該以向哲學和法律專家討教為恥，因為他們從不缺乏有關哲學與法律的真知灼見。饒勒斯總是不厭其煩地談論這些陳詞濫調。這種社會主義的泛化（élargissement），不僅有違馬克思理論，也是和總罷工思想水火不容的。顯然，總罷工比其他任何教條，更有吸引力。
（2）我已經呼吁過，要提防在經濟衰落時刻爆發的革命對文明未來的威脅；并不是所有的馬克思主義者都能正確理解馬克思對折個問題的看法。馬克思相信末世論是以一場規模巨大的經濟危機為前提的，但是千萬不要混淆衰退和馬克思所說的危機。在馬克思看來，危機是生產過于冒險的結果，創造的生產力已超出了同期資本主義自動產生的管理機制的限度。這樣的冒險是以未來利于大企業，以經濟進步的思想在那時會絕對流行為前提。為了讓下等中產階級（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可以接受這種生存狀況）與無產階級聯盟，就必須讓他們把生產的未來圖景看作是燦爛光明的，就如同征服美洲對于離開歐洲開始冒險生活的英國農民來說，是美麗動人的一樣。
總罷工得出了同樣的結論。工人習慣于看到他們對資本主義強制反抗會在繁榮時期取得成功；因此，也可以這么說，一旦稱認同了革命和總罷工，你就不可能認為一場世界的根本轉變會發生在經濟衰落期。工人同樣清楚地意識到，除非未來絢麗多彩，除非工業不僅能改善生產者的命運，也能改變每個人的命運；否則，農民和工匠是不會和他們并肩作戰的[14]。
為了使社會主義的實現成為可能，強調工業必須具備高度繁榮的水平，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為經驗表明，社會和平的預言家是靠阻止資本主義進步和保留正在蛻化的階級的生存方式，來博得民眾支持的。必須用一種令人吃驚的方式來解釋把革命和工業的持續與迅速進步聯系在一起的關節[15]。
（3）我們不能過于強調這個事實，即馬克思主義譴責空想家對未來作的全部假設。慕尼黑的布倫塔諾教授提到，馬克思在1869年給他朋友比斯利（他發表過一篇論工人階級未來的文章）的信中說，他在此之前一直把后者視為是英國的惟一革命者，但從此以后會將之視為一位反動分子——因為他說，“誰要是為將來草擬藍圖，誰就是反動派”[16]。馬克思認為無產階級無需從發明社會問題解決方法的學者身上汲取經驗，只需接過資本主義旗幟繼續前進。無產階級無需為未來勾畫藍圖；藍圖已在車間得以實現。一種技術連續性的觀念決定了馬克思主義者的全部立場。
罷工取得的經驗讓我們得出了和馬克思思想相吻合的觀念。放下手中工具的工人不會帶著更好的勞動組織方案去支持他們的雇主，也不會幫助他們管理生意；簡言之，在經濟沖突里，烏托邦根本派不上用場。饒勒斯及其朋友清楚地意識到，他們實現社會主義方式的觀念存在一個有力的挑戰。現在，他們也希望存在一些由博學的社會學家起草，得到工人擁護的工業草案，以便能將之引入罷工的和談，他們也希望看到他們說的工業議會主義（le parlementarisme industriel）的發明，后者能像政治議會主義一樣，引導被領導的群眾和領導群眾的煽動家。這就是他們那種騙人的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或許可以立即推行。
但是，所有這一切美好的事物將會隨著總罷工的到來而灰飛煙滅；革命會以一種純粹與簡單的造反面目出現，不會給社會學家、主張社會改良的人以及以無產階級思考為職業的知識發呢子留下任何余地。
C. 由于社會主義包含了許多不確定的因素，它總會引起恐慌；人們感覺到，這種轉變沒有任何回旋的余地。空想家竭盡全力用文學藝術撫慰被美麗藍圖——它是如此的動人，以致它會消除人們的一切恐懼——撩撥得要燃燒的心靈。然而，他們越多地傳播美麗的諾言，有識之士就越容易揭發他們布下的陷阱。在這點上，后者并沒有全錯，若是人們接受空想家的觀點，世界就會走向災難、專制和愚昧。
馬克思堅信他所說的社會革命將構成一種不可避免的轉變，它將是兩個歷史時期的分水嶺。他反復提及這些觀點，與此同時，恩格斯也試圖借助有時會很壯觀的意象，讓人們理解經濟解放如何變成一個與過去毫無瓜葛的時代的起點。兩位奠基人拋棄所有的烏托邦，批判先輩讓一場偉大革命的前景變得不那么令人生畏的做法；然而，無論他們給人們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其影響遠遠不及總罷工。這種觀念肯定會讓人們意識到，超越古老文明乃是一種不可抗拒的潮流。
這里去色有一些讓人感到不安的因素，但是，我相信要讓社會主義擁有全部的教育價值，堅持這種特征就是必需的。社會主義者必須相信，他們獻身的事業是一項莊嚴的、令人敬畏的和崇高的事業；惟有如此，他們才能義無返顧地作出一種宣傳要求的大量犧牲，而這種宣傳既不會給他們帶來榮譽，也不會給他們帶來實利，甚至，連暫時的心靈慰藉也不會有。即便總罷工思想只會產生一個結果，就是讓社會主義思想變得更加英雄化，僅就這點而言，我們也應該認為它具有一種無法估量的價值。
我們能進一步拓展和深化我剛剛提到的馬克思主義與總罷工之間的相似點，它們在此之前受到忽視，那是因為我們更多地停留于事物的表面現象，而沒有深入到事物的本質。許多人很難相信，在一種以黑格爾主義為基礎的哲學和缺乏任何高級文化修養人士的構想之間，居然能建立比較。在德國，馬克思發展出了對某些抽象教條的偏好，而這些教條和馬克思的工作環境又是如此地契合，以至于他大量使用它們成了再自然不過的事情。當時，也沒有什么重要的事件能讓他詳實地論述無產階級為革命做準備的手段。實踐知識的缺乏成了馬克思思想發展的瓶頸。他避免使用過于明確的教條，因為后者不利于抵制在他看來是毫無價值的現存制度；故而，他為在德國學院里發現一種用抽象語言寫作的習慣感到歡欣雀躍，因為這能讓他避免討論細節問題[17]。
當今革命工團主義通過堅持罷工活動而緩慢發展出來的學說與馬克思看法之間存在的一致性，比其他任何事情更好地說明了馬克思的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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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1903年出版的《形而上學導論》（Introduction à la métaphysique）里，柏格森指出信徒們總是傾向于夸大導師們和這種導師的區別，后者“傾向于把自己提出的觀點教條化、模式化，甚至抽象化，因而在某種程度上也變成了自己的信徒”（Cahiers de la Quinzaine, 12th cahier de la Ⅳ e série [1903年2月17日], pp.22——23）。
[2] Métin, La Socialisme, p.191.
[3] 路易—菲利普（1773——1850），隨著他被1848年革命廢黜，七月王朝（1830——1848）也走到了盡頭。
[4] Georges Sorel, L’ Avenir socialiste des syndicates, Paris, Jacques, 1898, p.12.
[5] Bergson, Introduction à la métaphysique, p.21 [譯者在此處參照了劉放桐先生翻譯的《形而上學導論》（商務印書館，1963年），第39頁]。
[6] Bergson, Introduction à la métaphysique, p.24——25 （譯者參照上書第40——41頁）。
[7] 我不清楚學者們是否理解計件勞動的意義。顯而易見，這個著名的說法——“生產者將能夠買回他的產品”——就來自對計件勞動作的反思。
[8] “或許可以這樣說，一部社會經濟史就是一部城鄉對立史”（《資本論》（Le Capital）[Paris, Librariè, du progrès, 1875], Ⅰ, p.153, col.Ⅰ）。
[9] 或許，人們還記得那位死于馬提尼克島火山爆發的總督。1879年，他是馬賽社會主義大會的主角之一。巴黎公社對所有社員來說，并不都是致命的打擊，其中有幾個人的事業還頗有成就；法國駐羅馬的大使在1871年還是要求處死人質的社員之一。
[10] G.Le Bon, Psychologie du socialisme, Paris, Alcan, 1902, 3rd edn, p.111, pp.457——459。在幾年前，一小撮大學社會主義者就把勒龐視為一個傻瓜；事實上，他是我們時代最有原創性的學者之一。
[11] 舉個例子來說，我知道一位相當開明的天主教徒就曾辛辣地諷刺過法國中產階級。他的理想是美國主義，在他的眼里，美國主義是一種相當年輕，朝氣蓬勃的資本主義。
[12] 魯西耶（Paul de Rousiers）就對這個事實感到十分震驚，即美國的富裕父親強迫子女自謀生路；他也經常遇到“為美國父親的自私行為感到震驚的法國人。在他看來，富裕的父親讓兒子自謀生路無疑是令人厭惡的，因為他并沒有為后者成家立業作出絲毫的貢獻。”（La Vie américaine : l’ éducation et la société, Paris, Firmin-Didot, 1899, p.9）
[13] Karlmarx, le capital, tomeⅠ, p.342, col.l.
[14] 不難理解，宣傳家被迫反復討論社會革命的這個特征：在中間階層繼續存在，卻對社會和平的滑稽感到厭倦之時，以及在經濟蓬勃發展，以致未來對每個人來說都是光明美好之時，才會爆發這樣的社會革命。
[15] 考茨基經常討論這個恩格斯也會贊同的觀點。
[16] 伯恩斯坦認為布倫塔諾對這個掌故的描述過于夸張，但承認“他引用的話語并不違背馬克思的整體思想”（Bernstein, “Des Forces de la démocratie industrielle”, Le Mouvement socialiste [2]，1899年9月1日，p.270）。烏托邦是由什么構成的？是由過去，通常是由遙遠的過去構成的；或許正是有鑒于此，馬克思才把比斯利（每個人都為他的革命勇敢感到吃驚）稱為反動派。天主教徒并不是唯一沉迷于中世紀的人，Yves Guyot就嘲笑拉法格的“集體主義行吟”（Paul Lafargue et Yves Guyot, La Propriété [Origine et évolution: thèse communiste par P, Lafargue；réfutation par Y.Guyot], Paris, Delagrave, 1895, pp.121——122.）
[17] 我在別處也曾提出馬克思可能在《資本論》第一卷的倒數第二章里作過的假設，他試圖說明無產階級進化和資產階級強力進化之間存在的差異。他說資本主義生產機制會把工人階級塑造成有紀律、講團結和有組織的力量。這或許是走向自由運動的征兆，而這場自由運動與我們稍后在討論資產階級強力時走向自動機制的那種運動天然有別（Sorel, Saggi di critica, pp.46——47）。
第三節
一段時間內，讓不懂罷工策略的圈子接受總罷工思想會存在很大的困難。這個工團主義者眼里的創新使得許多真誠的有識之士寢食不安，我覺得探討一下他們反對罷工的動機，也是件有意義的事情。新學派的所有成員都知道，為了克服自己所受教育的偏見，為了避開自動進入他們思想的觀念集合，為了用與他們接受的教育的不同理路去思考問題，他們還必須作出艱苦的努力。
19世紀，存在著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迷信科學，它是那些18世紀末動蕩不安的幻想的直接結果[1]。因為天文學家已經成功地計算出月亮運行的軌道，所以人們就認為科學的目標就是為了精確地預測未來；因為勒維里耶（Le Verrier）已指出海王星的可能位置——它在此之前未被觀察到，它是行星攝動（des perturbations）的原因——所以人們就相信科學能糾正社會的弊病，能為消除世上的不幸提供處方。我們可以說，這就是資產階級的科學觀：它十分貼近于這些資本家的精神狀態，他們對車間的完善技術一無所知，卻去領導工業，并經常會尋找天才發明家來幫助自己擺脫困境。對于資產階級來說，科學就如同一家能夠生產我們面臨問題的解決方法的工廠[2]：科學不再被視為完善認知的一種手段，而僅僅被看成是一種能帶來某些好處的處方[3]。
我已經說過，馬克思拒斥確定未來社會條件的所有努力；不過，我們不能過分強調這點，因為我們會因此認為馬克思置身于這種科學觀之外。總罷工學說也批判這種資產階級科學觀，因此，許多教授不斷抨擊新學派，譴責它只有一些消極的觀點；相反，他們的目標是要為全世界的幸福設計一幅高尚的藍圖。在我看來，就這點而言，社會民主黨領導人已經不算是馬克思主義分子了；幾年前，考茨基還為一個荒謬的烏托邦寫過序言呢[4]。
我相信，伯恩施坦認識到老朋友們的思想的危險性，肯定是他與他們斷交的原因之一。若是伯恩施坦生活在法國，若是他對我們革命工團主義有所了解，他可能早就認為，革命工團主義正走向一條真正的馬克思主義道路；無論是在英國，還是在德國，他都沒有找到一種能直到他的工人運動。伯恩施坦和馬克思一樣，希望腳踏實地。他認為，與其在有關未來人類幸福的動聽語言里麻醉、沉睡，不如實行社會改良政策，追求一些實際的目標。
這種無用且錯誤的科學的崇拜者，絲毫不為人們的這些批評——從科學主義崇拜者的決定方式而言，他們的計算方法是完全不充分的——所動。他們源自天文學的科學觀念認為一切事物皆可用一條數學定律表達出來的。顯然，社會學領域里并不存在這樣的法則；然而，人們總是避免不了這些表達方式的影響：只要從一些不違背常識并得到日常經驗證明的原則出發，用一種簡潔、清洗與演繹的方式得出結論，他們就自認為達到了一種很高的完善程度，在科學上邁出了重要的一步。實際上，這種所謂的科學不過是喋喋不休的空話[5]。
空想家擅長以這些偏見為基礎的表述藝術；他們的敘述越是能滿足教材的要求，他們越把自己的發明當回事。在我看來，他們的觀點恰恰是真理的反面，社會改良計劃越是以一種表面滿意的方式來解決每個困難，我們就越應該質疑它們。
在此，我想比較簡要地考察一下源自于人們所說的科學主義（它認為一旦得出清晰的表達，也就得到了真理）的一些幻想。這種科學主義大大加劇了馬克思主義危機，我們每天都會聽到有人譴責新學派熱衷于模棱兩可——馬克思也曾受到同樣的譴責，但是，他們認為，法國社會主義者和比利時社會學家則相反……
若想正確地理解這些虛偽的科學家（他們是新學派竭力反對的對象）犯下的錯誤，最后的方法就是從總體上考察一些社會現象的整體特征，涉獵一下他們的思想成果。
A. —— （1）實證主義者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種平庸、自大和賣弄的學問，他們宣稱哲學必定會讓位于他們的科學；但是，哲學并沒有消亡，由于柏格森，它又恢復了往日的活力。柏格森并不希望把一切都化約為科學，他聲稱，哲學家有理由采用一種不同于科學家的方法。我們能夠說，通過向人們說明所謂的科學解決之道是一種幻想，通過把思想帶回科學主義所痛恨的神秘領域，形而上學收復了失地。少數比利時人、勞工辦公室（l’ Ofice du travail）的雇員以及安德烈將軍[6]卻對實證主義推崇備至[7]：這些都是對思想世界毫無意義的人。
（2）宗教似乎并沒有發展到消亡的地步。自由新教之所以奄奄一息，乃是因為它不惜一切代價，要給基督教神學以理性的解釋。孔德[8]建構了一幅天主教的漫畫，他僅僅保存了該教會的行政、等級和規訓的外衣。他的努力只獲得了那些嘲弄別人頭腦簡單的人的支持。天主教之所以在19世紀恢復了驚人的力量，那是因為它沒有什么東西能夠再失去了；同時，它還強化了它的神秘性，令人吃驚的是，天主教居然占領了有教養階層的領地，甚至在大學里，嘲弄理性主義也成了當下風靡一時的潮流[9]。
（3）現在，我們來看看父輩的那些古老聲明，他們宣稱自己已經發明了一種藝術的科學，甚至，他們還宣稱自己能以一種足夠充分的方式來描述藝術作品，讀者能從一本書里獲得對一幅畫或一尊雕像的準確美學評價。丹納在這方面的努力是饒有興趣的，當然，僅僅就各學派的源流而言。他的方法并沒有為作品本身帶來任何有意義的信息。除非丹納描述的對象本身沒有多少美學價值，它們是那些人們常說的文學畫，否則，丹納的描述毫無價值可言。即便是有關帕特農神廟最蹩腳的照片所包含的信息量，也要比一卷用于贊揚它的書籍包含的信息量一百倍。人們經常將著名的Pierre sur l’ Acropole譽為勒南最優美的章節之一，然而，在我的眼里它不過是玩弄修辭的典型，與其說它讓我們崇拜帕特農神廟，還不如說它讓我們不理解希臘藝術。盡管萊因納赫[10]標稱出了對狄德羅的狂熱喜愛（有時候，他會表現得滑稽和荒謬），他還是不得不承認自己偶像的著名作品《沙龍》英雄缺乏美學的情感，因為后者尤其喜歡那些能撰寫成文學論文的繪畫[11]。布呂內蒂埃說狄德羅的《沙龍》導致了批評的敗壞，因為他討論藝術品如同討論書本[12]。
這種演講的無能是因為這個事實，即有生命力的藝術必須以神秘、若隱若現和模糊的輪廓為基礎；演講越是顯得系統和完美，它也就越可能消除杰作之所以為杰作的一切因素，它把杰作僅僅歸結于學院作品的比例協調。
只要對人類思想的三種最高成就進行基本考察，我們就會相信，每個復雜的知識體都可分為清晰的和模糊的兩部分，后者可能更為重要。庸人的錯誤就在于他們聲稱，隨著啟蒙的進步，模糊的知識將會消失，聲稱科學主義的術語最終能解釋一切事物。這種謬誤在藝術方面，尤其是在現代繪畫方面讓人生厭。現代繪畫越來越講究光影的配合，而在過去，由于光影的配合缺乏穩定性，并且難以用演講表達出來，沒有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要[13]。
B. —— （1）在倫理學當中，能以清晰的推理方式說明的部分一般和平等的人際關系有關；它包含了在許多文明里都能發現的道德原則；因此，在很長時間內，人們相信這一部分的倫理總匯能發展成為符合全人類的自然道德的基礎。倫理的模糊部分通常和性關系有關，這不是用公司就能輕易得到解釋的，要深入理解這點，你就必須在某個國家生活許多年頭。然而，這部分的模糊倫理也是最重要的。若是你理解了這一點，你也就理解了一個民族的全部心理，先前的那種一致性實際上掩蓋了許多差異：大致相同的原則會被運用到不同的情況，它們的清晰不過是一種錯覺。
（2）一提到立法，每個人立刻會說債務法是最明確的部分，人們可將之稱為科學的法律。這里，人們在各民族接受的法則里再次發現了很多一致性；因此，人們相信，在對現存法律作合理修正的基礎上，制定出一部萬有法是切實可行的。在實踐中，不同的國家的法庭一般不會以同樣的方式來理解那些先驗的共同原則；那是因為每一原則都有其個性和與眾不同的東西。最神秘的領域乃是家庭，它的組織會影響所有的社會關系。勒普萊就對托克維爾關于該主題的論述感到無比的吃驚，托克維爾說：“令我驚訝的是，古代和現代的法學家們，竟然沒有提到繼承法對人間事物的發展產生的巨大影響。不錯，它屬于民法法規，但也是主要的政治措施，因為它對國家的社會情況具有異常重大的影響，而政治方面的法律不過是社會情況的表現形式。”[14]托克維爾的這句評論成了勒普萊所有研究的指導原則。
將立法區分為清晰和模糊兩部分，就產生了一個奇怪的結果：那就是非專業立法人士很少去討論正義的原則；他們知道，要對此類問題進行討論就必須對某些法律原則有深入的了解，因此，一個門外漢若是要斗膽發表意見，就有可能讓自己變得滑稽可笑。但是，在離婚、父親權威、繼承等問題上，每個識字的人都認為自己能和最聰明的律師相提并論，因為在這些模糊的領域，不存在明確的原則，也不會有合乎規則的演繹。
（3）在經濟學領域內，這種區分或許更加明顯，人們能輕而易舉地解釋與交換有關的問題。各國的交換手段大致相同，故而，在貨幣流通方面，就不可能提出過于離譜的矛盾；另一方面，有關生產的一切有時會提出無法解決的難題。在生產領域，地方傳統得到了最強烈的支持，人們可以無限制地發明與生產相關的烏托邦，而不會與讀者的常識發生沖突。沒人能否認，生產是經濟制度的基礎，這是在馬克思主義里占據重要位置的一條真理；即便是那些不能認識到生產重要性的作家們也不否認這點[15]。
C. 現在，讓我們來考察一下議會是如何運作的。長期以來，人們認為一輝的基本功能就是討論最重要的社會組織問題，尤其是憲法問題；在這些問題上，以演繹與推理的方式，從基本原則得出清晰與準確的結論還是有可能的。我們的父輩擅長于這種學究式的討論風格，它構成了政治討論中最亮麗的風景線。既然很少討論憲法問題，那么，圍繞某些重要的安放率，總會產生精彩的辯論；這樣，在論述政教分離問題時，擁護基本原則的專業闡釋者就會閃亮登場，甚至還能博得陣陣掌聲，人們都同意，以前的一切辯論都未達到過如此激烈的程度，這是因為這是一個能進行學究討論的問題。然而，更為常見的是，在討論商業法律和社會措施的時候，我們議員們的愚蠢更加明顯地暴露出來：總統、部長、各委員會報告人和專家，你方唱罷，我登臺，盡其所能地展示自己的愚蠢。這是因為，一旦涉及經濟問題，幼稚的原則就不再能指導人們了，若想就這些問題提出可行性意見，必須對此有深入的了解，然而，這不是我們國會議員們所能勝任的事情。許多國會議員都是科學主義的信奉者。1905年7月5日，一位著名的性病專家[16]就聲稱他沒有研究過政治經濟學，因為他對“這種推測性科學有些不信任”。毋庸質疑，我們是能夠理解這點的，思考生產問題顯然要比診斷梅毒困難多了。
科學主義已經產生了令人難以置信數量的詭辯，我們隨處可以見到這些詭辯，受到大學傳播的愚蠢與平庸文化熏陶的人都深諳詭辯的門道。這些詭辯由于對邏輯的偏好，傾向于把一切整齊劃一，放在同一層面上討論。這樣，性道德就被規約為契約雙方的平等關系，而把家庭法視為債務法，把生產當作交換。
幾乎在每個地區和每個時代，無論是現金流通，還是信用貨幣流通，國家都有義務進行管理，或者制定相應的法律措施，但這并不意味著出于對一致性（l’ uniformité）的偏好，將管理大企業的任務委托給國家是大有裨益的。然而，對于蹩腳的醫生和法學院學生來說，這種推理卻具有無法抗拒的誘惑。我深信，即便在現在，饒勒斯還是不能理解懶惰的立法者為什么要把經濟學拋給自私的無政府主義欲望；如果確實像馬克思所說，生產是一切的根本，那么不把生產置于首要的位置，不讓它服從一項偉大的立法活動（它的明晰性來自于明確），也就是說，其抽象特質與憲法法律討論中提出來的那些偉大原則類似的原則不作為組織生產的基礎，就是一種犯罪。
既然社會主義處理生產問題，也就是說它負責處理人類活動中最神秘的部分；既然社會主義打算帶來一場激進的轉變，這種轉變無法用淺薄的領域內發現的那種明晰性進行描述，它必然是很模糊的。無論思想如何努力，知識如何進步，演繹如何合理，也不能驅散社會主義周圍的神秘因素；正是因為馬克思主義充分認識到了神秘是社會主義的一個特征，它才有權將之作為社會主義研究的起點。
但是，我們必須趕緊補充這點，只是由于我們用以建構實現社會主義的手段的那種語言的緣故，才產生了這種模糊性。可以這么說，這種模糊性只是學究性的。但是，它一點也不會妨礙我們使用無產階級在社會沖突里建構出來的設想，即人們所說的總罷工，不會妨礙我們用一種全面、準確與激動人心的方式描繪無產階級運動。千萬不要忘記這一點，完美就會消失殆盡。我們必須將之視為不可分割的整體，必須把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視為一場挑戰一切描述的末世論。
事實上，要使信奉科學主義的教授們稱心如意，難如登天。他們大聲呼喊，他們只承認思想中清晰和明確的觀念。——實際上，對于行動目的來說，科學主義是一條還不夠充分的法則，因為若是不借助吸引我們全部精力的絢麗多彩與確定無疑的意象，我們就不可能完成任何壯舉；——若從他們的角度出發，我們還可能找出比總罷工更讓人滿意的事情嗎？——但是，他們說，我們只能依靠得到經驗證明的那些實在：難道總罷工圖景不是由一些間接得自對革命運動作出觀察的傾向組成的嗎？難道它不是躺在手扶椅子里的專家們依據邏輯原則，為了解決社會問題而發明出來的嗎？難道它不是任意武斷的產物嗎？難道它不是和我們在行動期間自發產生的事物截然相反的嗎？他們堅持并提倡批判精神的權利。沒有人想要反駁他們。當然，總罷工的圖景必須要得到檢驗，我以上的種種努力也正是為了說明這一點；但是，批判精神并不意味著用虛假科學的吹噓來取代歷史事實。
若想從根本上駁倒總罷工思想，矛頭必須指向總罷工凝結的并在行動過程得以體現的革命傾向；除非讓革命者相信自己為社會主義事業嘔心瀝血是毫無意義，相信自己成為政客，更能保證他們的真正利益之外，并沒有其他可靠的方法。革命者很早就了解這點，并作了決定；革命者不是站在功利立場上考慮問題的，故而，這些建議對他們毫無意義。
我們也清楚地意識到，未來歷史學家肯定會說我們的思想充斥著許多幻想，因為他們是回頭過來看過去的世界。但是，我們又不得不有所行動，沒有人能夠在今天告訴我們未來歷史學家的想法，也沒有人能夠為我們提供修正作為我們動力想象的圖景的手段，以避免他們的批評。
我們的處境與那些依賴不能保證永遠正確的理論作大量計算的物理學家的處境有些相象。如今，我們已經放棄了用科學洞察自然的全部奧秘的希望；現代科學革命的前景對于科學家來說，不再振奮人心，這也導致了許多人宣稱科學的破產，但是，因此就把工業的管理交給巫師、術士和魔術師，我們肯定會發瘋。不想去實踐理論的哲學家或許會站在未來的科學史家的立場上看問題，但是，他也會因此拒絕了當代科學理論的絕對特征；但是，要是就如何修正當前的科學理論而詢問他們，他們也必然和今天的物理學家一樣的無知。因此，他必須向懷疑主義尋求庇護嗎？
如今，沒有一位嚴肅的哲學家會接受這樣的懷疑立場；恰恰相反，他們的宏偉目標就是證明一種科學的合法性，這種科學不會宣稱自己了解事物的真正本質，它只把研究限定在能用于實際目的的范疇。這是因為社會學是掌握在那些沒有哲學推理能力的人的手里，他們以科學主義的名義批判我們滿足于以行動準則（這是所有偉大的歷史運動為我們揭示出來的）為基礎的手段。
研究科學，首先要了解世界上存在的各種力量，然后再借助經驗的推理，去利用這些力量。因此，我們說只要接受了總罷工的思想，即便知道它是一種神話，我們也能像現代物理學家一樣行事。盡管后者知道未來會認為他的科學是過時的，他還是會對科學充滿信心。我們才是科學精神的真正掌門人，而我們的批判者既不了解現代科學，也不理解哲學；——只要證明了這點，我們就會心安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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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對于那些希望理解社會主義的哲學家們來說，科學迷信的歷史無疑是他們最感興趣的話題。我們民主派和舊制度下的偉人一樣，覺得這些科學迷信是和藹可親的；在《進步的幻象》一書里，我已涉及了科學迷信史的某些方面。恩格斯長期受到這些科學迷信的影響，馬克思也未能完全擺脫它們的影響。
[2] 馬克思引用了Ure在1830年前后說過的荒謬話語：“這種發明，證明了我們以上已經闡明的學說：資本利用科學服務，不斷使反叛的工人變得馴服。”（Le Capital, Ⅰ, p.188, col.2；參見中文版《資本論》，郭大力、王亞男譯1975，人民出版社，第一卷，第468頁——譯著注）
[3] 如果借用新學派的話來說，這是從消費者的角度，而不是從生產者的角度上來考慮科學的。
[4] Atlanticus, [Carl Ballod], Ein Blick in den Zukunftsstaat Stuttgart, Dietz, 1898。賽埃（Ernest Seillière）在1899年8月16日的《爭鳴》（les Débats）里提到了這本書。
[5] “人們還沒有清楚地意識到在心理學和道德科學里，演繹的作用無足輕重……為了修正演繹的結果并使之符合生活的瑣碎，不久以后，就必須求助于常識了，也就是說，必須求助于對現實的不斷體驗。可以這么說，演繹只能形而上地在道德事件上獲得成功。”（Bergson, L’ Evolution créatrice, pp.231——232）對此，紐曼說過同樣的話語，不過，他更加明確清晰：“邏輯學家總要把曲折與湍急的美麗河流改造成可通航的運河……他追求的目標不是具體地證明事實，而是想追求一些空洞的術語；只要這些術語和他們要走的極端之間不存在沖突，只要他們的學生能理直氣壯地作出辯論，他還會有別的什么要求呢！”（Grammaire de l’ assentiment, pp.261——262）紐曼對喋喋不休的長篇大論進行了不加掩飾的批判。
[6] 安德烈（Louis-Joseph André）將軍（1838——1913），在1900——1904年期間擔任法國的國防部長。由于軍人秘密檔案事件“affaire des fishes”，他被迫辭職，因為有人揭露他在部隊里依據對共和國的忠誠程度來推行晉升制度。
[7] 幾年以前，就是這位杰出的軍人（？）支持實證主義分子把塔內里（Paul Tannery）排除在法蘭西學院之外，而后者的博學在整個歐洲來說，也是有口皆碑的。實證主義者已成了干齷齪事情的世俗圣會。
[8] 奧古斯特·孔德（1798——1857），社會學家和哲學家，撰寫了《實證哲學教程》（1830——1857）。在晚年，他試圖把他的實證哲學變成人類的宗教，在這點上，他模仿了天主教教會的許多組織和信仰活動。
[9] 帕斯卡以雄辯的口才反駁那些把模糊性視為反對天主教利器的人，布呂內蒂埃因此把帕斯卡視為當時最杰出的反笛卡兒分子，是不無道理的（Etudes critiques sur l’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caise, 4th séries, pp.144——149）。
[10] 萊因納赫（1856——1921），甘必大的支持者，后來當選為議員。他是德雷福斯事業最主要的支持者之一，著有《德雷福斯事件始末》（Histoire de l’ affaire Dreyfus）（1901——1911）。
[11] Joseph Reinach, Diderot, pp.116——117， 125——127，131——132.
[12] Ferdinand Brunetière, Evolution des genres [dans l’ histoired de la littérature], Paris, Hachette, 1898, p.122. 他還在別處說狄德羅是個俗氣的家伙。
[13] 對于這一點，我們可以信任印象派，他們在繪畫時表現出了杰出的光影技巧。但是，他們當中的少數派不久就開始效仿學院派的方法，這樣，他們的作品與他們宣稱的目標形成了荒謬的對照。
[14] Tocqueville,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 Ⅰ, chap.Ⅲ.Le Play, La Réforme sociale en France, déduite de L’ observation compaxée des peuples européens [Tours, Mame, 1874], chap.17, Ⅳ.（參見中文版《論美國的民主》，董果良譯，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53——54頁）。
[15] 在我的《當代經濟導論》里，我就說過借助這種區分，可以說明許多仍然含糊的問題，尤其能正確地評價蒲魯東使用的某些重要論點。
[16] 奧加尼厄（Vitor Augagneur, 1855——1931）醫生長期以來，一直是這種知識分子的杰出代表之一，他們把社會主義視為德雷福斯主義的一支；他為正義作的申辯讓他登上了馬達加斯加總督的位置，這也說明道德有時也會給人補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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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he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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