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路線分野：何為中心？
近期的《中國紀檢監察》雜志，刊登了13位省領導對反腐的堅定態度，其中所談到的“反腐形勢嚴峻復雜”，從長期看，代表了共性問題。
習近平同志開年提出了我黨自我革命的九個問題。其中以引領社會革命為根本目的，以跳出歷史周期率為戰略目標，指出自我革命，是在毛澤東同志當年給出“人民來監督政府”第一個答案基礎上，給出的第二個答案。（2024.1.8，新華社）
兩個答案相輔相成。黨的自我革命，取決于內部矛盾運動。是以人民為中心還是以中性的生產力為中心？是按黨章做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還是所有制中性的全民黨？
二、 問題導向，務必抓綱
今天，我國制造能力超越了西方，八年前經濟邏輯被顛倒為“造買租”后，迎來科技創新春天，但市場主體的構成，主要憑借勞動附庸化和剩余勞動私有化，物質和人口生產過剩，消費不足，財富向少數人集中，債務經濟，階級固化逐年消耗經濟后勁。現行憲法認為的“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與現狀完全不符。抽象的“發展是硬道理”已走到盡頭。
以人民為中心，對市場與政府作用的探索，回到了毛澤東同志指出的尊重價值規律、又要限制其體現的資產階級法權這個基本矛盾，回到了生產力有社會屬性這個根本問題。歷史證明，以經濟為中心的中性“發展”、中性“生產力”必然導致所有制中性的資本生產力。今天，若不想重蹈西方G7的生產力退化覆轍，就要回到以人民為中心、以勞動為主體的生產力。這是兩條路線，涇渭分明。
總書記談到政治生態與反腐的關系，提及行賄治理，實質上涉及到源頭治理。這個源頭就是政經分離。一方面，私營企業行賄的靈活成為強大的機制優勢，另一方面，所有制中性論抹去社資差異，成為官商勾結、大量優秀人才墮落變質的社會土壤。
三、 從歷史規律出發
馬克思指出：“判斷這樣一個變革時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識為根據；相反，這個意識必須從物質生活的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現存沖突中去解釋。”（馬恩選集二卷，33）
毛澤東同志反復批評了“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與落后的生產力是主要矛盾”的認識，對中性生產力的糾正貫穿了七十年來黨內的路線分歧。中性生產力、中性所有制形成的“全民黨”理念，以兩極分化促繁榮，演變社會矛盾。而蘇共、蘇聯變質解體的警示是，一旦自我批評形式化，就要“讓人民來監督政府”，這是“兩個答案”的歷史邏輯。
怎樣自我革命？習近平同志正確總結：群眾路線是我黨的生命線和根本工作路線。這就要破除形式主義，依法具體化公民權利，開展上層建筑的政治改革。
四、 三點建議
1，取消憲法中“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提法。
2，順應互聯網時代，針對資本、特權和境外勢力對輿論熱點的操縱，取消五屆三次人大對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限制，充分保護互聯網維憲言論、文章，嚴格追究任何限制、刪除維憲言論、文章、賬戶的行為，嚴懲違憲違法操縱輿論、流量，主導熱搜，保護互聯網記憶，防范顏色革命。相信群眾，相信青年中蘊藏的巨大維憲力量，就能在各個局部有力支持兩個確立，支持黨的正確路線。
3，無論何種所有制，積極主動的勞動與創新生產方式才有活力。華為形成了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成果緊密聯系的奮斗者所有制，卓有成效。而熱衷所有制中性，維護少數人占有剩余勞動，自然排斥勞動主體，懈怠自主創新，熱衷依附外資，自發脫實向虛。企業和區域社會能否成為命運共同體，勞動和特權專制、勞動和資本的矛盾是決定性的，具有普遍性。在轉化社會矛盾中是否維護勞動權益，決定著黨性和經濟成敗。正視工人、農民罷工權力的警示器、減壓閥作用，具有現實意義。因此，取消五屆三次人大對罷工的限制，時機已經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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