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提法常常見諸報端。我注意到今年的國慶招待會習近平主席也如是說。現在復興中華是我們的共同目標。為此目標的皆為同志，而復興中華的道路該怎樣走有些同志就不清楚了。“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提法如同過去的“兩個凡是”一樣，絕對出自一些小文人之手，他們順從西方文化大談價值。而不是中華文化而言道義。所以說為了實現復興中華，在一些理論問題上就不要人與亦云。

　　過去戰爭題材的電影就體現共產黨與國民黨的不同：在需要沖鋒陷陣的時候，共產黨這邊指揮員一般會喊：“為了新中國，為了人民的解放同志們沖啊!”等語句 。而國民黨那邊的軍官一般會喊——弟兄們沖啊，沖上去每人獎多少塊大洋。 由此可見共產黨人一般講對理想的追求而不講對價值的追求。 過去我們的思想也是習慣講世界觀.人生觀，而不是講價值觀。

　　西方的有些人還是蠻夷文化只會言說價值而不會言說道義。雖然他們享受著現在科技帶來的成果，也擁有先進的武器，但他們至今還是生活的叢林當中未開化的野蠻人。因為他們在人類社會也使用叢林法則。 西方人推崇什么自由.人權等的普世價值。中華文化對人在人類社會的活動不以什么價值來界定。不是以什么有價值無價值來指導決定人的行為。相反只有利益小人的行為才總是用價值來衡量。個人的人權與自由是否該有個邊界呢?他們從來沒說過。也許在他們看來，有了邊界就不是自由了。然而一個人成不了世界，個人必須和眾人生活在一個世界上。怎樣去正確對待個人的合理自由呢?我看還是離不開道德與仁義。

　　中華文化對人的社會行為講的是人的道行與德行。少了公天下，哪有真仁義?舊儒家的主張是私天下而后仁義。所以必然是假仁假義。但不能因為假仁義而不要真仁義思想。仁與義的觀念是超越價值的無價之寶.仁的思想不是自私，也不是無私。。“仁”是處理自己與他人關系的一種態度，不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而是個人利益的合理部分.不能自私自利。利取中道則為義。所以說利者義之和也。每一個個人在追求個人的自由與人權等利益的時候都要以仁義與他人相接。個人的自由與人權不能侵犯公道與正義。不能去追求不仁也不義的自由。個人追求的自由應該如音樂需要和旋與旋而律。沒有旋而律的不是音樂是噪音。所以說個人追求的自由與人權還是離不開道。要為自由立道。

　　在這個世界上，人分地域而居，物分地域而產。因為日月運行之道是循環往復，所以有道之人講的是互通有無的交換，無道之人奉行的是劫掠。有道的中國人在明代就有鄭和下西洋的龐大船隊，而這并沒有使中國走向奴役世界之路。但是14世紀中葉至17世紀初的文藝復興與科技的發展在促進了人類近代文明的同時。無道的西方文化也造就了殖民主義與曾經的日不落帝國。自由主義，在反對封建主義的同時，衍生出一個令人遺憾的的副產品，那就是殖民主義。

　　所以說不要把中華文化道與德.仁與義的處世思想與行為原則說成是價值觀

　　西方的蠻夷文化只會言說價值而不會言說道義。

　　如今有人卻順從西方話語大談什么價值和價值觀。

　　用金錢不能買來的東西，才是真正珍貴的東西。這些東西是不能用價值來衡量的。

　　中華文化對人的社會行為講的是人的道行與德行，仁與義的觀念是超越價值的無價之寶.

　　仁的思想不是自私，也不是無私。。“仁”是處理自己與他人關系的一種態度。

　　仁的思想不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而是個人利益的合理部分.不能自私自利。

　　利取中道則為義。每個人在處理面對的利益分配問題時以仁.義思想來相接。所以說利者義之和也。

　　有德之人的行為是對利益追的的舍棄，對利益的不得精神才是德。

　　如果用價值的說法就是有德總是放棄看似有價值的東西，他們的行為不是得價值，而是得人心。

　　是以圣人執左契而不責于人。所以才有《馮諼客孟嘗君》中薛地市義的故事。

　　中華文化對人在人類社會的活動不以什么價值來界定。不是以什么有價值無價值來指導決定人的行為。

　　相反只有利益小人的行為才總是用價值來衡量。

　　少了公天下，哪有真仁義。但是傳承中華文化不能因為假仁義就不要仁義思想。

　　儒家的立家之本是仁義思想。但舊仁義思想是當人類失道失德之后產生的。

　　所以說能夠糾正舊儒家思想的錯誤還需要有道有德之人。

　　復興中華文化的思想革命應該是——拋棄舊道德而重建新道德。拋棄舊仁義重建新仁義。

　　西方人權思想是從個人利益出發要著權要那權也即爭取自己利益。

　　所以有些主張人權思想的人動不動就說要爭取個人利益最大化，追求價值。

　　而以中華文化來思考這種說法不公道，也很缺德。

　　因為人面對各種利益由不得的精神才是德。所以說人權思想是種無道的思想。無德的思想。

　　胡石英同志指出：真正對某一個思想達到崇拜的地步，且號稱是忠實學生的，

　　往往最后是這個學說的叛徒!對任何一個學說的宗教化，都是對這個學說的背叛!

　　一些人打著無產階級的旗號，大談階級性和人性的時候，他忘了階級也是有人組成的。沒有不是人的階級。

　　所以說任何階級在考慮自身階級利益的時候，如果沒了人性與道德都是不行的。

　　如果無產階級是那樣，只能是馬克思說的流氓無產者。

　　馬克思主義也不是主張人類無德。

　　因為馬克思說無產階級以其自身的解放從而解放了全人類。

　　這就是德之精神。相反如果沒有德之精神，就不是無產階級以其自身的解放從而解放了全人類。

　　而如果去的肅反于文革當中極“左”行為的人就是缺德。

　　他們口中的無產階級利益已成了個人私利,只為私利而沒有道義。

　　而是如同過去的社會奴隸造奴隸主的反而成為新的奴隸主。

　　臣民造帝王的反，打倒了舊皇帝又出了新皇帝。被剝削階級造剝削階級的反，自己又成了新的剝削階級。

　　法的思想產生就更是在人類思想失道失德，不仁不義之后才出現的。

　　法的思想總想以一種外在的，人為的強制束縛去規制人的行為。

　　以道御人，人皆有道。以德御人，人皆有德。

　　依法御人，人皆知法而未必守法。此時人皆無道又無德。

　　為了滿足私利變著法的鉆法律的空子，法還管什么用?

　　無道無德之人也編不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的法律之網——他們追求的法的籠子去束縛住人的行為。

　　如果在失道失德，不仁不義法的社會再鼓吹人們追求價值，什么正確的價值觀也不可能有。

　　今天中國來講守住公道比守住維護私德的法律更重要。

　　以公道對霸道，以有道伐無道，才是正道.

　　我在《中國應對美國步步緊逼需要的不是理性而是道行》的博文中說道：“ 長期以來一些人對世界格局的認識都很小氣，缺少大氣。這些人往往從個人私爭，國家私爭的角度理解世界格局。所以他們好把當今世界比喻成一個類似中國歷史上的戰國時代。中國所以叫中國就是因為中華民族的周朝時代而來。周天子是居中之國，進而分封諸侯國。使諸侯個安其土，個守其民。防止不同部族間的利益爭斗，實現天下太平。這就是人們習慣說的封建的本意——封土而建諸侯。也就是說在人類社會初期，交通不便利，信息阻塞。封建是諸侯的盟主實現天下治權的一種方式。”

　　中華古代圣賢有天下政治觀。現在流行階級政治思想和地緣政治思想。而這些都違背人類政治出現的初衷。因為這些政治思想都是只能實現為一部分人或一地域人服務。而不是為天下所有人服務。中華古代圣賢有天下政治觀。人生必架于物。人分地域而居，物分地域而產。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天下政治思想就是要避免因為生存資源的爭奪，人為的制造了地域矛盾和人與人之間的矛盾。他們出于公心而行使天下治權，也不把這個權力看成自己私有與私有繼承的。

　　以地域的天下政治觀和人的圣賢政治結合，中國政治思想主張的是政道.圣賢政治主張以身觀身，以國觀國，以天下之心觀天下。中華圣賢主張禮讓而不是私爭爭私。一人興仁天下歸仁焉。《尚書·洪范》：“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可惜的是，中華民族那么多人，自堯舜后都想要得到堯舜.黃帝一樣的權，而沒有堯舜黃帝一樣的德。所以這些小人也叫皇帝而非黃帝。失道在先，春秋末期的周天子已經無德.無能再行使以公道笠天下的天下治權。從那時候至今天都是政治私爭的天下。中國的政治家已經不能懷天下之心，甚至都不能懷一國之公心。

　　看看《湯誓》中商湯是如何闡述討伐夏桀的道理的。他不是從利益出發而是從道義出發，從天下人人的福祉出發。

　　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非臺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眾，汝曰：『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臺?』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眾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再看看周武又是如何言說討伐商紂的：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勛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祗，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兇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眾，厎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又如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 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茍為后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可見上鼓吹利益和價值追求并非治國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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