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頭看“溫州模式”

   上世紀八十年代，“溫州模式”作為媒體熱詞，曾與“蘇南模式”相比較而嶄露其崢嶸頭角，顯示了中國社會發展的導向性典型價值，成為繼小崗村后中國改革開放的又一“拳頭產品”。

概要而言，所謂的溫州模式，就是指一種在浙江溫州地區發育成型的不依賴國家投資、不依靠政府組織的由農民自發自生的非農化發展模式。主要以家庭工業和專業市場為主體，以遍布全國甚至全球的購銷員隊伍為主力，形成小商品、大市場的發展格局。這與蘇州、無錫、常州等地以鄉鎮企業為主體、由地方政府主導組織的蘇南模式，恰成鮮明對比。

改開之初，在崇尚自由主義經濟的資改派領導和專家們的刻意操弄下，溫州模式成了一種經濟自由化、市場化的標本而聲名鵲起。“敢為天下先”、“敢吃第一口”、市場搏擊中的首創精神以及吃苦耐勞、精明強干等等溢美之詞，紛至沓來。許多在文革期間因投機倒把被整的灰頭土臉的不安分農民，個個咸魚翻身，成了代表先進生產力的致富能手。同時，“改革先鋒”、“農村致富帶頭人”的光環，也徹底遮蔽了那陰暗背光處的坑蒙拐騙假冒偽劣等種種丑陋邪惡。掘得了第一桶金的“帶頭人”們，嘗到了“法無禁止即可為”甚至“法雖禁止無不為”的甜頭，喜滋滋地戴上了民營企業家的桂冠，開始了“第二次創業”。

“天與不取，必遭其咎；時至不迎，反受其殃”。古人充滿智慧的格言警句，在溫州人那里卻得到了實實在在的運用和淋漓盡致的發揮。投機鉆空子一路走來的溫州先富們，遇上如此大好天時，怎會輕易錯過？所以，把政策惠好發揮至極致地尋求利益最大化，成了溫先富們的頭等功夫和專擅。在溫州，實業的根基極其薄弱，除了幾個挖了國有和集體經濟墻腳發展起來的名牌企業外，靠自己白手起家的上規模企業，真的是乏善可陳。生產的主打產品也只是皮鞋、打火機、低壓電器等缺少技術含量、附加值不高的低端大路貨。與蘇南模式相比，溫州模式在技術力量、管理文化和交通條件等方面具有先天性的嚴重劣勢，短期內是無法克服、無法彌補的。所以，用官方的正面語言表述，那就是要發揮溫商傳統優勢，在流通領域大顯身手了。上世紀九十年代后期，鐵面總理推行住房商品化改革，這樣的絕好“天時”被溫州人抓住了，那在八十年代掘來的第一桶金就派上了大用場。曾幾何時，溫州的那批捷足先登的企業家們，把原來的企業作為向政府要地的籌碼，興起了圈地狂潮。在本地用地資源日蹙的情況下，就把目標瞄向全國各地。于是，大戶創辦房開公司，利用政府征地、銀行項目貸款“套白狼”；中戶則利用民間集資買樓幢現炒現賣“套黑狗”；小戶則隨大流買商鋪、買廠房、買套房及時出手“套小貓”。曾幾何時，各地的房產銷售點普遍活躍著溫州炒房團的身影，在溫州人的熱炒下，各地房價水漲船高，當地居民叫苦不迭。在房地產領域賺得缽滿罐滿以后，溫州人又把目光移向礦產、農產品等，于是，炒煤、炒大蒜、炒蘋果、炒大豆······溫州人炒上了手，也炒上了癮。

在溫州人于流通領域買空賣空大賺其錢的同時，資金本身的融通也成了一個牟利的途徑。藏富于民曾經是溫州模式的一大“閃光點”和賣點，實力雄厚的民間資金，素有中國猶太人之譽的溫州人是不會讓它干躺在銀行里睡大覺的，必然會讓它活起來，用錢來生錢，以賺取最大可能的利潤。于是，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溫州就出現了只有在舊社會才有的私人錢莊、私營典當行等民間金融機構，當時還美其名曰“開辟靈活高效的民間融資渠道”、“搞活農村資金流通的大膽嘗試”、“繁榮地方資本市場的獨創性探索”等等。隨后冒出來的農村基金會、擔保公司、農村銀行等，便編織了所謂獨具溫州特色的民間資金流通網絡。當地民眾在高于銀行利息一倍甚至更多的厚利引誘下，紛紛把自己的長年積蓄，存放到民間金融機構和企業大戶那兒，定期收取高額利息。在這種運作模式下，政府監管缺位的弊端也就凸顯出來了：融資主體的資質認證、風險評估、利率把控以及資金流向監控等一系列程序，在“大膽闖”、“大膽試”和簡政放權的喧囂中，流于走過場，甚至徹底放了鴿子，整個社會的資金運作處于完全放任自流的盲目和無序狀態——這就是幾十年來被自由主義經濟學一直吹捧的溫州政府的“無為而治”。然而，當地的國有銀行卻不會真正的無為，掌握信貸資源的金融官員們便把這種難得的天時地利人和發揮到了極致，他們充分把握信貸雙軌制的利好，與民間金融機構暗中合作，利用官民兩種金融機構懸殊的利率差，干起了信貸官倒，從中牟取暴利、中飽私囊。

然而，天有不測風云。經濟領域的風云變幻，所導致的后果，有時就不僅僅是致人感冒打噴嚏那么小意思了。缺乏實業支撐的溫州民營經濟，一開始就把華麗的大廈建造在虛浮滲水、漲冒泡沫的漂移沙灘上。2008年，美國爆發了金融危機，中國總理為了救美國，在國內推出了四萬億經濟刺激措施。在這種千載難逢的“天時”面前，溫州人當然不會坐失良機。這過程就不必贅述，神州大地一座座鬼城就是最好的解說員。要命的是，溫商的資金鏈一旦斷裂，就勢必引起整個溫州社會的雪崩式金融塌方和民間信貸鏈的“多米諾骨牌”效應。投資房地產、煤礦等多元化經營的企業家們，由于資金周轉問題，累及自己的本業，使得原來的企業生產經營難以為繼，紛紛破產倒閉。這對原本就很脆弱的溫州實體經濟，無疑是雪上加霜。許多通過民間融資渠道籌集資金的老板，除了跳樓，就是跑路。而把錢存到擔保公司或企業家手中的零散食利者，眼巴巴看著自己的辛苦錢打了水漂而徒喚奈何。其中有許多金融掮客，低利率吸資，高利率借給金融機構，這下落得丑態百出、兩頭受氣。目前的溫州，出現頻率最高的詞有：關門、倒閉、破產、跳樓、跑路。

痛定思痛，痛感于溫州模式弊端的更深層根由，一直在當政者的“深化改革”和“市場經濟決定性作用”的強勢話語霸權下，被刻意掩蓋和粉飾。現在，有必要揭開以示人：

首先，缺乏強勁實業后盾的經濟繁榮，充其量只能是水上浮萍——不穩固；也只是春寒秋熱、老健君寵——不長久。由于缺少實業經濟的固久化占用和規范化運作，溫州民間資本相對于生產投資，一直處于富余狀態，所以也因可以靈活支配而高度活躍。資本的逐利性決定其投資決策跟著感覺走，哪兒賺錢容易就投哪兒，哪有暴利就流向哪。這種投機牟利的經濟抗風險能力極其薄弱，經濟領域的任何風吹草動，都有可能造成致命的后果。世上沒有永遠免費的午餐。擺脫了依靠真功夫搞實業的辛苦、硬碼，專注于依靠“炒”的方式輕松實現價值，其結果，必然會把經濟泡沫越炒越多、越炒越大。幾十年來，溫州人依靠這種經濟方式嘗到了很大的甜頭，自然也會緊隨著吃苦頭的。

其次，由于缺乏公有制經濟的組織規范和主體引導，個私經濟的貪婪本性如脫韁散群的野馬，無法遏止。由于溫州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本來就非常薄弱，經過所謂的改制，公有制生產型企業已接近于零。公有經濟已全面退出經濟的有關領域和環節。公有經濟的組織性、規范性優勢，在經濟場上已完全喪失；公有經濟對公共建設、社會公益和共同富裕的基礎支撐作用，也日見式微。而溫州個私經濟自發自生，擁有資本處置的絕對自主權。資本的貪婪本性就可以在不受約束羈絆的狀態下盡情揮灑。于是，有錢就可以任性。為了追求更大、更驚人的暴利，溫州的先富們不是去幫助后富、帶動后富，而是如何更狠、更高效地去盤剝后富。當然，在貧富分化日趨嚴重的同時，由于貪婪和盲目，先富們最終還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另外，當地政府監管的缺位，使得溫州個私經濟在非理性、投機性、違法性的道上一路狂奔，最終墜入深淵。即便按西方自由經濟的觀點，政府也是一個守夜人，有責任防火防盜防破壞，特別是要做好各個環節的防患未然。溫州這種“炒”字當頭的經濟，其非理性、投機性、違法性本質，普通百姓都能看出，其隱藏的風險，也是不言而喻的。至于溫州民間金融的泛濫，其危害性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已顯現。然而，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官方對這種模式的肯定贊譽之聲，徹底掩蓋了各種非議和質疑。政府的無為變成了無所作為、放任自流，而溫先富們，也就更加的肆無忌憚、無所不為。順便提一下，溫州民間高利貸融資還曾作為民間金融試點而得到重點扶持。更不可思議的是，某人剛宣布試點才幾天時間，就忙不迭的在另一場合宣布試點成功。

時下，“法無禁止即可為”明確表態后，又多次為簡政放權鼓與呼，并頒布了系列政策，最近還提出要像當初廢除投機倒把罪一樣，為經濟發展徹底清障。溫州的商人們又迎來了金光燦爛的春天。這樣的“天時”，正是溫商們大顯身手的好辰光。然而，目下的溫州，卻肅殺、冷清得令人不解。在此，只能遺憾地引用孟老夫子的話來作結尾：“非不為也，是不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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