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乎上一條5月份的回答，被網友挖了出來：

　　“五運六氣”這套中國古人的理論，原本有一定的樸素唯物主義科學思想，只是被一些水平不高的人搞成了玄學和神秘主義。

　　例如，古語有云：“冬行春令夏必旱，春行冬令夏必澇”。而今年三月河南“桃花雪”、四月山西陜西暴雪，氣候反常、屬于典型的“春行冬令”。古人并沒有發達的天文地理和氣象學知識，這樣的古語大概是基于經驗的總結，當然也從整體論角度對自然規律的歸納。

　　今年3月27日，中國氣象局國家氣候中心組織有關專家召開2023年汛期全國氣候趨勢預測會，在綜合分析全球冬季以來天氣氣候特征、主要影響系統以及未來大氣海洋陸面等演變趨勢基礎上，預測“發生北上高影響臺風的可能性較常年大”，“多個流域可能出現較重汛情”。

　　預計今年夏季（6月至8月）降水呈南北兩條多雨帶，東北地區、華北、西北地區東北部、華東南部、華南中東部及西南地區南部降水偏多……松花江流域、嫩江流域、黃河中下游、海河流域、珠江流域降水較常年同期明顯偏多，暴雨過程多，可能有較重汛情……

　　華北和東北已經發生的洪災，證實了氣象局專家的預判，也與五運六氣的推算方向大致相同。

　　看來，在長期預報上，古人智慧與現代科技各有千秋。但是，長期預報對于災害應急并沒有實際的指導作用，只能是“未雨綢繆”，服務于為應對可能的洪澇災害而臨時上馬的水利工程。

　　而作為更長期的舉措，全球氣候變暖背景下，極端災害天氣發生頻度和烈度的加大是一個長期趨勢，需要拿出更大的魄力，像毛澤東時代整治大江大河那樣的更系統、更全面的水利工程建設。

　　新中國成立后毛主席發出了“一定要根治海河”的號召

　　1951年毛主席提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號召

　　對災害應急措施有直接意義的，是中期（10天）、短期（3天）以及短時臨近預報。

　　在短臨預報方面，現代科技加持的天氣預報在準確性方面，相比古人智慧有著無可比擬的優勢。

　　哪怕我國在漢代就發明了相風旗、相風旌等測風儀器（比歐洲早一千多年），發明了雨量器來測量降雨量，并利用天平式土炭和羽炭測溫計來測量空氣溫度；古人也有“朝霞不出門，晚霞行千里”，“日暈三更雨，月暈午時風”這樣的經驗總結——這些手段在氣象發生的具體地點、時間以及數值等方面，相比現代意義的天氣預報，準確性比較差。

　　中國郵政1958年發行了一套《氣象》特種郵票，中國古代的“相風銅烏”被放在首位

　　隨著西方科技革命的爆發，我國氣象學水平開始遠遠落后于西方。中國本土現代意義上的氣象預報開始于法國殖民者1872年在上海徐家匯建立的觀象臺，但列強在中國設立的氣象機構，是以搜集氣象情報，為侵略中國而服務。

　　徐家匯觀象臺

　　新中國成立之前，在竺可楨等氣象學家的努力下，中國氣象水平緩慢發展。但這些氣象信息屬于國家機密，只為國民黨的政府和軍隊服務，并不向公眾公開發布，只有一些簡單的信息會出現在報刊上。

　　新中國成立初期，由于解放戰爭尚未完全結束、大陸還潛伏著很多國民黨特務，加之趕上抗美援朝戰爭爆發，氣象信息關系戰爭決策，仍屬于國家機密。

　　不過，當時的人民政府已經盡最大可能向人民群眾公布危害較大的氣象信息。1951年6月，聶榮臻批示臺風警報可以明語廣播；1952年11月，上海氣象臺開始公開發布沿海大風預報和警報……

　　1953年4月，一場強寒潮突然向華北地區襲來，給廣大農民造成了巨大損失。毛主席得知此事后，意識到廣大農民百姓無法接收到天氣預報，還是只能像之前一樣利用經驗和農諺進行農業生產，無法利用現代氣象學知識進行指導，于是立即批示：“氣象部門要把天氣常常告訴老百姓。”毛主席主張新中國所有科技成果必須為人民服務，氣象學也不例外。

　　接到毛主席指示后，軍委氣象局的第一任局長涂長望做了十分細致的規劃，他計劃的第一步就是開辦氣象觀測人員訓練班，開展大規模的氣象臺站建設工作，由此拉開了新中國人民氣象事業的帷幕。為了讓氣象站覆蓋到中國的每個角落，氣象科技工作者深入到了交通最不方便、生活最艱苦的地區建立氣象站。嶄新的人民氣象事業，鼓舞了葉篤正、謝義炳、顧震潮、朱和周等一大批氣象人才，沖破重重阻撓、毅然歸國。

　　1954年7月，長江流域發生了百年不遇的洪水，武漢危在旦夕。危急關頭，成立不久的聯合天氣分析預報中心做出了準確及時的天氣預報，為武漢暴雨保衛戰的勝利做出了重大貢獻。

　　經過周密籌備，新中國氣象事業建設終于成形。1956年6月1日，氣象部門正式開始向大眾發布天氣預報，氣象服務終于有了廣闊的活動天地，為服務新中國工農業生產、指導人民群眾應急救災發揮了巨大作用。

　　但是，由于國民黨留下的爛攤子，新中國的工業化起點太低，毛澤東時代的現代氣象服務總體科技水平仍與世界有不少的差距。

　　而老牌帝國主義早就在殖民爭霸過程中認識到預測天氣對戰爭的重要性，氣象預報的重器被控制在幾個大國手中，國外的氣象衛星資料不愿與我們分享。直到1970年東方紅一號衛星發射成功，標志著我國的航天事業已經取得階段性勝利，而氣象衛星研制任務在毛主席和周總理的親自關懷下已經于1970年初悄然上馬。

　　1975年8月4日至8日，河南以駐馬店為中心的廣大地區發生了歷史上罕見的特大暴雨洪澇災害。泌陽林莊5天降雨量達1631.0mm，6小時降雨量達830.1mm，超過了當時世界上最高紀錄的美國賓州密士港的782mm，而且這場特大暴雨是發生在內陸而非海濱。

　　“75·8”特大暴雨期間，由于缺少基本大氣觀測信息（衛星、雷達觀測等），預報手段差，預報結論欠佳，無法用于防控服務決策；為了保護下游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板橋水庫遲遲不敢大量排水泄洪，最終4座大中型水庫、58座小型水庫引發局地滅頂之災、2.6萬人葬身洪流的悲劇發生。

　　正是這次巨大的氣象災害，讓當時的氣象工作者痛定思痛，作出要開展大氣監測網的建設和深入的暴雨科學研究，并在中央氣象臺建立數值預報業務系統的決定。而當時我國的國產計算機技術業已取得重大突破，這為更為精確的數值預報提供了物質基礎。1980年初，我國短期數值預報業務剛剛建成，氣象工作者又開始著手中期數值預報系統建設。

　　另一方面，到毛主席逝世第二年，我國的氣象衛星項目終于完成總體方案論證，并確定氣象衛星工程代號為“七一一”，并將我國第一代極軌氣象衛星命名為風云一號。但是由于中美“破冰”之后，中國已能接收并分析國外的衛星云圖，一些人又抱著“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的思想，氣象衛星項目險些擱淺，經費撥給嚴重不足，氣象衛星資料接收處理系統工程也一度下馬。

　　研制工作者只能蜷縮在一間不到8平方米的紅磚房里苦苦堅持，衛星廠房內沒有通風系統、沒有防靜電措施……“地下電纜、電話線都是從其他單位要來的；排水溝是大家齊心協力挖出來的；一米粗的管子，也是我們自己用汽車、馬車拉過來的……”風云一號氣象衛星應用系統總設計師范天錫2020年曾向記者講述了當時的場景。

　　在1984年1月10日的全國氣象局長會議上，時任副總理李鵬的一番講話扭轉了這種不利局面：“要不受制于人，不能像現在，他想給你就給你，不想給你就關機。所以，我們的氣象衛星是一定要搞上去的。”

　　到1988年9月，風云一號氣象衛星終于發射成功。

　　到20世紀90年代初，我國建立起了自主的全球中期天氣預報業務系統和有限區域短期數值預報業務系統，使我國躋身于國際上少數能發布中期數值預報的國家行列。

　　2001年，中國氣象局開始自主開發建立新一代多尺度通用的全球/區域同化與數值預報系統GRAPES，系統考慮了我國復雜地形和季風氣候背景，如華南丘陵地帶、橫斷山脈、四川盆地等中國的特殊性，其精細化設計考慮了更多的中國特色。

　　2015年，GRAPES全球、集合數值預報系統投入業務運行，改變了數值預報業務體系被歐美“卡脖子”的局面。

　　2015年以來隨著我國氣象觀測布網的進一步發展，對于極端降水觀測、對流發生發展機制的研究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具體包括隨著雙偏振雷達和雨滴譜等觀測的發展，在華北夏季極端降水、華南前汛期極端降水和梅雨鋒強降水的鋒面對流觀測方面也取得一定進展。

　　此次華北洪災，中央氣象臺早在7月27日就發布了72小時候降雨量預報：

　　28日早間更新的72小時雨量還在進一步增強：

　　28日晚間更新的降雨量預報顯示后續降水量仍在加強：

　　29日早間更新的次日降水量相比前面的72小時預報又在進一步加強：

　　29日10時發布的短期臨時預報更是提出了預警：

　　有了更加精確的降雨量以及降雨區域預報，接下來可能面臨什么樣的局面，以現在的科技水平已經可以作出推演：

　　以河北涿州為例，涿州是此次華北暴雨受災最嚴重的地區的地區之一，而涿州位于海河平原上規模最大的河間洼地型滯洪區，地理位置及海拔決定了涿州可能遭遇的情況。

　　直到8月1日晚間，當地已經暴雨成災，上游徑流水文站洪水來勢兇猛，當地才緊急發布了撤離通知，還有些村民、工廠、出版社倉庫稱未收到通知。

　　筆者在《大災面前，先斬“巨嬰”？--別再污名化人民群眾了》一文中指出：

　　面對突如其來的罕見的大洪水，無論是當地政府還是群眾，其實都處在茫然無措的狀態。這時，既考驗當地政府和基層干部的領導能力和緊急應變能力，又考驗群眾的組織化程度……

　　如果天氣預報的作用能夠被充分發揮出來，如果地區之間的協調統一可以更高效，這里的“突如其來”是要大打折扣的，很多防災減災應急措施完全可以在洪水發生前的24小時、48小時甚至是72小時從容做出，從而將人民群眾的生命和財產損失降到最低。

　　7月29日，國家防總辦公室、應急管理部組織會商調度，與中國氣象局、水利部會商研判，視頻連線北京、天津、河北、河南、福建等省份防辦，分析研判北方地區強降雨過程發展趨勢和福建臺風災害損失，安排部署防汛救災工作。提出要及時啟動應急響應，實時動態調整，堅決果斷采取“五停”（停工、停運、停業、停課、停止戶外活動）等剛性措施，提前組織危險區群眾轉移避險。

　　7月29日17時30分，北京市氣象臺就已經升級發布暴雨紅色預警信號；市防汛指揮部也在19時啟動了全市防汛紅色（一級）預警響應，要求企事業單位在非必要情況下不要要求員工到崗上班……

　　然而，媒體發出的一段7月31日“監控記錄下北京門頭溝被淹過程”的視頻顯示，這場洪水對于路上的行人和車輛而言，似乎真的是“不期而遇”。

　　“提前預警”變成“不期而遇”，這與“剛性措施”被企業和個體“柔性執行”有很大關系。這一方面反映了市場經濟下市場主體裁量權過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基層社會的組織動員能力已經極為弱化；北京尚且如此，河北涿州的情況就更加可想而知了。

　　不過話說回來，準確預報災害只是防災減災的一個前提，臺風的走向畢竟存在一定的偶然性，一系列強力舉措作出后，萬一臺風“轉向”了，最終沒有暴雨成災，這些措施對正常社會經濟生活的影響會引發怎樣的后果，這恐怕是現在的領導干部難以承受的。

　　此情此景讓筆者想起了1975年遼寧海城地震發生前，果斷下達避震指示、“出了問題我負責”的毛遠新，領導海城人民成功挽救至少10萬人的生命的歷史。

　　海城地震預報的成功成了歷史絕唱，這一方面離不開毛遠新等一大批共產黨人為了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敢作敢當的大無畏精神，另一方面也離不開當時人民群眾的集體主義精神和組織動員能力。

　　而這兩個條件到今天都發生了變化，所以雖然今天的氣象預報比起當年的地震預報，預測難度大大降低、準確性大大提高，卻依然無法充分發揮作用。

　　在全球氣候變暖、極端災害天氣發生的頻度、烈度增加成為宏觀趨勢的情況下，是時候借鑒歷史經驗與教訓，出臺更為完善的防災減災應對措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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