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蔣萬安,名義上為蔣介石曾孫、蔣經國孫子,但實際上連蔣家都不認這等“外嫡子嗣”。
蔣萬安是蔣經國與秘書章亞若在江西贛州時私情媾床而誕下的雙胞胎之子(章孝嚴、章孝慈)中,章孝嚴的兒子。
1988年1月,蔣經國去世,章孝嚴、章孝慈兄弟倆甚至沒有資格參加親生父親的葬禮,還是被異母兄弟蔣孝勇偷偷帶去臺灣榮總醫院“懷恩堂”偷瞄一眼。
即使后來上臺的李登輝公開承認他們兄弟倆是蔣家的后代(以拉攏作為自己政治背書),但蔣介石家族依舊不愿接受。
再說蔣萬安本人——實為“章萬安”,在小學三年級的時候,于老師的告知下知道蔣經國是自己的親祖父,后又在中學的辯論賽上看見《蔣經國與章亞若》一書,書中有自己的父親與叔叔,確信自己為“蔣氏后代”。
到高二的時候,蔣孝嚴將所有家世真相告訴他,隨即章萬安便改姓為“蔣萬安”。
這也看出他對蔣家門閥與國民黨黨內蔣氏政治資產的依附向往,以及從那時開始已升騰的政治訴求。
2017年9月9日,蔣萬安當選第20屆國民黨中央委員,并于同年的10月1日當選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去年11月26日,蔣萬安當選臺北市市長,以43歲的年紀成為臺北市史最年輕市長。
很多人還是老一副幻想主義套路,熱衷拿國民黨作為“遏制民進黨”的“棋子”,仿佛國民黨是依附于我們的可命之廝。
只不過這種動輒“下大棋”的政治投機手法,最后換來的往往是你眼里的所謂“棋子”反而會死死把你拿捏,將你作為經濟上的金庫和政治上的杠桿,用以輔佐經略島內的臺獨事業。
2019年1月3日,蔣萬安做客政論節目時多次表示,支持“總統”蔡英文在當年元旦提出的所謂“四個必須”,尤其是要對岸(也就是我們)“正視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
對于“一國兩制臺灣方案”,蔣萬安也表示“絕對無法接受”,他認為絕大多數的臺灣民眾也都無法接受——這倒是一定程度上直接打了我們方面某些勢力的臉。
半年后香港爆發黑暴運動,香港警察于11月在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理工大學等校園與恐怖分子對峙,蔣萬安隨即在臉書發文表示:
香港學生為了捍衛民主與自由,無懼港警強力鎮壓,我要給予最高敬意。
去年6月初,我解放軍出動三十架次戰機執行戰巡任務,先后進入臺島西南空域,派出包括殲16,殲11,以及蘇35在內的九種機型,一時間島內“風聲鶴唳”。
哪怕自2021年以來我軍組織巡臺軍事演練就已常態化,但一次出動這么多架戰斗機仍稱得上罕見——就在解放軍亮劍的當天,美國參議員達克沃斯偷偷竄訪了臺島,所以我軍彼時亮劍一定程度上也是沖著她來的。
就在那一敏感時段,蔣萬安竟然公開要求大陸對臺“釋放善意”,并且兩岸“地位對等”…
這中不自量力又堂而皇之的反動姿態,可見多年來我方對于國民黨陣營實在是過于“給臉”了。
就本次“雙城論壇”來說,蔣萬安此前甚至就我軍繞臺演訓(警告賴清德躥訪美國)發表措辭激烈的聲明,揚言:
大陸若對賴清德竄美有任何過激行為,我就拒絕出席雙城論壇!
即便是本次被我方許多人士投入濃重筆墨渲染宣傳的“雙城論壇”,蔣萬安在論壇講話中雖然透露了很多看似溫情的信息(比如兩岸同胞同根同源且血濃于水、爭取和平及雙贏、可以加強經貿、社會等層面的合作等),但是卻全程沒有提及“一個中國”及“九二共識”。
不僅如此,抵達上海后蔣萬安還在個人社交賬號上明確表示“中華民國”是他的“國家”。
這,難道不是飛龍騎臉嗎?
這,竟然能夠讓大陸方面的地方部門以“最高禮遇”、以“座上賓”相待,讓人嗅到了一絲近二十年前大刮特刮的“蔣熱”之風的味道。
2
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嗎?
這個問題的答案在我這里是沒有爭議、無需爭論的。
其實早在2021年夏天的塔利班問題和去年冬天(世界杯期間)的伊朗宗教問題上我就表達過觀點:美化敵人的敵人這是極其短視的思維和行為,也是工業黨與大旗黨極度鐘愛的政治誘騙。
決定敵我關系的因素非常多,但最重要的因素在我看來始終是階級向與意識形態向。
除非自己的階級立場發生動搖、或自認為本就是可以“根據形勢的變化”而隨時進行動搖的,否則,所謂“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這樣的思路一定會造成政治失真。
毛主席在《論持久戰》里說得好哇:
世界上只有貓和貓做朋友的事,沒有貓和老鼠做朋友的事。
僅僅一個「團結」是唬不住人的,更是說服不了群眾的,因為只有在明辨敵我陣營界限的前提下,團結才能產生正向的政治意義,團結才能創造強大的斗爭力量。
列寧在《統一》中的觀點則更為辛辣:
統一,這是偉大的事業和偉大的口號,但是,工人事業所需的是馬克思主義者的統一,而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同反對和歪曲馬克思主義的人的統一。
從馬英九到蔣萬安,號稱“不統不獨不武”的國民黨,其所謂“一中各表”是比綠黨更為陰晦的獨,也是對「蔣經國路線」的繼承發展,是對毛主席領導我人民解放軍發動的解放戰爭、對我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我億萬工農群眾的毫不掩飾的否定與挑釁。
洪秀柱在擔任國民黨主席期間曾表達過“一中同表”(有蘊含著國家統一的含義),但后來接任洪秀柱任國民黨主席的吳敦義仍然堅持所謂“一中各表”。
無須諱言,這個“一中各表”當然是一個邏輯上的怪物了,實乃變相的“兩國論”、變相的“兩個中國”,反映了國民黨1949年流竄臺島之后其黨內主流派的心理狀態。
就歷史事實與政治意識的雙重層面來看,國共兩黨之間是有不共戴天、不可調和的階級層面的血海深仇的,這永遠不以時間和外部形勢為轉移。
馬英九也好,蔣萬安也罷,以及日后可能來訪的各路國民黨要員,誠心給我方各地的政府接待們推薦一下會晤地點(當然,有沒有這個心氣和意識那我就不知道了):
南京雨花臺烈士陵園,國民黨反動派在寧屠殺革命群眾的刑場,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領導人鄧中夏、惲代英、羅登賢,毛主席介紹入黨的毛福軒,曾任新四軍秘書長的朱克靖,以及八路軍359旅政治部副主任劉亞生,均列此處。國民黨人前應來此示誨謝罪;
武漢伏虎山烈士陵園,中國共產黨早期馬克思主義宣傳者、“二七”大罷工領導人李漢俊即列于此,其1927年12月被國民黨反動派殘忍殺害,年僅37歲。國民黨人應來此示誨謝罪;
武漢向警予烈士陵園,我黨唯一一名女性創始人(毛主席親語)、也是我黨第一位女性中央委員、我國女權運動的革命先驅、湖南女界勤工儉學運動的首創者向警予,即列于此。1928年3月20日,由于叛徒出賣,向警予在法租界三德里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在遭到各種難以想象的嚴刑逼供的情形下,向警予依舊死守黨的秘密,在通往刑場的路上依然面無懼色地向圍觀群眾發表演講,劊子手向她嘴里塞進石沙、又用皮帶縛住她的雙頰也擋不住她的革命勇氣……最終,殞命余記里空坪刑場,年僅33歲。國民黨人應來此示誨謝罪;
長沙橘子洲頭紀念館(毛主席雕像),毛主席領導人民解放軍取得解放戰爭的勝利并帶領工農群眾建立新中國,本質上已事實宣布國民黨反動政治力量的不復存在,國民黨人應拜謁毛主席雕像,以示對中國共產黨執政地位與中國人民的承認和尊敬;
重慶白公館渣滓洞遺址,戴笠重金打造的國民黨的“兩口活棺材”,宋綺云、徐林俠夫婦及幼子“小蘿卜頭”等皆曾被囚禁于此,最多時曾有二百多名“政治犯”被關押于此,原防空洞曾被大改為“刑訊洞”。1949年11月27日,國民黨軍統特務對關押在此的革命者進行大屠殺,僅二十人脫險(三天后,重慶解放)。國民黨人應來此示誨謝罪;
上海龍華烈士陵園,原為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舊址和龍華革命烈士就義地,在此被關押和殺害的共產黨人和革命義士數以千計,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羅亦農、楊殷、彭湃、陳延年均列于此。國民黨人應來此示誨謝罪。
……………………
可以看到,短短半年時間,不論是馬英九的焚香祭祖、標榜“中華”、仁慈親善,還是蔣萬安的“合作共贏”、“雙城好 兩岸好”,國民黨人2023年登陸之旅充滿了濃厚的威脅味道——仿佛一旦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妄圖”實現祖國統一大業,那就是破壞兩岸和平、破壞同胞一家親、破壞中華子孫大團結……
早在1942年5月2日,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就有過揭示:
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就是存在決定意識,就是階級斗爭和民族斗爭的客觀現實,決定我們的思想感情。但是我們有些同志卻把這個問題弄顛倒了,說什么一切應該從‘愛’出發。
就說愛吧,在階級社會里,也只有階級的愛,但是這些同志卻要追求什么超階級的愛,抽象的愛,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這是表明這些同志是受了資產階級的很深的影響。
滿口靡靡之音,渾身抗拒政治,國民黨人今日的忸怩姿態倒也不出乎我的意料。
不妨重溫一下1949年1月渡江戰役前夕毛主席在《將革命進行到底》中的恢宏手筆:
中國人民將要在偉大的解放戰爭中獲得最后勝利,這一點,現在甚至我們的敵人也不懷疑了。
敵人是不會自行消滅的。無論是中國的反動派,或是美國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侵略勢力,都不會自行退出歷史舞臺。
正是因為他們看到了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在全國范圍內的勝利,已經不能用單純的軍事斗爭的方法加以阻止,他們就一天比一天地重視政治斗爭的方法。
中國反動派和美國侵略者現在一方面正在利用現存的國民黨政府來進行‘和平’陰謀,另一方面則正在設計使用某些既同中國反動派和美國侵略者有聯系,又同革命陣營有聯系的人們,向他們進行挑撥和策動,叫他們好生工作,力求混入革命陣營,構成革命陣營中的所謂反對派,以便保存反動勢力,破壞革命勢力。
根據確實的情報,美國政府已經決定了這樣一項陰謀計劃,并且已經開始在中國進行這項工作。
以蔣介石等人為首的中國反動派,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反革命政變至現在的二十多年的漫長歲月中,難道還沒有證明他們是一伙滿身鮮血的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嗎?難道還沒有證明他們是一伙職業的帝國主義走狗和賣國賊嗎?
請大家想一想,從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變以來,從一九四五年十月重慶談判和一九四六年一月政治協商會議以來,中國人民對于這伙盜匪曾經做得何等仁至義盡,希望同他們建立國內的和平。但是一切善良的愿望改變了他們的階級本性的一分一厘一毫一絲沒有呢?
這些盜匪的歷史,沒有哪一個是可以和美國帝國主義分得開的。他們依靠美國帝國主義把四億七千五百萬同胞投入了空前殘酷的大內戰,他們用美國帝國主義所供給的轟炸機、戰斗機、大炮、坦克、火箭筒、自動步槍、汽油彈、毒氣彈等等殺人武器屠殺了成百萬的男女老少,而美國帝國主義則依靠他們掠奪中國的領土權、領海權、領空權、內河航行權、商業特權、內政外交特權,直至打死人、壓死人、強奸婦女而不受任何處罰的特權。
難道被迫進行了如此長期血戰的中國人民,還應該對于這些窮兇極惡的敵人表示親愛溫柔,而不加以徹底的消滅和驅逐嗎?
值得注意的是,現在中國人民的敵人忽然竭力裝作無害而且可憐的樣子了。
一九四九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將向長江以南進軍,將要獲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偉大的勝利!
七十余年后,如果馬英九、蔣萬安們憑借幾筆纖柔的書法揮毫、幾根廉價的祭祖檀香、幾抹香濃的精致脂粉,就可以“感動”大陸方面的官員、群眾、媒體……
那不得不說,蔣介石曾叫囂了近三十年的“反攻大陸”還真是在某種層面上得以實現。
列寧在《瑞士社會民主黨齊美爾瓦爾得左派的任務》中曾有言:
無產階級對戰爭的回答應當是:宣傳、準備和實現以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奪取政權和實現社會主義制度為目的的群眾性的革命行動。只有社會主義制度,才能使人類擺脫戰爭。
靠盲吹“反戰”、“和平”、“peace and love”,帶來不了真正的和平。
如是前提下,誰越叫嚷“和平”,誰反而才是真正的戰爭渴望者與戰爭利益的實際收割者。
正像毛主席在1956年八大上所說的:
我國和各社會主義國家都需要和平,世界各國的人民也都需要和平。渴望戰爭、不要和平的,僅僅是少數帝國主義國家中的某些依靠侵略發財的壟斷資本集團!
3
可以看一眼我方某些媒體的立場:
不得不說,觀察者網你真的夠了,不止一次邀請臺灣文人撰文、抵制大陸中央政府和群眾網友對臺灣省停止惠臺政策而實行窮臺戰略,你到底是中國還是西方的媒體公司?
那個所謂的“上海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沒什么神秘的,張維為的合作公司。
先來看看觀網臺灣寫手的這句:
你民進黨內部要是一直借此操弄民粹,到最后貿然宣布‘臺灣獨立’,那就是大陸動手的時候了,正好也能師出有名。
這話說的真帶勁,合著中國人民解放臺灣的法統性即“師出有名”,是需要等到臺灣民進黨所謂“宣布獨立”才能獲得的?
如是意思是,只要民進黨一天不大張旗鼓地宣布,我們便一天不具有解放臺灣的正義性是嗎?
這簡直是在為臺獨站臺,給解放大業潑臟水上眼藥。
同時就事實來看,難道這么多年民進黨沒有事實上宣布臺灣獨立嗎?臺灣省長久以來難道沒有事實上孤懸海外嗎?
誰要是否認這一點,那屬實是自欺欺人的下棋下傻了——而這份傻勁兒,恰恰剛好為對岸的臺獨分子所利用、變相給我們解放臺島的正當性上了一道反動枷鎖。
從歷史看,早在1979年1月26日,也就是中美建交僅僅二十多天后,美國國務院就曾向國會提交了所謂“臺灣授權法案”,主要是關于設立“美國在臺灣協會”的技術性規定,議員們乘機對法案進行了兩個多月的辯論,并把許多議員感興趣的對臺灣的安全擔保寫進了法案。
該法共18條,其中最關鍵的是“關于美國對臺灣安全的承諾”和“臺灣的國際地位”兩條。關于美國對臺灣安全的承諾,該法第二條說:
美國決定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系是基于臺灣的前途將通過和平方式決定這樣的期望;認為以非和平方式包括抵制或禁運來決定臺灣前途的任何努力,是對西太平洋地區和平與安全的威脅,并為美國嚴重關切之事;美國將向臺灣提供防御性武器,并保持抵御會危及臺灣人民的安全或社會、經濟制度的任何訴諸武力的行為或其他強制形式的能力。
該法第三條還規定:
美國將向臺灣提供使其能保持足夠自衛能力所需數量的防御物資和防御服務;總統和國會完全根據他們對臺灣的需要的判斷并依照法律程序來決定這類防御物資和服務的性質和數量。
總統將對臺灣人民的安全或社會、經濟制度的任何威脅并由此產生的對美國利益所造成的任何危險迅速通知國會。總統和國會應依照憲法程序決定美國應付任何這類危的適當行動。
臺灣問題最終如何解決,這完全是中國的內政,但該法卻把完全屬于中國內政的問題作為美國國內法闡述的主題,這就粗暴地踐踏了中國的主權,干涉了中國的內政。
關于臺灣的“國際地位”,該法案第四條的所謂“法律的適用或國際協定”又規定:
外交關系或承認之不存在不影響美國法律對臺灣的適用……凡當美國法律提及或涉及外國和其他民族、國家、政府或類似實體時,上述各詞含義中應包括臺灣,此類法律亦應適用于臺灣。
國會批準美國同到 1979 年1月1日止被它承認為“中華民國”的臺灣當局所簽訂的并在1978 年12 月31日有效的一切條約和其他國際協定(包括多邊公約)依然繼續有效,除非和直到依照法律予以終止。
本法的任何內容不得解釋為支持把臺灣當局從任何國際金融機構或任何其他國際組織中排斥或驅逐出去的依據。
這就是說,美國實際上仍然把我臺灣省看作一個“國家”,把臺島割據當局看作一個“政府”,這同《中美建交公報》的精神是不相容的。
1979年4月10日,“與臺灣關系法”經卡特總統簽字正式生效………直到今天,這部法案對對中美關系以及我們的統一大業造成著負面影響,堪稱埋雷。
同時,作為對外部國際環境變化的某種“呼應”,也是對此前國內《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切向前看》與“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等新思路的踐行,諸多時代性的對臺方略紛紛出爐。
比如,1981年我們制定的“葉九條”,就很有代表性:
一年后的8月17日,中美就美對臺軍售問題簽訂《八一七公報》。
以今天視角重新回溯看待,這是一份內容相當含糊的公報:
美國政府聲明,不尋求執行一項長期向臺灣出售武器的政策,向臺灣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數量上將不超過中美建交后近幾年供應的水平,并逐步減少它對臺灣的武器出售,經過一段時間導致最后的解決。在作這樣的聲明時,美國承認中國關于徹底解決這個問題的一貫立場。
這些條款均無精確定義,“逐步減少”、中美建交后近幾年的“水平”基準是什么,全都沒有指定。
盡管美方聲明放棄長期對臺軍售,但也沒有說明長期”有多長;雖重申“經過一段時間導致最后的解決”,但也并沒有設立明確期限。
而就在中美簽訂《八一七公報》僅一個月前即1982年7月14日,里根指派美國在臺協會臺北辦事處處長李潔明(這位可是一個重量級人物)會見臺偽總統將經國,對臺提出“六項保證”。
大致內容為:
美國無意就對臺軍售設下截止日期;不會就對臺軍售議題事先與北京協商;不會在北京壓力下停止對臺軍售;不會修改臺灣關系法;無意扮演臺海兩岸的中間人,不會施壓迫使臺灣與北京展開談判,不支持北京對臺灣主權的主張。
這就是真實的歷史。
自欺欺人是沒有用的,而借自欺欺人之名來行叛國助獨之實,則更是漢奸姿態。
我不禁想起,此前胡錫進曾“嘲笑”蔡英文在松山機場于三名美國議員面前“站著匯報”……詞藻之間傲氣十足。
然而,美臺早已公開勾連,這時候胡錫進之流竟還扯什么“站著坐著”?蔡英文作為一個偽府領導人、一個反動割據政權的獨派頭子,有什么資格代表臺島去和美國政治人物對話?
從權力合法性的角度,她蔡英文算個什么東西,她有什么身位可以在中國的領土上另立權杖、和外域主權國家進行政治交流?她蔡英文要是站累了、繼而坐一會兒,胡錫進又該怎么圓?這種偽雞血的自慰套路很爽是嗎?
再來看觀網臺灣寫手的這句,更加的不加掩飾:
我估計,大陸其實并沒有那么在乎誰執政,更多是看他們做了什么,若影響了大陸的發展,那大陸就要出手了。
我屬實啞口無言……
我翻譯一下吧:
大陸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并不在乎臺灣回不回來、也不在乎誰在那里非法割據,統不統一都無所謂的,只要一切向錢看、大家一起做生意,捍衛主權、領土完整此等小事都不值一提;但如果有什么‘節外生枝’影響大陸賺錢,那大陸可能會采取動作……
不得不說,這種“維持現狀論”實際確實非常契合當前島內很大一批人對中國共產黨的某種“期待”,甚至在現實層面都部分還原了大陸方面某些“開明派”“peace and love派”“小確幸派”們的真實想法——只要能賺錢,兩岸一家親;主權拋腦后,惠臺暖人心。
所以,觀網敢于刊登如此政治反動的島內言論,倒也可以理解,因為其在大陸真實存在著孕育土壤和蔓延空間。
但是我仍需提醒:無論如何,反動派就是反動派,不容任何形式的粉飾。歷史的車輪終將開啟向前,現狀終究不可能被永遠維持。
妄圖通過一而再再而三的輿論脫敏來為臺獨尋找市場、進行人心滲透,觀察者網與臺灣文人們的里應外合之舉必然是反歷史、反人民的。
再看來觀網臺灣寫手的這句:
窮臺之后,爛攤子還得要自己處理,這里所謂的“爛攤子”,并不止于統一后的重建,還要算上另一筆帳,即統一前臺灣將經貿完全轉移到其他國家以求生存的成本——臺灣與國際經貿體系連結得愈深,統一就愈容易引發國際反彈。這是不是自找的統一障礙呢?
不禁想問:所謂“爛攤子”,再爛能爛得過1949年蔣介石留下的滿目瘡痍的中國大陸?所謂“與國際經貿體系連結得深”,再深能深得過1946年蔣介石直接讓渡主權、出賣領土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
但事實證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完全有能力重建家園、并豎起獨立自主的主權大旗。
偌大的大陸都可以白手起家地崛起,你一個臺島就成了龐大的“障礙”了?別給自己貼金了好么。
再來看這句:
歸根結底,問題并不僅止于“實現統一”,更在于“如何實現統一還能兼顧發展”,北京的主要考量當然是全中國人民的生計,社會的進步,并從這基礎上看臺灣問題,因此,俄烏沖突對中國來說是意外的教材。
這段又是暗戳戳的禍心難掩了,然而不好意思,就在2022年9月28日,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才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
中方在烏克蘭問題上的立場是一貫的、明確的。我們始終主張各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都應該得到尊重,《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都應該得到遵守,各國合理安全關切都應該得到重視,一切有利于和平解決危機的努力都應該得到支持。
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臺灣問題完全是中國的內政,同烏克蘭問題有著本質的區別,兩者沒有任何可比性。任何借烏克蘭問題影射、關聯臺灣問題的企圖,都是別有用心的政治操弄。
同時,所謂“問題并不僅止于‘實現統一’,更在于‘如何實現統一還能兼顧發展’”——這句陰陽怪氣,實質是在將「統一」與「發展」對立起來,明明是“兩個都要”的命題,觀網的臺灣文人卻把它弄成了一道選擇題,實乃筆鋒陰險。
至于所謂“北京的主要考量當然是全中國人民的生計,社會的進步,并從這基礎上看臺灣問題”這句則更是心理陰暗,仿佛窮臺政策、對臺武統思維是“不進步”的!
這種論調,本質是在對中國共產黨進行一種“喊話”,以所謂“社會進步”為誘餌,誘導中國黨和人民流入“peace and love”的溫情陷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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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實說,經過四十余年的孕育發酵,“peace and love”的「和統」思想甚至「不統」思想的能量與位次職級,早已遠遠超乎想象。
不客氣的說,我們內部“養寇自重”的精英利益群體和臺灣那邊“挾洋自重”的殖化利益群體,堪稱旗鼓相當又一唱一和。
在所謂“亞洲四小龍”的奢華面前,過去某一階段,可以說我們是“噗通”一聲給人家下了跪。
一切政策扶持臺商優先,一切資源傾斜臺胞優先,這在改革開放之后曾是鐵律般的統戰信條和“招商引資守則”。
自從中國從80年代末開始吸引臺商投資后,由于大陸的勞工與土地價格便宜,且政府的“對臺行政效率”也高,加上同宗同文沒有語言障礙,使得上世紀末段(尤其是亞洲金融風暴后)大批臺商到中國大陸投資設廠。
至2011年為止,在大陸的臺商已經超過八萬家,臺干人數上百萬人,投資總金額超過兩千億美元。
這背后日漸形成的就是早已長久深固、尾大不掉的對臺依附。
臺商的歷史投資地點曾以江蘇、浙江、福建、廣東、河北五大省份為主,投資產業則以電子、電器、食品及制造業等為大宗,客觀上創造了幾千萬個就業機會,也成為諸多地方政府與地方官員的座上賓……
回想1978年3月五屆人大一會通過的《憲法》中,都還明確“我們一定要解放臺灣”;然而,兩個月后隨著卡特對華政策轉變以及從7月開始中美就建交進行談判,在此過程中,我們做出了調整對臺方針的決策:把“我們一定要解放臺灣”的條目,調整為了“臺灣歸回祖國,實現統一大業”。
“解放”變成了“統一”,階級性質不再,階級高度也就不復存在。
同時,“臺灣歸回祖國”,主體和主角變成了臺灣,而不是大陸的中央政府,這也就把主動權從我們自己手中讓渡了出去。
由此配合臺商投資潮所引發的,便是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們在以一種低三下氣、小心翼翼的姿態去談論“統一臺灣”。
這樣的惡果,事實上早已在作為“一國兩制示范區”的香港,得到了驗證。
700萬人口的香港已釀成時代性的教訓,直到2020年的國安法被實施才得以事實統一——那么,2300萬人口的臺灣,難道還要來一遍走過的彎路嗎?
此時此刻,如觀察者網這樣的內地媒體,還要邀請臺島文人繼續恬不知恥地對大陸黨和人民進行“喊話”、恃寵而驕地進行某種輿論脅迫,我真的反胃。
四十四年前“解放臺灣”說法被取締的半年后,1979年的元旦,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發表了著名的《告臺灣同胞書》,表達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爭取「國家和統」的愿望,并提出了相關方針政策。
隨即,我軍停止了自1958年開始的對大金門、小金門等島嶼的炮擊,釋放出“結束兩岸軍事對峙、擴大兩岸交流和實行兩岸三通”的意愿。
那天,也是中美建交的歷史性時日,我們正式宣布放棄“武力解放臺灣”的口號,提出“和平統一祖國”政策,并呼吁兩岸進行“三通”(通郵、通航、通商)和“四流”(學術、文化、體育、藝術的交流),以期化解兩岸的長期阻隔、互相了解。
然而,換回了什么?蔣經國的“三不”:
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
后世至今,喜好說“蔣經國支持祖國統一”的朋友,恐怕是不了解“扎根本土,深耕臺灣”這個連今天的國民黨人士在面對民進黨的紅油漆和臭雞蛋時都早已羞于再提的八字方針。
這個方針就是上世紀70年代初臺當局被逐出聯合國、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簽署《上海公報》后,由蔣經國親自制定的:
大陸我們是永遠回不去了,今后只能扎根本土,深耕臺灣了。
多提一嘴:也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電影《八百壯士》于蔣經國(掌控的臺偽國防部)的親自照料下轟動出爐。
這部影片當時被臺島媒體譽為“中華民國保衛戰”,其強調所謂“中華民國正統”的反動野心不言而喻。
這也就是之所以前兩年我會不遺余力的抵制、大批管虎包藏禍心的《八佰》,完全是在給蔣記政權招魂、撼動我人民共和國的建政根基(管虎原本設想的上映時間是2019年國慶,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七十周年…)
1975年蔣介石去世后,為進一步推展臺灣的對外關系,蔣經國提出了五項方針:
第一,堅決維護民主自由的立場,一本獨立自主原則,掌握國際形勢變化,積極推展革命外交,以突破艱難,開創機運;
第二,團結反共力量,維護國際正義與和平;促進國際間聯合行動,揭發并粉碎共黨國際統戰陰謀;擴大對外宣傳,增進各國對我多方面之認識;
第三,鞏固并加強我與各友邦間雙邊關系,并推進與我無邦交國家之經貿、文化、技術合作等務實關系,以增進其對我之了解及友好;
第四,積極參加各種國際組織及活動并輔導民間團體及個人參加,以策進國際間一般性之交流與合作;
第五,強化外交陣容,培植外交人才,加強駐外文經新聞科技等機構之聯系協調,發揮總體外交功能。
蔣偽當局維系與美國關系的主要途徑,就是所謂“國會外交”,即對國會議員進行游說活動。
1974年時蔣經國就指示臺灣駐美機構派人要進一步加強與國會的聯系工作,并邀請美國國會議員訪問臺灣。
蔣經國領導的游說活動在美國國會討論“與臺灣關系法”時起了催動作用。
后來,基于“與臺灣關系法”的經驗,邀請國會議員訪臺成為臺灣當局發展與美國關系的重點,目的主要在于利用美國政治制度中分權與制衡的特點,加強對美國國會的工作,以克服美國政府行政官員與臺灣有關官員聯系受限帶來的不便。
這就是部分臺島文人與大陸“開明派”,經年累月以來在徐徐掩蓋的真相,他們抵制的不僅是“窮臺”,更是在恐懼“窮己”——所謂“兩岸一家親”,早已成了兩岸一個共同的龐大利益集團心照不宣的掘金池,他們看似隔海相望,實則利益相通、血管相系,所有民族的情感紐帶、人民的期盼呼聲在他們眼里都是需要去鎮壓清肅的。
誰在抵制窮臺,這個問題并不難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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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或許也已經確實到了必須要“拋棄幻想”的階段,域內域外形勢皆不容樂觀,如果仍然保守“peace and love”的信條去“維持現狀”,恐怕歷史性重任的實現會被繼續推遲,遙遙無期。
去年9月14日,美國國會參議院外交關系委員會高票通過《2022年臺灣政策法案》,這是1979年美臺斷交及《臺灣關系法》生效以來,美官方層面對臺政策最全面調整。
該法案在外交軍事等領域全方位提升美臺關系,雖然當中部分條文經過了不同程度的修改,但“騎臉”味兒依舊濃郁。
該法案由民主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鮑勃·梅嫩德斯與共和黨籍參議員林賽·格雷厄姆共同提出,審議曾被兩度推遲。
梅嫩德斯在聲明中指出:
此次表決顯示了美國對臺灣人民的堅定支持,并認可美國國會在面對這些挑戰時所發揮的關鍵作用。
同時,《法案》原有條文曾要求駐美的準外交機構“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更名“臺灣代表處”、“美國在臺協會”更名“美國代表處”……
并且,《法案》原本還要賦予臺島“主要非北約盟友”地位,經修訂后改為在軍備移轉上以“主要非北約盟友”盟友同等方式對待臺灣,并計劃未來四年提供臺灣45億美元外國軍事融資資金(修正版則強調是無償的軍事援助,且加碼第五年提供20億美元)。
需看到,就在那一個月前,美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亞太小組主席埃德·馬基率領跨黨派國會代表團竄訪我臺灣省,重申“美國對臺支持”。
當時的竄訪團成員還包括美眾議員加勒曼帝、魯文索、貝耶和羅德薇。
就在那十二天前,美國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剛剛竄訪臺島,成為美國二十五年來落地臺島最高級別的政治人物。
今年8月23日,美國國防安全合作局(DSCA)宣布,美國務院批準售臺F—16紅外線搜索追蹤系統(IRST),金額約五億美元。
國防安全合作局聲稱,這項軍售將強化臺灣捍衛空域、提供區域安全,也增強與美國在F—16計劃的軍事互操作性,有助于“提升臺灣應對當前與未來威脅的能力”。
毫不客氣地說,如果此時還依然有人繼續對“和平統一”、特別是對美帝國主義與所謂“島內中間派”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那實為自我安慰和自我取嗨了。
如果說對臺軍售,還只是拿臺灣當棋子;那么親自將軍事力量嵌入島內,則是美國對臺島的戰略重視程度以及臺島之于美國“遏制戰略”的地緣價值拔升的事實體現,也是美國當權集團開始撕下畫皮、歇斯底里“保衛”臺灣島這個東北亞反共前沿陣地的事實體現。
2021年6月,美國參議員達克沃斯、蘇利文和昆斯三人(一個共和黨配兩個民主黨)就已經高調竄訪臺灣,且是乘坐C-17軍事戰略運輸機而非慣例的C-40行政專機,抵達臺北松山機場(軍民兩用機場)。
美方當時的說辭是“捐贈臺灣75萬劑疫苗”,但實際情況是,美國人根本沒有攜帶哪怕一劑疫苗來島。
這就是單純的政治挑釁舉動,并非衛生事務行為。
臺島當局的偽外事部門主管吳釗燮,當日屁顛屁顛、流著一嘴哈喇子前去接機,臺當局偽領導人蔡英文隨后也在臺空軍松山基地指揮部與美國人會面。
對此,島內獨派“綠媒”興奮炒作,稱美國客人乘坐軍機首次抵臺,“意義重大”……
再往前看,2020年8月初,美國衛生與公共服務部部長亞歷克斯·阿扎爾就已經率領代表團抵達過臺灣。
阿扎爾是六年來首次訪臺的白宮內閣官員,在兩年前時也是1979年以來訪臺層級最高的白宮內閣成員。
再再往前看,2018年3月,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得到參眾兩院通過后,正式簽署了臭名昭著的《與臺灣交往法》,也就是臺島島內稱的所謂《臺灣旅行法》。
該法是繼《與臺灣關系法》之后,另一部現行的與臺島偽府官方相關的美國國內法案。
請注意這個法案的全稱:《鼓勵美國與臺灣間所有層級互訪與其他目的之法律》,它允許臺島偽府的官員進入美國,并在允許與美國官員——包括美國國務院、國防部以及其他內閣機構官員會面;它還鼓勵駐美國的所謂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及任何臺島偽府在美國成立的機構在美國進行一切正式活動,并使美國國會成員、聯邦及各州政府官員、臺島偽府高官參與其中,不再受到限制。
從《與臺灣交往法》開始,美帝國主義就已經是毫不遮掩地在將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踩在腳下了,理論上已容不得中國方面再心存任何幻想。
像這樣的論調,根本是大大逾越了“和稀泥糊墻”的范疇,而是已經事實站在了美帝國主義的角度,在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與全體中國人民進行喊話與誘降:
所謂“堅決避免和美國滑向對抗”,此等怯姿簡直連一百多年前的晚清太后都不如。
老太后至少名義上還敢出詔“宣戰”,以胡某人為代表的某些勢力,此番嘴臉已足以同當年蔣介石在日寇面前的“噗通”下跪對標媲美。
跋
“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這是1950年抗美援朝戰爭、1969年珍寶島戰役以及三次擊落美軍偵察機,給予新中國的寶貴經驗。
1964年10月5日,毛主席氣宇軒昂的話語至今聽來仍鏗鏘有力:
過去我們的事實也證明過,蔣介石是可以打的,日本帝國主義是可以打的。朝鮮戰爭證明,美帝國主義也是可以打的。
你打它,它“舒服”了。如果不打,它就不高興。你愈把它打得徹底,它就愈“舒服”
事實證明,打得它愈痛,它就愈“舒服”。
一年后主席又有指明:
美機入侵海南島,應該打,堅決打!美機昨天是試探,今天又是試探,真的來挑釁啦!既來,就應該堅決打!
就在那僅僅三年前,我人民空軍地空導彈部隊剛剛采用機動設伏戰術,一舉擊落了U-2飛機!
那也是地空導彈部隊第一次采用“打游擊”的方式擊落敵機,振奮了國人,當時更是得到了毛主席本人的贊賞!
此前,美國利用U-2飛機進行空中間諜活動已有多次,先后侵入過蘇聯、古巴、朝鮮、越南等社會主義陣營國家上空采取照相偵察、氣象觀測等侵略行為,是冷戰時期美國獲取社會主義國家重要情報的來源之一。
依照毛主席“鋼少氣多”以及“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的理論,經考慮,中央軍委批準了空軍“用游擊戰打飛機”的方案,最終取得奇效,從此長空無虞。
就在我們打下美機不過兩年之前,在布加勒斯特舉行的社會主義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媚美恐美的蘇修當局還對“不聽指揮、一意孤行與美對抗”的中國共產黨進行了全面攻擊。
他們在各兄弟黨同志們的面前對中方當眾叫囂:
列寧同志得揪一揪中國同志的耳朵!
作為回應,中國共產黨方面予以尖銳反擊:
列寧同志如果能揪我們耳朵,說明我們離列寧同志還很近。至于有些同志,列寧恐怕想揪他們的耳朵,都找不到他們了!
其時,波詭云譎的氛圍籠罩整個世界,隨著蘇聯以赫魯曉夫為核心的新領導集體奉行右傾投降主義策略、追求“對美友好”和“G2共治”(蘇修霸權思維的體現),以中國為代表的第三世界國家不安全感與日俱增,備戰的壓力隨即陡增。
1957年,艾森豪威爾繼續執政,為填補所謂“中東真空”而瘋狂推行艾森豪威爾主義,美帝繼續大力進行侵略擴張。
這一時期全世界反美呼聲日益高漲,非洲人民爭取民族解放的斗凈風起云涌,中東地區也出現了新的形勢:黎巴嫩親美賣國的夏蒙政府被推翻,伊拉克爆發推翻王朝的革命,并立即退出了美國策劃的巴格達條約集團。
但此時的蘇聯卻在赫魯曉夫集團的帶領下追求對美和解戰略……
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安全和意識形態堡壘的中國,在蘇聯同志的眼里竟然成了“異類”——宛若今天鐵骨錚錚的群眾,在以胡某人為首的“和平派”眼中是大逆不道的異類一般。
然而,還是毛主席說得好:
中國要和平,凡是講和平的,我們就贊成。我們不贊成戰爭。但是!對被壓迫人民的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我們是支持的!
“一意孤行”打下美機十年后,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正式訪問已然擁有了原子彈的中國,在北京向毛主席他老人家鄭重承諾:
美國會停止一切在中國大陸的偵察飛行!
那一次,這位美國總統飛抵北京時,我們是用這樣的標語歡迎他的:
這等“不和平、不友好”的場面,在胡某人看來或許又要被批判為“激進、對抗”了吧?
但是他尼克松后來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卻不得不承認:
近二十年來,美國一直在世界上鼓吹和帶頭孤立、封鎖新中國,不但沒有奏效,反而招致了自己對華利益的巨大損失。美國再也不能像過去那樣無視新中國的存在了!
不論是蘇修社會主義還是美帝國主義,為什么他們會懼怕毛主席?
換句話說:為什么毛主席從無畏懼蘇修和美帝?
原因很簡單:毛主席從不幻想。
1949年8月14日,面對蔣介石軍事集團窮途末路之下的“和平請求”,以及美帝國主義包藏禍心的停戰調停,在黨內和社會上部分難斷形勢的群眾、商賈、民主黨派人士的嘈雜喧囂聲中,目光如炬的毛主席果斷用一紙雄文《丟掉幻想,準備斗爭》,徹底凝聚了人心共識、為閃亮巍峨的新中國政權敲響了初生的鐘聲:
有一部分知識分子還要看一看。他們想,國民黨是不好的,共產黨也不見得好,看一看再說。其中有些人口頭上說擁護,骨子里是看。
正是這些人,他們對美國存著幻想。
他們不愿意將當權的美國帝國主義分子和不當權的美國人民加以區別。他們容易被美國帝國主義分子的某些甜言蜜語所欺騙,似乎不經過嚴重的長期的斗爭,這些帝國主義分子也會和人民的中國講平等,講互利。
他們的頭腦中還殘留著許多反動的即反人民的思想。
我們說“帝國主義是很兇惡的”,就是說它的本性是不能改變的,帝國主義分子決不肯放下屠刀,他們也決不能成佛,直至他們的滅亡。
自我批評的方法只能用于人民的內部,希望勸說帝國主義者和中國反動派發出善心,回頭是岸,是不可能的。唯一的辦法是組織力量和他們斗爭,例如我們的人民解放戰爭,土地革命。
中國的許多自由主義分子,亦即舊民主主義分子,亦即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司徒雷登們所矚望的和經常企圖爭取的所謂“民主個人主義”的擁護者們之所以往往陷入被動地位,對問題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美國統治者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國民黨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蘇聯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中國共產黨的觀察也往往不正確,就是因為他們沒有或不贊成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去看問題的緣故。
“準備斗爭”的口號,是對于在中國和帝國主義國家的關系的問題上,特別是在中國和美國的關系的問題上,還抱有某些幻想的人們說的。他們在這個問題上還是被動的,還沒有下決心,還沒有和美國帝國主義(以及英國帝國主義)作長期斗爭的決心,因為他們對美國還有幻想。在這個問題上,他們和我們還有一個很大的或者相當大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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