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已經形成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形式并存的經濟結構，進而形成了多元化的社會階層結構和不同的利益主體。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和成就表明，不同所有制性質的經濟成分都是發展我國社會生產力的必要形式，不可偏廢。同時我們必須承認，由于這些不同的經濟形式具有不同的目標函數和利益訴求，因而在客觀上必然存在一定的相互矛盾。

　　這一矛盾在思想認識領域中的突出表現是，在黨中央再一次明確強調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原則的背景下，反對公有制經濟特別是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并極力主張私有化的聲音仍然是一浪高過一浪。國有企業壟斷論、低效率或無效率論、腐敗論、國進民退論、公有與非公有之間不平等論等各種觀點仍然充斥于網絡、報紙、雜志、各種報告和會議上。資本在話語權上顯得越來越強勢。

　　必須看到，一方面，我們必須在堅持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的前提下，繼續堅持“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激發非公有制經濟活力和創造力”;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資本權力及其話語權過度強勢，不僅是對黨的路線與政策的背離，而且也必然產生對社會公平正義原則的嚴重侵蝕和一系列社會問題。

　　在過去30多年的經濟發展中，正是因為存在某些領域和方面的資本權力過大，從而產生了一些嚴重的經濟社會問題。例如，在我國房地產業的發展中，由于資本強勢而產生的對農民土地和房屋的強征強拆;在資本強勢下一些高污染項目所導致的對資源和環境的嚴重破壞;甚至在國有企業內部，也由于公有資本的過度強勢，造成了國企內部管理層與普通職工之間的權力不平等和收入分配上的兩極分化等等都是這方面的典型例證。另一方面，我們又必須看到，在我國還存在一些不利于非公有資本健康發展的一些政策性障礙和思想認識方面的障礙，必須通過深化體制改革加以解決。

　　在未來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非公有資本和非公有經濟仍將起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因為非公有資本和非公有經濟存在一些問題就將之妖魔化是錯誤的。在未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必須始終堅持正確認識和處理資本(特別是非公有資本)與社會的關系。在我國社會多元化的現有格局下，政府、資本和一般勞動者，是三大利益主體(其實還存在一個外國資本勢力)。資本與勞動者、政府與資本(市場的實際主體)、政府與公民之間的關系，是主要的社會關系。這些關系既相互依存，又存在一定矛盾。中國社會要健康發展，必須始終保持這幾個方面關系的動態適度平衡。

　　從政府、資本和勞動者這三個主體的客觀地位來看，勞動者是天然弱勢的一方，而政府和資本這兩個方面則都具有相對強勢地位。因此，從社會公平與正義的角度來說，如何進一步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和話語權地位，是維系中國社會平衡和穩定的重點。

　　因此，從理論層面來說，究竟如何認識資本、政府和勞動者這三者之間的關系、究竟如何認識代表各種不同利益主體的話語權之間的關系等，都是值得認真思考和探討的問題。從實踐層面來說，究竟如何按照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通過法律和政策進一步規范資本、政府和勞動者這三者之間的權力關系及其在話語權中的合理關系，特別是防止資本及其話語權的過度強勢，已經成為必須認真研究和解決的重大現實問題。

　　附文：

　　周文：為野性資本尋找良性出口

　　資本是一切生產和發展的起點，也更是現代經濟發展的血液。而資本擴張則是最有效推動發展的動力源泉。但近年來，由資本引發的世界經濟云譎波詭，動蕩不安，歐洲債務危機愈演愈烈，金融危機激起人們對資本的重新審視;而國內資本擴張也正面臨著挑戰，環境污染、生態失衡、貧富差距，流動資本游走于股市、樓市，民間借貸爆出金融風險，不斷出現“跑路潮”;而奢侈消費一日千里、一浪高過一浪，炫富事件不斷刺激公眾敏感的神經，暴富和土豪更是成為吸引眼球的熱詞。因此，當人們在普遍感受到資本擴張推動社會前行的同時，也日益從內心發出“傷不起”的哀嘆。由此，資本在將世界推向發展的同時，也正在把世界推向一個動蕩、危機和讓人迷惑的時代。可以說，和過去任何一個時期相比，人們對資本擴張所帶來的困境，從來沒有當今這樣表現得如此強烈。

　　這種困境與困惑的產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資本的邏輯”產生的必然結果。所謂“資本的邏輯”，簡單地說，就是發財致富的邏輯，賺錢的邏輯。為了實現賺錢的目的，資本既可以用技術創新、提高管理效率的方法，也可以用壓榨勞動者的手段，必要時也可以制造假冒偽劣商品甚至毒品，不一而足。資本在客觀上推動社會生產力快速發展的同時，又形成經濟主義、消費主義、物質主義和拜金主義的泛濫成災。

　　正因為如此，被譽為“經濟學之父”的亞當·斯密曾警告，應當高度警惕資本追逐利潤的貪婪對社會公益的損害。索托也告誡，資本有秘密。所以，資本并非天然是“良駒”;而是“烈馬”，有內在的“野性”。有鑒于此，如果不給資本套上法律與道德的“韁繩”，任由資本的邏輯無限制地發揮作用，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將是一種贏者通吃的反社會結局。

　　進一步的問題在于，把資本關進的那個“籠子”究竟應該多大?這個“籠子”又是由什么來做成的?誰來做這個籠子?是否因為給資本套上了“籠子”，就會把資本搞死了?在社會整體利益和福祉框架下如何圍繞資本的收益、分配、成本，生產與使用去形成引導資本擴張的邏輯，是當下亟須解決的一個全新命題。

　　首先，應關注資本的“鄰里效應”。資本的幸福指數來源于“鄰里效應”，資本的合理分配比資本的合理收益更重要。在經濟社會發展初期，關注效率，做大蛋糕，強調資本收益最大化有合理的一面。但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公平比效率更有利于經濟社會發展。如果任其收益長期向資本方傾斜，必然會導致貧富差距持續擴大，消費出現“兩極化”現象：富人的炫富消費與窮人的無力消費，進而影響經濟社會的長期可持續發展。尤其是在轉型期，無視社會不同階層過高的收入差距，放任收入差距的失衡，容易引發失控和成為動蕩的因素。

　　其次，拓寬資本的使用“瓶頸”。對于資本的使用，當下的經濟過多關注于資本的杠桿效應，追求金融衍生品創新，資本對實體經濟缺乏吸引力，資本不但不能對實體經濟提供動力，反而成為實體經濟的“抽水機”。

　　資本的出路受瓶頸制約，其結果造就了樓市的泡沫和實體經濟的萎縮，近年來更滋生出民間借貸的風險。這種少數人享受資本“創造性”好處，多數人承受資本“破壞性”代價的“群魔亂舞”，只能是資本的亂象，而不是資本活力的競相迸發。另一方面，如果資本過度迷失于財富的“幻覺”，而不能從資本本身“破繭”，必然導致社會責任心缺失，奢侈消費就成為資本使用的另一個“出口”，由此則會加劇資本所有者的自我意識膨脹，帶來一系列道德問題，暴富和炫富就成為資本“宣泄”的標識。因此，放開更多經濟領域，推進金融綜合改革，提升資本向產業轉化的能力和收益，為資本投入生產改善配套政策，壯大民營經濟，應該成為一個大的方向。同時，在未來土地流轉改革中，要警惕私有化的風險，防止資本炒作土地，弱勢農民終究抵擋不住強勢資本的“侵犯”，樓市泡沫的前車之鑒不能重演。

　　再次，防止資本“僵化”也是改革深化的內容。中國已進入中等收入國家，富豪數僅次于美國，躍居世界第二。這意味著，在制度框架上要思考資本的流動性，防止資本的僵化，啟動實施遺產稅和房產稅。開征遺產稅能夠避免資本“囤積”，保證資本的活力和流動性;適度開征房產稅，可以促進消化樓市泡沫。推動富人的資本和經濟社會的良性互動，也有助于經濟的包容性增長與和諧社會的建構。

　　資本不是財富而是財富的生產工具，它不能成為經濟發展的包袱。只有在一個社會中樹立正確的資本理念，資本才會成為經濟的發動機，才會為現代人類社會發展的繁榮提供驅動力。

　　(作者是清華大學資本論與當代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云南財經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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