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醫科大學的一紙通報，在網絡上引起了軒然大波。

　　通報的核心內容：

　　1、俞老師因搶救危重患者而遲到29分鐘給學生上課

　　2、俞老師被學生舉報

　　3、學校根據舉報對俞老師做出了處罰，包括罰款、全校通報批評、取消評選先進資格

　　4、通報強調，該處理結果是按照文件規章制度進行的處罰。

　　這個通報沒有一絲漏洞，至少從形式邏輯看是沒有問題的。

　　可是，人民群眾不滿意啊！網絡上一邊倒地批評南方科技大學對此事處理不當——以后誰還敢去救死扶傷呢！

　　這就涉及到一個核心問題：到底是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重要？還是文件規章制度重要？到底是程序正義重要？還是實質正義重要？

　　共產黨人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絕不是為文件規章制度服務的。共產黨從成立的那天起，就是要打破一切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的。共產黨人不能成為文件規章制度的奴隸。

　　根據《毛澤東年譜》：

　　（1927年）4月12日，毛澤東出席鄧演達主持召開的第2次中央土地委員會會議，并擔任會議記錄。毛澤東在會上發言說：“所謂土地沒收，就是不納租，并無須別的辦法。現在湘鄂農民運動已經到了一個高潮，他們已經自動地不納租了，自動地奪取政權了。中國土地問題的解決，應先有事實，然后再用法律去承認他就得了。”

　　向地主納租，是幾千年的剝削制度，歷朝歷代都會作為律法予以規定。這是實行了幾千年的規章制度。

　　共產黨人（以及尚未叛變革命的國民黨）卻用革命打破了這個規章制度。打破這個幾千年的規章制度的唯一目的：解放人民，也就是為人民服務。

　　根據東方直心老師《毛澤東大傳》：

　　在（1966年11月）14日下午的會議上，張春橋向毛澤東匯報了處理安亭事件的經過。

　　陶鑄說：“怎么可以先斬后奏？”

　　毛澤東在張春橋說到上海工人在一個布店里“借”了一批紅布做造反隊袖章的時候，就已經被感染了，待張春橋匯報完畢，便笑著說：“他們也是沒有辦法，是官逼民反嘛！可以先斬后奏。”他還說：“總是先有事實，然后才有概念的。沒有事實，怎么能形成概念？沒有實際，哪能有理論？有時理論與實際是并行的。有時理論先行，但是實際總歸是第一位的。工人不先把革命鬧起來，哪兒來的幾條規定？總是先有事實后有政策的。這件事春橋同志的處理是正確的，是應該根據現實改變過去的政策。過去限制工人參加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規定脫離了群眾。”

　　凡是不合理的、不利于最廣大人民的規章制度，都要砸碎。

　　在建國初期，因為從蘇聯引進技術，同時將蘇聯的規章制度也引進來。對于蘇聯的制度，比如一長制的馬鋼憲法，很多人奉若圭臬，不允許有半點改動。

　　根據《毛澤東年譜》：

　　（1958年）3月9日下午，成都會議開始舉行，毛澤東主持，他說：

　　關于規章制度問題，規章制度從蘇聯搬了一大批，害人不淺。那些規章制度束縛生產力，制造浪費，制造官僚主義。建國之初，沒有辦法，搬蘇聯的，這有一部分真理，但也不是全部真理，不能認為非搬不可。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獨立思考，忘記了歷史上教條主義的教訓。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這是唯物論；二者是對立的統一，也就是辯證法。對蘇聯的經驗，只能是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不從之。什么事情都要提出兩種辦法來比較，這才是辯證法。為什么規章制度不可以有幾個方案？規章制度是上層建筑，有一部分屬于生產關系，工資福利屬于分配，也是生產關系。

　　中國人民是敢于打破一切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的，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鞍鋼的廣大群眾在實踐中感到馬鋼憲法不合理，無法更好地發揮群眾積極性。于是他們根據實踐，提出了自己的鞍鋼憲法——兩參一改三結合：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干部、工人、技術人員相結合結合。

　　很多人盲目迷信蘇聯，迷信蘇聯的規章制度，認為那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正如很多人迷信發達的資本主義一樣，認為資本主義的一切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但是，真正的共產黨人認為，只有人民利益才是真正“神圣不可侵犯的”。任何與最廣大人民利益相抵觸的事物，都一定要改造它、打破它。

　　不顧人民利益，抱著本本，只認規章制度，那是教條主義，是官僚主義。

　　早在1930年，毛主席就反對這種本本主義、官僚主義。他在《反對本本主義》（一九三○年五月，收錄在《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中寫到：

　　以為上了書的就是對的，文化落后的中國農民至今還存著這種心理。不謂共產黨內討論問題，也還有人開口閉口“拿本本來”。我們說上級領導機關的指示是正確的，決不單是因為它出于“上級領導機關”，而是因為它的內容是適合于斗爭中客觀和主觀情勢的，是斗爭所需要的。不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討論和審察，一味盲目執行，這種單純建立在“上級”觀念上的形式主義的態度是很不對的。為什么黨的策略路線總是不能深入群眾，就是這種形式主義在那里作怪。盲目地表面上完全無異議地執行上級的指示，這不是真正在執行上級的指示，這是反對上級指示或者對上級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本本主義的社會科學研究法也同樣是最危險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中國有許多專門從書本上討生活的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共產黨員，不是一批一批地成了反革命嗎？

　　正如毛主席所說“盲目地表面上完全無異議地執行上級的指示，這不是真正在執行上級的指示，這是反對上級指示或者對上級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同樣，盲目地執行所謂的規章制度，不顧人民群眾的利益，這是最巧妙的怠工，這是最巧妙的官僚主義。這樣的做法是“最危險的”，最終會走上損害人民利益的道路上去。

南方醫科大學的這種粗暴地、教條式地處理方式，最后的結果就是造成忽視人民利益、不顧患者死活、只顧規章制度的損害人民利益的道路上去。

　　南方醫科大學事件，是典型的教條主義、官僚主義——這就是這個事件的實質。

　　這是違背人民利益的，沒有絲毫的為人民服務的精神。

　　正如多年前的彭宇扶老人案的判決，法官王浩竟然可恥地問出了這樣的話：“不是你撞的，干嘛去扶？”

　　這個判決，讓人民群眾的利益付出了巨大代價。毫不夸張地說，這個法官一定會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的。

　　同樣，南方醫科大學如果不能迅速改正自己的錯誤，相信，他們也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根據《毛澤東年譜》：

　　（1964年12月12日）......毛澤東對陳正人的信和報告寫了一些批注。陳正人信中說：“特別值得重視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勝利有了政權以后，很容易脫離群眾的監督，掌管了一個單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當權地位違反黨的政策，以至發展到為所欲為。而像我們這些領導人，官僚主義又很嚴重，對下面這些嚴重情況又不能及時發現。這就是在奪取了政權之后一個十分嚴重的危險。”毛澤東批注：“我也同意這種意見。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他們怎么會認識足呢？這些人是斗爭對象，革命對象，社教運動絕對不能依靠他們。我們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沒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是否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衡量真假共產黨的唯一標準。

　　任何違背人民利益的人或者集團，最后都會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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