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托尼·安德烈阿尼（Tony Andréani）在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研究中心演講稿,本站首發.

我想問一個問題：我們今天是不是應該換一種方式看待革命？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到底該用怎樣的方式呢？

革命被視作消除對立

我想從對革命的傳統認識說起。是什么樣的認識呢？簡言之，革命就是顛覆，無論是通過民主的途徑，或是暴力的方式，若這兩者都行不通，有序與無序并存。革命是階級間激烈斗爭的結果，旨在消滅異己階級。正如巴伯夫所說，革命是為了創建平等的社會。沒收剝削者的財產，造福于人民，代表人民的首先是一個新成立的國家，一種民主制度，從上至下都有參政議政的權力，巴黎公社就是很好的例子。其次革命是以一種“協調的計劃”代替盲目的市場力量，（通常采用新的貨幣單位，依據勞動力體能或勞動價值）。值得指出的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伊始，那個相對開放的時期，所有關于新經濟政策的討論在這一“戰略性后退”的階段結束之后，就最終達到的目標達成了一致：實施一種可以決定必須生產的物品以及如何生產的經濟政策。（其實，之后的事實證明這樣的經濟政策是不可行的，這是一種配給制的計劃經濟，由政治權力決定一切：不同等級的需求，優先的部門，分層次的獎勵，價格，生產單位之間的運輸等等）。
我們談論的是社會的“ 有機觀 ”，每一個生產單位都是龐大社會機器的一部分，用這種新的生產模式可以對抗資本主義的無政府狀態，和失業或階段性危機的惡果。與“有機觀”相對應的是勞動的“社會連帶組織”。勞動者在社會分工中占據位置，期待手工勞動和知識性勞動的分離。他們以為集體主義和革命服務為主要動力，“新興的人”超越了個人的私利。人從此以理智作為向導，意識形態讓位于科學，宗教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人類進步的理想。
這在當時堪稱是一項偉大的事業，使曾經的歷史都黯然失色，成為史前。人最終成為自己命運的主宰者。一切的對立沖突都消失了：階級對立與取消雇傭勞動之間的矛盾，政府的鎮壓與群眾民主之間的矛盾，利益沖突與品德高尚的新興人之間的對立，意識形態斗爭與科學社會主義之間的矛盾。現在西方普遍認為，這是一種烏托邦，脫離經濟需求和個人與人際關系的現實，因此，會導致效率低下，專制主義，鎮壓，并最終失敗。盡管這一論斷已經滅亡，但還要指出，革命的嘗試除了不可避免的錯誤和罪惡以外，也曾經歷過勝利，至少在最初的幾十年里，也有廣大的群眾參與。
這意味著，從某些方面，革命適應現實的需要，滿足了種種需求（簡言之，團體的需求，集體選擇的要求，國家方針的一致，同時是普遍性的承載者）。一旦革命不再適應這些需求，成為空洞浮躁的言辭，掩飾歪曲長久存在的矛盾，革命就會黯然失色。如果革命只用一條腿走路，而犧牲了另一條腿，也會失去原有的光彩（概括起來，個人欲求，自主需求，文明習慣）。革命的理論是反辯證法的，意思是它旨在通過消除矛盾的一方來消除矛盾，這樣可以避免任何的“分解”。

既然矛盾是不可超越的，發展就是將否定辯證法轉化為肯定辯證法
我有一個信念，那就是人是矛盾的個體，不應懷著遺憾，逆來順受，而應該從中找到行動的準則和希望的源泉。在此，我只想簡要地論述一下。
讓我們從一個簡單的論斷出發，人是一個不斷自相矛盾的主體，即使最小的決定，也會深思熟慮，對自己的想法提出種種異議。計算機從不會自相矛盾，動物能夠做出決定，但似乎不能思考，而人卻常常在思索著（除非事情異常緊急）。如果我們說只有人，按照精神分析的原理，有一種無意識（抑制本能），矛盾就會變得非常激烈——獨立于所有理性行為理論之外的東西。弗洛伊德從中看到了人類悲劇的根源（本我和超我之間，生與死之間的永恒斗爭），可這是與時代的悲劇性緊密相連，我們并不一定要接受這樣的悲觀主義思想。這一矛盾同時也可以解釋幸福是不可能得到的。我們永遠不能與自我相遇，除了難得的時刻，如快樂，痛苦，或者戀愛（這是一個古老的哲學命題）。
如果矛盾位于靈魂的中心，我們不難知道人受到對立欲求的控制。我至少能舉出三種不可緩和的矛盾，即前面提到過的三種。我再補充幾句，不作具體的展開，也不分析其根源。首先是在個人內心，個人需求和團體需求之間的矛盾，表現為私利（包括利他主義的動機）和超越個人的團體歸屬（從家庭開始）的需要之間的矛盾，或者是競爭與合作之間的矛盾。其次，是加入限制型團體和大規模團體之間的矛盾。例如，作坊和辦公室是關系比較親近的地方（有低一級的工作小組），相對而言，一個單位，一家企業，它們都有自己的前景和利益，與企業、市場、或國家經濟中的一個工作組的利益是大不相同的。最后，是植根于社會的作為個人的個體與作為政治主體，作為民主社會中的公民的個體之間的矛盾。比如，作為個人，我想要一輛馬力大、速度快的汽車，作為公民，我要想到我的車不能讓其他公民受到危害，不能污染環境。
但是，回到共產主義烏托邦，它似乎鼓勵矛盾的一方面而否定另一方面，甚至要將其摧毀。集體中最重要的只有附屬感，其余的只是小資產階級或離經叛道思想的反映。這種方法也許可以走得通，特別是因為這一政策符合親密、平等的需求（只有看到蘇聯高速發展時期一致現象的重要性和社會進步的可能性，才能理解斯大林主義帶來的凝聚效果）。但是另一方面，個人主義的需求被嚴重損害，以至于偏離正規，如表現為野心勃勃，為時代所不齒的享受特權（限制放寬之后全面爆發）。我同樣可以舉例說明歸屬于不同集體間的矛盾，（社會規范使個人團結一心，這是社會有機理念的必然結果，但是受到行政干涉的經濟使個人看不到行為的盡頭，對結果也不感興趣，因此蘇聯勞動者的積極性逐漸下降。）以及個人需求和聲稱代表普遍的國家意志之間的矛盾，國家常常控制在一個自以為無所不知的政黨手中。
法國左派內部的集體主義烏托邦轉向
法國社會黨很久以前從共產黨中脫離出來，強調個人自由和議會民主。但是，在80年代，它一直致力于實現這樣的政治主張，捍衛自由，卻慢慢與私人資本主義聯系在一起，只是希望通過給勞動者更大的權利而能將其同化，可成效不大。“革命”黨（包括那些想要深刻變革現有體制的人），看到蘇維埃體制的失敗及最終倒臺，精神上受到巨大創傷，他們也不同程度地顛覆集體主義烏托邦，鼓勵矛盾的反對方面。共產黨的情況尤其特殊，90年代中期，它著手進行“調整”。它否定社會主義社會的思想，開始為“新興共產主義”而斗爭。這一共產主義被定義為“建立在個人價值提升基礎上的社會發展，稱之為對資本主義的超越”。（31號國會決議，2001年10月）。每個人應該“自我肯定”，“自我實現”，成為自己生命的創造者和藝術家。超越資本主義不應通過革命，而應通過小范圍的改造，一種對體制的緩慢破壞，權利的侵占，實現“公有”，“共享知識和權力”。所有的重點都轉向了個人，與團體的形式相左，被懷疑其本質是反動的。這樣的言論始于極端自由主義，只是利用基督教個人主義的回聲加以修正（個人尊嚴，社會公正）。它也許也會利用馬克思主義，因為馬克思主義認為，共產主義的終極目標就是提升個人，將個人從階級的束縛中解放出來。
但馬克思也認為，單純進行社會體制的深刻變革就能實現個人的解放（我認為，他低估了與團體相聯系的必要性）。然而，法共不愿進行社會生產關系的深刻變革和體制的革新，因為它害怕過于偏向經濟和國家化的理念所帶來的后果。此后，每次召開國會，它又將重心放在社會適應的形式上，卻從不真正實施大政方針。因此，與其說它沾染了個人主義，不如說它走向了資本主義，但十分巧妙地挽回了局面。下面我想就此闡釋一下。

資本主義何時能變成極端自由主義，巧妙地利用各種矛盾

資本主義要想炫耀自己的勞動，儲備金，家庭，禁欲道德，還需要很長的時間。它的基因中確實有這些優點，但是，正如許多社會學家先前預見的那樣（我想特別提一下Christopher Lasch），資本主義成為主流的同時，已經變成極端自由主義，消費至上，極端個人主義，甚至有些“左傾”（可參看Boltanski et Chiapello的分析）。一切都變成合法的（如淫穢工業），廣告充斥在社會的任何一個角落，每個人都能找到自己喜歡的廣告。公眾隱秘和表現癖侵占了所有的私人空間。個人被要求是流動的，冒險的，突變的（甚至包括在性欲方面）。一位作家將其稱之為“流動主義”。做一切事情只需清楚強制的社會規范。民主變成市場的民主。簡言之，在自由的環境下，矛盾的對立雙方被消解了。
所有的反對派不會任由被縮減或輕易地被制服。團體的要求又在各式的小團體主義中浮出水面（有宗教的，倫理的，新部落的），其特征是自主和排他。資本主義與小團體主義一拍即合，甚至為己所用，只要它們不進行大范圍的信仰傳布、主張暴力或者恐怖主義。企業受到質問，為何不顧及普遍利益 ?這沒有什么關系：企業履行的是“社會責任”——這是決定企業的唯一要素。新自由民主引來爭議，因為它已經黔驢技窮了。那么它會被“出色的北部管轄區”取而代之嗎？取而代之的是“股東的共和”，每一位股東都可以在“企業的政府層”中行使自己的權力（根據所占股份）。然而，一切都阻止不了企業的消亡，而業已成為消費者的公民也會要求重新由國家來保障財產和人身安全，重建最起碼的公共道德。當然，這一點，資本主義也會做，它終究不會拋棄之前的一系列維護道德和秩序的規范。
在資本主義的領地上與其作斗爭，即使對那些深受其害的人而言也是一項不可思議的戰略，同時，也是一項必然遭受失敗的戰略，因為有過多的權力和途徑宣傳自己的意識形態，控訴異己。我可以舉一個例子。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并不是無稽之談，但是需要由企業自身（或其領導者）來決定和執行，其實只要國家不對其責任作出規定，也不懲罰企業（似乎能使它回到間接的計劃經濟形式），占便宜的是新自由主義。換句話說，“企業”是勞動的團體，而國家是民族的團體，就是我所說的肯定辯證法：一方面，企業必須根據普遍利益重新規劃工作重心和投資方向，這將會給它們帶去除單純利潤之外的其它合目的性，另一方面，國家無需調查一切，而能更好地完成自己的使命。
為了擺脫一個黨派內的意識形態混亂，如共產黨，也包括所有的左派，我建議重新思考我們的目標，根據這一肯定辯證法，也許會使目標變得更清晰，更可信，只要能與個人的期待相悖，因為現今的個人已經不知道自己的信仰在哪里。我將就關鍵問題談談自己的看法。這個問題是很多法國人問及也是最受關注的，也不僅僅是法國人：除了資本主義，是否可能存在其它的選擇。

作為肯定辯證法的社會主義
如果大家都知道何為資本主義，卻沒有人知道什么樣的社會制度能夠與之相競爭，更別提一種被DAVID稱之為“后繼的社會制度”。我們知道，社會黨的大多數人雖空有社會主義者的稱號，卻認為資本主義已經成為我們時代不可超越的前景。但更可氣的是，共產黨竟然放棄了以蘇維埃及其類似體制為代表的社會主義，而左派的極端主義者對談論這一話題謹小慎微（他們認為，擺在面前的工程通過斗爭才能完成，而且是最不可遇見的）。
然而，社會主義旨在積極地利用各種矛盾，而不是讓其中一方消滅另一方。我想從剛才提及的三種矛盾出發，作一個簡單的闡述。
首先是享受平等權利的政治主體和處于不平等條件下今天已經走向排他主義的經濟個體之間的矛盾。解決這一矛盾的良策是，拓展公共服務領域，使得公民能夠擁有各項利益，如健康、教育以及各種形式的社會保障。但同時也包括經濟服務的領域，如職業培訓、勞動就業和從事各項事業的費用。相反的，資本主義傾向于盡可能的縮小公共服務的范圍，逐漸使公民身份成為一個空殼。然而，卻正是他們保證了公民作為活躍的經濟主體地位，推動了經濟的發展。反過來，經濟的發展又使個人能夠充分行使公民的權利。更清楚地懂得政治決策的風險。（這樣極大地有利于經濟民主的發展，不僅可以作為提高效率的因素，而且可以作為政治民主的堅強后盾。我們知道矛盾的任一方都可有利于另一方的發展。
其次，從屬于企業這樣的團體與從屬于國家經濟體制之間的矛盾。或者簡單地說，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之間的矛盾。解決的方法是進行一定程度社會投資的控制，使其符合集體重大決策中規定的走向和優先發展策略。這樣，又恢復了計劃經濟，卻是一種更靈活的計劃經濟，賦予企業以最大的自主權。如果不這樣做，就會落入行政手段控制經濟的旋渦。（缺乏活力和動力不良財政劃撥）值得指出的是，計劃經濟并非要取回公共財產，也可以通過許多其他的所有權形式來實現。若是社會形式占主導地位，就更容易實現了。這也是我們稱之為“社會占有”的一層意思。這里也是矛盾的一方推動了另一方。激勵（如稅、信用率）可以比行政指令更好地實現集體的最終目標。而投資控制可以為企業提供對社會最有用的資金，它在根據經濟收益選擇投資體制中是不可能獲得的。
最后，個人欲求與集體要求之間的矛盾。有眾多可以解決這一矛盾的方法：比如由公共部門提供的社會資產，（尤其是那些被稱之為“文明資產”），與之相對的是沒有消費者的“私人財產”。所有的一切在做個人選擇中都是不可或缺的。例如消費者組織公平的商業競爭、一致的金融投資，都告訴我們從今天開始如何實現市場及私人財產的社會化。
我還想就另一種矛盾多說幾句，它現在顯示出越來越強大的勢頭，那就是民族歸屬和在國際政治經濟中所處地位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顯然由來已久，工人運動曾試圖通過國際主義化解它。但是，那時，經濟大部分是自主集中，尤其在所謂的“社會主義陣營”。然而，即使在這一陣營里，“真正的社會主義”也沒有取得建立合作關系的勝利：蘇聯曾想把自己的發展模式強加于別國身上，政治上無非是從屬或是競爭關系，兄弟黨派背后搗鬼，經濟關系即使沒有變成純粹的利益算計，也已經極度不平衡。換句話說，民族主義戰勝了國際主義。但是今天，所有的一切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而發生了改變，經濟全球化使這一對矛盾變得異常尖銳，天平傾向了另一端，犧牲了民族和民族歸屬。矛盾的一方正在摧毀另一方。

這里，我不想解釋為什么和怎樣出現這樣的現象。結果已經擺在我們眼前：作為民族劊子手的全球化已經引起了國際關系的混亂，社會的瓦解，這必然導致極端種族民族主義的暴力再次抬頭（如東歐），以及宗教理論主義的蔓延（至少其中一部分是關于被遺棄、被輕視的民族）。我們不難預見到，長此以往，這樣的全球化將會遭遇一定程度的限制，包括人口（豐富的勞動力資源隨著人口增長減緩而慢慢枯竭），自然資源的貧乏（愈加危險的導火索），無可挽救的環境危害……因此，這一領域也需要找到肯定的辯證法，有助于重建民族和國際化兩極間的動態平衡。大致的框架如下：更為自主集中的發展模式利于國際間的交流；適度的保護主義旨在制止不正當競爭，使經濟與民族（或地方整體）相協調，可以簽訂交流協議，但必須符合社會公約或相應的補償原則（也有利于弱勢國家的勞動者）；當然還要控制資本流動，通過授權或者征稅。在此，我們又看到采用社會主義模式的必要性，因為單憑調整“昏了頭”的資本主義，并不能真正建立起活躍的國際關系。

共產主義又如何呢？
首先，應該有這樣一種思想，共產主義代表著矛盾的終結。如果這一想法是正確的，如果各種矛盾處于靈魂的中心，如果個人有相對立的要求，如果整個社會存在有限集體和大集體之間的矛盾，如果人既是有需求的動物又是政治性的動物，其特征，正如康德所說，“難以合群的社會性”——這也是我剛才提到過的矛盾之一，那么就應該換一種角度看問題。讓我們回顧一下馬克思指出的共產主義社會的幾大基本特征，應該對此怎么看？
首先是一個富庶的社會，幾乎可以不勞動而能享受豐富的物品，這都得益于高度發展的勞動生產率。似乎不太可能實現，原因有二。第一，個人對于物品的數量，或只是花樣的要求是無止境的，因為即使社會中的其它條件都一律平等，面對無可改變的本質差異，他們會有競爭心理。我們并不認為，在一個合作、友善、謙遜之類的品德占主導的獵人－采摘者的社會中，這種競爭心理便會消失。這樣的社會確實存在過，但受到社會生產力的諸多限制：沒有財產所有權的企業（盡管企業有能力囤積，但知道囤積會改變一切，因此后來才出現囤積）只能通過共享勞動、資源、產品才能存活。一旦企業允許擁有財產，盧梭分析得好，所有權的爭奪就開始了，至少會出現隨意揮霍的行為，因此一切免費的做法絕非解決問題的良策。第二個原因是，星球就這么大，加速的生產對生態平衡的威脅愈來愈大。所以必須節制需求。如果資源匱乏成為不可逆轉的命運，難道不應感到惋惜嗎？最好將未來的社會視作一個尋求需求和物品（和服務）生產之間良好平衡的社會，一個長期的盲目生產也不會威脅生存環境，反過來也不會以現實為借口停止生產的社會，……這就是反對人口增長的人提出的問題。這個問題或者說是一種挑戰與基本的財產分配無關（大部分人不知道體面生活需要的條件），而是要抑制一部分不必要的、有害的生產，鼓勵另一些生產，生產出新的物品，豐富自己的文明。
馬克思指出的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二大特征是社會階級的消亡，生產工具普遍適應社會發展，這在第一個階段（社會主義）已基本實現。社會階級支持馬克思主義的創始者，它們誕生于社會分工（社會分工產生了私有財產）。但是，野蠻的教訓也是十分突出的。我們可以有所保留地說，獵人－采摘者社會多少代表了共產主義的原始形式。其實，這些社會是不存在社會分工的，除了一些與觀念和撫養孩子有關的性別分工，因此，既沒有剝削，也沒有男人對女人的統治。但是，一旦開始進行門類更多的生產活動（包括囤積，農業和畜牧業的開端），手工勞動的分工，和慢慢出現的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分離，在成為生產力一大要素的同時，孕育著階級關系的誕生，反過來，階級誕生又將加速社會分工。如今，按照馬克思的思想，勞動者可以穿梭于一個部門的多個分支（即綜合工科人才），也可以循環地完成同一項重要任務（如操作，構思，管理等等），但這似乎真的是烏托邦：超越了個人能力，生產力下降，破壞了個人狀態（不同的興趣適合不同的崗位和工作）。結果是，在社會分工的基礎上，不斷出現社會階級分化。這就是為何我與毛澤東的觀點一致，認為根本矛盾永遠不會消失，應該不懈地為減小其不良后果而斗爭。是不是又感到很遺憾？在這里，又可利用肯定辯證法的觀點加以分析。               
解釋一下，階級間的矛盾（呈現出剝削和統治的雙重面貌）無疑代表了否定辯證法。處于統治地位的階級的言論可以代表肯定辯證法，也就是說，肯定辯證法能最終從雙方中都得益，因為社會的不平等性是發展的強大動力。這種觀點一直難以使人信服，為了反駁它，應該回到這邊，回到不同形式的社會分工（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生產型勞動和管理型勞動，管理部門與被管理部門等等），以尋求這種分工對雙方有利或不利，加強或減弱雙方實力的精確條件。我們由此發現，加入對方的生產活動能豐富自身，同時能更好地完成生產，滿足需求，取得更高層此的成果。我想強調一個觀點：尋找好的措施或者好的平衡點，不應與尋找妥協混為一談，因為后者得益的往往只有一方。舉個例子，我們知道資本主義管理收攬了一切可以在社會技術領域找到的利益，賦予執行者以一部分的自主權，或者給工人一定的發言權，但是我們也知道對減少勞動分工作出了重重限制。正是在這樣的條件下，階級結構內部往往存在對抗，起著破壞性的作用，唯一積極的一點就是，能指出社會分工走出了歧途。總之，如果社會分工真的不斷發展，或者導致階級激烈對抗，共產主義的目標便是摧毀所有的對立，回到社會分工的原本狀態（其所有權體制只不過是一種思想的結晶），并對它加以改造。共產主義無時無刻不在進行斗爭。
馬克思構想的共產主義社會的最后一大特征是，將勞動轉變為生活的“第一需要”。有評論家指出其中的前后不一致的地方：馬克思曾將自由定義為從勞動的枷鎖中解放出來，但這里勞動又成了“需要”。要是我們借助肯定辯證法來看待勞動與自由時間之間的矛盾，那么這種前后不一就不存在了。將閑暇時間的自由和想象運用于勞動中，勞動會變得更豐富，更令人滿意，更能滿足基本需要，最終比限制性的勞動具有更強的生產力。而若因為勞動（還有社會化，現實原則）而又獲得了閑暇時間，那么閑暇活動也會更加活躍，精彩。二元對立的一方促進了另一方。
這些觀點看似普通，卻有助于構想共產主義社會的前景。共產主義社會既不取消勞動分工，也不廢除勞動本身，而是尋找一種動態平衡。共產主義很大一部分要求一定的自主管理，以避免所有權壟斷推動或重新造成階級間的對立。但共產主義并沒有尋求絕對的民主，因為這樣的一種民主會壓得個人喘不過氣來，而不能充分地享受閑暇時間的歡愉（而且，會產生一些惡果，造就“權力癮君子”）。共產主義設法建立起基礎性的團體，基礎性的事業和集體抉擇（一切都讓人想到依然存在的一些東西，如民族）之間的良好關系。它的目的是在政治層面上建立代表性的民主和直接民主之間的平衡，代表性的民主和經濟層面的一樣，代表著責任，而在直接民主中，每一位公民既是訴訟人，也是法官。這里我就不在贅述了。但是我們很清楚發展的走向，社會主義是一個階段或者說是一個過渡，正如我們在發展中所期待的那樣。只要大政方針能夠明確地表述出來，社會和政治的各種力量有機地組織起來，根據經濟規律和發展方向，與所有的反對勢力作堅持不懈的斗爭。這將導致一系列其他的問題（政黨處理與其他組織關系中所扮演的角色，這些政黨的民主化等等）。

小結

總而言之，我認為已經是時候進行革命，用我們自己的方式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和解放的途徑。共產主義烏托邦和新自由主義烏托邦決非想要消除對立，而是通過各自的方式向我們承諾，應該認清各種矛盾，并承認一些矛盾是無法解決的。解放之路的目的在于聯合各種活躍的反對勢力，以此適應反對派的需求。二元對立不再是破壞性的，而是可以使多方受益的。換句話說，是用兩條腿走路，防止一瘸一拐，而在發展的道路上迷失方向，不知道出路在何方。這樣我們還可以避免歷史性的災難，迎接我們的是進步，朝著更輝煌的未來前進。
讓我們不要再幻想對立能消除。毛澤東早已深刻地看到了這一點，對立甚至可以說是一種生命活動，猶如人類生存中不可或缺的鹽。DINO 在一部短篇小說中描繪了一幅極樂世界的畫面：那里的人極度苦悶，因為他們無所事事，也沒有任何欲望。然而人類歷史上，矛盾對立常常成為無盡的痛苦和不幸的根源，而且，既然星球是有限的，我們只能等待世界末日的到來，期待下一天更美好！解決各種具有破壞性的矛盾迫在眉睫，它們歪曲烏托邦的特征。任務是艱巨的，卻并不是不可克服的。我們應該尋找有力的工具，鋒利的解剖刀，將矛盾的積極方面和消極方面相分離，既而去檢驗一切。
資本主義要想炫耀自己的勞動，儲備金，家庭，禁欲道德，還需要很長的時間。它的基因中確實有這些優點，但是，正如許多社會學家先前預見的那樣（我想特別提一下Christopher Lasch），資本主義成為主流的同時，已經變成極端自由主義，消費至上，極端個人主義，甚至有些“左傾”（可參看Boltanski et Chiapello的分析）。一切都變成合法的（如淫穢工業），廣告充斥在社會的任何一個角落，每個人都能找到自己喜歡的廣告。公眾隱秘和表現癖侵占了所有的私人空間。個人被要求是流動的，冒險的，突變的（甚至包括在性欲方面）。一位作家將其稱之為“流動主義”。做一切事情只需清楚強制的社會規范。民主變成市場的民主。簡言之，在自由的環境下，矛盾的對立雙方被消解了。所有的反對派不會任由被縮減或輕易地被制服。團體的要求又在各式的小團體主義中浮出水面（有宗教的，倫理的，新部落的），其特征是自主和排他。資本主義與小團體主義一拍即合，甚至為己所用，只要它們不進行大范圍的信仰傳布、主張暴力或者恐怖主義。企業受到質問，為何不顧及普遍利益 ?這沒有什么關系：企業履行的是“社會責任”——這是決定企業的唯一要素。新自由民主引來爭議，因為它已經黔驢技窮了。那么它會被“出色的北部管轄區”取而代之嗎？取而代之的是“股東的共和”，每一位股東都可以在“企業的政府層”中行使自己的權力（根據所占股份）。然而，一切都阻止不了企業的消亡，而業已成為消費者的公民也會要求重新由國家來保障財產和人身安全，重建最起碼的公共道德。當然，這一點，資本主義也會做，它終究不會拋棄之前的一系列維護道德和秩序的規范。在資本主義的領地上與其作斗爭，即使對那些深受其害的人而言也是一項不可思議的戰略，同時，也是一項必然遭受失敗的戰略，因為有過多的權力和途徑宣傳自己的意識形態，控訴異己。我可以舉一個例子。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并不是無稽之談，但是需要由企業自身（或其領導者）來決定和執行，其實只要國家不對其責任作出規定，也不懲罰企業（似乎能使它回到間接的計劃經濟形式），占便宜的是新自由主義。換句話說，“企業”是勞動的團體，而國家是民族的團體，就是我所說的肯定辯證法：一方面，企業必須根據普遍利益重新規劃工作重心和投資方向，這將會給它們帶去除單純利潤之外的其它合目的性，另一方面，國家無需調查一切，而能更好地完成自己的使命。為了擺脫一個黨派內的意識形態混亂，如共產黨，也包括所有的左派，我建議重新思考我們的目標，根據這一肯定辯證法，也許會使目標變得更清晰，更可信，只要能與個人的期待相悖，因為現今的個人已經不知道自己的信仰在哪里。我將就關鍵問題談談自己的看法。這個問題是很多法國人問及也是最受關注的，也不僅僅是法國人：除了資本主義，是否可能存在其它的選擇。
我想從對革命的傳統認識說起。是什么樣的認識呢？簡言之，革命就是顛覆，無論是通過民主的途徑，或是暴力的方式，若這兩者都行不通，有序與無序并存。革命是階級間激烈斗爭的結果，旨在消滅異己階級。正如巴伯夫所說，革命是為了創建平等的社會。沒收剝削者的財產，造福于人民，代表人民的首先是一個新成立的國家，一種民主制度，從上至下都有參政議政的權力，巴黎公社就是很好的例子。其次革命是以一種“協調的計劃”代替盲目的市場力量，（通常采用新的貨幣單位，依據勞動力體能或勞動價值）。值得指出的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伊始，那個相對開放的時期，所有關于新經濟政策的討論在這一“戰略性后退”的階段結束之后，就最終達到的目標達成了一致：實施一種可以決定必須生產的物品以及如何生產的經濟政策。（其實，之后的事實證明這樣的經濟政策是不可行的，這是一種配給制的計劃經濟，由政治權力決定一切：不同等級的需求，優先的部門，分層次的獎勵，價格，生產單位之間的運輸等等）。我們談論的是社會的“ 有機觀 ”，每一個生產單位都是龐大社會機器的一部分，用這種新的生產模式可以對抗資本主義的無政府狀態，和失業或階段性危機的惡果。與“有機觀”相對應的是勞動的“社會連帶組織”。勞動者在社會分工中占據位置，期待手工勞動和知識性勞動的分離。他們以為集體主義和革命服務為主要動力，“新興的人”超越了個人的私利。人從此以理智作為向導，意識形態讓位于科學，宗教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人類進步的理想。這在當時堪稱是一項偉大的事業，使曾經的歷史都黯然失色，成為史前。人最終成為自己命運的主宰者。一切的對立沖突都消失了：階級對立與取消雇傭勞動之間的矛盾，政府的鎮壓與群眾民主之間的矛盾，利益沖突與品德高尚的新興人之間的對立，意識形態斗爭與科學社會主義之間的矛盾。現在西方普遍認為，這是一種烏托邦，脫離經濟需求和個人與人際關系的現實，因此，會導致效率低下，專制主義，鎮壓，并最終失敗。盡管這一論斷已經滅亡，但還要指出，革命的嘗試除了不可避免的錯誤和罪惡以外，也曾經歷過勝利，至少在最初的幾十年里，也有廣大的群眾參與。這意味著，從某些方面，革命適應現實的需要，滿足了種種需求（簡言之，團體的需求，集體選擇的要求，國家方針的一致，同時是普遍性的承載者）。一旦革命不再適應這些需求，成為空洞浮躁的言辭，掩飾歪曲長久存在的矛盾，革命就會黯然失色。如果革命只用一條腿走路，而犧牲了另一條腿，也會失去原有的光彩（概括起來，個人欲求，自主需求，文明習慣）。革命的理論是反辯證法的，意思是它旨在通過消除矛盾的一方來消除矛盾，這樣可以避免任何的“分解”。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