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三聯生活周刊」原創內容

　　6月24日上午，韓國京畿道華城Aricell電池廠發生重大火災事故，造成23人死亡，8人受傷。23名遇難者中，5名為韓國人，17名為中國人，1名為老撾人。在6月25日的新聞發布會上，Aricell首席執行官樸淳寬表示，死亡的外籍勞務人員都是臨時工。

　　由于低生育率和老齡化問題帶來的勞動力短缺愈發嚴重，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韓國一直在持續加大對外籍勞務人員的引入力度，并放寬對企業雇用臨時工的限制，出于削減成本的考量，一些企業甚至用臨時工替換正式工。頻繁流動的臨時工，往往會成為高危行業里最脆弱的一群人。

　　記者｜覃思 彭麗

　　原編輯｜王珊

23人遇難

　　6月24日晚上，在家玩手機的樸希言突然刷到了一處火災現場的視頻，百米高的煙霧直竄上天，像“蘑菇云”一樣。盡管視頻里的建筑被打上了馬賽克，樸希言仍覺得這棟樓有些眼熟，她找到清晰視頻，一眼認出，這是自己3個月前打工的電池廠。她一下子懵了。看到新聞這晚，樸希言輾轉反側，她越想越擔心。凌晨，她給兩個曾經的同事發去消息，“安全嗎？還在電池廠上班嗎？回答我！”但兩天過去，消息仍顯示未讀。

　　起火的是一家叫Aricell的鋰電池工廠，位于韓國京畿道華城市西新面。華城是韓國一座較大的工業城市，遍布著汽車廠、電子元件廠等，聚集了大量外國勞工。出事的公司成立于2020年5月，是韓交所上市公司S-Connect的子公司，正式員工50人，屬于中小規模企業。在韓國官方公示系統的信息，該工廠生產的電池為鋰亞磷酰氯電池，這種一次電池（不可充電）通常用于工業領域的電子設備，如智能儀表和監控設備。根據最新數據，該公司的年產能已達到5GWh，占韓國年電池總產能的1.25%，占一次鋰電池產能的比例接近35%。

　　廠區內有11棟樓，當天工廠內共有102名工作人員。3號樓有67人，這棟樓的2層存放了約3.5萬塊鋰電池，這也是火災最開始發生的地方。事后公開的監控錄像顯示，情況失控發生在短短半分鐘內。首次爆炸出現在上午10：30分，在一摞整齊堆放的電池中間，突然一股白煙騰起，高度直沖天花板，一名路過的女工被嚇得往后退了幾步。10秒后，兩名員工靠近白煙位置，開始搬運爆炸區域的電池，試圖讓它們遠離起火點，期間持續有電池爆炸，冒出火焰。一名員工拿來干粉滅火器，噴向起火位置，但火勢沒有減弱，多塊電池相繼爆炸，產生巨大的橙色火球。距離第一次爆炸后42秒，迅速蔓延的濃煙徹底遮蔽住監控攝像頭，畫面變成一片灰色。

　　當天下午，華城市消防局防災科科長金振英在簡報會上稱，火災的原因，是工廠內的3.5萬個鋰電池單元發生爆炸性燃燒。他同時表示，當第一批人員到達火災現場時，由于電池仍在不斷爆炸，火勢蔓延速度太快，噴水滅火難見成效，另外，由于鋰電池爆炸產生大量有毒氣體如氟化氫，消防人員也難以進入火場救人。韓國國立消防研究所研究員羅勇云在火災現場分析稱，按照韓國標準，該工廠生產的一次電池會在滿電狀態下出廠，這使得它們在火災中的危險性和爆炸可能性遠超二次電池（可充放電循環電池）。

　　直到下午3：10左右，大火才被撲滅。6月25日，韓國警方找到失蹤者遺體，確認事故遇難人數23人，其中17人來自中國。當地時間26日，韓國國立科學調查研究院表示，初步調查結果顯示遇難人員全部死于窒息。

　　韓國慶旼大學消防學教授李容宰告訴媒體，事發樓房墻壁用薄金屬砌成、中間夾著塑料，很容易著火。消防部門官員則表示，工廠把易燃材料堆放在二樓出口的門附近，導致工人無法從出口逃出，這也是安全漏洞，另外，許多遇難者被發現倒在起火出口對面的墻邊，而沒有從另外一個出口逃離，說明對工廠內部結構缺乏了解。有鋰電池行業技術專家告訴本刊，監控錄像所顯示的使用干粉滅火器的行為，不是對鋰電池起火的規范操作，應該用大量水對電池降溫。

　　韓國電池工廠發生火災后被燒毀的外觀（視覺中國）

　　赴韓的打工者

　　火災發生的兩天后，樸希言在網上刷到了一份遇難者名單。她仔細核對了姓氏和年齡，認出里面有3個人應該是自己車間的同事。“一個老撾人，兩個中國人”，兩個中國人正是她發消息的同事，是一對親姐妹，來自黑龍江。姐姐50來歲，妹妹也有45歲，在樸希言的印象里，兩個人都比較瘦，身高1米6左右。

　　樸希言今年36歲，是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延吉市人，她說電池廠里的很多工人都是四五十歲的中國女性，許多是東北朝鮮族的。樸希言是9年前到韓國的。她告訴本刊，自己原本在延吉市一家裝修公司當業務員，那時候工資是800元人民幣每月，干了兩年，漲到了1500元。這不夠她生活。房租500元每月，每半年交一次房租，一次要交3000元，是兩個月的工資，“到要交房租的時候就愁”，2015年決定到韓國。那時，赴韓打工已經成為潮流，村里人基本只有老人留在家里，年輕人都拿著H2簽證（韓國政府面對朝鮮族成員發布的一種訪問就業簽證）去了韓國，“男人在工地，女人在廠里”。

　　《流水線上的女工》劇照

　　樸希言認識遇難的兩姐妹時，妹妹來韓國半年，“她有個女兒剛上大學，家里負擔重”，于是和老公一起來了韓國，老公在工地上干活。樸希言告訴本刊，監工不在的時候，她們會一起聊天，兩姐妹都愛說愛笑，“有時候笑聲比車間的機器聲都要大”。她們還會帶水果、糖、餅干和大家一起吃。偶爾，大家會聊到想家的話題，“都很想，想家里的父母，想媽媽做的飯菜”。

　　遇難的兩姐妹，和樸希言一樣，都是屬于臨時工。“正式工一般是韓國人，或者干了一兩年的中國人。”樸希言告訴本刊，在韓國，很多工廠只招臨時工，因為正式工工資更高，公司投入的成本也高，要給買包括國民年金（也就是養老保險）、醫療保險、事業保險和工傷險在內的四大保險，臨時工則不需要。在電池廠，員工流動性很大，“很多人只干一兩天就走了”，

　　即使如此，在跳槽去工資更高的地方前，樸希言對這份工作很滿意。樸希言在韓國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汽配廠，她說這是最不受人歡迎的行當，“噪音大，油味重，最重要的是要倒班，經常需要熬通宵。”但是樸希言沒有一技之長，沒什么更好的工作可選。“晚上困得眼睛都紅了，只能用力掐自己”，遇上嚴厲的管理員，還會時常被催促。干了一個月后，樸希言忍受不了，辭職了。

　　后來她輾轉在軍用背包廠、汽配廠、生產化妝品殼的塑料廠、電熱毯廠。在電熱毯廠里干活時，科長因為她開叉車幫送貨的人搬了一下東西，覺得她不聽話，狠狠罵了她，“罵得很臟”。同廠的人勸她忍一忍，“他（對外國人）就是那樣的”。

　　《黑暗榮耀》劇照

　　電池廠的工作環境是樸希言“待過的工廠里最好的”。她在生產車間工作，負責盯著機器把鋰切到一定長度，切好后她交付其他工人進行下一道工序。“車間溫度和濕度都是恒定的，比較舒服，管理員也不催人”。每天，公司會安排兩輛大巴車把員工接到工廠，工作時長從上午9點到下午6點，中間有一小時午休，公司包午飯，每周二、周四晚上加班2小時。工資是最低時薪，折合成人民幣50元左右，加班工資則是最低時薪的1.5倍。碰上節假日少的月份，樸希言可以拿到1萬5千元。

　　出事的打包車間工人流動性最大，樸希言也去幫過忙，“整個車間的電池都會拉去那里，先檢查是否是不良品，然后貼膜、打上生產日期，疊好包裝盒裝進去，再一個一個擺放”，擺放好的電池被放在門口，管理員會來運走。樸希言說，比起她所在的生產車間，打包車間人更多，有四五十人。現在想來，一件后怕的事情是，他們來工廠后從未進行過安全培訓。樸希言說，她是在招聘網站上找到的工作，頭天帶著簽證來面試，第二天就開始上班干活了，“我去過的所有工廠，都沒有安全培訓，逃生路線是什么，怎么使用滅火器這些都沒有。”

　　缺乏保障的臨時工

　　在6月25日的新聞發布會上，Aricell首席執行官樸淳寬同時也是Aricell母公司S-Connect的負責人表示，該工廠共有103名員工，其中50名為正式工人，53名為外籍工人，死亡的外籍勞務人員都是臨時工。韓國華僑華人聯合總會會長王維月告訴本刊，這次嚴重的事故，其實暴露了韓國長期以來大規模臨時用工的隱患。 

　　韓國華城起火電池廠代表道歉（視覺中國）

　　為了補充勞動密集型產業的人力不足，從上世紀90年代起，韓國就開始大力從海外引進勞務人員。推出了“研修生”、“外國人雇用許可”等制度，到了2003年，外籍勞務人員達到30萬。“盡管韓國也面向東南亞、中亞國家招人，但由于這些地區的人通常不會韓語，實際上中國朝鮮族人最匹配韓國勞動力市場的要求。”四川師范大學日韓研究院客座研究員張哲告訴本刊。

　　韓國華僑華人聯合總會會長王維月告訴本刊，20年前，他就是在這股風潮下前往韓國。2004年，他從黑龍江的武術學校畢業，了解到如果去韓國當武術老師，薪資可以達到在中國同行業的10倍。“那時候韓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在亞洲算是先進的，所以我國很多正規、非正規的勞務人員大批涌入韓國。不過，能夠找到的工作大多是韓國人不愿意從事的'臟累險'工作，幾乎90%的中國人都是從事這些行業。”

　　與引進外國勞務人員政策同時出現的，是韓國的臨時工制度。上世紀90年代末，在金融危機沖擊下，韓國失業率高漲，政府開始放寬對企業雇用臨時工的限制，臨時工規模迅速擴大，一些企業甚至用臨時工制度替換正式工，比如韓國電信就在2004年強制5505名正式工退休，再以臨時工方式重新聘用。據韓國統計廳發布的數據，2023年，韓國臨時工人數約為812萬人，占到工薪勞動者的37%，臨時工的平均工齡為2年零8個月，平均月薪195.7萬韓元（約合10222元人民幣）。而臨時工與正式工的月薪差距已連續6年擴大，差距達到166.6萬韓元（約合9066元人民幣），創下歷史新高。

　　韓媒報道工廠構造示意圖

　　王維月記得，從十幾年前開始，包括他在內，幾乎沒有留學生不打臨時工。“有工地打工、家庭清掃、臨時廚師等等，五花八門。”王維月表示，在持有合法簽證的情況下，日結工的工資一般不會低于法定最低工資，而且工資當日結算，不擔心拿不到錢，因此，對于假期有限的留學生和持短期簽證的人來說，臨時工也是個不錯的賺錢渠道，直到現在依然如此。“臨時工里，高中也有，碩博也有。以前是通過職業介紹所、親朋好友找臨時工作，現在網絡信息發達，大家在網上就能查到招聘信息。”

　　頻繁流動的臨時工，往往會成為高危行業里最脆弱的一群人。王維月提到，“臨時工對工廠的業務、地形都不熟悉，一旦發生安全事故，無法及時反應，傷亡會更大。而且，會雇用臨時工的，通常是訂單不穩定的中小企業，這些企業在安全培訓上存在紕漏的可能性很大。”事故發生后，《朝鮮日報》采訪了一些行業人員，對方稱，有些制造企業的培訓短至15分鐘，但由于語言問題，臨時工常常在未理解安全培訓內容的情況下，被派往工作現場。有中小企業主告訴《朝鮮日報》，“20多年來，說韓語有困難的中國工人越來越多。”

　　韓國崇實網絡大學的學者金正德等研究2017-2021年的數據發現，外籍工人死于工傷事故的可能性是韓國普通工人的3倍，每年平均有101例死亡，其中47.8%發生在建筑工地，36.5%發生在制造業，超過8成遇難工人的工齡不滿3年。王維月說，“在韓國，工會是很強勢的組織，普通韓國人可以通過工會和企業叫板。但是外國人無法集會、示威。”張哲表示，“韓國也存在幫助外籍勞工的公益組織，但是在語言障礙和文化差異下，工人很難找到這些途徑，維護自己的權益。”

　　消防隊員稱在搜索現場（視覺中國）

　　在這次事故中，最年輕的遇難者23歲，家屬告訴韓國記者，遇難者是他的侄子，來自黑龍江，在韓國忠清南道天安市的一所大學攻讀韓國語言文學專業，到電池廠打工是因為“不想再依賴父母，自己已經長大成人了”。還有一名男子告訴媒體，他失去了自己的獨生女和侄子，他們都是去年剛從黑龍江省牡丹江市來到韓國，和親人團聚，他對兩個親人的去世感到“絕望，無法相信”。

　　（樸希言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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