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筆者仔細研讀了法國著名社會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的代表作之一《烏合之眾》，感觸頗多，再次引發了對民主與科學這對概念的思考。該書的基本觀點包括：社會群體中的個體與獨立的個人存在根本的差異，群體當中普遍存在的從眾心理和簡化思維習慣決定了其非理性或極端的行為方式；領袖在群體中具有特殊地位，群體的意見往往完全受領袖意見的支配，從而導致民主的樣板有著獨裁的本質，因此人類歷史是由少數社會精英創造和引領的；一個國家或民族的命運主要是由其種族稟賦決定的，一個社會的變革應當遵循其內在的規律，人為的加速或采取革命的手段只能帶來新的社會災難；在19世紀的歐洲，民眾力量的興起（民主制度）破壞了西方的古老文明，帶來了社會的分裂動蕩，并將對人類社會的未來構成強大的沖擊。

勒龐是通過對法國大革命及之后法國政治社會歷史變遷的考察得出以上結論的，實質上是在探討通過革命方式實現社會民主理想的可行性和合理性問題，他最終得出了悲觀的結論——民主力量的興起并不能導致社會的科學發展。客觀和全面地分析勒龐的這種結論，我們不難發現其兩面性，一方面他關注的社會心理現象是一種不爭的事實，是已經為人類歷史無數次證明的規律之一；另一方面他過于關注此種心理現象而忽視了其矛盾對立面，將民眾力量的負作用夸大化，以至于以偏概全，得到了否定民主制度的結論。沿著《烏合之眾》的思路進行延伸性思考，我們可能會提出以下幾個問題：1、社會發展存在其內在規律，那么革命的發生何以就不能被納入這一規律的范疇呢？何謂“人為的或過度”變革，有何尺度才衡量社會變革的自然性？2、社會革命之后出現的獨裁政權與之前的獨裁政權相比既然來自共同的社會心理機制，那么何以證明它們給人類帶來了更多的災難呢？3、群體性行為存在盲從和極端的傾向，容易引發社會對抗性事件，但這是否可以推論出“要遏制群體行動”的結論？4、雖然不能否認人類社會歷史中領袖人物的“感性”號召力作用，但人類的理性能力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真的微乎其微嗎？5、西方國家一個多世紀的民主化進程，真的就像勒龐所擔心的那樣帶來了巨大的社會災難嗎？我相信帶著這些思考去重新回顧《烏合之眾》一書，我們將找到其中存在的大量偏頗之處，具體表現在三個基本方面：

第一，人類社會發源于原始人群，成長于群體性活動，人類歷史就是一部群體合作與斗爭的歷史；既然群體作為人類社會的必然存在形式而出現，那么一廂情愿地抬高個體主義的價值，貶低群體行為的積極價值而不思改善群體行動方式，就是一種對社會現實的逃避，一種無政府主義和烏托邦自由主義的變種。進一步講，人類社會是由不同層次的群體組成，某一群體的成員難以控制其他群體的組織方式，而群體之間的斗爭需要必然要求各群體內部的團結和集合行動，所以諸如愛國主義、領袖崇拜、民族意識等群體觀念恰恰是社會個體存在的基本條件，不管這些群體意識以及其導致的群體行為具有多少負面影響，它們都是必然存在的，而且在很多時候它們可以成為一個種族延續的基本條件。

第二，社會革命也是社會變革的一種形式，甚至更是社會進步的一種推動力；特別是在一種生產方式向另一種生產方式轉變的時期，革命成為一種幾乎難以避免的手段。但革命既容易推動社會取得重大進步，也容易產生社會代價甚至出現局部的倒退，這完全是社會發展內在規律的體現；而且社會革命力量反對保守力量必然需要領袖的凝聚作用，那么這必然又存在重新走向獨裁的危險，其實這也是王朝更替的基本邏輯。如果說打著民主的幌子或借用民主的口號實行獨裁專制是一種歷史循環表現的話，那么這至少不能斷定它與過去的獨裁統治相比就退步了，羅伯斯庇爾難道就比路易十六創造了更多的社會災難？如果有這樣的結論，我們只能認定這是保守主義者的偏見。

第三，社會民主制度的建立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但一種全新社會制度的確立必然經過多次的循環斗爭，特別是人類歷史數千年專制文化的束縛，決定了民主社會的建設不能不是一個艱難和充滿各種風險的過程；一方面是人類群體歷史形成的固有弊端，另一方面是群體領袖的私人利益，決定了民主制度的成長受到這些客觀條件的限制。社會群體只有經過多次的“希望-失望”循環之后才會逐漸克服種種心理弊端，依靠理性力量養成科學的民主習慣和獨立思考問題的能力，防止民主制度在群體心理機制作用下自發地倒退到專制狀態。而勒龐用固化的眼光看待群體心理，認為群體（民主）力量必然導致盲從和非理性，自發地導致專制制度，這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許多集體性決策證明是科學的，而日臻完善的西方民主制度并沒有帶來更大的社會災難，反而建立了一種更穩定的社會秩序。

在質疑《烏合之眾》一書基本結論的同時，我們也不應該忽視作者深刻發現并指出的基本社會現象，更不應該忽略他對社會改造者的提醒。群體是社會的保守力量，這是與大眾意識的相對落后性密切相關的；與社會精英相比，群眾更容易采取簡單思維方式看問題，更容易輕信各種善于煽動集體情緒的領袖，往往缺乏長遠和科學的考慮，希特勒的上臺就是借助這種不成熟的民主力量實現的；德國民眾一心忠誠的領袖最終給自己的國家和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新中國建立之后，作為國家領導核心的毛澤東企圖在中國迅速建立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在和平建設時期繼續堅持革命戰爭時期的群眾路線，從“三反、五反”運動到“四清”運動，最后到“文化大革命”無不記載著他的民主試驗，但實踐證明他的事業失敗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毛澤東缺乏對“群體心理和行為”的科學認識，一廂情愿地試圖跑步進入民主社會主義社會；他對大眾民主意識和民主能力的過高估計斷送了他的宏偉事業。從以上的兩個案例中我們不難看到民主與科學之間的“不良”關系，正是這種矛盾現象使勒龐樹立了對自己學說的自信心，同時這些歷史現實也充分地證實了他的擔憂和科學預言，從這個角度看待《烏合之眾》一書基本思想，不得不給予該書崇高的評價。

談到這里就應該引出民主與科學的辨證關系問題了；在勒龐眼中，民主與科學幾乎成為了天敵，他認為科學的決策來自個體，集體行動必然導致平庸；而在一些極端民主主義者眼中，民主決策就是科學決策，民主幾乎等同于科學。實際上，這樣的爭論是沒有任何價值的，因為科學和民主兩個概念是用來衡量不同對象的，科學體現的是事物的內在規律性，而民主說明的是人的價值導向問題，按照民主價值原則開展的行動可能是符合科學原則的，也可能是違背科學原則的，還可能是無所謂科學與否的問題。科學原則傾向于社會精英治理社會，民主原則傾向于大眾參與公共事務決策，前者已經長期占據了人類社會歷史的主導地位，而后者只不過百年的探索但已經取得了社會輿論的主導權，社會民主化的歷史進程已經成為一個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面對這樣的社會現實，我們應當如何看待和應對呢？既不要像勒龐那樣把民主化看作人類社會的洪水猛獸，也不要盲目高估大眾民主心理意識水平，不合實際地推崇高度民主化的社會理想，這就是得到的基本結論。此外，我們還必須意識到：只有不斷加強民眾的理性思維能力鍛煉，提高民眾的知識和認識水平，逐漸減少歷史形成的各種群體心理弊端，培養高素質的社會公民，縮小社會精英與普通大眾之間的認知能力差距，才有可能建立一個不斷接近科學原則的民主社會。

最后，《烏合之眾》一書確實揭示了人類社會現象的一個重要側面，向人們展示了社會變革特別是革命過程中可能面臨的一種風險，警示我們對之進行科學防范和抵御，避免重蹈歷史的覆轍。但可惜的是，作者一葉障目不見泰山，僅僅憑借對社會發展代價的認識就得出極端消極的結論，否定社會革命的合理性，否定群體心理和行為的科學價值，甚至因為其否定對象的必然存在而產生極端悲觀主義的思想，流露出強烈的“遁世”情緒，對馬克思早已闡述的社會發展辨證規律視而不見，表現出典型的保守主義心態。由該書引發的“民主與科學”關系問題，更值得我們深思，以更好的指導未來的民主社會建設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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