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開除華人員工事件的余波久而未平大概是它早先以“整人運動”的方式來終結圍繞“中國討論”而形成的爭論時所意想不到的。“德國之聲”可以不依法理開除華人員工而痛快一時，但其自取的羞辱卻是長久難以洗刷掉的。
事情難道不清楚嗎？被開除的華人員工受到了不公正的處置，是令人寒心的受害者；不斷編造理由和疊加謊言的“德國之聲”是不負責任的加害者。被開除對于那些華人員工是悲劇，但開除華人員工對“德國之聲”卻決非喜劇。“德國之聲”蠻橫地踐踏了它所標著的新聞自由和公正客觀原則，玷污了它所崇尚的民主自由的尊嚴，自食了它所自詡的寬容與多元精神，手段實在是寒酸，全無風范！“德國之聲”連上演悲劇的資格都沒有，搞出的只是一場可憐的鬧劇。
事情難道不清楚嗎？作為新聞報道標尺的“政治正確”綁架了“新聞公正”，堅守職業道德規范的華人員工成為“政治審查”和沒有政治和道德操守者爭權牟利的無辜犧牲品，正當的權益訴求得到的是司法部門按勞動法條律就事論事而無視不公正事件背景的冷酷回應！把一個被“政治化”，被“意識形態化”的問題，跟“德國之聲”從新聞公正與工作職責的角度去爭論，從法律的角度去抗爭，從道義的角度去質疑和譴責無異于對牛彈琴。
諾大一個公法媒體，“德國之聲”何以那么脆弱，經受不住幾位異議人士造就的“政治壓力”，進而犧牲新聞標準，按照異議人士的“政治與意識形態思路”，對中文部進行“意識形態意義上的清洗”。“德國之聲”擔憂的是什么，又恐懼什么呢？
事情不也很清楚嗎？“德國之聲”的中文部被誣陷被“紅色滲透”，“德國之聲”秘密雇傭的監督員不容許報道“對中國友好”的文章。“德國之聲”是需要客觀報道的，但不是對形象正面而積極的中國的客觀報道。就此而言，“德國之聲”的脆弱與恐懼也就不難理解了。一個蓬勃發展的中國，一個切切實實進步的中國，讓“德國之聲”如此敏感以至缺失理性，表明它對中國的惶恐既非一時之態，亦非孤立的個案。“德國之聲”不過代言了它背后的德國社會中，乃至西方社會中根深蒂固的對中國的偏見與隱憂。在此意義上，“德國之聲”以犧牲新聞公正為代價，將自身置于“意識形態化”了的價值觀對立和爭議的風尖浪口，也是扮演了另類的犧牲品角色。
在由西方國家主導的現代世界中，中國不曾在西方社會有過十分正面的形象。在西方國家依托現代物質和精神文明強勢而造就的自我全方面優越感的透鏡下，中國是顢頇落后的帝國，是充斥內戰的不穩定國家，是沒有民主人權的獨裁國家，是一個異樣的文明，一個與西方對立的“他者”，是西方征服與改造的對象。當西方對中國的領土性占有和征服成為過往，當中國獨立和強大到不由西方任意拿捏，西方與中國形成了政治和法律意義上的平等交往關系的時候，西方社會仍固守著文化與價值觀上對中國的不對等性。
作為客觀存在的中國崛起成改變著世界格局，并調整和變革著以往的國家間和地區間關系。中國和平而穩定的發展本身對世界就是一個貢獻。中國在發展的同時，也不斷地努力為世界經濟增長與和平穩定做出貢獻。但西方社會并沒有以積極的心態來對待中國，沒有從根本上扭轉對中國的價值判定。
面對中國的崛起和自身的發展危機，西方社會在中西鮮明的興衰對照中滋生了強烈的失落感，但卻極不情愿去為中國的改變和崛起而做出心理和價值觀上的調適，更不愿意為中國的正當利益訴求做出調適。相反，對于中國這個不可同屬的“異類”，西方社會卻表現出了缺乏自信和失去優越感的惶恐不安，對中國的質疑和指責，并不惜抹黑和“妖魔化”中國。
從中國崛起成為一個話題，或者說被西方世界造就為一個“問題”，人們已經熟悉了西方社會掀起的一波又一波對中國的“妖魔化”。他們渲染“中國軍事威脅論”、“中國經濟威脅論”、“中國政治不確定論”、“中國崩潰論”，他們以雙重標準要求中國軍事現代化的透明性，要求中國的人權與法治，要求中國進行多黨制的政治變革。當中國展現出持續的發展而非崩潰時，他們又鼓吹“中國責任論”，要求中國承擔國際責任。但無論是“威脅論”還是“責任論”，它們隱含于深層的一致內容是西方對作為一個“他者”的中國的期待，期待中國依據西方的價值標準，依據西方確立的制度規范來行事。這種期待意味著中國在本質上仍是他們不能從領土上征服而要從制度和價值上改造的對象。這期望的根源無疑還是西方對中國無從掩飾和消除的文化價值上的優越感與不對等的思維定式。
西方社會“妖魔化”中國的論調和行為反映了其日益流失的自信，也體現了其日漸增強的恐懼。這種恐懼首先體現為西方擔心中國取代其國際主導地位。任何一個國家的發展和強盛必然伴隨著正常的利益多元化和相應的利益拓展，進而影響既存國際體系中的權力和利益分配，改變現有的國際政治和經濟制度，尤其是要變革那些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制度與規范。作為既存國際體系和國際制度規范主導者的西方國家秉持其固有的優越感，依據自身的價值標準將崛起的國家視為對其既得利益的侵害者。崛起的中國正是被界定為這樣一個角色的。于是，中國在國際政治體系、國際經濟秩序和國際金融制度中的正常利益訴求和地位與影響的提升被視為對西方主導國家的利益的侵蝕。中國還被抹黑成國際貿易不平衡和金融危機的根源，被視為成地區安全的威脅和所謂國際公共領域的不確定因素。
西方社會對中國更深層的恐懼是擔心中國顛覆其文化和價值上的優勢地位。中國取得的經濟成就、社會進步和政治穩定，使得中國的發展模式成為一個世界性議題，被廣泛關注和借鑒。也正是在這一點上，中國崛起對西方社會具有了最根本的否定性。長期以來，西方社會習慣于向全世界推廣和灌輸其自認為是普世性的唯一模式，但中國的崛起卻以一種成功的方式展示了其他可行的模式。這種發展模式的可替代性對西方社會構成了致命性的沖擊。因為這種對西方社會的否定不僅僅是器物、技術和制度層面的，更是文化和價值觀層面的，是徹底性的否定。
在全球化的時代，國家間形成了高度的相互依賴。沒有一個國家會在自身利益增生和拓展的過程中單純受益，更不可能以自私獲利的方式獲得可持續的發展。沒有一個國家的崛起會天然地構成對別人的威脅。威脅更多的是人們的觀念建構的產物。“德國之聲”乃至西方社會對中國的恐懼無疑是受害于自身構建起來的優越感，對西方之外的文化和價值觀的輕視，敵我兩分的對立式政治觀念，以及權力政治斗爭邏輯。中國的崛起意味著對西方主導權的剝奪與替代，中國的發展模式和價值觀念意味著顛覆西方文明的普世性，這明顯是西方以非歷史的方式將基于自身特殊時段的歷史經驗而提煉出的理論和觀念強加于中國，背離了現代西方文明本身所崇尚的寬容精神和多元主義，實在是以狹隘的地域性利益凌駕于全球性利益。
沒有腐朽的社會土壤，培植不出“德國之聲”開除華人員工的卑劣；沒有污濁的社會氛圍，扶搖不起那么多的抹黑中國的“妖魔”。以“意識形態化”的整人方式來處理對中國的正面報道是把抱殘守缺的蠻橫當作正當的力量，以拙劣的手法來抹煞中國進步的榮光，其技也窮，真是可憐的敗招。
根據“德國之聲”法律，它的一個基本任務是“促進文化與民族間的理解和交流”。但“德國之聲”“意識形態化”的處理新聞事務和華人員工的做法表明，它不具備進行這種“理解和交流”的客觀對話前提。該事件久未平息的余波更是說明了“德國之聲”既沒有勇氣更沒有道德自覺，喪失了西方人文傳統中的反省能力。“德國之聲”做不到自覺反省自我批判，而支撐著“德國之聲”的西方社會又如何呢？他們會在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危機中，因為日益流失的自信和日漸虛幻的優越感，因為對中國崛起的誤讀和恐懼，而進一步淪喪其理性和人文精神嗎？
盲目的恐懼會使“德國之聲”喪失公信力而啞然失聲，盲目的自大和恐懼會使西方社會失去真正的民主自由話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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