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霸權能否和平易手：一個歷史學角度的考察
錢　勇

　　翻開張振江博士的這本著作，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他的近照和一段謙虛的題識：“在學術研究過程中，我心中常常浮現出盲人摸象的場景：自己是這群盲人中的一個，研究所得也只是大象整體的一個微小局部。”錢鐘書在一篇短文中將“眾人皆錯我獨對”的“印象派”戲稱為“摸象派”，在這里遇到了舊相識，讓人不禁莞爾。下面來談談書的正文。
　　書中對1933～1945年間兩個具有“特殊關系”的國家——英國和美國——之間的經濟外交上的發展過程進行了精致的描述，提出了美國崛起的“三次機會論”。在作者看來，第一次世界大戰將美國從債務國轉變為債權國，是美國確立經濟霸主地位的第一次機會；第二次機會是經濟大蕭條(1929～1933)，因為它一勞永逸地摧毀了以金本位制和自由貿易為標志的英國領導下的國際經濟體系。(張振江：《從美元到英鎊：國際經濟霸權的轉移(1933～1945)》，第173頁，以下引述該書只標頁碼)這兩次機會之后，就進入了國際經濟秩序從英鎊向美元轉變的決定性時刻。作者從這里開始，展開了對第三次機會的研究，試圖還原戰后世界經濟秩序的形成過程。從目錄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將這個“第三次機會”又細化為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1933～1936年。其特征是“美、英、法三國間的外交關系一直受制于它們的經濟分歧與沖突，戰債、關稅、貿易以及貨幣等一直是外交矛盾的肇事點”。(第90頁)顯然，這個觀點在經濟學界有其知音，那就是麻省理工學院的彼得·特姆恩，只不過彼得·特姆恩向前作了延伸，認為這是大蕭條的起因：“大蕭條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及戰后的持續沖突的遲到的結果”(Lessons From the Great Depression，MIT)，杰弗里·薩克斯對這句話進行了進一步的解釋：“換句話說，戰爭的沖突轉變成了和平的沖突。戰爭的獲勝國與戰敗國就戰爭賠款、國際貸款和其他金融問題爭吵不休。脆弱的戰爭欠款和戰爭賠款鏈使得大部分歐洲國家財力耗竭。而要解決這些沖突很困難，因為這些沖突在相當程度上是歐洲沖突各國之間更深的恐懼和敵意的表現”。(薩克斯：《全球視角的宏觀經濟學》，上海三聯書店)實際上，除了戰債之外，其他的沖突焦點與和平時期并無二致：關稅戰年年打，貿易戰天天打，貨幣大戰有如世界大戰，打的不可開交。至于戰債中的“戰爭欠款和戰爭賠款鏈”，最形象生動的描述就是凱恩斯的說法了：“美國貸款給德國，德國把同樣數值轉給協約國，協約國又把它送回美國政府。沒有任何實在的東西轉手——沒有人失去一個便士”(第78頁)，這與當前的房地產開發過程中的資金鏈形成過程，真是太相似了：銀行貸款給開發商，開發商把錢交給政府，政府又把錢存回銀行。更相似的是這兩根鏈條都同樣脆弱，經常會出現斷裂的危險。
　　第二階段是1936～1938年。其核心是美國提出的《美英貿易條約》的簽訂和實施。因為發了一戰戰爭財的美國政府，沒有得到期望的戰債欠款支付，所以，它要求簽訂有利于自己的貿易協定。可是，它提出的貿易協定，卻導致了經濟學上的一個矛盾：作為貿易順差國的美國，實行的是高關稅的貿易保護主義，卻想利用《互惠貿易法案》通過農產品貿易來享受自由貿易所帶來的更大順差。這種“對人自由主義，對己保護主義”的風格，不可能讓任何國家滿意，因此，對于這樣無理的要求，英國不理不睬，也是無可厚非的。可是，這樣一個完全失去了經濟理性的貿易協定，居然真的在英美兩國之間實現了，這就是1937年5月的《英美貿易條約》。在一般的情況下，在兩個國家中，如果有一國采取了貿易保護主義，就必然會引發另一國的貿易保護主義，這體現為國際貿易中最常見的貿易爭端。查爾斯·金德爾伯格就是用這個現象來解釋經濟大蕭條的：“主要的工業化國家通過對從其他國家的進口實施貿易壁壘以應付危機，目的在于增加對國內產品的需求，從而使人們恢復工作。但是，這種政策嚴重地誤人了歧途，因為它會間接地造成國外失業率的上升。當所有的主要國家都采取這種災難性措施時，國際貿易便崩潰了，國家間的有效的經濟聯系割裂了，最終，任何地方的失業都會進一步加劇”。(The World in Depression,1929～1939)
　　難道英國的經濟學家全叛逃到美國去了，以至于英國政府會簽訂這樣一個“喪權辱國”的非理性貿易條約?大謬不然也。張振江博士清楚地指出：“1938年的貿易條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項政治產品……英方對美國貿易談判呼吁的接受本身就是政治權衡的結果”。(第146～147頁)如果考慮到英國接受這個條約時的國際政治背景，即第二次世界大戰迫在眉睫，那么，這個難題就豁然有解了：英國都要“國將不國”了。它還會在意簽訂這么一兩個毫無意義的條約嗎?這個條約不會發揮任何實際作用，自然在預料之中了。英國人并沒有按該條約去買美國農產品，而是省下錢來，去買戰爭物資：“(1939年9月起)，英國議會通過了進出口關稅防務法，決定對所有的進出口貨物進行管理，壓縮進口……英國停止進口美國的煙草，部分禁止美國電影商的外匯轉出……凡是可以利用英鎊或其他方式進口的商品，都盡量不從美國進口”。(第166頁)想大撈一筆的美國人，打錯了算盤，落了空。
　　第三個階段是1939～1941年。這一部分相當有趣。張振江博士認為，在這一階段，存在兩個重點問題，一個是“多邊主義的自由國際經濟秩序”的戰略構想，一個是體現了這一戰略構想的大西洋憲章第四條和互助協議第七條。
　　顯然，自由主義的戰略構想，一直是美國對外宣傳的主打歌曲。而且，在關稅保護主義的掩護下，這首動聽的歌曲，可以唱得更加響亮。但事實上，美國人從來就沒有準備用它來指導自己的經濟實踐。張振江博士不失詼諧地在文中引用了兩個故事，其中有一個故事是：“1939年圣誕節前夕，一個由英國商人自發組織起來的被稱為‘波特蘭計劃’的促銷活動，從俄勒岡州的波特蘭市開始，在美國全國一百多個城市掀起了主題為‘救救英國——買點英國的東西’的大型宣傳活動”。(第167頁)讀到這里，我啞然失笑，“自由主義”乎?“自在主義”也!所謂的自由主義，不過是美國人想“自在”地賺別人錢的一個花招罷了。實際上，無論在過去還是現在，即使在中國悲嘆“黑發人談成了白發人”的WTO談判中，這個穿著“自由主義”外套的“自在主義”幽靈，一直都是存在的，而且，它也不可能自動地退出未來的舞臺。
　　應該說，張博士強調的“大西洋憲章第四條”，確實體現了自由主義的精神實質，但是，這個條款絕對不是理論推導的結果。張振江在文中不厭其煩地引用了韋爾斯的說法：“如果美英兩國不能致力于在戰后恢復自由貿易，那無疑等于承認失敗，讓導致眼前這種悲劇的毒素不受約束地繼續危害戰后世界。十九世紀大英帝國的貿易政策極大地有助于當時世界的和平和繁榮，而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國家的關稅政策則導致了彌漫戰后年代的邪惡”(第191頁)，那么，十九世紀大英帝國的貿易政策又是什么呢?它是包括“鴉片戰爭”和一系列殖民主義政策在內的貿易政策。唐德剛先生對于“鴉片”的一段論述，可算是對此類政策實質的一個精準描述：“須知‘鴉片’為當年中英戰爭中，英方無可代替之‘商品’也——其獲利之豐，天下無雙；其有助于當年英國國庫之收入，亦不可或缺；其有助于英倫之繁榮，‘國民所得’之增長，與夫紳士淑女生活水準之提高，也出乎想象——試看倫敦、香港等地十九世紀所建，今日仍巍然兀立之高樓大廈，有幾座與鴉片無關?”(唐德剛：《晚清七十年》，岳麓書社)可見，自由貿易乃是一個障眼法。而羅斯福在給韋爾斯的回信中所強調的“我仍然堅持我的觀點，也就是說：對原材料的獲得……第四條應該這樣：‘對世界原材料的獲取’”，其實質就在于奪取那些被簡稱為“原材料產地”的原英國殖民地。
　　“互助協議”第七條，是那個朝生夕死的《美英貿易條約》的一個縮寫，當然，它的措辭更加刺激，因為它增加了“廢除任何形式的貿易歧視”這句針對英國貿易制度的空話。張振江博士沿用一貫的詼諧方式，用一個“小麥談判”揭示了它的“假自由，真歧視”的本來面目。小麥的故事是這樣的：英國非歧視地從各國進口小麥，美國要求它別買別人的小麥。那么，買誰的呢?當然是買美國生產的小麥了。這不是強盜邏輯么?沒有什么比凱恩斯的那句大叫來得更爽利了：“(美國人的)小麥協定草案是一個極好的例證，它顯示想在戰后世界嚴格解釋‘歧視’是多么的困難。一方面我們被美國政府要求發誓放棄‘歧視’，但是另一方面，在同一周內他們強加的小麥協定草案中，我們又被要求以最極端的形式去‘歧視’任何不接受四大國小麥計劃的國家。”(第212頁)還有比這樣的言行不一更“有趣”的事嗎?
　　第四個階段是1942～1945年。在這個階段，有兩件大事值得回味。一個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一個是英國貿易制度在美國重獲新生。
　　布雷頓森林體系是二戰后的國際金融體系，是美國利用其在二戰中獲得的經濟優勢所獲得的經濟戰利品之一。這當然沒有什么奇怪的，畢竟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國是自在地享受發財好時光的惟一大國，巨大的戰爭貿易利潤足夠讓它擁有所有領域的話語權了，小小的布雷頓體系又算得了什么?但是，發了財的美國人未必聰明，最突出的例證就是這個金融體系的藍本《懷特計劃》。張振江博士記錄了一個“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的歷史故事。
　　正如張博士所說，《凱恩斯計劃》與《懷特計劃》之間存在四個主要差異，其中前三個分歧——誰來主導國際金融制度、貸款數值和限制條件、貿易順差國的責任擔當——是一戰以來的老問題，這時的英國只能聽從美國的安排。而最后一個分歧——美國方案將國際貨幣的穩定放到了首位，堅持國際組織甚至可以不惜采取干涉成員國主權的手段迫使該國進行國內政策調整以確保國際貨幣的匯兌穩定，但英國堅持成員國的經濟主權，一再強調國際組織的“被動性”——卻是源于對大蕭條的不同認識：懷特希望避免各國貨幣競相貶值造成再次大蕭條，凱恩斯則認為可以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穩定投資者的信心，從而避免大蕭條。談判的結果當然是凱恩斯大敗而歸。但是，有趣的是，凱恩斯的觀點在二戰后各國的經濟實踐中卻占了上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的前25年，凱恩斯的政策建議在全世界日益流行。人們越來越相信政府可以積極地調整預算和貨幣政策來防止衰退。世界上大部分國家的經濟都增長很快，沒有出現嚴重的經濟衰退和高通貨膨脹”。(薩克斯：《全球視角的宏觀經濟學》)思想家凱恩斯用事實說明了思想是可以戰勝強權的。
　　當然，我們還是不要忘了張博士的幽默方式。他在描述布雷頓森林談判的時候，還詳細地講解了“稀缺貨幣條款”的過程，讓我們知道強權者的強權與智力未必是同步的。即使我們不懂金融術語，也可以從英國經濟學家哈羅德“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神經”的表現上，看出誰是真正的勝者：“數年來我們一直在抱怨美國作為債權國的態度；數月來我們在努力尋找迫使他們承擔部分責任的處方，但終歸徒勞。而現在他們應眾望而起，好心好意地提出了他們的解決辦法，這當然是個了不起的事件”。(第249頁)與哈羅德的欣喜若狂不同，冷峻的凱恩斯卻沒有這樣樂觀：“一旦其(稀缺貨幣條款)后果為人所認識，它必將被拋到九霄云外……我預計，當明顯的注意力集中于這一可采取的方法時，這一方法將被取消。”(第250頁)這真是一個洞察人心的結論。雖然它沒有體現在這個條款的實施上，但是，在貿易談判上，卻盡顯其深刻的力量。
　　正如前面所說的，自由主義的貿易安排，一直是美國人的主題歌，但是，真正到了他們來實施這個方案的時候，這首好聽的歌曲，卻跑調走音了。不僅如此，它還變成了一首維護美國利益的“鄉村歌曲”。美國人不是說像英國的帝國特惠制這樣的雙邊方案，是“導致悲劇的毒素”嗎?不是說它是“邪惡之源”嗎?可是，當英國將提倡貿易自由主義的《奧弗頓報告》交給美方的時候，它卻“出于國內政治的考慮，單方面拋棄了‘奧弗頓報告’中的一攬子性的多邊關稅削減法，將互惠貿易法案中的選擇性雙邊關稅消減法作為戰后貿易政策的基礎”。(第334頁)除了那句古老得發霉的話：“美國人就是生意人”(American business is business)，還有什么可說呢?
　　第五個階段是1945年8～12月。這個階段沒有任何懸念，英美在經濟領域的爭霸，到了最后收官的時候了，叫喊自由主義的美國人自由地將勝利的果實放進了自己口袋，誰還能擋住他呢?凱恩斯也不行!張振江博士為凱恩斯在《英美財政協定》中的談判策略深深惋惜，認為他不該過度地關注美援，“過于沉溺于經濟領域而無視和輕視其他方面”。這應該是求全之毀了。被戰爭耗盡了全部活力的英國經濟，除了那塊“日不落”的招牌，大概什么都落下去了。戰前的英國也許還有一點活氣，現在的英國只有出氣、沒有進氣——當然只能讓別人在它身上出氣了。這時，用空洞的承諾和必定要失去的資格，來換一點實惠，不正是一種經濟理性嗎?至少這也算認輸的好態度。英國這個沒落了的昔日霸主，也只能接受作為新興大國的美國的任意施舍，因為，正如張博士所指出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是美國確立經濟霸權的第三次機會，它“完全剝奪了在三十年代與之分庭抗禮，構成美國霸權之路最大外部挑戰的英國在未來抗衡美國的任何資本”。(第173頁)
　　讀完此書，掩卷長嘆，經濟霸權真的能和平易手嗎?也許會的——似乎英國人也是這么做的。但是，偉大的經濟學家凱恩斯一定不相信。他試圖努力挽救那個沒落的帝國，并為之付出了最后的努力。在參加了全部應該參加的談判之后，在完成了所有的屈服和讓步之后，離開了這個讓他深深嘆息的世界，留下了他的偉大思想。這個思想有個獨一無二的名字，叫做“凱恩斯主義”，這一點可能是張振江博士在本書再版時需要修訂的地方。
　　
　　(《從英鎊到美元：國際經濟霸權的轉移(1933～1945)》，張振江著，人民出版社2006年11月版，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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