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精魂的現代思考

——重讀《白鹿原》

　　一

　　十三年后，當我再次重讀陳忠實的《白鹿原》，依然覺得小說里飽含著許多難以言盡的精神意蘊。這些意蘊，枝展蔓延，常讀常新，恰如卡爾維諾所言：“一部經典作品是一本永不會耗盡它要向讀者說的一切東西的書?！盵1]——是的，就我的閱讀來說，《白鹿原》已經具備了某種經典的意味：初讀時似乎頗為熟悉，再讀時卻又每有發(fā)現；它提供了某種廣博豐沛的中國經驗，卻又迫使人們對這種經驗進行再度審視與思考。

　　我說的這種經驗，便是《白鹿原》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之精魂的重新梳理和認定。這種精魂，既是厚厚的雪原中悄然長出的那株形似白鹿的“綠油油的小薊”，又是一生講究“慎獨”卻能時時指點迷津的白鹿書院掌門人朱先生之人格。它深深地植根于華夏大地之上，迎風斗霜，優(yōu)雅而又頑強地生長著；它穿越了一次次歷史的狂波巨瀾，不動聲色地實現了對一個個乖張生命的救贖。它看似擁裹在深厚的傳統(tǒng)痼疾之中，卻又融合了儒與道的精髓，以強悍的倫理姿態(tài)，直擊人性的脆弱部位，理性、祥和而又毫不含糊地左右著我們的生存，并在現代性的意義上展示出它那卓越非凡的整合能力。

　　這是《白鹿原》的重要品質，或者說是它的精神內核。尤其是歷史虛無主義和犬儒主義四處泛濫的今天，這種來自民族文化結構深層的精魂，像小說中那只無跡可求卻又不時顯現的白鹿精靈，是一個讓人警醒的價值存在。記得初讀《白鹿原》時，我甚至有點排斥這種道德化和隱喻化的潛在價值——那時，我只是異常感奮于陳忠實對人物的塑造，譬如白嘉軒的寬厚隱忍，鹿子霖的自私狡猾，田小娥的放浪形駭，黑娃的刁鉆魯莽，白孝文的顛蕩沉浮，白靈的率真浪漫……這些人物，帶著鄉(xiāng)土中的自然氣息，甚至原始的野性沖動，與二十世紀前半葉的中國歷史相互激蕩，在個人與歷史的分崩離析之中，為中國社會在現代性進程中所遭遇的沉重與多難作出了生動的詮釋。但是，重讀之后，我卻發(fā)現朱先生（包括白嘉軒）并不是一種簡單的道德化的存在。在他的身上，折射了陳忠實對革命化境域中的中國歷史的極為獨特的思考——這種思考，并非像有些學者所說的那樣，是一種“狹隘的民族主義”意識，而是超越了文化保守主義的僵化思維，自覺而又深刻地意識到了本土文明的演進，絕對離不開對民族精魂的重新激活，離不開對傳統(tǒng)文化中某些重要品質的重鑄和豐富。

　　在《白鹿原》中，陳忠實并不是動用傳統(tǒng)/現代、保守/開放的二元對立思維，以突顯傳統(tǒng)文化的道德力量，來貶抑歷史權力沖突中的暴力意味，而是將之視為一種充滿活力的民族信念，牢牢地確立在創(chuàng)作主體的精神意志之中。也就是說，陳忠實的內心是希望借助傳統(tǒng)文化中的某些重要價值體系，在審時度勢之中，直接回應紛亂歷史中所出現的各種災難。所以，《白鹿原》里的人性救贖意味和濟世意味，要遠遠大于歷史反思意味。這一點，可以從它的敘事結構上得到明確的印證。從白鹿書院誕生之初，作者便讓朱先生帶著理想化的啟蒙意愿，意氣風發(fā)地開始了民族文化的復興；然而，突變的歷史卻以變幻無常的手段，不斷地激活了白鹿原上各色人等的欲望，在革命化的政治意識統(tǒng)攝下，人性出現了瘋狂的擴張，大種罌粟、亂倫、以欺詐獲利、恩將仇報、官匪相通、政治投機、私仇公報……等等，啟蒙也由此迅速地轉換為救贖；而當一切歷史的喧囂終于攪亂了白鹿原最基本的生存秩序，甚至顛覆了人們的生存意志之后，無論是黑娃、白孝文還是鹿兆鵬、鹿兆海等等人物，又終于回到了白鹿書院，回到了朱先生的價值系統(tǒng)上來，并以此完成了人生的自我救贖。這種輪回式的敘事結構，不僅暗合了“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還是山”的哲學境界，而且透示了創(chuàng)作主體光復仁義的明確的價值取向。如果我們將白鹿原視為一個傳統(tǒng)中國的小小的縮影，那么，在暴力革命與文化啟蒙的雙重鼓噪下，白鹿原的困境并沒有獲得真正的解決，透過鹿子霖和白嘉軒的際遇，我們所能看到的微薄希望，仍然是朱先生所極力推崇的隱忍退讓式的儒家文化倫理。

　　但是，就《白鹿原》的敘事內蘊來看，陳忠實并不具備某種哲學上的嚴謹性。面對錯綜復雜的二十世紀前半葉歷史，陳忠實更看重的，是被革命化的歷史語境所催發(fā)出來的一團混亂的非理性主義與神秘主義。它們伴隨著原始的人性沖動所散發(fā)出來的生命激情，將質樸的中國鄉(xiāng)土社會肢解得七零八落。面對那些暴烈而又充滿無序的生存現實，面對黑暗、混亂如雪崩般的倫理秩序以及充滿玄秘和劫難的歷史本體，陳忠實站在傳統(tǒng)文化的整體高度，以全部的民族文化信念來對抗它，包括傳統(tǒng)的道德規(guī)則和勇氣。所以，在《白鹿原》中，那個民族精魂的絕對化身朱先生，盡管并不是小說中的重要人物，其性格的多重性和立體性也并不比其他人物更豐富，甚至在某些行為上的矛盾性也值得商榷，但是，作為一種理性的存在，作為一種高邁的價值標桿的存在，他依然以若有若無的方式，規(guī)約著白鹿原的生存走向，并不斷地排除了一場場人性和歷史的災難。陳忠實對這個人物的用筆看起來非常吝嗇，但他卻是統(tǒng)攝所有人物的核心和樞紐。除了白嘉軒作為朱先生人格力量的一個重要印證之外，小說中幾乎只有這位“關中大儒”朱先生的人生敘述得最為完整，直至死后若干年，仍散發(fā)出“圣人般”的卓越見識。

　　這種對民族精魂的重鑄和彰顯，讓人們在全球化的現代文化格局中，再度看到了作家對傳統(tǒng)價值信念的一種審視和認同。其中所包含的宏大意識和中國經驗，從某種意義上也印證了美籍華裔作家哈金所強調的相關問題。哈金就認為，“目前中國文化中缺少的是‘偉大的中國小說’的概念。沒有宏大的意識，就不會有宏大的作品。這就是為什么在現當代中國文學中長篇小說一直是個薄弱環(huán)節(jié)?！盵2]為此，他極力倡導所有中國作家都應該建立起“偉大的中國小說”之信念，并給“偉大的中國小說”下了這樣一個定義：“偉大的中國小說應該是：一部關于中國人經驗的長篇小說，其中對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如此深刻、豐富、真確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個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國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認同感?！盵3]表面上看，這種“宏大信念”似乎只是一種純粹的藝術理想，是一個很難企及的終極目標，但是，如果細細地審度《白鹿原》，我覺得，陳忠實不僅具備了這種宏大意識，而且的的確確地道出了中國人所普遍保存的生存經驗，并足以讓我們從故事中找到認同感。

　　二

　　對歷史的反思并不是一件難事。作為一位當代知識分子，在經歷了太多的、充滿各種吊詭意味的革命記憶之后，每一位作家在重述二十世紀前半葉的中國歷史時，都會有自己特殊的理解和判斷。類似的作品不勝枚舉，甚至優(yōu)秀之作亦不在少數。但是，大多數作家通常依助于現代哲學（如格非《人面桃花》、李洱《花腔》）、原始人性（如莫言《豐乳肥臀》）或某種宗教（如劉醒龍《圣天門口》）來推衍歷史深處的奧秘，來解決暴力對抗所引發(fā)的各種存在困境。這些作品當然也非常成功——它們以其獨特的審美發(fā)現和生命思考，使文本成為“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生動注腳，也為我們洞悉歷史的玄秘之門提供了各種有效的思考通道。而《白鹿原》卻立足于民族文化內部，從精神本源上來審度中國現代革命史中所付出的代價，并進而確立了一種以慎獨隱忍的儒家精神和自由超邁的道德風范為價值核心的“救世正己”的生存理想，這同樣也讓我們駐足沉思。

　　為了更清楚地辨析《白鹿原》中這一“救世正己”、“內圣外王”的價值理想，剖示陳忠實對民族精魂的思考與定位，我們有必要圍繞朱先生的精神人格作進一步考察。在《白鹿原》中，陳忠實非常清楚文化保守主義的危險，也意識到了民族精魂與文化沉疴之間的糾纏關系。因此，當他將朱先生作為這種民族精魂的重要符號來進行演繹時，并沒有將他置于敘事的前沿地帶，而是放在所有矛盾沖突的背后，也沒有將他置于白鹿村的內部，而是讓他獨立于荒僻之地——白鹿書院。這意味著，朱先生既是一個審視者，又是一個獨立者。他擁有審視的必須距離，又具備自省的獨立空間?！吧鳘殹笔撬纳嬲軐W，而“濟世”又是他的人生姿態(tài)，此亦即“內圣”而“外王”的儒家倫理。他以“慎獨”的方式，確保自己遺世獨立的完善人格，同時又帶著儒家“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人生意愿，試圖以仁義隱忍的入世哲學來解決激蕩的歷史和失控的命運。但他畢竟是一個舊儒風范，其骨子里又不免帶著保守者固執(zhí)的文化風貌，甚至是道家的自然主義質色。譬如，有關朱先生的出場，作者是這樣敘述的：“他一身布衣，青衫青褲青袍黑鞋布襪，皆出自賢妻的雙手，棉花自種自紡自織自裁自縫，從頭到腳不見一根洋線一縷絲綢?！盵4]這種既崇尚自然質樸又彪炳傳統(tǒng)守舊的衣著裝扮，顯然折射了他那復雜的內心意緒。又如朱先生的那句被四鄉(xiāng)八里反復傳誦的經典名言：“房是招牌地是累，攢下銀錢是催命鬼。房要小，地要少，養(yǎng)個黃牛慢慢搞?！盵5]這種不為物役的思想，似乎也暗合了某種道家的人生境界。

　　但更重要的，還是朱先生的處世哲學。所謂“內圣外王”，按儒家的思想倫理，便是“救世”必先“正己”。為此，朱先生首先將“正己”視為人生第一要義?！白x書原為修身，正己才能正人正世；不修身不正己而去正人正世者，無一不是盜名欺世。”[6]如何“正己”？那便絕對地“慎獨”——堅決保持獨處時亦能謹慎不茍。他一再強調：“君子慎獨。此乃學人修身之基本。表里不一，豈能正人正世！”[7]這種“慎獨”思想，正是儒家思想的要義之一。《大學》中言：“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閑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8]這里的“慎其獨”，既有“誠其意”之旨，又有“著其善”之意——所謂小人，就是經常在一個人獨處時，為惡而無所不至，這并不是因為他不知道善的重要，而是獨處之時便失去了自我控制的能力。而君子則無時無刻不專著于誠和善。《中庸》中也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盵9]這里的“慎其獨”似乎表明的是一種“道”，但如果我們根據《中庸》第二十章里“誠者，天之道”以及第二十一章里“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中的“道”來理解，所謂“慎其獨”仍然是指“誠”?！暗酪舱?，不可須臾離也”就是要時時保持內心的誠，它與《大學》里的“誠其意”一脈相承。這也就是說，朱先生念念不忘的“慎獨”，從本質上看，就是按儒家的倫理要求完善個人的內心生活。如果一個人能夠在“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時時從誠從善，那么，他就在某種意義上真正地達到了“正己”的要求。朱先生的確是這樣努力的。他清晨即起誦讀，終日清茶淡飯，且畢生不入仕途，這種高度自律的結果，使他在白鹿原不僅成為一個圣人，甚至成為一尊神——很多鄉(xiāng)野平民都視他的話為某種準確的預言。

　　當然，“正己”的目的并不是為了“獨善其身”。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才是傳統(tǒng)儒家思想的終極目標，也是朱先生的最終理想。因此，朱先生幾乎是嚴格地按照“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三不朽”準則來規(guī)范自己的。在“立德”（即“慎獨”）的同時，早在世紀之初，他便執(zhí)著于興辦書院，以傳統(tǒng)經書啟蒙幼童，以期大化天下，成就白鹿原為仁義之地。尤其是處在那種特殊的歷史風云之中，面對權力、暴力、欲望以及啟蒙思想的相互沖撞所引發(fā)出來的瘋顛現實，“救世”幾乎成了每一個知識分子的自覺使命，朱先生更是期望以“立功”的手段來實現“救世”愿望。當然，他的救世方法依舊是儒家精神——仁義，隱忍，向善，恭謙等等。從大的方面來看，對非道義的行為，他強悍地抵制；對向善的言行，他贊賞有加。他不僅以果斷的氣魄禁煙犁毀罌粟，還在饑荒之時鼓動開倉放糧，以大道之行救民眾于水火之中。從小的方面看，他同樣也是一絲不茍。譬如，白嘉軒因為鹿子霖的奸詐而與鹿家鬧起了土地糾紛，想讓朱先生出謀劃策，結果朱先生給了白、鹿兩人“為富思仁兼重義，謙讓一步寬十丈”的忠告，讓他們兩家握手言和。譬如，白孝文與田小娥勾搭成奸之后，以至于弄光了家產，而朱先生并沒有責怪這個后輩，只送了他兩個字：慎獨！譬如，鹿兆海在臨赴抗日前線時，特地向朱先生求字一幅，朱先生聽罷激動不已，以至于雙手顫栗而不能書，只好將手浸入冷水之中，然后提筆為兆海寫下了“砥柱人間是此峰”的贈言。又譬如，當白嘉軒拋卻前仇，執(zhí)意要為殘害自己的黑娃救命，朱先生得知后，便以少有的激情大贊嘉軒：“以德報怨哦嘉軒兄弟！你救下救不下黑娃且不論，單是你有這心腸這肚量這德行，你跟隨白鹿原一樣寬廣深厚永存不死！”[10]在公祭抗日犧牲的兆海之后，朱先生又血氣高漲，聯合在白鹿書院修編志書的其他八位老先生，決意親赴戰(zhàn)場抗擊倭寇。在“立功”頗見成效之后，朱先生又轉向“立言”，帶領數位老先生修纂志書，四處籌措經費，最終完成了五冊二十九分卷的《滋水縣志》。似乎是完成了這一系列的“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之事，朱先生“頓時覺得自己變輕了”，于是，質本潔來還潔去，他經過一翻梳洗之后便無疾而終。

　　有趣的是，有關朱先生的死，作者整整動用了十頁的文字來敘述。陳忠實不僅讓朱先生精心的安排了自己的后事，而且在他臨終之后，讓他的妻子“忽然看見前院里騰起一只白鹿，掠上房檐飄過屋脊便在原坡上消失了?！敝链?，我們終于明白了朱先生才是白鹿原上真正的“白鹿精魂”，也是中華民族的文化精魂?！叭藗冊谝槐橐槐榫捉乐煜壬麩煔Ю浰诘墓适拢捉乐煜壬簧砀扒輨裢饲灞偠降拿半U經歷，咀嚼朱先生在門口拴狗咬走烏鴉兵司令的笑話，咀嚼放糧賑災時朱先生為自己背著干糧的那只褡褳，咀嚼朱先生為丟牛遺豬的鄉(xiāng)人掐時問卜的趣事，咀嚼朱先生只穿土布不著洋線的怪癖脾性……這個人一生留下了數不清的奇事逸聞，全都是與人為善的事，竟而找不出一件害人利己的事來。”[11]朱先生不僅在生前為世人留下了自己完美的一生，而且在審時度勢之余，也為后世同樣留下了“天作孽，不可違；人作孽，不可活”的警語。這是來自某種神性的預言，還是他面對現代中國的一種深刻的判斷？抑或是他最終領悟到了傳統(tǒng)文化的精魂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現實生存？

　　答案將永遠也無法出現，其實也沒必要追究最終的答案。就多難的現代中國歷史而言，向善、抗暴、追求仁義而又不忘濟世的人生，同樣也是一種普世的價值操守。因此，我以為，對民族文化精魂的探討與彰顯，既是陳忠實的一種精神信念，又是《白鹿原》的審美目標。它為我們提供了某些可感知的人生經驗，也為作家的獨特思索架起了通向讀者認同的橋梁。

　　三

　　《白鹿原》的復雜，當然并不僅僅在于陳忠實對民族精魂的探尋、演繹和彰顯，還在于他對歷史本身的深度質疑，尤其是暴力化的革命史在權力、人性和利益上的彼此糾葛。就像小說中寫到的很多百姓賣壯丁那樣，人們總是將革命化的歷史語境作為自己的生存機遇，并企圖藉此獲取自己的最大利益，滿足自身的最大欲望。這種歷史的盲動主義最終引發(fā)了鄉(xiāng)土中國的人性劫難，而陳忠實顯然想從這種劫難中打開階級史的缺口，并進而反思暴力存在的合理性，很有些“子不語怪力亂神”的倫理意味。記得拉什迪在談及君特•格拉斯的小說時也曾說過：“格拉斯在歷史中穿國過境所學到的就是懷疑?，F在他不信任所有那些宣稱擁有絕對真理形式的人；他懷疑所有總體的解釋，所有宣稱是完整的思想體系?！盵12]陳忠實的《白鹿原》顯然也折射了這種歷史懷疑論的主觀意圖。所以，他在表現歷史本身的暴力沖突時，除了在抗日戰(zhàn)爭等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帶著明確的價值立場之外，對黨派之爭等等均取以超然的姿態(tài)。這種超然的敘述姿態(tài)，既為他再現歷史現場提供了一種客觀化的視角，也表明了他對既往史觀的不信任——其背后，仍然潛藏了儒家傳統(tǒng)缺失的緣由。這一點，可以從朱先生死前對現實的郁悶心境中看出——白靈、黑娃先后屈死，鹿兆鵬不知去向，白孝文大顯投機才干，而自己的救世之力卻日漸蒼白。如果深而究之，這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所倡導的“打倒孔家店”的結果？還是像陳忠實自己所說的那樣，是人類社會從封建性走向現代性的必然趨勢？對此，恐怕誰也不能說得清楚。

　　但我們必須相信的一個事實是，一個民族的演進是絕對離不開自己的文化傳統(tǒng)，因為“根、語言和社會規(guī)范一直都是界定何謂人類的三個重要元素?！盵13]倘若拋開語言這一勿需爭辯的元素，從文化的角度來審視我們的“根”和“社會規(guī)范”，那么，我們或許將無法繞過陳忠實在《白鹿原》中所彰顯的儒家思想，尤其是它那內外兼修的理性主義本質。在談及中國傳統(tǒng)文化時，錢穆先生曾說：中國人雖然沒有宗教，但是中國人卻有信仰，這信仰便是天地人的合一。在這種“天人合一而育萬物”的信念里面，其實也隱含了西方宗教的“上帝創(chuàng)世”觀。更重要的是，中國人的神之社會里，其實都是由人來建立的，這便突出了某種“入世”的功能。與此同時，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還具有極大的包容性，各種宗教都在中國可以找到存在的根基。[14]我以為，錢穆的這種見解點出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自身的魅力和活力之所在——就像孔子所言：“祭神如神在。我不與祭，如不祭”。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所追求的是心神合一，“通天人，合內外，皆此心，皆有神，皆有禮?！盵15]對此，長期生活在美國的儒學家余英時在《從價值系統(tǒng)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一文中也有相類似的表述。這也表明，完全跳開了文化保守主義的生存環(huán)境的余英時，同樣也意識到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內在的強大生命力。盡管他在不少論著中也談到中國傳統(tǒng)文化尤其是現代儒學的困境，甚至認為儒學已成為“游魂”，其焦慮意識和批判意味從未消停，但從總體上看，他的自信力仍然深深地植根于他的研究對象之中。我甚至推斷，如果中國傳統(tǒng)文化本身已不具備存在和發(fā)展的價值，他可能決不會選擇這種領域作為自己的學術方向。

　　我之所以重提這一看似陳舊的話題，甚至覺得《白鹿原》在彰顯民族精魂方面尤顯重要且意義深遠，是在于儒家的諸多思想對于現代社會仍然有著極為重要的引鑒價值。僅舉一例，美國人文主義大師白璧德在《民主與領袖》一書中就特別地將孔子和亞里斯多德并舉，并認為孔子的思想能夠提供現代民主領袖所最需要的品質。儒家“以身作則”的修身精神（其內核便是“慎獨”）完全可以塑造出“公正的人”，而不僅僅是“抽象的公正原則”。這是儒家可以貢獻現代民主的一個典型元素。[16]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國內的不少學人甚至是知識分子對我們的傳統(tǒng)文化卻喪失了一些自信力。最典型的是，隨著全球化的到來，尤其是西方霸權文化在第三世界的大量侵襲，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開始，我們的思想界就曾有不少人大談“文化殖民”的問題，以為西方國家侵略野心不死，只不過現在開始，由先前的軍事殖民和經濟殖民慢慢地改為文化殖民了，所以我們必須提高警惕。我對這種“文化殖民主義”的論調頗有幾份懷疑，關鍵在于文化自身必須擁有特殊的生命力。一種文化，如果它擁有強勁的生命力，如果它能夠直接為現代文明的建構提供有力的精神支撐，那么靠“殖民”的手段是不可能消滅它的；反之，如果它已不具活力，不必動用“殖民”它也會自然消亡?？纯礀|南亞一些地區(qū)和國家，中國文化依然風姿綽約，這足以證明“文化殖民主義”是一個二元對立論下的思維怪胎。

　　正因如此，余英時在《現代儒學論》里并沒有去奢談文化殖民的危險——憑他對西方文化的了解和判斷，他應該更清楚文化殖民的后果——但他更多的堅持人本立場，認為儒學的現代出路在于日常人生化（即“入世化”），唯有如此，儒家似乎才可以重新獲得精神價值方面的影響力。在“余英時作品系列”的總序中，他就曾說到：“我自早年進入史學領域之后，便有一個構想，即在西方（主要是西歐）文化系統(tǒng)對照下，怎樣去認識中國文化的傳統(tǒng)特色?！痹谶@種努力下，他終于在2006年獲得了美國國會圖書館頒發(fā)的、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他的獲獎，一方面得益于他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進行現代清理的西方人文價值理想，但我想，另一方面也更得益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自身特殊的魅力和活力——這一點，或許才是本質的原因。在人文領域中，其研究對象本身如果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承傳價值，那么，往往會影響研究者自身的學術意義，這是不言而喻的事實。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余英時的獲獎，在很大意義上既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魅力和活力的表現，也是東方人的生存智慧（尤其是儒家思想）被西方社會重新評估和接納的表現。盡管這是一個題外話，但它無疑也從另一個角度印證了陳忠實在《白鹿原》中所觸及的精神本源的重要性，也體現了《白鹿原》在某種程度上恢復了哈金所說的“中國經驗”。

　　而這，也正是我在重讀《白鹿原》時感受最深的地方。不過，也有不少人曾對朱先生所崇尚的儒學思想進行過質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屬毛崇杰先生的《“關中大儒”非“儒”也》一文。在該文中，作者指出：“朱先生的道德行為是一種‘自律’而非‘他律’，因而‘儒’只是朱先生的一個外殼。朱先生的每一件關涉政治道德的行為，立鄉(xiāng)約，清營退兵，賑災民，發(fā)‘抗日宣言’，收教黑娃使棄惡從善……直到把縣志稿本中的‘共匪’改成‘共黨’，都不是來自朱先生自身之外的驅使，并無一是先圣遺訓使然，有些甚至是與儒教宗法制度相悖的?！痹诮涍^一翻分析之后，作者進而認為“朱先生的德行總體上與儒教‘他律’相悖，”甚至是一種帶有現代和后現代意味的美學意味。[17]我以為，這種論斷顯然值得商榷。其一，“他律性”是否只是儒家的思想？換言之，仁義和向善的追求，是否可以簡單地認定為僅僅是一種滿足人類的“利他”意愿而并無自我慰藉的功能？如果進一步追問，儒家的恬退隱忍方式在最終的結果上是否也包含了“利我”的意愿？否則，何來“小不忍而亂大謀”之說？其二，儒家思想的包容性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包容性是相輔相成的。我們所強調的儒學，從本質上并不是簡單地恪守先圣遺訓。這一點，我曾在前述中征引了錢穆先生的話，而《白鹿原》中所體現出來的，也正是這種包容性的姿態(tài)，就像朱先生一方面帶有強烈的“濟世”愿望，另一方面又不愿以犧牲個人的獨立與自由而入“仕途”一步；一方面主張在田小娥的破窯上造塔鎮(zhèn)妖，另一方面又寬容剪辮風波；一方面反對黨派之爭的暴力行為，另一方面又在公祭兆海時火燒日寇頭發(fā)。這并不是作者對朱先生精神一統(tǒng)性的破壞，恰恰相反，它們體現了儒家“仁智信”并舉的靈活性。識時務者為俊杰，朱先生的“智”其實在終極上始終對準大是大非的原則。其三，我們在面對一個具體的文本時，是否有必要堅持自己的既定成見或理論體系，并以此來判斷作品的合理性？我以為并無必要。貫穿在朱先生精神生活中的“儒學”是否是一個“外殼”，既不能通過朱先生自身的某些小小的矛盾行為來否定，也不能簡單地對照圣言遺訓來否定，更不能僅靠自己對儒學的理解來否定。如果我們細細地看看孔子的某些日常言行或癖號，其中也存在著與他所倡導的思想不一致的地方呢！所以，針對作品本身的整體傾向進行闡釋，或以更開闊的思維進行論析，或許更有意義。當然，反過來說，《白鹿原》所形成的不同見解，不僅是必要的，也是彌足珍貴的，因為，這至少表明了這部作品的的確確擁有豐富復雜的審美意蘊。

　　--------------------------------------------------------------------------------

　　[1] 卡爾維諾：《為什么讀經典》，第3頁，黃燦然、李桂蜜譯，譯林出版社，2006年。

　　[2] 哈金：《呼喚“偉大的中國小說”》，《青年文學》2005年第7期。

　　[3] 哈金：《呼喚“偉大的中國小說”》，《青年文學》2005年第7期。

　　[4] 陳忠實：《白鹿原》，第1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5月版。

　　[5] 陳忠實：《白鹿原》，第279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5月版。

　　[6] 陳忠實：《白鹿原》，第58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5月版。

　　[7] 陳忠實：《白鹿原》，第1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5月版。

　　[8] 朱熹：《四書集注•大學》，第8頁，鳳凰出版社，2005年。朱熹語：“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

　　[9] 朱熹：《四書集注•中庸》，第18頁，鳳凰出版社，2005年。

　　[10] 陳忠實：《白鹿原》，第46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5月版。

　　[11] 陳忠實：《白鹿原》，第59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5月版。

　　[12] 布羅茨基等著：《見證與愉悅》，第343頁，黃燦然譯，百花文藝出版社，1999年。

　　[13] 布羅茨基等著：《見證與愉悅》，第341頁，黃燦然譯，百花文藝出版社，1999年。

　　[14] 錢穆：《現代中國學術論衡》，第10頁，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

　　[15] 錢穆：《現代中國學術論衡》，第10頁，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

　　[16] 余英時：《現代儒學的回顧與展望》，第261頁，北京三聯書店，2004年。

　　[17] 毛崇杰：《“關中大儒”非“儒”也》，《文學評論》1999年第1期。

× 烏有之鄉(xiāng)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xiāng)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