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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宜黃前任縣長復出 曾因拆遷自焚事件被免， “帶病復出“之風在中國地方官場早已不再是什么新聞，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前中國官場極不正常的“利益鏈”。“帶病復出”從表面上看似乎深得“和諧社會”之精髓，但從本質上來說卻反映了中國某些地方官場沆瀣一氣、視黨紀國法若無物、視輿情民心若兒戲的現實。
“帶病復出”讓行政問責成為一場“作秀”。行政問責作為行政手段之一，本意是對政府主要負責人在所管轄的部門和工作范圍內由于故意或者過失，不履行或者未正確履行法定職責，以致影響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貽誤行政工作，或者損害行政管理相對人的合法權益，給行政機關造成不良影響和后果的行為，進行內部監督和責任追究的制度。然而我們遺憾地看到，中國式的行政問責通常發生在：面對來勢洶洶的輿情和社會的公憤，啟動“行政問責”象征性地處理一兩個人以平民憤，等到公眾與輿論的聲音平息后，再“乾坤大挪移”地啟動“帶病復出”。這出拙劣的“作秀”，讓公眾與媒體被地方官場頻頻“愚弄”。
“帶病復出”讓黨紀、國法的權威受到質疑。試想想：一個個在社會上造成極其惡劣影響的官員，卻往往游離于黨紀、國法之外，即使有些人受到黨紀國法處理，可是這種處理總是隔靴搔癢，我們不要說那些違反黨紀國法的人照樣可以當官，就連那些判了刑的官員也照常擁香車美女、住別墅高樓似乎也沒有什么奇怪的，這樣的黨紀、國法豈同兒戲？
“帶病復出”背后必然存在著中國官場“潛利益鏈”。如果說“行政問責”多少有點作秀的味道，那緊隨而后的“帶病復出”必然也讓人浮想聯翩。中國官場背后本身就是一個完整的潛利益鏈，這個利益鏈條上下的大小官員本身就是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同盟，如果行政問責只不過是一個平息眾怒的幌子、更或者只是一個代人受過的“迷蹤拳”，那自然作為同利益鏈條上的同盟者也不會對維護“集團利益”的坐視不顧，那自然“帶病復出”也就順理成章了。
“帶病復出”背后是不透明的中國官員選拔任用制度的無奈。帶病官員頻頻被重新啟用，是中國人才饋乏嘛？我想答案是否定的，與這種“無奈”頻頻啟用帶病官員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據不完全統計，至今中國已逾2千萬大學生待業。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近幾年來，中國官員選拔制度的暗箱操作越來越嚴重，背后的腐敗現象越來越突出，不少地方在官員選拔中明碼標價的現象不時發生……
而這一切的背后是中國官員監督體系更加失衡，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讓官員支配的社會和經濟資源更多且更龐大，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普遍民眾日益下滑的經濟基礎和社會地位，社會經濟基礎的失衡不僅造成社會的分化，更嚴重的是造成了社會資源分配的失衡，失去民眾約束的官僚體系就如一輛失控的列車，最后只能覆滅在歷史的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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