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7日,以紀念鄧小平誕辰110周年為契機,反毛右派分子張建星在《人民日報》發表了《讀一位政治家,也讀一位父親——重讀<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筆記》,借著“感情”二字大做文章,大大地發泄了一通其內心對人民領袖毛主席厭惡與痛恨的感情。
讀了該文,不由讓人感受到一陣刺骨透心的陰風。張建星身為反毛右派分子,但卻沒有辛子陵、茅于軾的反革命“勇氣”(也許因為顧忌自己頭上還頂著《人民日報》副社長官帽的緣故)。因而,他只能采用一種陰晦的手法,通過含沙射影方式,惡毒詛咒、攻擊毛主席,這不能不引起一切熱愛毛主席的人們的無比義憤,并引來了網友們的一片討伐聲。
世界上決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張建星為何要憎恨毛主席?說穿了,因為毛主席所領導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觸犯了他所代表的那個反動階級的利益。
張氏原想通過此文來揚鄧貶毛,殊不知,由于張文徹底暴露了自己的政治立場與丑惡的資產階級人生觀,其結果卻是適得其反。不僅對毛主席的光輝形象毫發無損;卻在很大程度上貶斥了鄧小平,這應該不像是張的本意。
揚“私”貶“公”的人生觀
人所共知,“私”是萬惡之源;“公者千古”。
何謂“公”?公者無私也。正因此,古今中外,人們歷來都把為國家、民族利益而貢獻個人利益的歷史人物,看作英雄豪杰;而把那些為了個人和家庭利益孜孜以求、甚至不惜以私損公的行為作為恥辱的代名詞。
看看中外近代歷史吧!
中國民主革命先烈第一人陸皓東,在1895年發動乙未廣州起義前,返鄉“即鬻田產,訣母別妻”。其后又寫信與妻,決心犧牲“小我”以成全“大我”:
“別處且不談,拿我們廣東來說,兩廣總督公開賣官鬻爵,以職位大小,論價格高低,官場等于商場,因此那班大小官員,一味向人民刮錢,捐稅多得不得了!國勢如此之弱,人民如此之窮,政治如此之腐敗,我們再不革命,真要亡國了!”“革命原不是容易的事。失敗一次兩次甚至于十次二十次都說不定。失敗是成功之母。我們深深地相信革命總有成功的一天。”“我忙甚,也許以后不能常寫信給你,也許一輩子不能寫信給你了。因為萬一在起義時死了,我便會和你永別。請你不要惦念我。我假使死了也不必悲傷,為救國而死是光榮的,為革命而犧牲是偉大的。親愛的妻,你應該為光榮而偉大的丈夫預祝勝利呀……”(《陸皓東傳》)
無產階級革命先烈夏明翰,1928年3月在武漢被殺。為了共產主義理想,他視死如歸,就義前留下的詩句是:“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自有后來人。”
外國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者、著名的匈牙利愛國詩人裴多斐,1848年7月戰死在抗擊俄奧入侵聯軍的瑟克什堡戰役中,丟下了年僅22歲的嬌妻。他留下最膾炙人口的詩篇是:“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
張建星不認同以上這些英雄人物。他認為,這些人都是沒有“感情”、“冷血”的人。他只用了一句“無情未必真豪杰”,就把這些為國獻身的革命者全否定了!他寫道:
“成就一個政治家或摧毀一個政治家的原因有時要復雜得多。在這里,或許感情、家庭這些因素尤其是不能回避的”。
話雖說得圓滑,但內在的邏輯是清楚的:偉大人物所以能成功,一定會有一份從家人那里得到的完整的“感情”;反之,缺乏完整家庭的人,是不可能獲得真正成功的。
鄧小平為什么“成功”?張的結論是:因為他“愛”家人,并從家人那里獲得了完整的“感情”。
“假如鄧小平沒有這樣一個家,沒有這些愛著他并簇擁著他的親人,沒有他的妻子的陪伴,作為一個政治家的命運又該如何?他的那些改變中國的史詩般的偉大規劃和夢想又能走多遠?實現多少?”
反之,“毛澤東是在不斷地失去親人的過程中走完他的革命征程的。毛澤東病危的時候(大概是逝世前十天),他的女兒李敏經中央同意,到病榻前看望她的父親。這時的毛澤東微睜雙眼,看清了是自己的女兒,便緊握住李敏的手,閉目不語。”
“許多公開的資料都從不同角度和側面,證明并描述了毛澤東的孤獨,特別是晚年的孤獨。而鄧小平不是。無論是他‘文革’被打倒,還是再次被打倒,他始終沒有失去妻子,失去家人,失去親情,失去無比溫暖的親人之愛和天倫之樂。”
說得明白些,在張建星看來,毛澤東為革命失去了六位親人,是失敗者;而鄧小平因為有一個完整的家庭,才是成功者,是真正的“偉人”:
“毛澤東去世后,我們看到的他更多的是被當作一位偉人,一位黨的偉大領袖被悼念。而鄧小平不僅如此。告別這個世界的時候,除了他身上的黨旗、身旁的鮮花外,離他最近的,最后擁吻他的是他的妻子,他的兒女,他的孫兒。”
看!在張建星眼里,毛澤東作為“偉人”、“偉大領袖”是“被”出來的,是虛幻的,而不是客觀現實;那么,鄧小平的“偉人”地位為什么不是“被”出來的呢?因為“他身上的黨旗、身旁的鮮花┄┄擁吻他的是他的妻子,他的兒女,他的孫兒”都是客觀真實的。
如此揚鄧貶毛,居心何在?一句話,充分反映了反毛右派內心世界的愛與憎,更是十足地反映了反毛右派的本質。
以“恥”為“榮”的是非觀
張建星身為《人民日報》的副社長,作為黨的喉舌副“掌門人”,理該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傳播大喊大叫,理該為弘揚共產主義公有制意識形態而努力,宣傳中國的社會主義榮辱觀。可是,他不僅不這樣做,相反,竭力宣揚資產階級“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觀點,大念“私”字經。
我國是一個崇尚教化的民族。歷來提倡先公后私、大公無私,主張正確處理公私關系,確立起正確的榮辱觀。
《禮記·禮運》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有史以來,中國人就把為國家、為民族犧牲個人私利的人奉為英雄、楷模。
從遠古的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到西漢的霍去病“匈奴未滅,何以家為”;從東漢的班超“投筆從戎”,到東晉的袓逖北伐,立志收復中原,每天“聞雞起舞”;從南宋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膽心照汗青”,到明末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到了近代,更是涌現了無數可歌可泣的愛國志士仁人,他們中哪一個不是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公利”,毅然犧牲個人、家庭的“私利”?
從林則徐的“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褔避趨之”,到晚清譚嗣同的“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從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的“天下為公”,到陸皓東、林覺民等烈士的自覺獻身;從李大釗的從容就義,到毛澤東的滿門忠烈┄┄
2006年3月,胡錦濤總書記在十屆政協四次會議上發表了“關于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的講話,正式提出以“八恥八榮”為內容的社會主義榮辱觀,其中首要的就是以“熱愛祖國”,“服務人民”為榮;以“危害祖國”、“背離人民”為恥的“公利”觀。
唯獨這個張建星,他居然獨樹一幟,徹底否定了國人的良好傳統與社會主義榮辱觀,提出了一個以個人“私利”為標準的榮辱觀。
張氏在紀念鄧小平的文章中,不是去紀念他“改革”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政治方向,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論述;也不是去紀念他不能搞“兩極分化”,不能產生“新的資產階級”的思想;更不是去紀念他中國只能搞社會主義,走“共同富裕”道路的理論。而是揀出他對家庭、家人的“感情”,拿出他寫給毛主席、汪東興的15封信(給汪的信多是為其家人求情內容)來說事,大做文章,這究竟是在歌頌他,還是在揄揶他?
反正,在一般百姓的詞典里,領導人為自己家人求情、要求照顧(開后門),只能是一種恥辱,絕不會是一種光榮。
看看毛澤東、周恩來,他們是怎樣要求自己家人的吧!
附文:讀一位政治家,也讀一位父親——重讀<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筆記
一
毛毛(鄧榕)將她這本40萬字的作品,不稱傳記,也不肯命名為個人回憶錄,她更愿意把這本書稱為“感情流水賬”。讀過,再讀過,直到眼睛有些潮濕的時候,才深深感到作者的解釋是準確而有理由的。最有力的證據就是本書披露的“文革”期間,鄧小平寫給毛澤東、汪東興的信件。這些極為珍貴的歷史信件,不僅再現了一位偉大政治家對整個民族和國家的無限憂慮,而且字里行間體現出作為一位父親對他的兒女、對他所有家人至真至樸至深的感情。這些信件,雖然不能和三卷《鄧小平文選》相提并論,雖然不能和一位杰出政治家治黨治國治軍博大精深的宏言偉論相提并論,但這些信件的分量并不輕。正是這些信件使我們通過讀一位父親,讀一位父親極其真實的感情,更深地去體會去解讀一位偉大的政治家。
其實,歷史從來不會忽略或撇下個人的感情(哪怕是細枝末節的感情)去評價一位時代人物的。而且,往往正是這些個人的感情才使我們有可能解開許多難以解開的歷史謎團。
二
如果忍耐是鄧小平一筆巨大的財富的話,那么家庭和親情也是他的一筆十分寶貴的財富。讀了毛毛的作品,讀了鄧小平的“文革”歲月,感到鄧小平的忍耐,既是個人的忍耐,也是一個家庭的忍耐。正是因此,鄧小平的忍耐從來都不是孤獨的忍耐。
三
我們往往習慣于僅從一種政治的軌道上去解釋一個政治家、一個革命者的命運。其實,成就一個政治家或摧毀一個政治家的原因有時要復雜得多。在這里,或許感情、家庭這些因素尤其是不能回避的。我們知道,同是這個時代的偉人毛澤東是在不斷地失去親人的過程中走完他的革命征程的。毛澤東病危的時候(大概是逝世前十天),他的女兒李敏經中央同意,到病榻前看望她的父親。這時的毛澤東微睜雙眼,看清了是自己的女兒,便緊握住李敏的手,閉目不語。毛澤東去世后,我們看到的他更多的是被當作一位偉人,一位黨的偉大領袖被悼念。而鄧小平不僅如此。告別這個世界的時候,除了他身上的黨旗、身旁的鮮花外,離他最近的,最后擁吻他的是他的妻子,他的兒女,他的孫兒。
許多公開的資料都從不同角度和側面,證明并描述了毛澤東的孤獨,特別是晚年的孤獨。而鄧小平不是。無論是他“文革”被打倒,還是再次被打倒,他始終沒有失去妻子,失去家人,失去親情,失去無比溫暖的親人之愛和天倫之樂。
政治家就一定是離群索居或徹底的獨行者嗎?毛毛說:“對于父親來說,政治上的大風大浪不算什么,最難以忍受的就是孤獨。”鄧小平的確沒有陷入過這種不僅他不能忍受,大多數人(姑且說)也難以忍受的孤獨。無論“文革”開始初被打倒,還是“批鄧”“反右”,政治上的風暴所以沒能最終掀翻鄧小平,除了他作為一個偉大政治家的胸懷和堅強品質外,還因為鄧小平擁有一個好妻子、好家庭,擁有從未與他“劃清界限”的依戀著他愛著他的兒女。鄧家不簡單。能夠以一個家庭的力量共同抵御幾乎是滅頂之災的政治風浪的,實在太少有也太難得了。1976年,當政治的災難和自然的災難幾乎同時從天而降的時候,已經七十多歲的鄧小平的夜晚是這樣度過的:“到了晚上,全家人擠到這個大大的棚子里。父親在燈下看書,媽媽和奶奶鉆在蚊帳里扇著扇子聊天兒,眠眠和萌萌打打鬧鬧,而我們呢,有人看電視,有人則把麻將和撲克牌都拿了出來,擺在床上打。全家人住在這個大棚子下,不像在抗震,倒像在過兒童‘夏令營’。”
“這就是家,一個溫暖幸福的家,一個驚濤駭浪之中的心靈之家。”
很難想象,也不應當作這樣的假想,假如鄧小平沒有這樣一個家,沒有這些愛著他并簇擁著他的親人,沒有他的妻子的陪伴,作為一個政治家的命運又該如何?他的那些改變中國的史詩般的偉大規劃和夢想又能走多遠?實現多少?事實是,鄧小平不僅再次精神矍鑠地復出,不僅以93歲的高齡辭世,而且在生命歲月最后的十幾年中他還以驚人的力量和智慧改變了我們這個國家、甚至我們每個人的命運。這就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四
也許的確不該做這樣的比較,讀這本“感情流水賬”的時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兩個人,一個是劉少奇,一個是顧準。前者在被打倒的同時,他的妻子被抓進監獄,這位前國家主席顯然是在極端孤獨和痛苦中故去的。可以作這樣的推想,如果劉少奇能夠被允許始終與妻子相伴,如果他不但有妻子相伴,也有江西步校那樣一個允許孤獨也允許思想的院落,他或許不會那樣早、那樣痛苦地逝去。而顧準呢?1974年,在顧準心里,那一定是一個很寒冷很寒冷的冬天。生命垂危的顧準,臨終前幾乎是乞求見一下與他“劃清界線”的子女,見一下他近在咫尺的老母親,但終未如愿。原因很簡單,那時顧準身上的符號只有兩個字,不是父親,也不是兒子,而是“右派”。所以,想最后看一下兒子的母親被勸阻,應該向父親作最后告別的兒女沒有來。不敢想象顧準臨終前那種被掏空一切的絕望和痛苦。不敢想。想一遍就會流一遍淚。抑制不住的熱淚。這一段段讓人淚如雨下的歷史章節總會讓人作這樣的思索:這究竟是歷史的不幸,還是個人的不幸?這究竟是時代的悲劇,還是個人的悲劇?或者說,我們能簡單地、清晰地將這兩者輕松地分開嗎?我想很難。因為,悲劇可能是歷史的,但淚水一定是個人的。
五
對于一個政治家來說,政治的追求當然是難以放棄、不能割舍的。因為這里有一個政治家的全部人生價值和人生夢想。但親情呢?家庭呢?或許還應該有這些政治家的愛情。失去這些,或者所有這些又極其不完整呢?這對政治家的命運又該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呢?甚至對政治家的政治判斷又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呢?
我甚至相信,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這都是極其值得研究的題目。這個題目不僅是讀者需要的,也是政治家需要的;不僅是政治家個人需要的,也是政治化了的歷史需要的。
六
無情未必真豪杰。
無論讀此書,還是讀三卷本《鄧小平文選》,或是讀鄧小平無比生動也感人的生平圖片,偉人的大智大勇、治國方略當然動人心魄,但常常讓我動情落淚的還是一個政治家對民族對人民的深情、對親人的深情。閱讀鄧小平的生平圖片,覺得越到晚年,鄧小平的目光、笑容,越能讓人在感受一個偉大政治家的雄才大略的同時,感受一個普通父親,一個普通丈夫,一個普通老人經過滄桑歲月磨礪之后的至真之情。
《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總共收選了鄧的15封信件,這些信件都是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寫給毛澤東或汪東興的。這些信里,雖然也涉及黨事國事,但更多的,或者說大量的都是家庭瑣事、親人之事。有關于妻子卓琳的血壓;有關于鄧林“本身條件差,至今還沒有對象”;有很詳盡的十分拮據的二百多元生活費的分配;有關于樸方病情的情況,并“只能要求你的幫助(指汪東興),要求黨的幫助”。對此,作者毛毛的評價是:“可以看到,‘文革’當中,父親寫信往往都是為家庭的‘瑣事’。父親這個人,向來行事簡約。在工作中,講話不寫講稿,寫報告也總是言簡意賅,從不贅言。在生活中,我們從小到大從未見過父親寫信,就連與他相濡以沫三十多年的媽媽,也從未見過他因家事寫信。而在‘文革’中間,在家庭處于困境之時,在他的家人子女需要得到關懷和幫助時,作為一家之長,他曾一次又一次地寫信,而且是不厭其詳地寫信。‘文革’中,他總是覺得家人和孩子們是因為他才受到這么多的委屈和不幸,他總想盡他的能力,盡一切可能,為家人和孩子們多做點再多做點。他從不要求孩子們為他做什么。他付出了對家人子女的全部的愛,卻不要求任何回報。這是人世間最樸素的愛。估算一下,‘文革’十年中,父親所寫的信,比他一生中其他80年的統統加起來,還要多得多。”
七
“東興同志,又為我的大兒子鄧樸方的事麻煩你……”
這是寫于1971年2月的一封短信的開頭。這就是鄧小平,很真實,很感人。
我只能說:
擁有這樣一位政治家,是一個國家的大幸;
擁有這樣一位領袖,是一個政黨的大幸;
擁有這樣一位丈夫,是一個妻子的大幸;
擁有這樣一位父親,是兒女后代的大幸。
20世紀擁有了鄧小平這樣一位世紀偉人,應該說這也是歷史和民族的大幸!
難道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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