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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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多的時間，中東發生了一系列迅速而慘烈的變化，令人感到眼花繚亂，也深感困惑。

　　一方面，似乎是“更落后”的、帶有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色彩的哈馬斯、真主黨等組織，面對在武器裝備方面占有絕對優勢的以色列國防軍，不屈不撓，前仆后繼，在尸山血海中對以色列的種族滅絕和侵略行徑進行了可歌可泣的抵抗；

　　另一方面，中東那些似乎應該是“更進步”的世俗民族主義國家或組織，如已被推翻的敘利亞阿薩德政權、埃及的塞西政權、茍安于西岸的巴解組織等，卻對以色列噤若寒蟬，甚至不乏暗中勾結，充當以色列的幫兇，乃至維持會。

　　更令人感到不解的，在敘利亞執政五十多年的阿拉伯復興社會黨（又譯阿拉伯社會主義復興黨）政權，面對奉行原教旨主義的反對派武裝的進攻，在十幾天的時間里，就土崩瓦解。

　　未來，敘利亞局勢塵埃落定后，大概率將會出現政教合一的新政權，如塔利班在阿富汗建立的政權那樣。

　　這一現象，被一些觀察者概括為“政治退化”【點擊閱讀】。

　　從形式上，這一概括是有道理的，但還不夠。

　　我們需要解釋的是，為什么這些原教旨主義的組織更有革命性、更受群眾擁戴，總是能夠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如塔利班、哈馬斯、真主黨等），并且在對抗以色列的屠殺時，更堅決、更不怕犧牲、也更有效？

　　這里順便說一句，以色列現在很有點不可一世的樣子，但以色列勝利了嗎？顯然不是。

　　從殺戮的“成效”和占據的地盤來說，以色列的猶太復國主義政權似乎占盡優勢，但代價是以色列完全失去了苦心經營70多年的“大屠殺敘事”所營造的光環，變成了一個在國際社會中裸奔的種族主義政權——而“大屠殺敘事”恰恰是以色列立國正當性的最重要基礎——這一變化對以色列才是決定命運的。

　　要回答前面提到的困惑，常征在這里，鄭重向大家推薦一本書：王小強的《文明沖突的背后——解讀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復興》，這本書，雖然出版于二十年前，但今天讀起來，毫不過時，反而會有醍醐灌頂之感。

　　王小強，是一位多方涉獵的研究者，曾任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副組長、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常務副所長。1996年，王小強獲英國劍橋大學政治與經濟系博士學位。他的這本書，以大歷史為背景，以公平與效率為邏輯起點，從社會經濟發展與意識形態上層建筑關系的角度，對伊斯蘭教與資本主義、社會主義這兩種意識形態的關系及其異同作了比較，對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進行了深入解讀，用“見人所未見，言人所未言”來概括，是非常準確的。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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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幾何時，美國最老謀深算的國師級政治謀士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甚囂塵上。

　　亨廷頓的基本論點是：

　　“在這個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最重要的和危險的沖突不是社會階級之間、富人和窮人之間，或其他以經濟來劃分的集團之間的沖突，而是屬于不同文化實體的人民之間的沖突”。

　　按照亨廷頓的觀點，某些文明就不應該存在，某種宗教就應該被消滅，否則沖突不能停止。但與此同時，階級剝削，精英對大眾的壓迫卻被輕輕掩蓋了。

　　在《文明的沖突背后》一書中，王小強卻在研究了大量事實后指出：

　　“所謂‘文明沖突’的背后，是少數人暴富、巨富還是多數人共同富裕的沖突，是唯利是圖與精神文明的沖突，是優待資本、虐待勞工與追求沒有人剝削人、人壓迫人之理想社會的沖突，是發展中國家現代化，重蹈資本主義道路覆轍走不通，還是另辟蹊徑，超越資本主義道路的沖突”。

　　2001年，美國911事件爆發后，王小強陷入深深的思考——為什么這些并非無知莽夫的伊斯蘭青年要用自己的生命去消滅另一生命？是什么使標榜捍衛人權、民主和自由的人從不愿意想一想別的民族的境遇？為什么在冷戰結束以后，這個世界不但沒有走向一個更好的世界，反而充滿了戰火和不人道?

　　王小強認為：在冷戰時期，“社會主義陣營從已有的公平出發，搞經濟改革，追求效率；資本主義陣營從已有的效率出發，搞社會改良，注重公平。兩大陣營的對抗和競爭，付出巨大代價，畢竟從不同的方向，推動人類整體的社會進步。”

　　但到了九十年代初，蘇東劇變，冷戰結束，西方勝出，力量平衡被打破，結果就是美國一超獨霸，恃強凌弱，所有的文明與進步力量都在明火執仗的強權下顯得憤怒的無奈。

　　今天，我們看到以色列依仗美國的庇護，在全世界的注視下，以直播的方式肆行種族滅絕與屠殺，卻完全無可奈何，也許會更清晰地感受到這一點。

　　王小強通過梳理歷史，解釋了伊斯蘭教何以會成為穆斯林反抗帝國主義壓迫的思想武器——

　　伊斯蘭教誕生于社會分化極為嚴重的公元七世紀（大約相當于中國唐朝初年），當時，阿拉伯商業衰落，商業資本流向牧區﹐用于重利盤剝﹐利率往往在本金一倍之上，許多部落由此陷入貧困﹐社會動蕩與反抗的現象有增無減。

　　在這種社會背景下，伊斯蘭教誕生了，其主旨是追求平等和公平。

　　《古蘭經》是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在23年的傳教過程中陸續宣布的“真主啟示”的匯集，其中強調，穆斯林的首要責任﹐就是去創造一個公義﹑平等的社會﹐讓貧者﹑弱者都能受到尊重。為了追求這樣的境界﹐穆斯林需要在各個層面﹐推動“吉哈德”（圣戰）﹕在精神﹑政治﹑社會﹑個人﹑軍事﹑經濟諸層面皆然。

　　《文明沖突的背后》用一個新的視角去解讀伊斯蘭世界，這完全不是一直以來美國和西方告訴我們的伊斯蘭世界。

　　王小強充滿激情地寫到——

　　“穆罕默德強調：‘虔誠信神的人都有責任打造公平美好的社會。’在他看來，‘清貧者是高尚的，是真主的寵兒。’穆罕默德在麥加的地位節節提升，最為人稱道的就是對窮人和奴隸十分關愛。對勞苦大眾的道德關切，煥發追求公平正義的戰斗精神。”

　　“穆罕默德仰天長嘯，壯懷激烈：

　　‘主?。∧闶刮疑鸀闊o產者生，死為無產者死，讓我在無產者的隊伍中再生吧！……為人民從政，不忠于職守者，與天堂無份；為官而騙人民者，與天堂無份；………真主與清官同在。’

　　高舉為無產者、為人民從政的道義旗幟，穆罕默德率領一伙志同道合的同志，從繁華腐敗的商業都市——麥加遷徙到落后純樸的麥地那，與游牧經商的原始部落相匹配，組織成教、政、軍、民、學渾然一體的‘烏瑪’共同體，用超越血緣種族、超越階級國家、超越民族人種的平等理念相互激勵，團結奮進，迅速開拓一片新天地，又從農村包圍城市，摧枯拉朽，所向披靡。”（《文明沖突的背后》P12頁）

　　著名學者張文木教授在閱讀《文明的沖突》（《張文木：大風起兮云飛揚——讀王小強〈文明沖突的背后〉有感》）后寫下了這樣的心得：

　　“當前的恐怖主義與伊斯蘭教及其教義實現的‘圣戰‘手段并無必然聯系，這與小布什動用軍事暴力使伊拉克人民陷入苦難，以及伊拉克戰爭后美國監獄發生的‘虐囚事件’等，并不能使我們因此怪罪基督教教義的道理完全一樣。”

　　與目前一些將恐怖主義歸因為伊斯蘭教及其圣戰教義的本末倒置的視角相比，王小強的這個研究成果確有正本清源的意義。

　　在《文明沖突的背后》一書中，最令人耳目一新的是王小強用大量的材料，梳理了伊斯蘭教與社會主義的關系，而這是今天的西方媒體、主流媒體所刻意遮蔽的。

　　當年在埃及，納賽爾搞了阿拉伯社會主義，伊拉克、敘利亞和黎巴嫩是復興社會黨的復興社會主義，利比亞是卡扎菲的伊斯蘭社會主義，突尼斯是布爾吉巴的憲政社會主義，在蘇丹，在阿爾及利亞，在索馬里，在塞內加爾，在印度尼西亞，伊斯蘭世界都在進行社會主義運動。在某種意義上說，伊斯蘭教天然具有社會主義傾向，向往一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社會，并在理論制度法律組織全方位進行了社會實踐。

　　王小強的這一發現，意義是巨大的。它有力的解釋了，為什么當中東（也包括西亞的阿富汗等），當一個世俗政權（王權、總統制、形式上的西方民主制等）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垮臺后，取而代之的不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制”，而是帶有濃厚原教旨主義色彩的政權。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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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明沖突的背后》揭露了冷戰結束，伊斯蘭社會主義試驗失敗后的中東社會現狀：

　　石油資源的收入落到少數人的手里，嚴重貧富分化。在科威特，平均兩個科威特人就擁有一個女仆，但阿拉伯人民并不認同現代邊界，他們認為這是西方強加給他們的。美國和西方為了自身的利益和以色列的利益，不斷打斷阿拉伯世界的發展進程，制造恐怖主義和戰亂，是阿拉伯世界苦難的根本原因。

　　用“文明沖突”的邏輯，不僅不能正確解釋當今世界的現狀，更不能引領我們沿著正確的道路前行，只能使我們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今天，人類應當重新認識列寧曾提出的“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的解釋框架。

　　壓迫民族國家與被壓迫民族國家，即北方國家與南方國家的對立，轉移了曾為馬克思揭示出的資本中心國的國內工人階級與資本家階級的對立矛盾，“公平”的買賣關系掩蓋了北方國家與南方國家之間的剝削與被剝削的對立關系。

　　當這種對立發展到極端，處于弱勢的一方就會用極端的方式做出反應——在伊斯蘭世界，這種反應往往打著宗教的旗幟，并從宗教教義中汲取思想資源和力量——這就是美國所謂的“文明沖突”和“國際恐怖主義”。

　　只有通過消除民族間的剝削壓迫，進而消滅階級剝削與階級壓迫，才能對“文明沖突”和“國際恐怖主義”釜底抽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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