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濤： 個案村中的大視野
——讀《村治變遷中的權威與秩序—20世紀川東雙村的表達》
近代以來中國鄉村社會發生了歷史性的變遷，且不斷與現代性接觸，因此造成中國農村處于一個動態的、不斷轉變過程之中。尤在中國社會科學發展滯后的情況下，西方海外研究與中國的經驗結合起來，不斷在西方學術話語體系下建構中國歷史的發展邏輯，中國被納入了西方中心主義的歷史體系中，中國農村的現代化轉變研究失去了學術自主性。此后許多中國人類學者開始尋找中國社會獨特性，努力建構本土經驗，中國人類學研究逐步發展起來。本土人類學家開始以一種本位視野理解中國鄉村社會的歷史發展邏輯，中國農村本身的理解進入了一個深層次之中。
吳毅教授的《村治變遷中的權威與秩序—20世紀川東雙村的表達》無疑是本土研究努力的成果之一，其從各角度再現了中國農村歷史的真實性，突破了政治和大歷史話語的限制性。以一個小社區的長時期觀察，凸現中國農村百年歷史的變遷，其視野的寬闊和對農村研究的啟示性，也使《雙村》應學者要求于近期再版。
此書中通過“村莊場域”的概念，長時期的觀察和深度描述，將國家與鄉村社區博弈的歷史過程詳盡展現于表面。以具體情景化知識的再現來辨別主流歷史話語的真偽，通過與現有理論進行對照來凸現政治歷史研究中所忽略的東西，以一種宏達的關懷表明此書的研究理念，以細小之處說明深層次的問題，給村莊政治研究者以更加寬廣的視野，來看待中國農村百年歷史的政治變遷過程。
首先敘事方法上結合現代性與后現代的優勢，不僅以現代性的大歷史來敘述村落動態變革，和靜態的故事，因為大敘事可以表示社會宏觀的表層的變化。但是這種單純的單線歷史模糊了地方性知識所存在的差異性和特殊性，體現不出中國鄉村社會變革的內部因素，因此作者明顯點有宏觀把握微觀著手的想法。更希望從小社區入手展現鄉村的百年大歷史。
為何選擇小敘事？小敘事可以分散歷史的解說模式，打破大歷史的話語霸權，使不同層次的話語敘述模式都能夠得到重視。尤其凸現出了地方民眾對村莊歷史變遷的感觸，以村莊共同體和個體的本身敘述為史料來源，更加貼近村莊歷史，切近歷史真實。
小敘事更體現一個村莊動態的歷時性變遷過程，通過革命、翻身、改革等話語變革描繪出動態的圖景。村莊內部各階層和政府的管理模式經歷了一個歷史性變遷，在這個變遷中，村莊地方精英以各種方式在農民和國家之間周旋，村莊具有的地方性，村莊內部的認同，導致了村莊與國家博弈話語的變化。我們可以看到不同時期影響村民的意識和政治氛圍的差異。通過查詢古文獻、村志、各種考古式途徑，獲取資料，達到站在歷史現場的感覺。真正從村落本身來理解村莊，沒有把對中國農村的歷史觀照和現實觀察有意或無意地變成西方理論的注腳，而是試圖從本土經驗中提煉出一般性的理論解釋。
農村與國家的關系到底如何？作者以歷史的回顧者的角度重新于村莊內部再次經歷了歷史變遷。于這種語境中討論了國家與社會的關系，真正對農村社會經濟結構及實際的政治環境進行了考察，把學術建制中的具體概念放回到歷史歷程中，而不是脫離歷史具體來看地學術概念，從而對以往農村研究的學術概念進行了回應和解釋，認為學術研究也要應時而進，單一的概念和理論并不能夠解釋中國農村的變遷過程。
方法：作者作為一個遠離村莊的局外人，何以解讀整個歷史呢？是不是有資料和體會的不足。這一疑問是不足為奇的，然而，恰是因為此，作者在進入村莊后更具有優勢。具有了人類學研究中“陌生人”的優勢，因為在一個不屬于自己經驗的世界中，理解村莊社會的結構時會以一種“另類”的眼光來看待人類學研究中的“他者”。不是以自己已經建構的知識體系來評論村莊內部行動體系，以換位思考的角度來解釋不同文化中行動的合理性。以這種不偏不倚的立場進入村莊，更為村莊所認同。這種研究的理念，符合村莊行動邏輯，那么就會被村莊單位認同。長時間的接觸后會進入村民的內部生活中，以此理解了村莊百年變遷，才可以用地方性話語表達村落文化建構下的小歷史有效性，同時揭示了宏達歷史描寫過程中所遮掩的政治變遷的真實性。
歷史變遷和農民接受的矛盾：雙村故事展現的是現代型的因素對傳統文化的沖擊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國家全能政治時隱時現，導致地方性知識時好時壞，村落各種傳統時期建立的認同觀念遭到末有沖擊，村民在這種情況下也反復經歷去政治化和再政治化的過程，那么最終出現了國家政治退出，村莊政治變化給村民以新的問題：現代化背景下如何實現歷史與現實的交接與轉換的問題？
很多學者如不進如村莊內部，也許只有從大歷史的話語霸權中解釋，認為現代化發展符合村落文化的進步要求，而村民也樂意接受現代化的東西。然，許多事實是完全不同的，雙村是經歷百年歷史的村落，在百年的歷史變遷之中，傳統的農業歷史文化深居其中，外來的異態必然不能為村落所接受，村民也勢必從一個反抗的過程來逐漸接受。雖有國家的強制政策，農民表面上是使村莊利益與國家達成一致。但是政策的具體落腳處，是按照村莊利益決定的。村莊內和村莊外呈現兩種發展邏輯。我們單純以理論來套經驗的話，就會陷入理論的陷阱中，而發現不了歷史的真實，此書正因為進入農民生活世界中才發現了許多學者所忽視的地方。
很多學者在評論《雙村》一書，懷疑作者運用后現代的理論來解釋中國本土經驗時，會束縛于西方話語。如地方性知識、話語結構等，這些話語是西方研究者給與非西方國家解脫理論束縛的路徑。然而畢竟西方社會已經實現了現代性的進程，在反思西方本土性研究不足時，提出反現代的研究具有其合理的一方面，但是中國現代性仍然的初始階段，如果斷然抽離時空差異，來揭示本土理論是不失有其合理性？
其實在現代社會中中國社會科學是在西方發展的基礎上產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社會發展具有特定的共同性，西方學者也結合中國經驗不斷彌補已有理論的缺陷。那么我們在研究自己的社會時，借鑒西方社會的理論是有其必然性，而借鑒同時要的是不斷反思，不是簡單的證明西方理論解釋中國經驗的合理性。主要目的是力圖從經驗中尋找本土理論建立的視角只，把西方知識當做一種參考性、借用的工具，是要啟發我們找到解決中國問題的思路。
此外，《雙村》如果作為民族志，還是有些局限，沒有一個能夠連接全文的故事，沒有一個完整的事件。在此書中，更多的是斷裂事件的簡單說明，于日常生活的邏輯有些偏離，學理上的分析掩蓋了很多日常事件的發生情況。也許感覺和日常生活脫離過遠，但是又是日常生活內部的展示。所以我們有一種意雖在，但猶未盡的感覺。
劉濤，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社會學系）碩士。
聯系方式： 通訊地址：（430074）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
e_mail：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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