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仇富仇腐論”才是“刻意地轉移目標”

    ——“私有化經濟學理論”是制造貧富差距的“幕后黑手”

    黃河岸柳

    評論背景： 

    吳敬璉：仇富的本質是“仇腐”，有人刻意轉移目標 

    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在《同舟共進》雜志上發表文章表示，腐敗和壟斷是導致貧富差距的主要原因。“仇富”的本質是“仇腐”。 

    什么導致貧富差距？我認為有兩項：第一，腐敗；第二，壟斷。這都和政府權力有關。我們的壟斷，不是經濟自由競爭的結果，而是行政權力造成的。　 

    把公眾憤怒轉移到普通富人身上，不但不利于民富，還會引起嚴重的社會后果。 

    要讓老百姓富起來，還要讓老百姓敢說話。政治體制改革同經濟體制改革應該相互依賴，相互配合。 

    （因為篇幅原因，不全文章轉引，網友可自查對照閱讀） 

    近日，被稱為著名經濟學家的吳敬璉先生在《同舟共進》雜志上新發表了《仇富的本質是“仇腐”》文章（不少網站已進行了不少轉載。本人此文，是以中華網以網名吳吳編輯轉發的、題目為《仇富的本質就是“仇腐”，有人刻意轉移目標！》并加了編者按的文章作為評論背景——筆者注）。聯系其一貫思想觀點與主張，覺得非常重要。尤其他的以“腐敗和壟斷是貧富差距的主要原因”，“我們的壟斷，不是經濟自由競爭的結果，而是行政權力造成的”和“仇富的本質是‘仇腐’”的判斷與結論為核心的“仇富、仇腐論”，問題很大。不評則難以識其謬，不駁不足以識其毒。所以，寫本篇評文。 

    實行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當今中國，的確出現了貧富差距被擴大的現實問題。這已經成為老百姓所以對改革開放及分配政策等產生了巨大困惑、失望和強烈不滿與質疑的主要原因。 

    中國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出現了貧富差別現象，是本不應該發生的問題。然而，卻現實地發生了。就這個問題本身看，我認為，還只能算是一種現象，是中國謀求發展中反映出來的一個最表層的現象。而發生這個問題出現這種現象，自然有其原因。我們需要也必須找出這個原因、找對這個原因，解決這個問題。只有這樣，才能有力地糾正失誤，保證我們今后堅持正確的改革方向，避免發生諸如貧富差距拉大等不應出現的問題。如果原因找的不對頭，甚至根本就是假的、錯的，那就會更容易造成更大更嚴重的社會問題，導致改革最終走向失敗。小平早就提醒過，如果改革造成貧富兩極分化，那么改革就失敗了。從目前情況看，我們有足夠的空間和機會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必須認真對待。改革，必須加強公平正義，必須讓人民群眾共享改革成果，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課題，是必須解決好的現實問題。 

    那么，造成當今中國存在了貧富差距“現實問題”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人民強烈不滿的是什么呢？——其實，從本質上說，這是一個問題。 

    對于這個原因，政界、理論界，包括民間普通百姓，非常關心且議論紛紛。許多的人們在作著不懈的探究。本人雖然也是基層一員，卻也一直思考這個大問題。為此，也曾在一些網站上發表過自己對于中國改革的認識與看法。其中，《堅決廢止私有化改革才能實現共同富裕》——駁吳敬璉《政府不改革國有經濟就無法實現共同富裕》，就對吳敬璉先生的“共同富裕論”，曾經提出過明確的反對。 

    一、吳敬璉“仇富、仇腐論”論是唯心主義的浮淺臆造，他的判斷結論，不符合當前中國發生的“貧富差距”的現實情況，根本不是這個問題的實質原因 

    最近，這位被稱為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先生，在《同舟共進》雜志上發表的《仇富的本質是“仇腐”》文章中的核心觀點就是以“腐敗和壟斷是導致貧富差距的主要原因”、“仇富”的本質是“仇腐”、“我們的壟斷不是自由競爭的結果，而是行政權力造成的”為主要內容的“仇腐論”。其實，這個所謂的“仇富、仇腐論”，他早就有所表達了。只是今天，他在這個此文中，在原來的基礎上，加上了“首先要讓老百姓富起來；依靠投資不能增加普通人收入；讓老百姓富起來，還要讓老百姓敢說話”所謂三點建議，從而使他的“仇富、仇腐論”更加多了一層“迷彩服”。正是他后邊的這三個看上去是關于“富百姓”，為老百姓說話的三點“良言”，實質上卻是為其以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及中央政府加強國有經濟進行宏觀調控政策為核心的“假話”，卻已經迷惑了不少善良的群眾。為此，首先必須提醒人們看清，吳敬璉的這三點“良言”，只不過是他為著他所謂的“仇富、仇腐論”，采取“爭取人民”之策而建立“論據”罷了，這是他“刻意的轉移目標”的一種把戲。 

    第一， 吳敬璉的“腐敗與壟斷是貧富差距的主要原因”的判斷與結論是唯心主義認識論的反映。把造成貧富差距的主要原因歸于腐敗和壟斷，是形而上學的從現象到現象的唯心主義認識論使然，只能說明他只看到了問題的淺層原因，是用一個問題掩蓋另一個問題的“大忽悠”。 

    從一般意義上來說，作為政權機器之國家及其政治、經濟生活這一事物，在變化過程中出現腐敗和壟斷，還只能是一種現象反映。所以說只是一種現象反映，一方面，這種現象反映，不是“國家及其政治、經濟生活”這一事物本質范疇的必然內容（或叫本質內容）。即，既不是“國家政治、經濟生活”這一事物本身，也不是這一事物本身必然的附屬物。而是這一事物在發展變化中因為別的原因而發生的、也是因為這種原因而造成的在吏政、政策設計、社會生活包括個人生活中所發生了不正常問題的一種特殊現象。另一方面，這種現象反映，也不是“國家政治、經濟生活”這一事物的必然反映（本來反映）與正確反映。其實，這種現象，實際上反映的是某種國家制度內在本質是不是保護人民大眾利益的公平正義的問題。 

    同時，從系統學上看，從矛盾具有層次性的角度分析，腐敗和壟斷，只能是“國家及其政治、經濟生活”這一事物在發展過程中出現的貧富差距問題的還屬于淺表層面的一種因素。換句話說，腐敗和壟斷，也只能是貧富差距的直接原因，或者叫充分條件。還不是必要條件或叫深層原因、主要原因、根本原因。因為，我們如果認為腐敗和壟斷就是貧富差距的主要原因，那么，我們在解決腐敗與壟斷的時候，實際上就已經自陷于束手無策的境地了。就腐敗治腐敗、就壟斷治壟斷，那是主觀唯心主義的意想天開。是不可能的。因為，實際上，腐敗和壟斷本身的產生與存在，也是有原因的，是其它原因的必然結果。而且這個原因，更復雜，更深層。可能有政策制度上的不完善，有運作過程中屬于技術層面的設計、規范與實際運用中的不當，也有作為思想意識指導上的理論影響。然而，作為指導思想意識的理論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往往起著決定性作用，它不僅直接影響著運作時的過程，更重要地是影響著政策制度和運作程序的設計（計劃）（有人稱之為頂了頂層設計）。有什么樣的思想（理論指導），決定有什么樣的動機（意圖及實現意圖的頂層設計），決定有什么樣的行為（實施運行步驟）。這不是唯心主義，而恰恰是辯證唯物主義——意識對物質具有能動的反作用。

　從這樣一個層面上看，可以肯定地說，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其政治、經濟生活，是有著足以防止和杜絕腐敗、反對和消滅壟斷的基本功能與基礎的——共產黨性質及所領導的人民民主主義國家性質與歷史任務就是實行公有制度，消滅一切剝削的。因而，其存在的腐敗與壟斷問題，尚還構成不了造成貧富差距的主要原因。（雖然從局部的范圍來看，一些人的腐敗與一些行業的壟斷，的確使少數的人謀取了不法暴利。）只有在以私有化為核心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里，腐敗與壟斷才是產生貧富差距的必須結果，即主要原因、根本原因。

　　吳敬璉正是把當前中國發生的貧富差距，說成了如同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中腐敗與壟斷是產生貧富差距的主要原因，主觀、機械地強加到了中國社會主義頭上的。他這樣做，一方面，試圖轉移人民的視線，把人民的不滿引向共產黨及所領導的政府。同時，又掩蓋了資本主義制度（私有制）才是造成貧富差距的主要、根本原因這一現實。 

    我只所以說吳敬璉的“腐敗和壟斷是貧富差距的主要原因”的判斷結論是浮淺的，就是因為他站在了唯心主義的立場上，在一些方面表現為客觀唯心主義，在一些方面又表現為主觀唯心主義。一句話，他是用機械的辯證法分析中國的貧富差距原因的。如果用他的分析邏輯與結論去指導解決貧富差距的現實問題，恐怕連老百姓所說的“頭疼醫頭，腳痛治腳”的庸醫治病都不如，只能是隔靴搔癢。不僅最終解決不貧富差距問題，而且還會把解決貧富差距的問題引向一種瞎折騰的深淵之中和勞而不果看不到盡頭的窘地，而且極容易最后把本來完全能夠解決這種貧富差距的政治經濟有機體本身葬送掉。而這一點，恐怕也正是吳敬璉等所謂的經濟學家們最希望的結果了。 

    第二，吳敬璉的“仇富的本質就是‘仇腐’”判斷與結論是機械論者片面的一孔偏見。如果簡單地去看吳敬璉的這個判斷與結論，如果只從其所言的層面上理解吳敬璉的這個判斷結論。可能會有不少的人認為這是為老百姓說話的真言，是完全能夠認可而去支持的。但是，我們必須站得再高一點，必須跳出他設計好的圈子外看他的結論。即用辯證唯物主義聯系的方法和辯證的眼光去審視他的判斷與結論。那么，你就不難發現，他的這個判斷結論，同樣是片面狹隘的，是帶著有色眼鏡的，而且是另有用意的。 

    為了說明這個問題，在這里，我們需要先進入到中國人仇富與仇腐的現實社會生活中去看看，作必要的客觀分析： 

    １、中國人民仇富嗎？回答必然是否定的。尤其是廣大的中國人民，從來就不仇富。而且大都希望著不僅自己能富，也希望著別人不要窮。不嫌貧、善濟貧思想，已經成為中華民族一種傳統的人文思想文化。為了不讓鄉親們窮得過不下去，即使自己還不算富裕，也要窮幫窮，共渡難的佳話，在中國大地上，從來沒有中斷過，始終久經不衰。在這樣的“不嫌貧、善濟貧”的人文精神家園生活的中國人民，能產生仇富心理嗎？能說仇富嗎？ 

    新中國成立初期，雖然出于國家長遠與全局戰略的需要，在我們自己國家還千瘡百孔，百廢待舉，相當落后貧窮的情況下，在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的帶領下，善良的中國人民不還是勒緊腰帶，省吃儉用，無私地支援了非歐不少貧窮國家建設嗎？對此，當時那代中國人民并沒有只顧自己，見死不救，也沒有喊怨叫屈，患得患失。我們可以自豪地說，中國人民的這種“不嫌貧、善濟貧”的不仇富思想，不僅創立了中國人自己的豐碑，也為國際主義精神增添了一份厚重的中華民族文化底蘊。 

    ２、到底有哪些人在仇富？回答這個問題，需要進行必要的劃類區分，區別認識。 

    第一類——極少數嫉富的狹隘者。當然，我們不否認存在著一些狹隘的“紅眼病”人，但是，這種人是極少數的，他們代表不了絕大多數中國人民對富的態度。這極少數的人們，確實存在著自己無能富，卻因為羨慕而嫉妒別人富的情況，甚至自己得不到的東西，也不希望甚至妨礙別人去得到。這是極少數的狹隘者的狹隘行為。其實，就是這極少數人的這種狹隘心態與行為（民間叫“紅眼病”），只是一種心胸的狹隘與無能者的嫉妒罷了，也還不能說就是仇富。對于這些目光短淺，心胸不廣而又沒有致富本事甚至懶惰的極少數人們，特別需要我們加強教育引導和有力扶持。要教育他們提高認識與境界，幫助他們增強致富本領，最終讓他們也富起來，享受富裕生活的幸福。我們應當相信，一旦這些人們也富起來了，他們的“紅眼病”，也就會好轉起來并最終得到根治的。 

    然而，吳敬璉正是通過他只是從腐敗者富了現實和從人民群眾憎惡腐敗的角度，狹隘地把人民群眾的仇腐與少數人狹隘地仇富思想（也叫紅眼病）機械地聯系起來，再通過混淆兩種不同的仇富態度，作了移花接木式的手腳。然后肆意擴大了這極少數人存在的狹隘的仇富心態的影響，污陷人民（他使用的是“公眾”的說法）仇富罷了。這是他為其“仇富、仇腐論”，在第一個層面上的盜竊表現。 

    第二類——少部分新老壞分子仇視民富。真正“仇富”的決不廣大人民群眾，而是仇視人民的壞分子。一方面，這少部分壞分子中第一部分，實際上就是還沒有改革好的頑固分子。他們及他們的“老財”思想觀念，并沒有隨著新中國的建立完全地消滅怠凈。因為他們或者他們的父輩過去通過剝削人民所獲取的利益被人民拿回去后，他們一直耿耿于懷，不甘之心并沒有完全消除。也就是說，還有少部分舊社會的剝削者并沒有通過社會主義改革運動真正地把自己改革好走到人民的行例中來。因此，他們仇視人民之心還存在。所以，最仇人民富起來的，這一部分人是其中之一。 

    還有另一少部分，主要就是新生資產階級意識分子。在這一部分新人中，也是有所區別的，有的是因為本來就小農意識嚴重，在特別的環境條件下而蛻變成了自私自利的小資產階級意識而加入這一行例中去了的人。而更多的則是在改革開放后，完全地從驚嘆到欣賞到崇拜到接受到徹底投降西方資本主義生產生活方式，而形成的的。這后一種，不僅占了“另一部分”的大多數，而且占了“少部分”總量的絕對多數。這正是一些人分析的所謂中國已經產生了新的階層和階層分化的客觀依據。實際上發生在當前中國的貧富差距，正是普通人民大眾與這一些人之間存在的比較差距。然而，更加嚴重的問題是，這一新生階層（實際上是一種新生資產階級階層）已經成為最大的中國社會問題，也已經成為最不愿意看到普通民眾富起來的主要力量。 

    然而，吳敬卻故意回避這一現實狀況，用一個“普通富人”掩飾起來。這是他為其“仇富、仇腐論”，在第二個層面上在偷換主體上的盜竊表現。 

    他在文章有這樣一段主體不清、表述也特別含混的話：“富人有靠勤勞、善于經營致富的；也有靠弄權謀私、結交權貴致富的。把公眾憤怒轉移到普通富人身上，不但不利于民富，還會引起嚴重的社會后果。”在這里，我不得不提問吳敬璉：你的“普通富人”，到底是指靠勞動、善經營致富者呢？還是指靠弄權謀私、結交權貴致富者呢？你所說的“公眾憤怒”，是指應該對哪種“普通富人”的憤怒才對呢？被你說成是“憤怒轉移”的，又不應該轉移到哪種“普通富人”身上呢？你是不是說，公眾憤怒“靠弄權謀私、結交權貴致富的”，就會不利于民富，還會引起嚴重的社會后果？如果你否認我對你的分析，那么，我就要再向你提問：“公眾憤怒”的是“靠勤勞、善于經營致富的”“普通富人”嗎？ 

    第三類——絕大多數的人民仇的是不公與私有化下的“腐富”。在上述兩類情況分析的基礎上，我們可以肯定地得出這樣的結論：真正仇腐大軍是正義的人民，包括那些“靠勤勞、善于經營致富的”普通富人。這些人才是正解意義上的仇富的本質是仇腐的人。正義人民是大公無私、公而忘私的、先公后私的。一方面，他們靠勤勞、善于經營致富。另一方面，他們極力地贊賞和支持這種通過合法途徑和忠實勞動富起來的普通富人；同樣，我們也完全可以得出另一個結論：那些為著自己獲取個人利益最大化，即吳敬璉所說的那些“靠弄權謀私、結交權貴致富的”“普通富人”，絕對不會仇腐。這些人最希望共產黨及所領導的政府腐敗透頂，因為只有那樣，他們才能使自己的投機倒把、偷稅漏稅、假冒偽劣等一切不法行為矇混過關，從中漁利獲取最大化的暴利。 

    可是，吳敬璉卻含糊地使用了一個“普通富人”的概念后，又把“公眾”與“普通富人”加以對立起來，并說“有人刻意”地“把公眾憤怒轉移到普通富人身上，不但不利于民富，還會引起嚴重的社會后果”作為結論性提出，這就很難不說其是在別有用心的混淆概念了。 

    總之，正義人民是不仇富的，但卻仇“富”——腐富。因為，他們在那些所謂“普通富人”的腐富過程中，不僅只看到了腐敗與壟斷本身的肆意猙獰而憎恨滿膛，更重要的是看到了產生腐敗與壟斷的不公體制與私有化經濟理論這只幕后黑手的吃人不吐渣的陰毒而義憤填膺。可以說，絕大多數人民的仇“富”與仇腐，從本質是完全一致的，就是仇私有化與不公。因為是私有化培養了腐敗與壟斷，腐敗與壟斷又反過來助長了私有化，制造了不公，從而造成了貧富差距。 

    因此，我們完全可以說，吳敬璉所說的仇富的本質是“仇腐”，根本就是個虛假的幌子。是利用機械的推理，在實際上就是盜用正義人民的仇富與仇腐之名的基礎上，不僅在為那些“靠弄權謀私、結交權貴致富的”所謂“普通富人”臆造脫詞，更是在為私有化產生的腐敗、壟斷與不公而造成的貧富差距作竭力掩護罷了。 

    第三，吳敬璉的“我們的壟斷不是自由競爭的結果，而是行政權力造成的”判斷與結論，是自以為是的臆斷與強加。 

    馬克思主義早就指出，自由競爭的結果，必然是壟斷的加強。因為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下，根本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人民的自由和一切領域的自由競爭。 

    其實，吳敬璉在這里所說的自由競爭，實際上是想說自由市場的。但是，他知道，我們從一開始搞市場經濟，強調的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就是說，中國的市場經濟是既有計劃按比例，又充分發揮市場對資源調節作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決不是也不會更不能搞資本主義的那種完全靠市場進行調節的自由市場經濟。于是，他只好試圖用自由競爭這個不直接涉及市場經濟的概念，以達渾水摸魚之功。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他把自由競爭與行政權力對立起來用作判斷“我們的壟斷”這個結論的選項。本身就是刻意的。他實際上就是把國有經濟包括國家通過必要的行政權力進行的經濟宏觀調控，認作了壟斷。無非就是想通過繞個彎子辦法，道出“是中國政府的有計劃按比例和必要的通過政府行政權力進行宏觀調控，制約阻礙了自由競爭和自由市場經濟。所以，才產生了腐敗與壟斷，造成了貧富差距”的話。你看，他是多么地狡猾。他不僅為腐敗與壟斷找到了“替罪羊”，也為自由競爭把責任開脫得干干凈凈。這正是他段話要表達的意思，也正是他這篇文章最重點的結論。 

    到這里，通過上述從一般意義上對吳敬璉“仇富、仇腐論”的分析評論，吳敬璉到底是什么樣的經濟學家？我們完全可以有個大概的結論了吧。 

    然而，只認識到吳敬璉是一個唯心主義的經濟學家還很不夠。我們還必須弄清楚，他是誰的經濟學家才行。否則，我們一不小心就還會讓他的賊當的。我們不僅需要從一般意義上認清吳敬璉的“仇富仇腐論”的認識論上的資產階級性質的錯誤，還必須深刻認識其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本質。 

    二、吳敬璉的“仇富、仇腐化”論，正是他為著造成“貧富差距”的實質性真實原因——私有化——作“刻意的”“目標轉移”的竭力掩掩飾，是包藏禍心的

    說穿了，吳敬璉就是一位熱衷于以私有化為核心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但是，由于任何純粹的經濟學及其經濟學家是根本不存在的，任何一種經濟學理論與經濟學家，無不有著明確的服務對象而存在，于是，就無不打上了階級政治的鉻印。所以，我們應該完整地稱吳敬璉是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家。 

     1、吳敬璉的“仇富仇腐論”是向黨和政府的公開挑戰。 

    吳敬璉在《同舟共進》雜志上發表文章，已經明確地把矛頭指向共產黨及所領導的政府，加緊了挑撥人民向黨和政府發動攻勢的步伐。他雖然仍然地以他的經濟學理論和改革建言為“平臺”與“抓手”，但是，實際上已經完全地脫掉了那個著名經濟學家的外衣，其反動理論家及反動改革思想與路徑設計目的已一目了然了。 

    吳敬璉的“腐敗和壟斷是導致貧富差距的主要原因”、“仇富”的本質是“仇腐”。這是一個麻痹和欺騙人民的判斷與結論。他口中說出的“仇富的本質是‘仇腐’”，已經是另有一番意味的，與廣大人民群眾的仇“富”、仇腐，有著本質區別。是其依據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理論進行的歪曲客觀事實及客觀事實內部邏輯真實而別有用心的鼓噪，是其為著掩蓋以私有化為核心的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理論是制造貧富差距的幕后推手這一現實的歪理邪說。吳敬璉的“仇富、仇腐論”，是個陰謀鬼計，決不是一個一般意義上的認識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傾向問題。說白了，就是公開的“仇共產黨論”“仇社會主義論”。他不過在一直利用其經濟學家的特殊身份，借共產黨實行改革政策求發展的機會，一方面，販賣他的資產階級經濟學思想。一方面，實際上又在極力地掩蓋其資本主義經濟學理論本質、掩蓋資產階級政治精英借機推行資產階級改革方案給中國所造成了的重重矛盾的現實，并盡其所能地轉移制造貧富差距根本原因的矛盾，嫁禍于共產黨及所領導的政府。 

    他的這個“仇富、仇腐論”，實際上就是向共產黨及所領導的政府準確射出一棵殺傷力不可輕視的重磅炸彈。從不同網站的網民的跟評看，轟擊效果威力不小，不少善良的人們已經被這棵炸彈震暈了。中高層一些領導者，也可能已經昏昏不知所以然了。更何況早有一幫子吳敬璉之徒，已經作為“精英”占居著一定的要位，掌握著一定的理論與輿論權。因此，如果不對其進行深入的揭露，陣亡的人們可能還會增加，中國的改革可能還會被這種人所左右撥不出泥腳。 

    從形式與本質的關系角度看，吳敬璉的“仇富、仇腐論”，是在通過敲中國改革出現了貧富差距這個不應該出現的現象的邊鼓，通過他的歪曲事實的判斷與結論，把人們的注意力引向對共產黨及所領導的政府的權力干涉了自由競爭，影響了“普遍民富”上去，然后通過削減甚至剝奪黨與政府對經濟的控制權，架空黨與政府對國家經濟、政治的領導地位。一言一敝之，吳敬璉的“仇富、仇腐論”，實際上，就是他的頑固反社會主義公有制，根本反對共產黨的絕對領導政治體制禍心在巧妙包藏下的一次大公開。對此，我們不能不查，不能不覺，不能不防，不能不堅決地反對。 

    ２、吳敬璉的“仇富仇腐論”是為掩蓋其私有化經濟理論的刻意目標轉移。 

    當從根本求生死，莫向支流分濁清。我認為這樣的判斷與結論才是客觀的、準確的、正確的：私有化是制造貧富差距的罪魁禍手；以私有化為核心的政治經濟學理論是貧富分化的“幕后黑手”；私有化條件下的權力催生腐敗與壟斷繼而成為貧富差距的有力幫兇。由于吳敬璉所信奉與販賣的恰恰是這種以私有化為核心的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理論。因此，對于他的包括對中國改革開放中發生的貧富差距的主要原因是腐敗與壟斷的判斷與結論在內的關于中國政治經濟問題的看法，我們應當以批判的精神鑒別與借鑒。因為他的判斷與結論是假的，是嚴重錯誤的、是反對的。是決不可信以為真的。 

    根據中國三十年改革開放的實際，因此，我認為，正確的判斷與結論應當是，改革開放中存在的私有化問題，是導致貧富差距的根本原因。仇“富”的核心是仇腐富，仇腐的本質是仇私有化。這才符合發生在當前中國的“仇富”現象本質，也才是這種仇富與仇腐內在的正確邏輯反映。 

    腐敗和壟斷，不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產物，只能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必然結果。只有在資本主義國家里，腐敗與壟斷是造成貧富差距的主要原因。因為，私有化是產生壟斷與腐敗的根源。因此，在中國改革開放中發生了貧富差距擴大問題，是一種很不正常的現象。這種不正常，從根本上說，正是因為我們首先在經濟領域，放松了國有經濟成份及其點量的不斷擴大與鞏固，卻在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還不堅強的情況下又過度地允許并發展了私有經濟成份及其占量的擴大。在我們黨和政府部門中的一些“干部”，所以膽敢不惜冒風險肆意利用公權力謀私，所以利用公權力搞行業壟斷，也正是因為這些人已經滿腦子是私人利益了，已經沒有了社會主義意識和人民大眾的根本利益了。對此，我們必須要通過今后有改革進行糾正。對私有經濟進行必要的適當的控制，以此減少因為私有經濟給人的思想帶來的私有意識的加劇情形。對廣大黨員干部加強社會主義意識教育，從而使人們把人力、物力、心力，從追求個人私利的最大化中轉到追求全民共有利益方向上來。 

    一句話，解決現在出現的貧富差距問題，除了在具體政策機制上作必要的技術調整外，糾正已經存在的不符合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政治制度本質要求的、事關根本制度性質的私有化傾向問題，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意識與社會主義經濟政治、經濟根本制度，才是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必然選擇。這是長遠之計、也是根本之計，對于縮短這種災難影響，也是必須的當務之急。

　　    總之，吳敬璉此論的目的已經很明確，就是鼓動加快經濟領域的私有化進程，并尋求推進他所說的政治體制的改革，以與私有化經濟相適應。他的這個思路的本質，就是推翻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對此，我們務必認清吳敬璉的反動本質，堅決批判與反對之。

    [筆者特別尾注：第一，希望能夠作為磚頭拋出，引起更多真正有良心道德的關心中國改革、關心中國人民根本福祉的思想者、思想家，理論者、理論家（也包括吳敬璉先生等），對這個重大問題再作必要深入的思考。以利于黨和政府今后更好地推進改革，利于人民大眾共享發展成果。第二，本文如有不深不透的地方，也希望能夠得到智者和資深者的批評指教，或者發表高見，以利于真正地找到、找對包括造成貧富差距主要原因是什么在內的影響中國改革成效的原因，為黨和政府提出建議性意見，以利于推進改革，科學發展。第三，改革，是前無古人的，改革理論到改革實踐都需要一定的必要的討論，包括民間民意。我們本著歡迎和支持正確意見的態度，集思廣議，我們也需要且應當對錯誤的特別是反動的謬論作堅決的反對。只有這樣，才可能保證我們的改革事業真正向明道正，取得更大成效。決不能任由錯誤的特別是反動的主張成為左右動搖改革的絆腳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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