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京津冀地區遭遇了一場罕見的暴雨襲擊，這場暴雨給當地居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帶來了巨大的損失。
北京的降水極值出現在昌平的王家園水庫，為744.8毫米，刷新了北京地區有儀器記錄以來的降雨量，是140年來最大降雨，也超過了2012年721暴雨事件中的極值（541毫米）；而河北局地累計雨量甚至超過了1000毫米，多地出現山洪、塌方、中小河流洪水等災害。
截至8月1日6時，此輪強降雨僅在北京地區就造成11人遇難，27人失聯（1日14時58分最新消息 ，已有14名失聯人員確認安全）。
這一損失，相比2012年發生在北京的721暴雨已經有所降低，這一方面得益于721暴雨事件的教訓倒逼了城市救災響應機制的改進；另一方面得益于中國自主研發的數值天氣預報系統取得了巨大進步，提供了更加精準的短臨預報，為更有效的提前相應提供了物質基礎。
即便如此，此輪暴雨造成的群眾生命及財產損失仍然是巨大的，仍舊是令人痛心的。
具體來看，此輪京津冀強降水是副熱帶高壓外圍的偏南暖濕氣流，與第5號臺風“杜蘇芮”以及第6號臺風“卡努”在華北一帶匯集的結果。
然而，從更廣泛的背景來看，此輪強降水造成的洪澇災害卻是全球變暖以及城市化的必然結果。
今年5月，世界氣象組織發布評估報告說，持續三年的異常頑固的“三重拉尼娜”現象已經結束，讓人談之色變的厄爾尼諾現象即將到來，全球氣候或從一種異常進入另一種異常。
全球變暖時代，這兩種交替出現的誕生于海洋的水溫異?，F象，往往會使氣候規律“失調”：“拉尼娜”現象是一種全球性的氣候“加劇反常”現象，通常是“該熱更熱、該冷更冷、該雨更雨、該旱更旱”，對我國的影響往往是“南旱北澇”；“厄爾尼諾”現象則是全球性的氣候“反向反常”現象，通常是“該熱不熱、該冷不冷、該雨不雨、該旱不旱”，對我國的影響往往是“南澇北旱”。
通常來講，“拉尼娜”現象可以減緩全球變暖的趨勢，然而，過去三年異常頑固的“三重拉尼娜”現象卻并未起到這樣的作用。全球變暖的影響之下，2022年的極端熱浪、干旱和破壞性洪水使全球數百萬人受災，造成數十億美元經濟損失；我國長江流域遭遇了極端性高溫，干旱的模式，這是罕見的，以至于我國長江流域遭遇了近60年來最極端性轉變，江河斷流，各大湖泊沒有雨水。
2023年，這樣的趨勢變得更加嚴峻，極端高溫天氣在此前兩個多月已經嚴重影響到北京等全國多個地方，戶外的體力勞動者面臨著更加嚴重的威脅，緊接著就是席卷東南沿海地區的強臺風以及京津冀地區的強降水。
2022年，全球平均氣溫較工業化前水平高出約1.15攝氏度，是全球年度氣溫較工業化前水平至少高出1攝氏度的連續第8個年份。
而2023年是“厄爾尼諾”現象發展年，影響要到下一年才會出現。氣象學家預計，全球升溫幅度在2024年首次突破1.5攝氏度，人類將可能首次突破1.5度的氣候臨界點。這不僅會導致高山冰川的流失和關鍵洋流的中斷、帶來不可逆的生態災難，亦將造成更加極端的氣象災害出現。
此外，我國已有研究表明，極端小時雨強的增加和快速城市化之間可能存在聯系，而城市熱島效應可能對極端小時雨強的增強有作用；除了城市熱島，污染物導致的凝結核增強和微地形阻礙也有可能使城市降雨強度和頻率高于郊區的頻率和強度；另外，城市化導致的地面硬化，讓土壤的蓄水能力極大虛弱，進一步加劇了洪澇災害發生的可能。
簡而言之，隨著城市化進程和全球變暖，從1960年代至今，我國暴露于極端降水事件以及極端高溫事件影響區域內的人口呈顯著增大趨勢，且這一趨勢還在不斷加劇。
而極端降水事件以及極端高溫事件首先沖擊到的是底層勞動者階層以及老弱人群。
早在今年5月28日，江蘇常州一名56歲的建筑工人因熱射病突然暈倒在工地，此后多起熱射病發病甚至死亡的新聞在各地被報道出來；
此輪北京暴雨，外賣員訂單比平時多三成，盡管平臺為應對暴雨天氣，通過延長配送時間、縮短配送距離、剔除超時差評、增加訂單補貼等措施幫助騎手降低配送壓力，但有不少外賣員還是吃到了罰單……
氣候科學家判斷，全球變暖是工業革命以來人類活動排放溫室氣體所致。
解決的手段包括但不限于技術改造，即擺脫人類工業文明對化石能的依賴。在一個人與人、集團與集團、階級與階級激烈對抗的全球資本主義時代，僅僅依靠技術很可能將如同謀劃建造巴別塔那樣以失敗而告終。
富人群體與發達國家，平均消耗著遠遠高于窮人群體以及后發國家的能源和資源，他們反過來對窮人群體以及后發國家提出了苛刻的減排要求；碳排放的配額制交易與腐朽的金融資本主義過早地勾結在了一起，成了壟斷資本攫取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資本競爭造成的生產過剩，導致了嚴重的資源浪費與揮霍，為了擺脫生產過剩危機，資本主義又不斷開展著更大規模的投資，由此造成更加嚴重的生產過剩與資源揮霍……
盡管全球變暖的危害是長期性甚至是永久性的，然而，面對系統性的生產過剩危機和滯漲，人類的當務之急卻只是解決就業、生存與發展的問題，甚至不惜為此去加劇造成全球變暖的因素，全球變暖所造成的極端高溫和降水等一系列災害，反而成了一個“次要”甚至是“無關緊要”的問題。況且，在資本階級和富人群體看來，技術手段和生產秩序分配，可以讓本階級或本群體，免于受到全球變暖的直接災難性沖擊；而對于底層勞動者階層以及老弱人群而言，全球變暖卻是一場避無可避的災難。
這樣的狀況像極了過去三年的新冠大流行，受新冠危害最嚴重的同樣是底層勞動者階級以及老弱人群。新冠大流行以及新冠后遺癥對某些人群的危害是客觀存在的，并不會因為人們的不關注而消失，例如今年以來澳大利亞每天的新冠確診死亡數字仍舊維持在10~20人，而流感在澳大利亞每年造成的死亡人數也僅300左右。盡管掌握真實數據和信息的人對此心知肚明，但面對嚴峻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對立的兩大階級似乎都不希望再去關注這個問題，因為資本主義必須依賴不斷流動的市場與人群，資本主義更不可能有效地將群眾組織起來“群防群治”……
事實證明，資本主義無法有效應對大流行，更無法解決全球變暖的問題。工業化只是一個誘因并非必然因素，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才是全球變暖不斷加劇的罪魁禍首，這是一個需要全人類去思考、關注和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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