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關于香港的“占中”風波我寫了些文章。又看到言說是一位不愿署名的香港立法會委員對香港問題的分析。其中對香港的將來很悲觀。說香港氣數已盡。真的是這樣嗎?我認為不是。我也想在此談談關于香港的未來。首先說這位香港立法委員考慮香港的未來僅是立足香港，而不是在中華民族的復興的大政治環境下放眼世界來需找香港經來的定位。傳說諸葛亮未出茅廬而三分天下。今天還真需要遠見卓識的政治家來規劃香港的未來。

　　港人現在是狹隘于一個香港小圈子。他們心中的政治僅有區區香港，而沒有中國，更沒有世界天下的政治情懷。從“占中”風波看，香港青年不再像他們的前輩被殖民統治得只會知道找食，而是開始關心政治。但這些青年長期以來被西方小人政治思想蠱惑，他們的政治熱情被西方陰謀家與香港的政治小人所利用。中華文化的圣賢政治思想如在《易經》里就講：“同人與門無咎，同人于宗吝。”君子不能只搞小圈子,維護小圈子的利益,這樣不利于君子之風的闡揚。難道香港“占中”的利益訴求不是在維護利益的小圈子嗎?正是。

　　中國的政治自古以來就從參與人的思想上區分成圣賢政治與小人政治。在圣賢政治里沒有什么專制呀獨裁呀的概念。為什么?因為中華文化是天人合一的世界觀來認識世界。所以中華文化把執掌天下治權的人叫做天子。因為自然沒有私念。就是希望天子行天道，出于公心，行“損有余而奉不足”之道。“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站在自己的立場上看自己，站在家庭的立場看家庭，站在國家的立場上看國家。執掌天下治權的人就要站在天下人人的利益上治理天下。要讓能站在和會的整體利益上的人行使天下治權，人類社會需要一個政權。這也符合現代系統論的觀點。不過中國的整體論思想比西方造了兩千年。

　　中華民族不是歐洲小國林立為什么?功勞是歸秦始皇嗎?我認為不是。是黃帝.堯舜王天下而不私天下。是因為古代圣賢有天下政治觀。人生必架于物。人分地域而居，物分地域而產。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天下政治思想就是要避免因為生存資源的爭奪，人為的制造了地域矛盾和人與人之間的矛盾。他們出于公心而行使天下治權，也不把這個權力看成自己私有與私有繼承的。可惜的是，中華民族那么多人，自堯舜后都想要得到堯舜.黃帝一樣的權，而沒有堯舜黃帝一樣的德。所以這些小人也叫皇帝而非黃帝。

　　以地域的天下政治觀和人的圣賢政治結合，中國政治思想主張的是政道.圣賢政治主張以身觀身，以國觀國，以天下之心觀天下。中華圣賢主張禮讓而不是私爭爭私。一人興仁天下歸仁焉。《尚書·洪范》：“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想必好多人都聽過過去皇帝的詔書開頭怎么寫。叫奉天承運皇帝詔曰。就是講皇帝頒布的命令不是以個人意志為治。

　　現在我們講民主。什么是民主?民主是眾人之事以眾人的意志為主才是民主。所以民主小人要的不是民主，而是自做主，私做主。只要不合他個人私愿就說你不民主。

　　民主不是大家選主。我認為：民主是人民參與國家的管理，而不僅是通過票選管理自己的人。所以說香港人應該側重于民主實質而不是僅要民主的選主形式。要創造香港人民參與香港管理的新思維.新方式。不是糾纏于誰治港，而是要關心以何治港。不是糾纏于什么普選的提名方式，而是要想怎樣才能選出一個德才兼備的香港特首。所以說香港的利益小人蠱惑青年們去“占中”追求的僅是民主形式而不是民主實質。

　　美國是一個沒有文化根基的國家。一些美國人缺少道之思想.德之思想的教化。無德之人也無羞恥之心。他們張嘴就是全世界各地都存在美國利益。而沒有世界道義。雖然他們享受著現在科技帶來的成果，也擁有先進的武器，但他們至今還是生活的叢林當中未開化的野蠻人。因為他們在人類社會也使用叢林法則。

　　美國霸權主義者善于揮動所謂人權的大棒。但美國人主張的人權是以實現美國人的霸權為目的。美國人推銷的民主也是要實現在其他國家美國人的意志做主。他們輸出的自由.民主.人權的所謂普世價值為什么總是能禍亂別的國家?其實道理很簡單：自私自利的霸權主義者輸出的“自由.民主.人權”所謂“價值”正是投一些國家或地區的利益小人們之所好。天下之亂皆因私爭而起。

　　只會言說價值不會言說道義的文化是蠻夷文化。正因為如此，今美國一些人才滿世界推銷他們的所謂普世價值。如一些美國人鼓吹的什么自由.人權等的普世價值，但個人的人權與自由是否該有個邊界呢?他們從來沒說過。也許在他們看來，有了邊界就不是自由了。然而一個人成不了世界，個人必須和眾人生活在一個世界上。怎樣去正確對待個人的合理自由呢?我看還是離不開道與德.仁與義的思想。如果在失道失德，不仁不義的人再鼓吹人們追求價值，能有什么正確的價值觀呢?不可能有。

　　如美國人是人權思想，而中華文化是仁義思想。人權思想是從個人利益出發要著權要那權也即爭取自己利益。所以有些主張人權思想的人動不動就說要爭取個人利益最大化，追求價值。以中華文化來思考這種說法不公道，也很缺德。因為人面對各種利益由不得的精神才是德。有德之人的行為是對利益追的的舍棄，對利益的不得精神才是德。如果用價值的說法就是有德總是放棄看似有價值的東西，他們的行為不是得價值，而是得人心。所以說人權思想是種無道的思想,無德的思想。個人追求的自由應該如音樂需要和旋與旋而律。沒有旋而律的不是音樂是噪音。所以說個人追求的自由與人權還是離不開道。要為自由立道。

　　仁與義的觀念是超越價值的無價之寶.仁的思想不是自私，也不是無私。。“仁”是處理自己與他人關系的一種態度，不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而是個人利益的合理部分.不能自私自利。利取中道則為義。所以說利者義之和也。每一個個人在追求個人的自由與人權等利益的時候都要以仁義與他人相接。

　　什么是自由?我說這個世界上只有自游，而沒有“自由”。自由的小人們要的自由就是由自。什么事情都要符合他的個人私愿才叫自由。個人的自由與人權不能侵犯公道與正義。不能去追求不仁也不義的自由。

　　什么叫人權?一個人不受剝削壓迫.不受奴役的權利才是最基本的人權。在這個世界上，人分地域而居，物分地域而產。因為日月運行之道是循環往復，所以有道之人講的是互通有無的交換，無道之人奉行的是劫掠。有道的中國人在明代就有鄭和下西洋的龐大船隊，而這并沒有使中國走向奴役世界之路。

　　中華文化對人的社會行為講的是人的道行與德行。舊儒家的主張是私天下而后仁義。承認帝王私有天下治權且私有繼承。這就是老子說的大道廢有仁義。可是少了公天下，哪有真仁義?必然是假仁假義。但不能因為假仁義而不要真仁義思想。復興中華必是中華思想文化的復興。今天我們完全可以把中華文化的道.德.仁.義思想發揚光大。

　　獸類稱王以力，人類稱王以道。這個世界上的動物要講兇猛有力，許多動物如獅子.老虎等等都比人強大。但是現在這些動物不是被人關在籠子里，就是生活在人類化定的保護區。如果是弱肉強食之道，人類為什么會在世界上稱強呢?其中道理恐怕西方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們搞不明白。所以到今天27日在朝鮮戰爭停戰60周年紀念儀式上奧巴馬還強調朝鮮戰爭表明美國維持世界上最強大軍隊的必要性。

　　然而在此要對迷信武力的美國總統說一句：美國的瓦解已經開始了。因為現在美國已經出了一個斯諾登。用句中國古語來說就很簡單——君不正，臣投外國。父不正，子奔他鄉。美國人民終究會有越來越多的人背棄無道的美國。世界終究會結束一個以力服人的時代，重新進入一個以德服人的時代。而中國會成為世界的居中之國 可以說當今中國乃至世界的發展形勢——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新自由主義在中國乃至世界都是面臨窮途末路。

　　長期以來一些人對世界格局的認識都很小氣，缺少大氣。這些人往往從個人私爭，國家私爭的角度理解世界格局。所以他們好把當今世界比喻成一個類似中國歷史上的戰國時代。中國所以叫中國就是因為中華民族的周朝時代而來。周天子是居中之國，進而分封諸侯國。使諸侯個安其土，個守其民。防止不同部族間的利益爭斗，實現天下太平。這就是人們習慣說的封建的本意——封土而建諸侯。也就是說在人類社會初期，交通不便利，信息阻塞。封建是諸侯的盟主實現天下治權的一種方式。

　　中華古代圣賢有天下政治觀。現在流行階級政治思想和地緣政治思想。而這些都違背人類政治出現的初衷。因為這些政治思想都是只能實現為一部分人或一地域人服務。而不是為天下所有人服務。中華古代圣賢有天下政治觀。人生必架于物。人分地域而居，物分地域而產。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天下政治思想就是要避免因為生存資源的爭奪，人為的制造了地域矛盾和人與人之間的矛盾。他們出于公心而行使天下治權，也不把這個權力看成自己私有與私有繼承的。

　　中國古代對個人的發展有個挺著名的說法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是中國思想傳統中知識分子尊崇的信條。以自我完善為基礎，通過治理家庭，直到平定天下，是幾千年來無數知識者的最高理想。雖然中國古代的國是邦國，中國古代的天下觀限于交通制約也不是現在全球的世界。但在今天，人類發展已經對人類生存環境構成破壞。而且這種破壞正是所謂的經濟全球化造成的。所謂的經濟全球化就是資本掠奪全球化。西方地緣政治思想由于受弱肉強食的生存邏輯影響，如美國就像狼一樣全世界掠奪資源然后叼回自己的家。他們缺少天下政治的君子利己而利人，達己而達人的精神。一國一域的狹隘政治觀不能解決。中國的天下政治思想是人類解決全球化問題的希望。中國政治家需要象古人堯舜那樣——王天下而不私天下的心態。復興中華就需要中國人首先學會立德，處理國際事務從公利出發，而不是如同美國從私利出發。內修仁義外爭公道。

　　西方地緣政治思想由于受弱肉強食的生存邏輯影響，如美國就像狼一樣全世界掠奪資源然后叼回自己的家。他們缺少天下政治的君子利己而利人，達己而達人的精神。一國一域的狹隘政治觀不能解決。中國的天下政治思想是人類解決全球化問題的希望。中國政治家需要象古人堯舜那樣——王天下而不私天下的心態。

　　中華要復興需要重出軒轅，再現堯舜。今天的有些人可以說不懂政治，確切地說叫不懂圣賢政治。他們就是一套小人行事邏輯。如拿自組織和自組織性質來忽悠，胡編亂說。他們認為市場經濟社會里都是自組織和自組織性質。那怎么會出現政府這種組織和組織性質呢?里面的邏輯他們就搞明白了。自組織和自組織理論是人研究認識自然的無意識世界的理論。要知道人類所有自然理論并非是自然本身的理論，而是人認識自然，人類為自己解釋理解自然的理論，而非自然本身的理論。正所謂壁立千仞無欲則剛。任何自然的自組織都是無意識不會思考的個體組成的自組織。而要把自組織理論生搬硬套到關于人類社會問題的研究就很愚蠢。研究者居然忘了自身會思考問題。人是有欲望的，有主觀能動性的。而正是人的主觀能動性產生了人不符合自然之道的主觀妄為。

　　而如果政府不正，還要依靠什么自組織性和自組織理論去建設社會，恰恰產生形成了小團體利益組織。很少有一個小的自組織不是不謀取小團體利益。行的還是損不足而奉有余的私道。而且在人類自組織里，有種最邪惡的表現形式就是黑社會。要依靠什么自組織和自組織性質去建社會實在是霍亂天下之源。

　　不客氣的說，有些人雖然口里喊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話，但是他們并不理解什么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既然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應該給中國未來找一個世界定位。也就是說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的目標，有了明確的目標才有了努力的方向。

　　今天中國應變“韜光養晦”的外交為“文攻武衛”外交。三十年來中國奉行鄧公留下的“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外交政策。可到了如吳建民之流那里就只記得韜光養晦，忘了有所作為。中國是個大國。在處理國際問題上應該有自己的立場。處理國際問題也應表明自己的國際立場，尤其是作為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不要光會投棄權票。

　　國家關系就是大而化之的人際關系。在人與人，國與國的關系中，你沒有力量去主持正義，但不能畏懼強權連一句公道話都不敢說吧?“韜光養晦”成了做縮頭烏龜。對國際問題沒有自己的公道立場，進退失據最后只能成孤家寡人。中國今天可以說是內失仁義，外失公道。什么叫內失仁義?看看強拆就知道。一些為政者眼里只有錢，不擇手段出政績。所有強拆僅是開發商的個人行為嗎?不是。后面有地方政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強拆你的房子你愿意嗎?這就是見利忘義的不仁不義。

　　所謂國家關系相似大而化之的鄰里關系。就中國而言，是與周圍的鄰里國家存在領土資源等的利益紛爭。我們應該是以堅持公平。公正的原則，處理利益紛爭。千萬不能讓這個利益紛爭鬧的中國和自己的“四鄰不安”。換句話說，有人就是要在背后指使挑唆意圖就是讓中國四鄰不安。挑唆者的目的也很明確就是以這種方法達到阻止中國崛起的目的。時下釣魚島問題是一個小島歸屬的問題，根本還是一個兩國間的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按照國際的通用理念釣魚島無疑是自古以來中國的領土。而且日本民族也應該屬于遠古中華先人的后裔。日本文字都是從中國文字發展而來。而近百年來日本政治家卻沒能做到守其土，安其民，而是奉行侵略擴張，過去他們侵略中國號稱要建立王道樂土就是忘了看看自己的道行。德行夠不夠。

　　早在人類社會初期，為了共同生存的目的人們以群居方式生存時，中國古人的智慧就總結出了同人思想。古人類的生活就是共同圍獵，共享圍獵成果——獵物。周朝初期姜尚論天下形勢也是說，如今天下如同眾人圍獵逐鹿。后來許多人錯誤的理解眾人逐鹿是爭利，其實質應是眾人逐鹿是以眾人合力協同而得利。看周朝就是如此和天下諸侯之力伐無道的商紂，最終實現天下太平。周天子的責任就是使諸侯各守其土，個安其民，合理的分天下之利還與天下之人，解天下利益紛爭。如今世界形式比作商周興替的時代是恰當的。天下政治并非一蹴而就，今天的中國崛起何不效仿歐洲，從亞洲國家聯合開始到成立一個國際政府開始呢?

　　今天中國要成為令人尊敬的世界大國首先需要中國人有世界格局。今天中國政治家需要胸懷天下而治理天下的情懷。按地域和人口分配一個國際政府人員的參與名額。現代科技手段和通信技術的產生已經成為世界政治統一的條件。經濟全球化的結果也必是政治全球化。如此才能解決人類社會生存所需所產生的地域私爭問題。世界霸權主義正在走向衰弱，立中國而撫四方，中國在未來會形成世界政治的中心。

　　香港過去的繁榮源于東西方的地緣政治，也是得益于毛澤東的遠見卓識，香港才成了新中國聯系世界的窗口。今天香港在中華天下政治觀與人的圣賢政治思想復興的大環境下，中國要實現以公道蒞天下，同樣需要一個自己的國際交往平臺。以香港現在特區的建制.香港的鄰近東南亞的位置.遇特殊的歷史遭遇，中國為了標志不稱霸世界就可以把香港建設成類似美國華盛頓特區的國際政治中心。如此中國才可以與將來世界領導大國的地位相稱。但是中央政府是不可能把一個賣身投靠西方利益而霍亂中華的香港建設成中國以公道蒞天下的國際交往平臺的。所以說香港的未來決定于今天香港人的思想。香港要成中國的國際政治中心的的條件，用句古語解釋就叫德要配位。香港人，好好把握這個歷史上難逢的機遇吧。

　　附文：一名香港議員對香港問題深入骨髓的分析

　　來源：民族復興網 洪榕 發布時間：2014-10-02

　　本文為香港一位不愿署名的立法委員所寫,把香港的問題寫得深入骨髓，非常值得一看。文章把地緣與經濟的關系，以及如何結合實際情況發展經濟，按香港的實力作了分析，值得借鑒。但是，這位立法委員也清楚，恐怕他寫得再好，也改變不了香港的大勢，香港衰落恐難避免。

　　導讀：香港的問題，一言以蔽之就是李嘉誠發家了，堵死了下一個李嘉誠的路子。以李家為代表的香港四大家族，操縱港府政策，嚴控香港的土地供應，迄今香港的建設用地面積不到10%，這就一方面造成了房價地價比天還高，另一方面也拉抬了人工成本。畸高的營商成本，讓大部分工農業企業關門大吉。至于零售、酒店等服務性行業，則大多為四大家族所控制，乃至香港有“李家的城”的稱謂。類似“自由行”等中央給香港的經濟蛋糕，好處基本被控制了零售、酒店等產業的財閥拿走，普通民眾所獲寥寥，卻承受了人潮擁擠、物價抬升的弊端。占人口80%的中產和底層民眾活得太苦，自然就把氣撒在港府和中央政府身上。

　　克林頓1992年競選總統時的口號：“笨蛋，是經濟!”，就憑這句競選口號，克林頓打敗了攜伊拉克戰爭勝利之威的老布什。解決香港的問題，也得從經濟入手，需要大智慧，需要大勇氣。

　　要說香港為什么會衰落，就要先說香港為什么會崛起。

　　總結成功經驗這種事情，向來是一百個人有一百零一個解釋。不過委員認為真正靠譜的就一個原因：香港是內地和西方經貿交流的中轉站。這個條件在二十世紀下半葉達到最優，使得香港一躍成為國際級的大都市，只不過這樣的好機會，之前之后都很難再找了。

　　首先，讓時光倒推回1840年。從英國最初割占香港，到朝鮮戰爭爆發，中間有一個多世紀的時間。這段時間里的香港固然也有不錯的經濟發展，但遠沒有日后那么搶眼。這是因為，當時的香港并沒有在中國經濟版圖中占據什么不可替代的地位。當年的中國對西方市場幾乎完全開放，外國人員、資金、貨物，都可以暢行無阻的直接進入中國內地，那么自然沒有必要繞行英國控制的香港，多費一重周折。香港在當時的地位更側重于軍港，而非商貿中心。

　　朝鮮戰爭爆發以后，年輕的新中國同西方世界的經濟聯系幾乎完全被切斷。不過，中國并沒有因此而感到特別不便，因為中國倒向了社會主義陣營。蘇聯人可以為中國提供經濟建設亟需的資金和技術。既然中國并不十分期待來自西方的經濟資源，那么作為西方窗口的香港也就只有打醬油的份了。

　　轉機起于中蘇分裂。隨著中蘇關系的破裂，中國從蘇聯獲取資金和技術的渠道越來越狹小。而中國經濟建設、科技發展對外部資源的需求則一直有增無減。這種情況下，中國自然而然的轉向西方，尋求資源的替代來源。這種轉向的一個標志性事件，就是七十年代著名的“四三方案”，從西方引進全套工業生產設備，滿足經濟建設需求。這是自156個蘇聯援助項目之后，中國第二次大規模引進國外的工業技術和設備。以四三方案為代表，中國和西方經濟體系開始重建聯系。這種聯系由小到大，最終演變成全國性的對外開放。

　　順便說一句，當年直接主持四三方案的中央負責人，就是后來改革開放總設計師他老人家。

　　然而，盡管中國大陸已經定下了對西方開放的基本政策方向，但在實際操作中，開放面臨重重問題。中國的辦事規則和西方的貿易規則互不熟悉，缺少熟悉兩邊狀況的中間人，還有中國在政策上、法律上對直接來自西方的人員、物資、資金也有種種限制。種種麻煩導致中國對西方經濟資源的需求始終難以得到充分滿足。而這正好構成了香港崛起的條件。香港人熟悉大陸，即使在中國和西方關系最為冷淡的五六十年代，中國內地和香港間也保持著相對穩定的人員、貿易往來。香港人也熟悉西方，畢竟是在英國統治下渡過了一個多世紀，他們對西方的法律、貿易規則等等都很熟悉。這個有利條件讓香港迅速獲得了中國內地同西方間經貿往來的中轉站地位。

　　除此以外，香港同時也還充當了中國大陸與臺灣之間的聯系橋梁。從八十年代兩岸關系緩和算起，直到兩岸建立“大三通”之前，大陸與臺灣間的人員物資往來，絕大多數都會選擇從香港轉道。

　　數量巨大的轉口貿易讓香港一舉成為亞洲地區首屈一指的交通樞紐和貿易中心。隨之建立起來的還有金融中心，這一點同樣得益與中國市場：來自西方世界的資金要流入中國大陸，同樣需要一個便捷的交易中心。相比之下，臺北、新加坡、甚至于吉隆坡，也都想爭奪亞洲金融中心的位置而不得，本質上講就是它們背后缺乏一個足夠吸納大量資金的市場。在這個問題上，真正可以和香港一較長短的對手是東京，其背后自然是整個日本市場。

　　可是到了九十年代以后，尤其是香港回歸以后，這種有利地位卻開始日漸褪色了。很多香港人將此歸結為特區政府無能。這個理由不成立。我們后面還會提到，特區政府并不比港英政府更無能。真正的原因在于，中國內地和西方世界、以及臺灣地區的聯系日漸緊密，直接的經貿往來越來越容易，那么為什么還要走香港繞道呢?香港作為貿易中轉站的地位從根本上講，來源于東西方直接交流的不暢。這是一個暫時現象而非永久問題，所以自然是過了這個村，就沒有這個店了。只不過這個暫時現象持續了一代人的時間，所以經常被這一代人視為天經地義的事情。對于更早的歷史，人總是健忘的。

　　當然，我們不是說香港只能在轉口貿易中心這一棵樹上吊死。只要尋找到新的金剛鉆，當然不擔心沒有新的瓷器活兒。用公司的轉型來打比方：同樣是做攝影膠卷的公司，面臨數碼照相技術的絞殺，富士公司和柯達公司就是一好一壞兩個轉型。富士依托化學制劑方面的基礎，轉型做化妝品保健品，如今又是行業內的一個巨頭了。而柯達選擇向印刷出版業轉向，偏偏這也是個被電子信息產業擠兌的夕陽產業，于是柯達轉型走的舉步為艱，最終在世界經濟危機中被一網打盡。香港的問題就是，如何做富士，而非柯達?

　　轉型成功的關鍵，是要尋找可以做大的朝陽產業，而且要是本地有條件發展的產業。那么香港的朝陽產業該是怎樣的產業?

　　首先說，所有低端產業都沒戲。一言以蔽之就是李嘉誠發家了，堵死了下一個李嘉誠的路子。李老板是當年是做塑料插花生意的，這是一個典型的勞動密集型輕工業，各國產業升級路上的第一臺階。但是發家以后的李大富翁搞起了房地產，操縱香港的土地價格一路飛升。居高不下的地價對工農業發展是致命的，沒有幾個企業的利潤率能夠應付如此高漲的用地成本。所以，除了少數小而精的高科技工業，大部分工農業企業都早早關門大吉了。當然，工農業萎縮的另一個原因是自然的產業升級規律：香港有錢了，平均工資高了，需要維持低薪才能盈利的低端產業就自然完蛋了。簡而言之，產業升級是單行線，沒有回頭路可走。這兩個原因限定了香港未來的出路，只能在第三產業里找，并且只能是對人力成本和土地成本不敏感的行業。

　　第二個因素是，必須是不易搬家的行業。今天的大陸顯而易見是個比香港更遼闊更活躍的市場，如果一個產業能夠輕易搬家，那么直接舉家遷往大陸就是了，何必留在香港?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香港當年紅極一時的影視娛樂業。今天的大明星們名義上是香港人，實際上一年大半時間在大陸拍戲、走穴。香港發展成什么樣與他們何干?真正香港本地制作的“土產”電影如今早就沒了九十年代在大陸市場一統江湖的氣勢，就是因為人脈資金都早已流向大陸，樂不思蜀了。

　　第三個因素是，目標產業必須能夠吸納相當可觀的勞動力數量。畢竟，香港是一個上千萬人口的城市。一項只能讓少數人暴富的產業是當不了支柱產業的。少數超級富翁和大批貧民構成的社會連穩定都談不上，何談發展?沒錯，委員說的還是房地產業。李大富翁在房地產業里賺得盆滿缽盈，而普通香港市民住的還是鳥籠，連內地許多大城市的居住條件都趕不上。這樣的產業繼續畸形繁榮，對香港實在不是什么好事。

　　說到這里，有人可能已經看出問題了。上述的幾個考量因素之間是有矛盾的。比如，一個產業如果在香港吸納大量的勞動力，那它就必然背負上沉重的人力成本，導致競爭力下降。

　　還是前面那句話，兩難的選擇，不是要證明香港的產業轉型不可能成功，而是要說，產業轉型，無論在哪里都是要經過痛苦的調整、犧牲，承擔相當的風險，在不同的因素間走鋼絲的。坐在家里就能日進斗金的好日子已經過去了。未來的道路是需要魄力，需要犧牲，才有回報的。當然，以香港之前的有利條件，只要愿意下真功夫，能找的出路自然還是很多的。比如，旅游業就是一個可選擇的目標產業。香港畢竟是一個比出境游要廉價方便的旅游目的地，旅游業也是少有的符合上述幾個條件的產業之一。

　　而香港人真正的問題在于，大多數人對于發展模式的轉變還沒有意識，沒有這個心理準備。從很多角度來看，不少香港人的心態甚至可以稱得上“不知死活”。

　　從前兩年開始，我們越來越多的見到香港市民同內地游客之間發生沖突的新聞。隨便在網絡上搜索一下就能看到諸如以下的消息，如：《香港人將內地赴港游客稱為“蝗蟲”》、《香港導游辱罵內地游客》。

　　很有意思。旅游業是香港這幾年少有的景氣行業，可以說代表了香港產業轉型的希望。可是屢屢爆出的負面新聞讓人覺得，香港不過是一個和內地許多劣質旅游開發區類似的地方。如此任性對待本地的旅游行業信譽，這是一種什么心態呢?

　　再就是最近的奶粉問題。新聞很多了，這里不再附送相關鏈接。內地人到香港大批量采購奶粉，許多商店貨架為之一空。香港市民、香港輿論的反響不是“商機難得，擴大進貨”，而是“內地人搶了我們的奶粉”。作為一個以轉口貿易起家，以自由貿易為榮的商業城市，竟然鬧到要動用行政和法律手段阻止客戶購物……這讓人想起了鴉片戰爭前的清朝：獲悉外國商人大批采購瓷器絲綢、市面上貨源緊張的消息，清政府的反應不是擴大生產，而是禁止商品出口。當年的清朝沒有受過資本主義洗禮，尚屬情有可原。可今天的香港呢?

　　委員以為，上述事實足以說明，大多數香港人不知道香港發達的原因。他們表面上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杰出代表，骨子里還是盯著眼前一畝三分地的小農心態。他們口里以貿易中心為榮，實際上卻不知道(或者不關心)這貿易服務于哪個市場哪個客戶。他們不理解香港的崛起是依托大陸市場的結果。所以，他們是在迷茫中稀里糊涂的發展起來的。今天的他們又在迷茫中稀里糊涂的停滯不前。那么委員當然可以預測，他們也將在迷茫中稀里糊涂的衰落下去。

　　當然，許多香港人不會承認這一點，他們更喜歡將今天的停滯歸罪于特區政府。聲稱香港之所以搞成今天的樣子，就是因為特區政府比港英政府的水平差。

　　這是很荒唐的。特區政府事實上和港英政府毫無區別，都是“殖民地政府”。

　　回歸前的港英政府是個確鑿無疑的殖民地政府，沒有決策權，只有執行權。做決策是英國政府的事情，港英政府只考慮如何執行英國政府的決策。在香港回歸的時候，為了最大限度的保持香港社會的穩定，中國政府承諾，香港現有政治制度五十年不變。這意味著，香港特區政府和港英政府一樣，仍然只是一個殖民地政府。基于各方面因素考慮，中國政府從未大幅調整香港特區政府的架構和工作模式，賦予其決策的能力。

　　那么誰來替香港做決策呢?是中國政府么?我們只要回想另一句承諾就明白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中國政府除了在少數基本問題上保持發言權，以此體現主權之外，在大多數具體的政策問題上并不愿插手香港內部事務。

　　所以這就是香港特區政府的問題，它是一個殖民地政府，上面卻沒有了宗主國。它無條件保留了英國人留下的施政綱領，沒有能力根據經濟形勢變動予以調整，就像一輛卸掉了方向盤的汽車。所以自然是磕磕碰碰，越走越艱難。

　　要理解香港特區政府的這一缺陷，我們可以考察一下08年美國金融危機時美國政府的反應，對比98年香港金融危機時香港政府的反應。08年華爾街搞出危機的時候，美國政府毫不猶豫的拋棄了之前一直高調宣傳的“政府不干預市場”的口號。為了避免通貨緊縮風險和全面的經濟崩潰，美國政府立刻插手干預市場。反正干預市場也罷，不干預市場也罷，都是政策選擇而已。對于美國政府，這不過是一張紙上寫什么字的事兒。現在改幾個字也沒什么，毫無心理壓力。可是香港政府在98年的救市決策就艱難的多了。當時主管金融政策的正是后來的特區行政長官曾蔭權。他自己事后回憶說，他覺得政府干預市場違背了香港政府以往不干預市場經濟的施政理念，他感到背棄了自己的理想，以致于在宣布救市決策的前一天晚上在家抱頭痛哭。曾蔭權的心態就是一個典型的殖民地官員的心態。他從未掌握決策權，只能把上級政府，也就是以往的英國政府布置的政策當圣旨來遵循、來信奉。如果英國政府命令改變這個政策，他什么話也不會說。可要他自己違背這個政策，那就跟要他的命一樣。

　　從這個角度上講，索羅斯當年攻擊香港的手段是很失策的。他太急躁了，給香港特區政府施加了太大、太直接的壓力，以致于這個茫然的殖民地政府都認識到需要做點什么來自我保護。如果他能夠用溫水煮青蛙的手段來炮制香港，香港特區政府或許真未必有這個自衛的意識呢。

　　這方面的另一個典型案例就是港幣的匯率問題。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起，根據英國人的決策，港幣匯率盯緊美元匯率。香港回歸后這個政策依然連續。實際上，不止一位香港金融官員退休后反思，認為應該適當調整匯率，才能促進經濟發展。可就是沒有一個金融官員能在任上做這個決策，所以今天的港幣匯率依然盯緊美元，僅在小范圍內允許輕微浮動。

　　當然，要說特區政府的政策完全沒有變動，這也不確切。實際上，香港就像一輛沒有方向盤的汽車，輪子轉向什么方向，完全取決于輪子壓過什么樣的坑。這個坑，就是香港的民意。只不過，民意如同小孩子的臉，一日三變。沒有一個穩定的決策方向，盲從民意的結果就是朝三暮四，朝令夕改。

　　比如十多年前的莊豐源案：這是內地產婦赴港生子，然后援引基本法規定，要求給孩子授予香港特區居民身份的濫觴。當時的全國人大就給香港法院建議，提醒他們此例不可開，否則后患無窮。可是這個建議被公之于眾后引發香港輿論強烈反彈，認為這是中國政府試圖操縱香港法律。香港最高法院順應民意，裁定產婦要求合法。十多年后，香港大小醫院幾乎被大陸產婦擠爆，香港民眾苦不堪言，香港法院只好修改司法解釋，不再允許赴港產婦的新生兒獲得特區居民身份。

　　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呢?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