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迎及其與無知、無恥的人類的關系
北京大學教授張維迎近日威風八面地祭出雄文《人類為什么會犯錯誤》,聲稱:“我得出的一個基本結論是,人類犯錯誤有兩個基本原因,第一個原因是由于我們的無知,第二個原因是因為我們的無恥。”這番話,頗有一番卡迪拉克、加長林肯或者狂野悍馬飆車的意味。哪里會把普通百姓的真知灼見放在眼里呢?
對于人類為什么犯錯誤這一難題,張維迎居然認為他找到了答案,并且迫不及待把他的結論公諸于眾,這難道不是無知?把這一充分顯示了其無知的荒唐結論當成寶貝,匆忙推銷給世人,以欺騙中國人民聽信他的歪理邪說,則更是無恥了。這樣一個既無知又無恥的大教授,人們如何能夠相信他的謬論?
張維迎是不是人類中的一員呢?他自己沒有說。如果是,那么,他也可能不斷地因為無知和無恥而犯錯誤。如果張維迎不是人類中的一員,那么上述分析自然沒有意義——倘不是人,分析其無知還是無恥,實在乏味得很。
張維迎為了證明他的結論,舉了諸如文革、大躍進、義和團、計劃經濟等幾個例證,據說這都是因為無知和無恥相結合而犯下的錯誤。從社會生活的無數事實中,抓幾個例子來印證自己的觀點,這當然不過是兒戲、甚至連兒戲不如的把戲。人們同樣可以抓出一堆例子,來證明張維迎教授的結論,比如說華爾街引發的金融危機、迷信自由市場萬能、發動戰爭“解放”伊拉克、北京大學雇張維迎當校長助理、管理學院教授,難道不是多少與無知加無恥有關嗎?只是倘把自由市場經濟中暴露的各種錯誤作為例證搬出來,那很不利于張維迎教授的結論,因為他是主張市場經濟才能救人類的。
順便說一句,張大教授實在應該辭了推行計劃經濟體制的北京大學的教職,去隨便哪所民辦學校混飯吃。
張維迎說:“無知的情況下最好的政策是什么?以不變應萬變,不要那么瞎折騰。”但讓人奇怪的是,隨即張大教授萬分自戀地提起了自己在價格改革過程中的先見之明和豐功偉績。何以見得是先見之明?因為他看出問題的時間比一般人早,而且其論文的主張被隨后的改革實踐——“雙軌制”所采用。至于“雙軌制”帶來的禍國殃民的各種后果,張大教授自然不屑一提——隨它是無知還是無恥。
至于價格改革成功的豐功偉績,自然由張大教授毫不猶豫、毫不臉紅地記在自己的功勞簿上。但是,問題在于,張維迎可以自信自己認識的正確性,為何別人就不可以堅信自己認識的正確性、并要求這種認識在實踐中接受檢驗?知與不知,正確與否,總是在實踐之后。張大教授今天之所以有機會高談價格改革的首創之功勞,不正是因為可以貪改革開放的成就——這種成就當然不是價格改革就能創造的——為己有嗎?
張大教授煞有介事地說:“市場經濟下有貧富差距,地震可以死人,龍卷風可以死人,但是在市場經濟情況下,不會因為糧食短缺而餓死人。”我不知道張大教授與一般群眾是否生活在同一個人間、同一個地球?因為只要不是瞎了眼,那么,翻翻各個國際組織的報告、看看連篇累牘地新聞報道就知道,如今天的索馬里、海地,以及撒哈拉、中美洲等不少地方,有無數的災民因為饑餓而死亡。如果張大教授對這些事實一無所知,那他真的很無知;如果他對此早已知曉卻高叫“在市場經濟情況下,不會因為糧食短缺而餓死人”,則真的很恬不知恥了!
“在市場當中,正確的知識、對未來判斷的準確程度決定利潤的大小,決定成敗,這就給企業家一個動力,怎么樣減少自己的無知。市場是企業家不斷地發現、創造、加工信息的過程。”在張維迎看來,似乎企業家是例外,既不無知、也不無恥,因為他們具有減少無知和無恥的動力。真的很奇怪,企業家有此動力,政府官員、除了張維迎之外的其他學者就無此動力?莫非只有企業家是經濟人、理性人,其他人不是?倘只有企業家的自私自利可以利國利民又利家,而其他人的自私自利卻無此功能,不亦太費解了嗎?
張維迎在他偉大文章的末尾強調:“我怎么保證我以上所說的不是由于自己的無知甚至無恥才這么講的呢?解決這個問題唯一的辦法,就是思想自由,學術競爭。”啊呀呀,真的太偉大了!張大教授居然可以自我保證不是由于自己的無知和無恥而發表如此一團漿糊式的演講。為了獲得這個保證的唯一的辦法,又是思想自由、學術競爭。張大教授難道不知:思想從來是自由的,只要你還活著!至于說學術競爭,在今日中國,恐怕只能靠打破張大教授之類的怪獸對大學講壇、學術論壇、境內外大眾媒體版面(或時段)的壟斷而實現。否則,像張大教授如此邏輯不清、混淆事實的文章,居然能夠在如此之多的媒體上“示眾”?
倘若張維迎還是人,那么,按照他的邏輯,他就可能是無知的多數中的一個、也可能是無恥的少數中的一個。如果張維迎把自己完全排除在無知的多數、無恥的少數之外,則恰恰證明了,要么他既無知又無恥(如果他是人類的一員),要么他不是人。
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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