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力群的作為與曾經對孫冶方、顧準落井下石的吳敬璉們形成鮮明對比。

1979年11月，中共中央決定著手起草歷史決議，由鄧小平、胡耀邦主持，胡喬木、鄧力群等組織實施。

看看鄧力群十年前（2000年7月8日）的講話講話，已經對改革、對文革有了新認識：

http://www.mshw.org/theory/history/2011-08-12/4042.html

【不能因為“文革”運動搞錯了，就認為10年中的經濟建設和對外關系也都錯了，整個10年一切全錯了。

不能用毛澤東發動、領導“文革”的不成功或失敗，來證明毛澤東所提出的在無產階級專政下要進行革命，要反修防修，要防止和平演變，要反對資本主義復辟，這個理論也錯了。

再重復一句，不能因為有以上錯誤，就說無產階級專政下還要進行革命的理論錯了。要把“文革”的內亂、所造成的嚴重錯誤，和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要進行革命，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變，反對資本主義復辟，加以區別。

不能因為“文革”運動錯了，就說10年中的經濟建設、對外關系也屬于毛澤東的“晚年錯誤”，不能把毛澤東在10年中各個方面的工作和思想都歸入“晚年錯誤”。】

對于歷史決議，鄧力群說道：

【在《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之《歷史決議》）中，關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一節，不僅僅寫了“文革”，也寫了經濟建設和對外工作打開新局面的情況，只是寫后者的篇幅很小，在大約10頁的篇幅中，講經濟建設和對外工作，不到1頁。《歷史決議》大量篇幅是講“文革”運動和毛澤東的“晚年錯誤”；也講了經濟建設和對外工作：“我國國民經濟雖然遭到巨大損失，仍然取得了進展”；“執行正確的對外政策”，“對外工作也打開了新局面”。

現在看來，在布局、結構上，國史書要同《歷史決議》有所區別。在國史書中，經濟建設、對外工作的內容，可以占到三分之二以上，“文革”運動的內容至多占三分之一。這樣一個布局、結構，有助于真實準確地反映中華人民共和國1966年至1976年的全貌。

《歷史決議》是寫中國共產黨歷史的決議，用較大的篇幅來反映“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是必要的。當時，黨內對“文化大革命”等重大問題有各種各樣的看法，需要對這些問題作出論斷，進行集中的、充分的論證，以統一人們的思想認識。在此基礎上，國史書則應該更豐富更具體地展現這10年的歷史全貌。作為國史，如果也像《決議》那樣分配篇幅，“文革”的內容寫得過多，經濟建設、對外工作的內容寫得很少，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10年歷史的本來面貌。】

可見，鄧力群至少在2000年已經意識到了社會上對毛澤東、對文革的妖魔化問題，并想盡一切辦法糾正。

我們相信，即便是顧準活著，也會像鄧力群、馬賓、魏巍們一樣，成為吳敬璉們的堅決的反對者。

文章3：顧準之子：毛澤東締造這個國家容易嗎？

原載：《南方人物周刊》彭淑 等

http://news.qq.com/a/20110816/001232_5.htm

1958攝于北京，后排左長子顧逸東，右長女顧淑林；中排左起：妻汪璧，顧準母親顧慶蓮，顧準；下排左起：次子高梁、幼子顧重子、次女顧秀林

顧準被認為是“49年至文革結束中國大陸惟一一個思想家”，為自由思想眾叛親離，死于貧病，是自由主義學者的精神航標；而他的兒子高梁，現在卻被貼上了“國家主義者”的標簽

父與子：兩代人的家國

1948年，他生于山東的北大門--濱州。他的父親33歲，先后任中共中央華東財委委員、山東省工商總局副局長、財政廳廳長。

依照北方的傳統，為了好養活，他跟上面的一兄一姊一樣，乳名也是一種糧食：高粱。

1982年，他33歲，考入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成為父親的學生、經濟學家吳敬璉門下的研究生，專攻比較經濟制度。

當時，一批風起云涌的經濟學人都記得，他的名字叫“高梁”，并且沿用至今。

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四卷一套的《顧準文存》內，編者一欄，赫然印著他的本名：顧南九。

三個名字，無意間泄露了高梁的人生：著名學者、思想家、經濟學家顧準的次子；一個自稱“永遠不想成為風云人物”的經濟學者。

近年來，學界時有質疑，伴隨這些質疑的是粗線條的標簽--他的父親是“中國最早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第一人”，“49年到文革結束中國大陸惟一一個思想家”，“文革”中，兩次戴上高帽的“右派”；而他卻是“非主流經濟學家”、“反思改革者”中的一員，一個“左派”。

他的“盟友”，中國政法大學經濟學教授楊帆則說，他是“自由派經濟學家們的一塊心病”--“他們認為他應該跟他們站在一邊。但他實際上是一個國家主義者”。

“我從來不是誰的心病，也不參加任何派別，我是獨立的?！?月11日上午，北京昌平家中，高梁顴骨深陷，逐字逐句地說。

寄給父親的兩封信

高梁稍一側身，身上的半舊汗衫3便露出個窟窿。一旦觸及家中往事，他停頓，爾后沉悶，“說好了，不要問我們家的事情?！?/p>

他的好友，專欄作家柳紅說過：“作為顧準的兒女這一生都是扭曲的。在那個特殊年代，因為父親被打倒，導致倫常親情要被扭曲。等到父親被樹為‘中國一代知識分子的良心’后，他們又要活在不被理解、深受責難的陰影里?！?/p>

90年代，為寫《顧準全傳》，上海作家高建國采訪了與顧準相關的六十多人，其中就有高梁。顧家5個子女：

長女顧淑林，1942年生，中科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研究員；長子顧逸東，1946年生，中國載人航天工程應用系統總設計師；高梁之妹顧秀林，1950年生，現任云南財經大學社會與經濟行為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小弟顧重之，據傳在美國，是一名會計師。

書里，高梁是一個“交流比較徹底”的回憶者，一個見證父親自述的兒子。

“1965年9月17日，秦柳方代表經濟所黨組織找我談話，宣布給我重新戴上右派帽子的決定。”

顧準自述，兩天后，“跟隨四清隊伍前往周口店勞動改造”?！敖洕奔粗锌圃航洕芯克ㄖ袊缈圃航洕芯克吧恚?，他在那里從事會計研究。

春節假期，一方面幻想回家度假，能夠得到一點家庭的溫暖，另一方面也有最終離開這個家庭的思想準備。到家在下午，汪璧（顧準之妻，曾任財政部商務司司長）還未回來，在家的孩子沒有一個理我的。晚上，汪璧提出離婚，想到1957年以來我欠下這個家庭這么多債，此后不應該再害親人，忍受感情上的牽累，痛快地同意了。

“1966年春節，表面上看還是融洽和平的。春節過后，父親離家去周口店。出門的時候，我弟弟、妹妹正在拌嘴。父親回過頭，大吼一聲：還吵什么？你們沒爹啦！”高梁說。

“1967年4月，高梁去四川大串聯。他與一位年長的烈士子弟崔紅軍（解放初期曾在顧準家生活過一段時間，自稱是顧準的干兒子）邂逅。崔紅軍拉著高梁的手，對他悄悄說了幾句犯禁的心里話：‘其實，中國不少右派都是有思想的人。你父親就是個很有思想的人啊……’，他深受震動，也勾起對父親的無盡思念?！愫痛藜t軍一起，給顧準各寫了一封問候的信，從四川寄往經濟所?！?/p>

這會兒，面對高建國文中的描述，高梁從沙發上坐起，“時間太久了，我想不起信里的內容。”

然而，父親收到他的來信后，勾起對家人的強烈思念。一個月后，借故回到家中--……汪璧回來，一進門就嚴詞責問我：“你害人害得還不夠，還要來害人？”非要我馬上離開不可，我原想等長女回家見見她再走，汪璧火氣愈來愈大，看她因重裝假牙，滿口無牙，面容極度憔悴，實在不忍，……就這么又匆匆離開了這個“家”?！贿^事情還沒有完。一個月后（1967年12月），寄來了二兒以下四個孩子和我斷絕父子父女關系的文據。1968年4月，（他們）把我的戶口和糧食關系轉來所里，從此以后，就連每月他們寄糧食的字跡也看不見了，我想念他們。

“恩斷義絕，一致于此”，在自述中字字千鈞。

“大姐顧淑林當時不在北京，沒有加入簽名。事隔多年，顧逸東提起這件事，全身顫抖，泣不成聲。他最終請求世人，要責怪就責怪他一人，因為他是長子。但這件事一定是四人一起商議的結果?！?/p>

高建國思忖，那時，顧準尚且不知，兒女們為他“轉戶”也因汪璧已死。

“1965年秋天，母親曾經很難過地對我說，你們都大了，要學會獨立謀生……，我后來一再回想，母親那時已經想要去死，她實在是沒有一條好路可以走啊！”高梁對他訴說這段時，強抑內心的痛楚。

1968年4月8日，被宣布開除黨籍、泯滅心頭一線希望的汪璧，在孩子們走后，吞服大量“來沙爾”消毒水。桌上留下她顫抖的筆跡：幫助反革命分子銷毀材料罪該萬死。

據說劇毒發作，她倒地的模樣極其悲慘。當天傍晚，“敲不開門，從鄰居家的窗戶爬進自己家”，第一個目睹者，正是高梁。

“經濟學家要愛人民”

1978年，高梁返城，在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辦的一家雜志社工作。吳敬璉為他介紹趙人偉，“這是你父親生前的好友?！?/p>

老成持重的高梁一時不能自已，“狠哭了一鼻子?？梢娝麗鬯陌职??！壁w人偉說。

“1980年，我和二哥都在準備以同等學力報考碩士研究生。有一次在一起討論經濟學時，他忽然說了這么一句話：當經濟學家必須愛人民?！鳖櫺懔致牭礁吡哼@么說，為之一震。

“這和他的家庭教育、所處的時代背景有莫大關系?！备吡鹤x研時的同屆同學，當年財貿所的研究生，現任北師大珠海分校校長華生說。

他，還有高梁同寢室室友張學軍在電話中，都不約而同地想起了高梁日復一日堅持跑步、苦練體質的身影。

高梁所在的831寢室，原是一間空蕩的教室。在那里，每周末都會開辦讀書會。

讀書會圍繞兩個主題：研讀與專業無關的經典著作，比如黑格爾的名著《小邏輯》；對于中國改革的現實問題，作理論化深層探討。其間，不同專業、年級的同學，包括社會中人紛紛加入。

張學軍懷念當年他們“懷有強烈的責任感想為中國的改革探索出一條新路”，一群意氣書生中，年長的高梁一慣“思考嚴謹，火花碰撞不多”。

高梁也坦承，在當時北京自由組合的學術圈子：諸如杜潤生、王岐山、周其仁組成的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和金融所的“五道口學術圈”里，他僅是一介參與者，絕非活躍人士。

一次討論會上，眾人為國企改革，兵分三路，“激進派提倡，干脆賣掉國企。中間派認為可實行資產經營責任制。保守派則連這也反對?！睆垖W軍模糊記得，高梁是“趨于保守的”。

“他默默地沿著一條路走下去。我有時覺得，這條路較窄，會限制他的發展。”張學軍的看法，對應了高梁的另一好友、莫干山會議的發起者之一、時任國務院技術經濟中心經濟師朱嘉明所說：“高梁與他父親最大區別就在于他的思考相對局限在經濟方面，其他領域不像他父親深廣?！?/p>

1984年9月，浙江德清縣莫干山，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討論會。與會者不乏今天公眾耳熟能詳的一些人物--王歧山、馬凱、張維迎……

華生后來回憶，這時正值農村的家庭承包責任制改革取得了空前成功，城市經濟改革已拉開序幕，勢不可擋。會議中心是討論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論問題與現實問題，其中尤以價格改革為重中之重。

一批經濟學子將以優質獨見的學術論文被選入參會。高梁上山，緣于他在《中國社會科學》做過編輯。

開會、征文的消息發出后，“入選者限定120人左右，可投稿就有上千份。那年7月，籌會階段，我被王小魯（現任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拉去幫忙。”他說道。

“高梁也是會上提出‘放調結合雙軌制’的五人之一?！比A生說，當年與會者認定，改革的市場軌道已開始鋪設，價格改革迫在眉睫。他、高梁、何家成（現任國家行政學院副院長）、張少杰（已故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研究員）、蔣躍（現任陜西省工信廳廳長）在會上經過數日爭論達成一致，“用先放的辦法促進市場價平穩下浮，然后上調計劃牌價，有些產品可以外放內調。同時，特別強調組織生產資料市場和物資部門主動進入市場，……我們把這套‘改、調、放、導’思路簡括為‘放調結合雙軌制’?！?/p>

一干經濟學者在改革方向上統一，“破除僵化、阻礙經濟活力的‘計劃經濟體制’”，改革初衷都為“國富民強”--這是高梁眷顧的80年代。

“但改革將會改到什么地方去，我們心里是模糊的。有人認為，我們應該完全學美國，搞自由市場經濟、資本主義經濟，徹底實現私有化，和政府徹底脫離是最容易、摩擦最小的一種制度；也有人認為，我們要保持社會主義的殼子，中國畢竟是在計劃經濟基礎之上建立的一套供應體系，應該穩妥地、公私兼顧地改革。這些未明晰的不同傾向，在后來改革實踐中，一步步確為分歧。市場成功都會經歷這個過程。”

而高粱表示，“大家公認私有制最有活力，但我對它在中國的實際運行感到疑惑?！?/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