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南：我只看了一眼提綱，我這個人比較愿意接受那種即興反應式的采訪，深思熟慮的書面采訪也可以做，但是覺得這種面對面的交流更好一些。當我瀏覽這個采訪提綱的時候，發現這個采訪和以往某些媒體為了完成一個臨時任務所做的采訪不一樣：你們這個采訪包羅萬象，比較深入，具有厚重感、歷史感，值得被訪者認真對待。
說實話，要求采訪的記者太多，訪完了你不知道他會寫成什么樣子，應付不過來，所以，近年對記者采訪，我大都拒絕。但是，你這個采訪提綱，讓我能夠想象出大概出來是一個什么東西，讓我意識到和以往的采訪不太一樣，所以盡管我不了解采訪者的政治傾向，不知道訪者為什么媒體而作，我依然答應了你們的采訪要求。
何祚庥院士的推薦也是我接受采訪的一個原因。
強調一下，當我看到很多自由派的朋友已經接受采訪，或者是即將接受采訪，出現在你們名單里的時候，我意識到，假使不同學者的聲音出現在同一部片子里，對于中國思想界現實情況的反映可能會較為充分，所以我愿意接受采訪，愿意在多元交響中發出自己的聲音，把我的理解告訴受眾。但這一切取決于一個前提，那就是我的聲音，不被訪者做有違我原意的技術處理，不被閹割，不被丑化，也不被溢美。
在我們采訪的這么多學者當中，有些學者認為這些問題比較大，比較泛，大而空，大而無當。有的學者說這些問題已經不在他們的思考范圍之內了。我們也在不斷修正問題的方向。從根本來講，我們提出的問題是人的生存的基礎問題，如果我們社會現在解決了這些問題，再提出就沒有任何現實意義；如果社會沒有解決，只是一些專家學者解決了，或者說這些問題已經不在他們的思考范圍內。我有一種困惑，他們的憤懣、爭論、吶喊的基礎在哪兒？
在發出采訪邀請的學者當中，陳丹青先生以文字來回復。他的回信對我們有很重要的意義。他提出的問題也值得我們思考。他提出了三個質疑。第一，他說你提出的這些問題六十年前已經在社會上普遍討論過。我的理解，現在提出這些問題已經不新鮮了，或者說還有現實意義嗎？第二他問，在采訪的人當中有多少能說實話？第三，六四問題能談嗎？我回信談了四點。第一，對我們這個年齡來講，六十年前到底發生了什么，我們不知道，我覺得不是我的問題，是歷史書寫的問題。第二，在對歷史不知情的前提下，我們提出這些問題有沒有合理性？為什么六十年之后又提出同樣的問題？第三，關于接受采訪的人能否說實話，我覺得我們是沒有資格評判說了真話還是假話，他們的出鏡就是一種態度，采訪結束的就是歷史。第四，關于六四問題，我說六月三號晚我本人就在天安門，我經歷了那個晚上，如果陳先生愿意探討這個話題，我可以提供這個平臺，跟陳先生一起探討。其實我要告訴每一個采訪者，我們這個平臺是透明的，任何一種角度或立場，都可以在這里暢所欲言。
司馬南：陳先生作為一個藝術家（如果他滿足于做一個藝術家的話），討論政治問題，能談到今天這個高度不簡單。陳先生似乎喜歡模仿“民國范兒”老派文人的樣子，服飾造型有行為藝術夸張感，此人很有趣，但他的主張我沒有看出有什么特別的啟示。
第一，六十年前已經在社會上普遍討論過的問題，今天還有沒有必要談？能不能談？不新鮮就不能談嗎？我之見，人類保持所談的都是新鮮問題，這本身就是一個偽問題。 60年前我們所談過的人類生活的基本問題，恐怕亞里士多德、蘇格拉底、孔夫子、老子、莊子他們在幾千年前都討論過了，但是這并不妨礙我們今天的人要對這樣一些古老的問題、永恒的問題、持續困擾我們的問題做出當下的解讀，陳丹青先生的擔心完全是多余的。
第二個就是真話、假話的問題，實話、虛話的問題。我認為您的回答非常好，對一個記錄者來說，他出鏡就是態度、記錄便是歷史。至于他說的是真話還是假話，訪者不是最終判斷者，觀眾聽眾才是最終判斷者。小的時候，我姥姥跟我說過一句話，這句話我一直記著，并將這句話視為表達者的最高標準：“會說的不如會聽的”——無論是誰，盡管你可以技巧來地顯現自己的聰明，但是說話的人，永遠聰明不過鏡頭前的觀眾和讀者。
第三個問題，六四能不能談？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凸顯了陳丹青先生對六四問題的內心焦慮，這可能與陳丹青個人越來越鮮明的政治立場有關。這件事情，請你注意一下，縷一縷事情發展的脈絡，你會發現：中共已經放下了。你看措辭吧，從“反革命暴亂”，到“六四風潮”，到“春夏之交的風波”，到“那場風波”……今天索性整個都不提了，能不提就不提了。中共努力試圖放下這個的包袱。
并且，歷史已經走過了20年，輕舟已過萬重山哦。
但是丹青先生還在用20年前不變的觀點，極其焦慮地抱著這個東西，憤憤不平，唧唧歪歪，流于情緒宣泄。遠路無輕債，他老哥會越抱越沉。真正的智者，因該有歷史感，超越歷史。我不是說沒有必要總結歷史，重要的是，什么時候、以什么方式、以誰的視角來總結這段歷史。贏得二十年戰略機遇期是一個視角，避免茉莉花革命是一個視角，長痛不如短痛是一個視角，如何推翻中國的根本政治制度也是一個視角，利用“帶路黨”以其最小成本促使中國改弦更張讓美國的軟實力更好地發揮也是一個視角......總結歷史是必要的，但團結一致向前看，還是嘰嘰于包袱向后看，大大地不同。
希望戴眼鏡的陳丹青先生能夠盡早放下這個包袱，用知識分子的具有歷史穿透力的目光，用一種對國家負責，對民族負責任、對人類歷史進步負責任的態度，來對待這件事情。至于六四能不能談，完全可以談，有什么不可以談的？六四時期我本人也很活躍。我們共同經歷了那段歷史。不論我們當時抱著什么樣的態度，看到了什么，思考過些什么，都不妨礙我們今天以一種建設性的態度來回溯歷史，來表明自己期望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政治立場，這是根本點。
假如離開了這個根本點，或另有一個對立的根本點，那就不好說了。但愿陳丹青的焦慮不僅僅是情緒問題。但是，有句話我愿意點明白：陳先生既然已經是美國人，既然陳先生吃、穿、用、住、過日子、賺錢都在中國，客居中國肥美滋潤，對中國的事情，還是稍稍客氣一點比較彰顯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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