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對好朋友埃德加-斯諾說，“比如什么‘四個偉大’，討嫌！總有一天要統統去掉，只剩下一個Teacher，就是教員。因為我歷來是當教員的，現在還是當教員。其他的一概辭去。”

　　他為人通達，對朋友如春風般溫暖；他做事認真，實事求是，細致深沉，靈活堅定；他寫文章，恢宏大氣，豪邁灑脫，通俗易懂，從來沒有官腔套話，一說大家就都能聽得懂。

　　今天，很多人崇拜他，把他的畫像掛在家里，把他的雕像豎在廣場上，背誦他的文章，在天邊的高原，有人把他比作文殊菩薩，在遙遠的海外，有人把他的頭像紋在身上，以獲得力量。可是老師是個唯物主義者，無神論者，他不崇拜任何偶像，也不希望任何人崇拜偶像。

　　他知道什么救世主，什么英雄，都是靠不住的，他讀了很多書，見識了很多事，認識了很多人，得出一個結論：“三皇五帝神圣事，騙了無涯過客”。創造歷史的，是人民自己。

　　他曾對農民朋友說：“過去你們拜關公、拜觀音大士......只要關圣帝君、觀音大士，能夠打倒土豪劣紳嗎？那些帝君、大士們也可憐，敬了幾百年，一個土豪劣紳不曾替你們打倒！現在你們想減租，我請問你們有什么法子，信神呀，還是信農民會？”

　　如果這個世界上真有什么神明，又怎會讓善良的人受苦？又怎會讓生產者受壓迫？又怎會讓一個數千年來勤勞善良的民族忽然間遭遇滅頂之災、飽受凌辱和壓迫？這神明，這上帝，難道沒有長眼睛，沒有長良心嗎？

　　所以，沒有神，沒有上帝，一切都得靠人民自己。

　　他也不是生來的圣賢，不是天生的聰慧，他也只是一個山溝溝里的孩子，一個農民的孩子。

　　人的一生，都是不斷學習，不斷成長的。

　　他年輕的時候，還夸過曾國藩，追捧過梁啟超，當過“皇漢”，還追捧過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反對過激烈的斗爭和革命，甚至還鼓吹過“湖南省獨立”，認為資本家是“可以通過教育”，讓他們減輕剝削。但是，漸漸的，他發現了那些地主階級英雄身上的反動性，看破了民族資產階級身上的軟弱性，明白了權利不能靠妥協得來，槍桿子才能出政權，更明白了中國的問題，是世界上最復雜的問題，外來的任何經驗未必管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才是唯一的解決途徑。

　　起初，他和蕭子升他們一樣，認為社會是可以改良的，資本家、軍閥、上層階級都是可以對話，可以商量的，他們認為，大政府不重要，政權也不重要，通過教育逐步改良，也能實現人的平等和自由。后來他和蕭子升們分道揚鑣，認識到中國的社會是是沒法自上而下改良的，只能靠無產階級自己，來改造世界。

　　中國的階層太復雜，利益鏈錯綜復雜，今天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資本家，明天就可以變成阿附帝國主義的買辦；今天高呼反對皇權、反對獨裁的中產階級知識分子，明天又能為軍閥買辦們張目，把抗爭的農民罵成痞子和流氓；今天“打倒列強、除軍閥”的國民革命軍，明天又有可能把槍口指向工人和農民。

　　所以，他發現，教育是可以的，但教育不能慢慢來，“批判的武器，不能取代武器的批判”，所以，他要把“改良”，變成徹底的“斗爭”。而這個“斗爭”，不能盲目照搬他國的經驗，因為中國那時候，并沒有太多真正意義上的“無產階級工人”，社會的大多數，其實是農民，中國的社會，也不是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而是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農業社會，那么就要因地制宜，從實際出發，講究策略和方法。

　　他有他自己的一套邏輯和理論，年輕的時候總是和老師、同學、朋友爭論不休，那時候，他和我們一樣精力充沛，頭腦靈活，卻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但他潛意識里覺得，這個世界不太對。

　　為什么國家衰落如此？為什么帝國主義如此蠻橫跋扈？為什么普通勞動者被壓榨一生，只能在貧窮和疾病中死去？沒有人會告訴他直接答案，他只能靠自己去追尋，他拼命地讀書，拼命地實踐，他去當兵，他去考警察、法律、醫生、造肥皂，他去讀師范，結交朋友，他嘗試著身無半文，去周游一個省。

　　他曾追隨著他的老師，去了全國最高學府，做了一個圖書管理員，在那里，他學到了一門學問，這門學問很了不起，這門學問不教人做什么帝王將相，也不教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它教導我們，要為廣大勞動人民謀求生存的空間，要追求所有人的平等。這門學問，詳細分析了這世界上所有不公平的現象，并且探討了這些不公平的根源。

　　他帶著這門學問，回到家鄉，回到工人和農民中間去，他對那些辛苦勞動而朝不保夕的人們說：“‘工’字上邊一橫是天，下邊一橫是地，我們工人頂天立地，從此要做‘天下的主人’”。

　　理想不是那么容易實現的，他可以教育人民，讓人民懂得這門學問，但事情，是要一步一步做的，即便是真理，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間展示自己的力量。敵人是強大的，盟友是一時的，年輕的同志是幼稚的，這門偉大的學問，也得符合這個國家的實際情況。先行者們犯了錯誤，老師他們遭遇了巨大的失敗，昔日的盟友成了敵人，對并肩作戰的戰友和同志舉起了屠刀，老師他們的事業，被妖魔化成了洪水猛獸，他們的事業岌岌可危。

　　他明白了一個道理：“批判的武器，不能取代武器的批判”，“槍桿子，得抓在自己手上”。

　　他帶著他的隊伍，在秋收時節，走進了大山里，他重新樹起了旗幟，改變了隊伍的名稱，還重新建設了組織，讓“支部建在連隊上”、“黨指揮槍”。他說，想要贏得最后的勝利，得做三件事：“實事求是、群眾路線、建立根據地”。有些人不聽他的，奪他的權，搶走他的成果，否定他的戰略，想要走機會主義路線，一舉暴動而獲得勝利，結果損失慘重。更有人崽賣爺田心不疼，拿全部家底，去和強大的敵人死磕，結果一敗涂地，多年成果毀于一旦，不得已，只能丟掉根據地，所有人轉移。

　　他一生，并不是順風順水，無往不利，他也栽過很多跟頭，被人扣了許多“帽子”，其中就有“保守主義”、“逃跑主義”、“土匪山大王主義”，其實他還是唯物主義，他堅持實事求是，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其實，他學習馬克思主義的過程很慢，遠不如同時期的其他同志，早期，他沒有出過國，也沒有系統完整地熟讀馬列理論經典，更沒有讀過什么正規的、現代的軍事書籍。

　　最初的時候，他為什么總是被“邊緣化”？為什么某段時間，在黨內的地位，還不如在國民黨那邊的地位高？因為那時候的布爾什維克們，很在乎出身、來歷，就像今天的互聯網一樣，開篇就要告訴大家自己的學歷，自己的母校，是清北，還是莫斯科伏龍芝，有沒有去過法國和蘇聯，能不能引用資本論和共產黨宣言。而他，被認為是鄉下來的農民，不夠“布爾什維克”。

　　哪怕后來，歷史選擇了他，讓他來決定這項事業的走向和命運，依然有人嘲笑他“不懂理論”，打仗全靠“《三國演義》和《孫子兵法》”，他實事求是地講：“老實說，孫子兵法我都沒讀全”。

　　他的許多理論和思想，都是一邊實踐，一邊探索，一邊總結的，有一段時間，他被邊緣化，被趕出了指揮崗位，沒有事干，住在一個小廟里，和三個和尚相對無言，就開始讀書，讀馬列著作，再后來到了延安之后，他再根據自己的斗爭實踐，和對馬克思主義的領悟，寫出了《實踐論》和《矛盾論》，一舉奠定了自己的哲學思想。

　　他帶著他們，分開了河水，穿過了峽谷，越過了高山，趟過了草地，讓那些窮追不舍的豺狼虎豹，再也追不上他們的腳步，讓整個事業轉危為安。

　　工人、農民、老人、孩子，都追隨他，因為他一直走到他們中間去，握住他們的手，問他們的名字，了解他們的痛苦、困惑和迷惘，讓他們每個人都發出自己的聲音，把那些苦難的故事講出來，那么人民才能夠緊緊地抱在一起，對抗這數千年來所謂的“天命”。他對他們講愚公移山的故事，告訴他們，并沒有神來幫忙，挖掉三座大山的，是愚公們自己。

　　他的隊伍是與眾不同的，在這里，沒有官長，沒有等級，工人和農民組成了士兵，連長排長班長要給新兵洗腳，噓寒問暖，教新兵識字，讀書，寫自己的名字，甚至在苦難行軍的途中，還給他們講授各種知識，讓他們懂得什么是迫擊炮的射擊曲線，什么是“反斜面”，教他們使用三角函數計算落點，閑下來，還會給他們講解世界上最先進的武器，這群衣衫襤褸、一無所有的人們，很多時候，竟然在討論航空母艦。

　　他贏得了那場最終的勝利；但他的道路，其實才剛剛開始，因為人民雖然站起來了，但一窮二白，國家遍地瘡痍，那個偉大的理想，還遠遠沒有實現，需要做的，還很多很多。

　　他做了很多事情，他讓部隊北上，擋住了全世界最強大的那支軍隊，逼得不可一世的他們，在沒有獲得勝利的停戰協定上簽字；他努力發展重工業和軍工產業，讓國家掌握了終極的武器，從此不再被帝國主義威脅；他普及教育、興修水利、消滅傳染病、杜絕賭博、賣淫，讓每一個人都能自食其力，自信自強，重獲屬于人的尊嚴。他這一生，是不斷斗爭的一生，也是努力奮斗的一生。

　　他是一個唯物主義者，唯物主義者第一信條就是“物質決定意識”。物質是什么？是這個世界，是這個世界里的千千萬萬人民。

　　他相信人民，依靠人民，為了人民，所以哪怕他暫時被誤解，被打壓，失敗受挫，舉步維艱，都沒有關系，因為他相信“人民終將勝利”。

　　他是不信任何“神明”和“偶像”的，老師靠自己，靠群眾，就能劈波斬浪、克服艱難，用知識和智慧能夠解決疑難，建立自己的“根據地”，靠團結吸引到很多志同道合的戰友。他一直在教育人民，要獨立自主，相信自己的力量和智慧。

　　如果這力量來自自身，那么用起來就踏實，就信心百倍。

　　他一生，最推崇“平等”和“自強”。

　　他當年在圖書館里學到的那門學問，太過博大精深，他花了大半輩子的時間去研究、實踐、去發展這門學問。就像所有的圣哲先賢一樣，他也不是無所不能的，他也不可能掌握最終的真理，他也不可能看到一切的未來。

　　真理肯定不是一成不變的，歷史更是不斷向前發展的，我們站在歷史的高度去俯視他，他也只是一個凡人，但他卻以凡人之軀，教育了人民，喚醒了人民，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歷史。

　　人民的學問，需要人民去發展，人民的勝利，需要人民自己去守護，人民的歷史，需要人民自己去書寫。他只是一個老師，一個教員，指引了一個時代；當他也成為了歷史的時候，就再一次教育了我們——從來沒有救世主，一切都要靠我們自己。

　　他教會了我們太多的東西，我們腦子里的實事求是、一分為二看問題、調查研究、群眾路線……都來自于他。

　　當大家面對復雜局面猶豫不決的時候，就會想起：“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是革命的首要問題。”

　　當大家飽受挫折卻依然有人想要頭鐵硬干的時候，腦子里一定會警惕地響起：“革命是進攻的，但也有防御和后退，為了進攻而防御，為了前進而后退，為了向正面而向側面，為了走直路而走彎路，天下的事，并不以你的意志為轉移，你想這樣，偏一下子辦不到，等轉一圈回來，事情恰又辦成了”。

　　在遭遇強大的敵人的時候，我們會想起《論持久戰》——不能盲目悲觀，做投降派，也不能盲目自信，做速勝派，他認為這都是機會主義做法。要戰術上重視敵人，戰略上藐視敵人！要從全局層面上要樹立必勝的信念。而在具體的作戰部署上應該小心謹慎，審慎決策。

　　在敵我之間有著巨大差距的時候，我們還會想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你的原子彈，我打我的手榴彈”，“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

　　他告訴我們政治的真正內涵，就是“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敵人搞得少少的”，不要“四面出擊，四面樹敵”，要團結大多數，先打敗那個最壞的家伙。

　　他還告訴我們，不要迷信外來力量的幫助，我們的事業能否成功，完全決定于自己的實力是否強大，所以，他支持我們所有人“艱苦奮斗，自力更生”。

　　他鼓勵我們讀書學習，但他又告訴我們，不能教條主義，不能讀死書，因為“盡信書，不如無書”。他說讀書要和實踐相結合，要考慮實際情況的變化。讀死書，就不如殺豬，因為豬會跑，會叫，會反抗，書只會躺在那里等你讀，又不會反抗。他還說，教條主義，連狗屎都不如，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條呢？既不能肥田，也不能喂狗！

　　他最后還告訴我們，世界上沒有絕對的真理，一切都在變化發展之中，要一分為二地看問題。

　　他教育我們，任何時候，都要向勞動人民學習，因為“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

　　他對未來充滿希望。

　　他特別喜歡我們年輕人，對我們充滿期望，他常常掛在嘴上的就是——“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

　　9月9日，是他離開的日子。

　　他曾經說過：“要開個慶祝會，我們來慶祝辯證法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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