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在社交媒體上看到一條敖漢旗村民“求雨”的視頻，內心五味雜陳：

　　因為傳視頻不方便，筆者就把村民“禱詞”內容記錄了下來：

　　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敖漢旗興隆洼鎮永源后村北溝門子全體姓氏弟子，因久旱無雨，禾苗旱死，百草枯根，牛羊吃不飽，叫苦連天，老人小孩乞討階前。

　　2023已經過半，至今還（未）曾下透雨和牛羊見，無雨不生，無雨真難，望著黃天一聲長嘆，萬里無云，晴空一片，何時下雨？敢問蒼天。這樣年景甚是少見。

　　雨露滋潤禾苗壯，農民吃飯得靠天。天蒼蒼野茫茫，玉皇大帝四海龍王，快快降下及時雨，救我黎民早安康，百姓吃飯得靠天，萬物生長靠上蒼。黎民期盼、百姓渴望，快降甘甜、禾苗生長，姓氏弟子求助上蒼。

　　可憐可憐真可憐，農民吃飯全靠天；保佑保佑多保佑，保佑百姓得平安；天地之間傳真情，下場透雨行不行？天地之間傳真愛，姓氏弟子在等待；天地之間心連心，黎民百姓孝敬您。

　　容貌一致，滿桌供香，無數金錢，還有香煙，全體村民跪拜廟前，重修廟宇以表心愿，為求龍王降下甘甜，祈求上蒼保佑一方：闔家歡樂、幸福安康、五谷豐登、豐收在望。

　　北溝門子全體姓氏弟子求助上蒼

　　公元2023年4月30日

　　不知道村民們真的是因為久旱無雨在“禱告”，還是僅僅是舉行一個例行的“風俗儀式”。

　　據筆者所知，長城之外逐水草而居的牧民，自80年代以來就“復活”了“祈雨”的傳統。其中，敖漢旗興隆溝的祈雨祭祖活動還在2018年入選了中國農民豐收節100個鄉村文化活動。

　　無論是哪一種情況，對于本文開頭所提到的視頻，至少在筆者看來是令人不適的。

　　“禱詞”中還用到了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中的一句詞：“雨露滋潤禾苗壯”。假如毛主席在天有靈，看到農民被逼到此種情景，想必也會憤怒的吧。

　　唐代李商隱在《賈誼》一詩中諷刺漢文帝“可憐半夜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過了上千年，一些本該堅持唯物主義、堅持馬克思主義無神論的黨員干部，卻帶頭搞起了封建迷信，“不問蒼生問鬼神”，有的甚至動輒花大把的錢去咨詢請教所謂大師、算命先生，以致上行下效，各種舊事物又復活了過來。

　　這兩天，網上關于“水稻上山”的討論很多，一些人把矛頭指向了毛主席提出的“人定勝天”的口號，某位大V嘲諷說：“愚公移山，最后不也得靠神仙來幫忙嗎？”

　　說這種話的人大概連“老三篇”都沒看過，毛主席在《愚公移山》一文中講道：

　　愚公批駁了智叟的錯誤思想，毫不動搖，每天挖山不止。這件事感動了上天，他就派了兩個神仙下凡，把兩座山背走了。現在也有兩座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國主義，一座叫做封建主義。中國共產黨早就下了決心，要挖掉這兩座山。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一定要不斷地工作，我們也會感動上帝的。這個上帝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國的人民大眾。全國人民大眾一齊起來和我們一道挖這兩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被感動了的“上帝”，在毛澤東時代創造了多少人間奇跡？“七溝八梁一面坡”上創高產的大寨，太行山上鑿出“人工天河”的紅旗渠，“萬里千擔一畝田，青石板上創高產”的沙石峪……短短27年間，八萬五千座水庫、不計其數的人工渠，相當于1200座三峽工程的土石方量，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被幾萬萬組織起來了的中國農民一錘一鎬實干出來，一舉改變了數千年來中國農民“靠天吃飯”的歷史。而今，“農民吃飯得靠天”的狀況怎么又在敖漢旗復現了呢？

　　筆者在以前的文章里，曾經講述過家鄉農業水利變遷的歷史，1958年“大躍進”生產隊里挖出的幾塊微型水庫、1975年“農業學大寨”各公社社員記工分修建的寬逾70米的人工渠，讓筆者村里的農田全部實現了人工灌溉，旱澇保收。因為大集體的消亡，90年代開始，引水到田的毛細渠率先“失修”；新世紀，在農民翻蓋房子的過程中，支渠被不斷挖斷、侵占，干渠邊上的提灌站徹底荒廢，在城市化進程中連一根鋼管都沒有留下……

　　而今種田的是村里留守的389961部隊，蔬菜和冬季小麥等旱地作物要看老天爺的臉色，夏季種水稻家家戶戶打井抽地下水——用地下水灌溉水稻這在中國歷史上恐怕也是聞所未聞的。遇到持續的干旱，抽地下水都變得不可能，就像去年下半年持續到今年晚春的長達近一年的干旱，迫使很多家庭放棄了水稻育苗。未曾想初夏季節又來了持續一個月的“連陰”，不僅水稻育苗趕不上，本來就因為干旱欠收的麥子還沒來得及收就發霉，生產隊搶種搶收的會戰場面再也見不到。

　　不知道筆者家鄉的這種變遷有多大的普遍性？至少遠在1200多公里外的敖漢旗，讓筆者看到了某些相似性。

　　敖漢旗位于內蒙古赤峰市東南部，地處燕山山脈東段努魯爾虎山北麓、科爾沁沙地南緣，是典型的貧水區。

　　盡管這里是“紅山文化”的發祥地，有著八千年的旱作農業史。但是，新中國成立時，敖漢旗根本沒有水利工程，當地的農牧民數千年來的確就是“靠天吃飯”。

　　新中國成立以后，數千年的陳舊傳統被徹底打破。農業合作化運動開展以后，從當地農民為了生存自發的一戶、幾戶治山治水，到整村的大會戰，從以人民公社、大隊、生產隊為單位修筑塘壩、小水庫，到動員全旗力量大規模修建山灣子水庫，一個個感天動地的故事被當地的勞動人民用自己的汗水書寫了出來。

　　1954年，紅山水庫開始勘探設計，以防洪為主，兼顧灌溉發電養魚，是國家當初在昭烏達盟興建的三大工程之一，蓄水量比十三陵水庫大24倍。1958年10月，紅山水庫開工，五萬勞動大軍齊上陣，戰鼓震天、波瀾壯闊。開山劈嶺的爆破聲雷鳴不止，勞動競賽的紅旗在整個工地上迎風招展……

　　在當時極其簡陋的技術條件和極其惡劣的施工環境下，218名社員、35名民兵為著水庫的興建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

　　1962年7月，昭烏達盟連降暴雨，中心雨量達到289.6毫米，洪水因有紅山水庫蓄攔入庫，總水量達到12.4億立方米，抵御了180年一遇的特大洪水，使下游西遼河、營口等地區免遭了洪災，保護了無數人民群眾的生命和財產安全。

　　不過，這場百年難遇的大洪水，卻將敖漢旗在新中國成立之初修建的大部分農田水利工程淹淤沖毀。

　　面對災難和困難，已經覺悟起來的廣大社員和各級干部，不再像新中國成立初那樣等著國家來幫助，開始參觀學習先進地區的水利經驗，自力更生興修農田水利。

　　作為敖漢旗水利建設的樣板，長勝公社遍地有水利工程，通過孟克河治理，使10萬畝農田成為旱能灌溉、澇能排水的“保險田”，成為全旗各個公社學習的榜樣，全旗迅速掀起了以建設旱澇保收、穩產高產農田為中心的冬修水利建設高潮，到1964年就取得了敖漢旗的農業大豐收。

　　到1976年山灣子水庫建成，敖漢旗境內形成了14座有國家注冊的規模化水庫，在全旗農牧業生產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興修水利的同時，敖漢人民幾十年間還堅持不懈地開展了治山治沙運動，讓沙漠變綠洲，給荒山披綠裝。

　　2002年6月，敖漢旗獲得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授予的生態環境“全球500佳”稱號，成為全國唯一一個獲此殊榮的縣級單位，敖漢水利功不可沒。

　　毛澤東時代留下的水利工程，讓有著古老旱作農業歷史的敖漢旗，從過去靠“進口”大米一躍成為大米“出口”基地，實現了“雙糧”自給，水稻種植面積從1980年的1.98萬畝增加到1990年的6.64萬畝。但是，因為基礎建設失控，很多水利設施維護不當，敖漢旗的水稻種植在90年代初的短短幾年時間就開始遭遇很大的困難。（見1993年第5期《內蒙古農業科技》刊登的《發展敖漢旗水稻生產的思考》）

　　敖漢旗境內有國家注冊的14座水庫，因為年久淤積、設備老化失修，調蓄能力逐年下降，每年汛期來臨旗鄉村及水庫下游群眾提心吊膽，水庫管理單位一度只能采取空庫運行的辦法，使農牧業灌溉生產受到很大損失……直到“十一五”期間才開始搶險加固。（見2010年12月13日《赤峰日報》報道《敖漢旗8座老水庫“強筋健骨”再現生機》）

　　這幾年，國家越來越重視生態治理，敖漢旗水利局也提出了“水利行業強監管、水利工程補短板”的總體要求，確立了“蓄住天上水、用好地表水、治清河湖水、節約地下水、改優人飲水”的“五水”理念，曾經的“彎路”似乎正在被“捋直”。

　　但農業水利工程不能僅僅靠頂層設計，還需要億萬農民以主人翁的姿態參與；一套完整的水利灌溉工程，不僅需要水庫、大壩、干渠，還需要縱橫密布的支渠、毛細渠，方能把水送到每個村莊、每塊農田。正因為這樣，本文開頭所提到的視頻應該得到重視，得到一個合理的解決，而不僅僅是停留在“官樣”的報道。

　　據在毛主席身邊做拍攝工作的舒世俊回憶，大躍進期間毛主席到農村調查，面對明顯違背農業常識的產量虛報，毛主席嚴肅地對干部說：“縣太爺要為民辦事，不能當官做老爺，不深入下層，只坐在家里聽匯報，象牙塔里的干部是不了解民情的。”然后，他突然問地方官員：“你們信不信上帝?”大家只是鴉雀無聲地呆坐著，毛主席對大家說：“你們不信，我信!”干部們驚呆了，沒人吱聲。毛主席望著大家深情地說：“這個上帝是誰？他就是人民！誰惹怒了上帝，上帝是不留情面的……”

　　毛澤東時代給我們留下的，不僅僅是一座座需要被修復好、維護好的水利工程，更是農業合作化運動中“組織起來”的歷史經驗。

　　“組織起來”的億萬人民自己就是真正的上帝，而一盤散沙的人民只能去祈求那個虛無縹緲的“上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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