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并未發生西方所期待的變化
張志坤
十九大期間，中國各類媒體大力宣傳中國所發生巨大的變化和所取得的驚人成就，也廣泛宣傳全世界對中國的新感觀、新認知，這當然完全正確。但是，政治宣傳的基本特點或政治屬性，決定這類宣傳只能講正面的東西而不能過多地暴露負面的反映。真實的情況是，在世界范圍內，對當代中國，全球輿論與評價既有正面的褒獎，也有相當負面的議論與貶斥，其中，就西方世界而言，如今中國的發展與進步并不入他們的法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即中國媒體通常所謂的“國際社會”)總體而言并不認可中國的現實，因為中國事實上并未發生西方所期待的那些變化。
中國確實發生了翻天覆地般的變化。任何人上點年齡的人都感受評頗深，現在，只要簡單地到中國的城鄉走走看看，簡單地今昔對比一番，都會感慨中國人民生活及社會型態之巨變。筆者當年生活在東北農村，那時的東北農村鮮有磚瓦房，人們大都住在黃土壘起來的房屋中，現在這種房屋則幾乎絕跡，并且大部分農村人口都轉移到城市里了，當年萬人左右的小縣城大都發展成為十萬人的都市，當年一個縣城里不會有幾棟樓，基本都是平房，而現如今則高樓林立，儼然摩天，找不到一點當年的痕跡了。所以，用“換了人間” 來形容，中國當之無愧。
但是，與種種巨變的同時，中國還有亙之未變的種種，概括起來，西方一直盯著中國所不變的，主要在于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共產黨一黨執政未變。不但未變，而且今后還有進一步強化深化之勢。只要是共產黨，不管是哪國的，都為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所唾棄，這毋庸置疑。
二是社會主義的旗號未變。不管在“社會主義”之前冠以怎樣的修飾，這種形態的“主義”說到底也還是同資本主義相對立相對抗的東西，兩者在制度模式上不可能攜手并肩、合作共贏，特別是中國經濟體系的骨架仍然為眾多大型國有企業，這些企業不僅僅是經濟組織，更是執政黨的戰略工具，它們完全秉承共產黨意志開展在國內外的經營活動，成為中國與“國際社會”博弈對抗的主要手段，造成對西方特別是美國嚴重的經濟威脅，這是西方所無法容忍的。
三是基本文化價值未變。盡管開放的中國吸收了諸多西方生活方式，但在基本的文化價值觀念上仍然奉行自古以來中國自己的那一套，完全沒有皈依于西方的價值體系，表現出完全另外一種文明發展模式。歷史經驗表明，對于一切異己的文明模式，西方從來都絕不接納也絕不包容，而必定要分出優劣勝敗，必定要實現優勝劣汰。所以，西方沒有辦法不對現如今的中國實行“汰”的基本取向與基本態度。
變化的方面極其巨大，不變的方面極其頑固，變與不變交織混合，這就是當今的中國。
這樣的中國并不是西方所期待的。西方一直滿懷希望地期待中國的變化，新中國建立伊始就是這樣，改革開放以來即更迫切、更直接了。長期以來，西方一直想在中國打開實現這種變化的通道，在中國內部，他們希望中國經濟上發生變化，這并非著眼于提高中國的經濟水平與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而是希望經濟變化能夠催化帶來政治變化，在中國滋生并壯大新的政治力量，讓不同政見者立足于深厚的經濟土壤，結成強大的力量集團，形成強大的社會影響，從而給中國社會打開戰略缺口，使得西方世界能夠同更多方面的中國人打交道，可以因此縱橫捭闔、上下其手，就如當年民國軍閥時代那樣，也是蔣介石統治時期;在中國外部，他們努力要在中國周邊撬開這種變化的口子，東南亞、中亞以及朝鮮半島都是著力點，其中如朝鮮，如果朝鮮發生劇烈的政治坍塌，就很可能沖擊中國也在政治上發生變化，這就像當年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大坍塌沖擊蘇聯，最后把蘇聯扳倒一樣。遺憾的是，朝鮮卻頑固得如同釘子一樣釘在那里。這使得西方的諸多努力可憐地歸于流產了。
總之，西方期待中國發生前蘇聯那種變化，或者伊拉克、南斯拉夫、利比亞等那種變化，迄今為止，西方在全球范圍內所推動的一切變化，都是這樣的基本方向，因為只有這樣的變化，才能在根本上符合西方的戰略利益。
但是現在，中國的發展壯大超過了他們的預期，中國的實際變化背離了他們的預期，這是相當殘酷的現實。這樣的現實將給今后他們同中國的關系帶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今后，西方在政治上與戰略上對中國的基調將不是肯定而是否定，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心情將是嚴重的失望與憤懣。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就不要指望通過努力獲得西方的認可與認同了。改革開放以來，一些中國人總希望能獲得西方的表揚，總把西方國家的態度作為衡量自己工作業績的標尺，以得到西方肯定為榮，以得不到他們表揚為恥，這是很幼稚的心態。其實，中國的好與壞，歷來沒有什么公允與公正可言，西方霸權集團說“好得很”，也許就是中國人民“糟得很”，他們說中國“糟得很”，也許中國人民就“好得很”，許多時候中國人民都得把他們的話反過來聽才行，今后恐怕更是這樣，也許，這才是政治上成熟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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