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讀筆記時找到的，丟在電腦里面也是浪費，貼之
談到和機會主義作斗爭的時候，決不應當忘記整個現代機會主義在各個方面所表現出來的特征：模棱兩可，含糊不清，不可捉摸。機會主義者按其本性來說總是回避明確地肯定地提出問題，企圖找出一種合力，在兩種互相排斥的觀點之間像游蛇一樣回旋，力圖既“同意”這一觀點，又“同意”另一觀點，把自己的不同意見歸結為小小的修正、懷疑、善良天真的愿望等等。
《進一步，退兩步》（1904年2-5月）
您還著重指出：“我們應該提出一個能夠團結一切人的口號。”
老實說，我現在最怕這種籠統的團結，我深信，這種團結對無產階級最危險最有害。考茨基在《Neue
Zeit》上就杜撰了大“團結”的理論，……
——《給亞·米·柯侖泰》（1914年11月28日和12月8日之間）
機會主義者的典型特征就是：遷就一時的情緒，不能反對風行一時的東西，政治上目光短淺，毫無氣節。機會主義就是為了黨的短暫的、一時的、次要的利益而犧牲黨的長遠的根本的利益。工業稍微有些發展，商業比較繁榮一些，資產階級自由派稍微活躍一些，機會主義者就大叫大嚷：不要嚇住資產階級，不要回避資產階級，拋棄社會革命的“空談”吧！
——《事后聰明的俄國激進派！》（1906年10月18日“生活通報”雜志第12期）
所有這些機會主義的議論的基本錯誤在哪里呢？在于它們實際上是用資產階級的“共同的”“社會”進步的理論來代替階級斗爭是歷史唯一的實際動力這個社會主義的理論。根據社會主義的學說，即馬克思主義的學說（現在還不能認真地談非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歷史的真正動力是階級之間的革命斗爭；改良是這種斗爭的副產品，所以說它是副產品，是因為它反映了那種想削弱和緩和這種斗爭的失敗的嘗試等等。根據資產階級哲學家的學說，前進的動力是社會上所有認識到某種制度“不完善”的人的團結精神。前一種學說是革命的，后一種學說是改良主義的。前一種學說奠定了現代資本主義國家中無產階級的策略的基礎，后一種學說則奠定了資產階級的策略的基礎。
——《再論杜馬內閣》（1906年6月28日“回聲報”第6號）
假定有人認為，我們為了進行爭取社會主義革命的直接斗爭，似乎可以或者應當放棄爭取改良的斗爭，這種看法也是完全錯誤的。事情決不是這樣。我們無法知道，這種革命什么時候能夠取得勝利，客觀條件什么時候能夠允許這種革命到來。我們應當支持任何的改善，支持群眾狀況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真正改善。我們同改良主義者（即瑞士的格留特利派）的區別，并不在于我們反對改良，他們贊成改良。完全不是這樣。他們只是限于改良，因此用《Schweizerische Metallarbeiterzeitung》（第40號）的一個（少有的！）革命的撰稿人的中肯的話來說，他們已經墮落到充當普通的“資本主義看護婦”的地步。我們向工人說：你們投票贊成比例制等等的選舉吧，但是不要把自己的活動只限于這一點，而是要把有步驟地傳播立即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思想提到首要地位，做好這方面的準備工作，同時在各方面，在黨的一切活動中做相應的根本改變。資產階級民主的條件常常逼著我們對于許多小的、非常小的改良采取這種或那種立場，但是應當善于或學會這樣來采取爭取改良的立場，就是要使我們——為了更加清楚起見，說得簡單一些，——在每半個小時的演說中，用5分鐘講改良，而用25分鐘講即將到來的革命。
——《關于戰爭問題的根本原則》（1916年12月）
不相信群眾，怕他們發揮創造性，怕他們發揮主動性，在他們的革命毅力面前發抖，而不能全心全意從各方面去支持他們，這就是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領袖們最嚴重的罪過，他們之所以動搖猶豫，無休止而又毫無成效地企圖在舊的國家官僚機構的舊皮袋里裝新酒，其最深的根源之一，就在這里。
——《革命的一個根本問題》（1917年9月27日“工人之路報”第10號）
我國受欺凌了，其他一切我都不管了——這就是這種議論的結論，這就是它的市儈民族主義的狹隘性。
——《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小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宣稱，只要承認民族平等就是國際主義，同時又保留（更不用說這種承認純粹是口頭上的）民族利己主義的不可侵犯性，而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則要求：第一、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斗爭的利益應當服從全世界無產階級斗爭的利益；第二、正在戰勝資產階級的民族，有能力和決心去為推翻國際資本而承擔最大的民族犧牲。
——《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1920年6月發表）
……幾十年的所謂和平時代在歐洲各國社會黨內部積累了大量小資產階級和機會主義的垃圾。
——《以后怎么辦？》（1915年1月9日“社會民主黨人報”第36號）
這里我們要提一個問題，為什么這些派別在歐洲那樣根深蒂固呢？為什么這種機會主義勢力在西歐比在我國強大呢？這是因為先進的國家可以靠剝削10億被壓迫的人民來生活，它們過去和現在都是利用這種條件來創造自己的文化的。這是因為這些國家的資本家掠奪來的東西，大大超過了掠奪本國工人而得的利潤。
戰前英、法、德3個最富有的國家，其他收入不算，僅資本輸出一項，每年就可獲利80億到100億法郎。
很明顯，從這么一大筆錢里，完全可以拿出5億法郎來施舍給工人領袖、工人貴族，進行各種形式的收買。收買就是整個問題的癥結所在。這可以采取千百種不同的方式：提高最大中心城市的文化，設立教育機關，為合作社領袖、工聯領袖、議會領袖設立千百種好差事。哪里有現代文明的資本主義關系，哪里就是如此。這幾十億超額利潤，就是工人運動中機會主義的經濟基礎。
——《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關于國際形勢和共產國際基本任務的報告》（1920年7月19日）
修正主義者認為，所有一切說明“飛躍”，說明工人運動與整個舊社會根本對立的議論，都是空話。他們認為改良就是局部實現社會主義。無政府工團主義者拒絕“細小的工作”，特別是反對利用議會講臺。其實，這種策略就是等候“偉大日子”的到來，而不善于積聚力量，來創造偉大的事變。無論前者或后者都阻礙了最重要最迫切的事情：把工人團結成為規模巨大、力量堅強、動作敏捷、在任何條件下都能很好地行動的組織，團結成為充滿階級斗爭精神、明確認識自己的目標、受著真正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教育的組織。
——《歐洲工人運動中的分歧》（1910年12月16日“明星報”創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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