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這個世界
并且要它原來的樣子
再一次地要它，永遠地要它
我貪得無厭地嘶喊著：
重新來過

——尼采《善惡的彼岸》

五月，在法國正是春暖花開的季節。在1968年的五月，法國卻突然爆發了它現代歷史上最波瀾壯闊的一次社會運動，整個社會幾乎到達了革命的邊緣。在一個感受不到任何明顯的政治或經濟危機的現代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卻事前毫無任何征兆地發生了一場如此驚天動地的事件，完全超乎了任何人的想像，當然也包括了法國人自己。由于其影響既深且廣，如今雖然已經歷卅載，整個事件似乎并未因時間的流逝而完全沉淀下來。相反地，隨著日后歷史發展的不同需要，一直反復不斷地被討論與詮釋。

“68”已經成為近代法國社會的一項遺產，化作潛藏在人民意識層之下的一種“集體無意識”(inconscient collective)，不因意識形態的不同或黨派的差異而有所區別。事實上，我們更可以將“68”本身視為是當代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中，一直被壓抑問題的一次無預警式的爆發。運動雖然迅速地結束，可是所顯露出來的癥狀，如幽靈般長期纏繞著法國的社會。

事件表面的導火線，源自于當時的大學生對整個高等教育制度的不滿。六十年代，法國的經濟快速發展，整個大學體系卻相對落后。不僅硬體設施明顯不足，無法滿足戰后大量擁入高等學府的學生之需要。所傳授知識的內容也無法跟上社會的腳步，特別是人文與社會科學的學生，在激烈的市場競爭原則之下，對大學教育變革的要求也因此格外強烈。

面對大學的保守、封閉與僵化，學生的不滿雖然一致，可是由于各方的立場不同，其訴求也各異，甚至相互矛盾。一部分學生的愿望，在于高等教育制度的現代化，徹底改善學校的基礎設施，更新教學的方法與內容，提供給學生一個自由、開放與完善的學習空間，最終使經過激烈競爭擠入大學窄門享有受教權利之人，畢業之后，順利的投入就業市場，找到正式的工作。

另一批相對較激進的學生則與此完全相反，并非僅在技術層次對當時的高等教育不滿，而是追根究底，對大學本身的理念以及背后整個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質疑。這些人認為，大學不應該只是一處職業訓練所，工作也不等于餬口飯，生命更非意味著自私、自利、庸庸碌碌與自我壓抑。這兩種相互矛盾卻又統一的觀點，相輔相成，構成了68年五月學運最初發難的基礎。

面對學生的訴求，當時的法國政府非但未積極地回應，反而粗暴地鎮壓，使得事態不斷惡化。由于學生的組織行動得法，且議題切中資本主義社會問題的癥結，以至于事件迅速地蔓延。在極短的時間里，不僅席卷全國的各大學，并且擴展至工人階級，引發了全國性的大罷工，整個社會癱瘓與國家權力的暫時真空，最終導致內閣的更動，國會的全面改選與總理蓬皮杜的下臺。

然而，如此巨大的一次事件，在持續近一個月之久后，卻倏然地落幕。除了少數托洛斯基派與毛派團體繼續堅持斗爭外，整個社會又迅速地恢復了舊有的秩序。常態的政治活動重新出現，經濟的齒輪也開足馬力，再次高速運轉，整個國家又被導致既有的勞動與休閑、生產與消費的軌道之上。

法國68年五月的學運，毫無疑問地與當時世界各地風起云涌的學生運動相互呼應。無論是在波蘭、捷克、德國、意大利、西班牙、英國、美國，青年人對現狀的憤怒與反叛，成為一股無法阻擋的潮流。然而在法國，并且只有在法國，反叛不僅是青年人的，同時也是社會的。除了大學生外，參與的人從中學生、年輕的工人、技術人員，到中層干部、學院人士、知識分子、專業人士等，包括了社會各個不同的階層，并導致整個國家權力真空與社會癱瘓幾近一個月之久。

與其他國家的學生運動相較，為何法國的學生運動在時間上較晚，可是卻更深入與更廣泛地撼動了整個社會？圖罕(Alain Tauraine)認為，這種獨特地現象與運動最初的導向無關，因為法國學生的訴求基本上與其他國家的學生運動類似，主要原因應與當時法國社會的特殊狀況與國家所扮演的角色有關。

六〇年代，在阿爾及利亞戰爭后，整個法國社會積極地朝所謂的工業化國家邁進，一切以經濟或科技的標準作為最高指導原則。增長不僅成為經濟的鵠的，也變成社會與人文領域的共同目標。然而，工業化社會單面向(unidimensional)發展所存在的問題與矛盾卻未受到應有的重視。與此同時，大眾傳播媒體彌漫著一股標準文化，販賣著幸福快樂人生的妙方。汽車、電視、度假、舒適、優雅……似乎唾手可得。自由、自主、自在、自足的日子有如近在眼前。一切的戰爭、社會沖突都煙消云散，貧窮的消滅、社會的不平等被掃除……仿佛人類終于在工業化的堅實土壤中找到了解決一切困難的依據，歷史也終于越過了前半世紀兩次世界大戰所帶來的創傷。

在這巨大的反差中，法國國家的角色一直曖昧不清。從殖民帝國轉型成一個所謂的現代民主國家的過程時，法國的國家機器變成一種矛盾的綜合體。它既中央集權，同時又結構渙散，既現代，同時又老舊，既偉大，同時又渺小，既自由，同時又威權……除了在國際上代表這塊土地的住民以外，似乎并無法真正使人民對他自身社會的運作方式產生任何的認同。以至于當不滿的能量積累至一定程度爆發時，因為國家是民主的，所以無法采用集權國家的方式，真正予以武力鎮壓。可是事實上，卻又正是因為國家過于中央集權，不允許社會其他部門的自主運作，以致沖突不斷發生與擴大。這與其他國家的情況完全不同。在東歐，如捷克、波蘭，在高壓的政治下，學運可以迅速地及強力地被敉平。在西方，由于大學制度基本上獨立，以至于整個問題無法延伸至國家的層次。換言之，學生的反叛運動，在東歐，瞄準的對象是國家。在西方，是文化。而在法國，則是社會。

因此，當國家宰制整個經濟生活與社會運作時，文化的反叛成為抵抗權力的一種斗爭方式。法國五月的學運成功地將政治上的抗爭與文化上的反叛，二者結合成為一種社會的運動。這也是為何其他國家的學運，如德國，大多停留在自身的圈子里，雖然提出了許多觀念，但只是對資本主義體制的批判與拒斥。然而，在法國，時間上雖較晚，卻在具體行動中引爆了整個社會的內在矛盾。在西方現代官僚資本主義社會里，人民第一次產生了對激進革命的肯定，而不再僅是停留在示威與請愿活動的范圍。

按照傳統的社會分析觀點，任何一個重要的社會運動都無法獨立于工人運動之外，社會運動的主體應是工人，尤其是在像法國這樣具有悠久社會斗爭經驗傳統的國家，工人階級一直是具有決定性的力量。為何68年五月的事件，是由學生發動與領導，而非工人，則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

特別是在戴高樂主政的時期，整個法國社會在工業化的過程里，絕大部分工人并未真正享受到經濟發展的成果。在危機爆發的前夕，總理蓬皮杜政府的政策充滿了反工人階級的色彩。低工資、劣質的工作條件、專權的領導、對工會活動設置諸多的障礙、嚴重的住屋問題與教育訓練的過度分化等，整個勞動條件的制度化，遠遠落后于德國與英國。

從68年運動的經驗可以發現，社會運動事實上并不完全是由社會的底層，特別是社會、經濟條件最差的階層為主導。如果是這樣，那么十九世紀就應該是以農民運動為主導，而非工人運動。事實上，決定性的因素應取決于一個社會中統制力量的本質，以及運動本身與統治階級的關系。這也意味著，不應當僅從社會職業的角度作為選擇的惟一標準。

在商業資本主義社會里，城市的小市民才是社會運動的主要力量，因為他們真正承受有產者及國家的統制。在資本主義初期工業化的階段，主要沖突的場域，則是在工廠以及整個勞動的關系之中。而在我們所謂的消費社會里，問題的主要癥結從生產轉向消費時，文化的層面則顯得格外重要。

在這種意義下，我們可以看到，在形成中的社會運動本質上與工人運動不同。這當然絕不意味著工人所處的不利世界與此全然無關。而是說，工人運動所采取的行動，就社會學上的意義而言，與五月運動不同，可是在歷史層面上卻相互融合。這也說明了五月運動的另一個曖昧與矛盾的特色，亦即運動雖然由學生發難，并擴及工人及不同的社會階層，以致引起全國性的大罷工，可是運動真正觸及的卻多是工人及各階層中的年輕人。

相反地，其他大部分的工人及受薪階級，似乎滿足于將保護他們權益的行動交予工會，要求的多只是停留在短期性改善他們的生存條件等技術性問題上。就這點而言，68年五月運動里，最保守與最相信現代官僚資本主義誘餌的，矛盾地卻是理論上應該是最革命的工人階級。特別是法國共產黨以及它所領導的工會團體，非但不是整個運動的前衛或先鋒隊，運動的初期甚至還采取敵視的態度對待學生。

盡管馬克思主義的術語在運動中及運動后廣為流行，但法國共產黨由于無法掌握社會的脈動，因此它的政治影響力在五月事件中受到嚴重的挫敗，并且從此一蹶不振。

所以，五月的運動并非是工人運動的新化身，而是一種嶄新的社會運動的雛形，展現了新的主題與新的行動者。整個事件證明了資本主義社會繁榮的外表下，存在的不只是某些所謂地簡單的邊緣性問題，激進式的沖突與革命的可能也同時存在。此外，也暴露出在政治與社會的層次上，對“學生”這個概念理解的困難。無論是在社會學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都不存在這個范疇，忽視將現代的青年視為一種歷史與文化現象，或者是某種與傳統不同的新的年齡類別。正是理論上的這種漏洞，使得整個事件仿佛從天而降，毫無預警似地突然發生。

學生以及整個青年之所以成為事件的主體，是因為他們已經真正為社會革命的一極，徹底地與典型地具現了現代個人深層的及普遍的生存狀態。在經濟發展的國家，教育已經不再僅是一種文化遺產的傳遞，而是某種具有決定性的生產與發展的物質力量，大學則正是這整個系統的重要一環。學生事實上并非是一個職業類別，而是一個既接近又遠離整個社會矛盾與張力的場域。革命的行動不必然完全是以社會邊緣分子的導向為主。相反地，卻是位于社會結構矛盾核心的學生，這些人與國家機器的發展與轉變緊密相連，與整個政治與經濟體制性的統制直接沖突。因此，在不同形式的政治與經濟權力的籠罩下，學生或青年知識分子直接是以勞動者的身份，成為運動的主導，不再是如以往，是被壓迫或苦難沉默大眾的代言人。

68 年五月的另一個特色，是整個運動雖然充滿了政治性，可是與此同時，難以置信地卻又是充滿了節慶式的成分。在過程中，鎮暴部隊與示威游行分子之間，毫無疑問地存在著激烈的沖突。警棍亂舞、石塊齊飛，處處是被焚的汽車與催淚彈。然而在街頭巷尾的慘烈戰斗中，部隊并無真正開火射擊，雙方仿佛有默契似地努力克制，避免使事件成為一場生死斗爭。

公權力的暴力雖然未演變成無情的殺戮，可是卻無法恢復制度本身的尊嚴。反而使整個大學的、社會的與政治的規范與法律喪失了原有合法性的基礎，替整個事件的節慶化敞開了大門。因為統治權威的破產、社會規范的解體，突然間解放了所有在制度中被壓抑與禁止的事物。國家權力的真空使整個社會處在一種假期狀態，所有曾經“正常的”、合法的與制度化運作的機制全部銷聲匿跡。

在教室、街上、工作間、辦公室，另類的聲音出現，以往沒有發言權力或欲望的人開始相互傾訴。原本不相識的人，也變得和藹可親，人與人之間的冷漠、距離與藩籬突然撒除，涌現出一種獨特的再社會化情形。這不僅存在于普通人之間，也出現在政治立場上不同的派別里面。

事實上，當時參與運動的分子相當復雜，訴求也各自分歧。譬如無政府主義者與國際造勢主義者（L’internationale　situation－ niste）傾向于堅持此時此地的斗爭，強調在大學的內部反對大學的必要；而托洛斯基派與毛派分子則主張將眼光投射至第三世界的革命，希望將資產階級的大學轉向為工人大眾服務。這些在政治光譜上潛存的對手，卻共生共存，形成了一個真正的整體。

整個巴黎在烽煙四起、街堡處處的狀況下，散播出一股節慶般似的無名興奮。這種節慶感遠遠地超出了一般性的消遣，根本上是對某種生存需要的向往，可是卻一直遭受到所謂的“正常”社會與常態政治的抑制。就這層意義而言，五月的運動又是充滿了政治性的、非暴力的普遍性友愛和人際溝通的重新建立，與沖突時的暴力性，矛盾地構成了整個事件的一體兩面。

依照摩林（Edgar Morin）的說法，整個事件在文化上對法國社會至少產生兩個重要與深遠的影響。首先它侵蝕了整個社會的地基。西方理性化社會的兩根主要支柱：秩序與進步，不再是不可置疑的起點，工業社會以科技與經濟掛帥的意識形態喪失了它原有的魅力。科學的發展、技術的進步、經濟的成長、都市化的增加、教育的延長…… 等，這些曾被視為是絕對進步的象征，如今突然顯露出一種反動的面貌。

對進步概念的質疑事實上雖然早已有之，可是皆未如這般地斷然地被視為是反動的，并且批判的聲音是來自于強調進步主義的社會內部。人們開始“質”問官僚化、科技化、效率化的生活，難道不會帶來無止盡的壓迫與精神的變異？所謂的瘋狂難道不正是潛藏在我們一直深信不疑的理性之中？事件之后，社會雖然繼續前進，可是一切已不再一如往昔般地確定。

其次，它有利于某種新的時代精神涌現。在對既有社會質疑的同時，某種深層的渴望，以不同的形貌醞釀、滲透與擴散，人們不再如六十年代般地壓抑與克制。徘徊在順從與反叛、習性與不安之際，逐漸用與以往完全不同的眼光來看待社會、工作、自然、死亡、性或者異性。這種對存在的新渴望，突出地表現在“欲望” （desir）這個字廣泛地被使用上面。媒體也不再美化現實，開始真正面對問題。曾經提供現成幸福藥方的雜志，亦出現了有關老年、疾病、孤獨、夫妻間的困擾、人際的障礙等問題的探討。

必須指明的是，68年五月的運動雖然與美國加州青年文化運動的內涵有些類似，含有對自由以及團體生活的渴望，可是本身卻并不包括新女性主義、生態保護意識、差異性文化（culture of differences）……等議題。它只是一個斷裂，然而在效果上卻開啟、加速與擴大了以上這些運動在法國的發展。

此外，就政治層面而言，值得注意的是，因為馬克思主義的語匯與分析架構，是惟一比較能夠貼切地呈現現代人的資本主義社會困境的理論武器，以致一股泛左翼的思潮在68年五月事件之后逐漸成為主流。然而，馬克思主義的這套語言，雖然成為參與者以及事后訴說者共同的基本溝通與思考工具，可是它并無法完全真正解釋整個運動的獨特性質。它的流行只是暫時填補與回應對所發生事件的了解需求。特別是各派對未來革命形勢的預測，在現實世界里相繼落空之后，整個左翼的思潮開始逐漸回落，在激烈的自我批判中，尋求新的出路。后來所謂的“新哲學家”（nouveaux philosophes）事件，即是其中一段比較突出的插曲。68年五月的事件，給法國的左翼帶來了極佳的機遇，同時也帶來無比的挑戰。馬克思主義在事件之后雖然影響力擴增，可是同時卻也導致馬克思主義的危機。

68年五月事件發生至今已歷卅載，有關的文獻與研究也早已多不勝舉。然而我們可以發現，人們不斷地談到68，可是深入地討論卻相當困難。不僅當年參與者的記憶經常擺蕩在兩個極端，不是熱烈擁抱式的懷舊，就是對過去的行動全然的否定。甚至相關的研究，經常也是站在某些預設的既定立場，一廂情愿式地對整個事件投射出自身的欲望或焦慮。

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可算是費黑（Luc Ferry）與柯諾（Alain Renault）二人合著的《68年思想》（La pensee　68,　Gallimard．1987）一書。由于68年五月運動之后，某些被稱之為結構主義或后結構主義的法國思想家的著作蔚為流行，作者即想當然耳地將這些被歸類為“反人文主義”的論述，直接地聯系至68年五月的運動，不但認為前者是后者指導思想，并且充滿道德口吻地指責法國目前彌漫著一股所謂的虛無主義與此有關。

事實上，事件絕大多數的參與者，對上述思想家的著作不僅完全陌生，所持的立場，無論是或明或暗，也與其截然不同。自主的要求、存在的困境等議題與主體的消失、人的死亡、意義與歷史的終結等，并無必然的關聯。從巴黎大學索邦（sorbonne）分校、墻上所寫的“阿爾杜塞無用”（Althusser a rien）這句著名口號，即可略知一二。此外像福柯（Michel Foucoult），如我們所知，68年以前，他對學運的態度也是相當的保守。至于拉崗（Jacques Lacan），當時更是不會有人認為他的著作與社會或政治運動有關。《68年思想》的作者完全未注意到，是由于五月運動的挫敗之后，整個社會氣氛與時代精神與反人文主義的思潮相互契合，才是真正導致這些思想家的著作廣受歡迎的原因。二者之間真正的關系并非是思想的，而是由于二者共同處在反叛的境遇之中。

按照一般的想法，革命應該只會發生在貧窮、落后與動蕩的地區，可是1968年的五月，在發達的西方資本主義社會里，卻毫無預警，首次自主地出現了一場準革命性的運動。整個事件所代表的意義非凡，經常甚至有人將它與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一八四八年布爾喬亞革命與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并列。夸特羅其與奈仁兩人合著的這本專書，雖然不能說是有關這項議題的權威之作（其實到現在似乎也還沒有），可是卻是一個極佳的入門讀物。夸特羅其在前半部，排除枯燥的歷史性敘述，代以散文詩般的描繪，讓讀者身臨其境地感受當時的氣氛。而奈仁在后半部，則補以嚴謹的政治經濟學分析，一感性，一理性，完美地提供了一個了解1968年五月運動的初步架構。

當蘇聯共產集團解體，資本主義仿佛取得了全面性勝利之際，在這個歷史時刻，重新審視這個來自資本主義內部的事件，不禁令人想到，歷史可能并未終結，而是如這本書的標題所言：終結的開始。事實上，已經開始了卅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