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讓農民上樓的行動，正在全國二十多個省市進行。各地將農民的宅基地復墾，用增加的耕地，換取城鎮建設用地指標。山東諸城“整建制”地將一個縣的村落“消滅”，河北廊坊未獲審批就先“掛鉤”大搞撤村復耕，亂象不一而足。
面對當前存在的實際情況，增減掛鉤辦法”實際上成為新一輪圈地亂象的誘因。將掛鉤指標的管控交給垂涎三尺，急于從土地上撈錢的地方政府，卻又缺乏有效的監督，其結果會如何呢？只能是鼓勵地方變相亂占地。不可忽視的是，作為宅基地主人的弱勢群體農民，面對地方政府的黑手，能依法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嗎？
結果無疑是使失去土地的農民，“一代吃社保，二代吃低保”。表面上看，“村改社”、“宅基地換房”、“土地換社保”等政策很不錯，但是，“村改社”只是改了名字，沒改農民的生活質量；“宅基地換房”只是“被上樓”，換不來安心和開心；“土地換社保”換來的只是這一代人的社保，下一代人可能只能“吃低保”了。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因為有土地，即使貧困，農民還可以“自給自足”，但失去土地，被“上樓”之后，“物業費”、“清潔費”等接踵而至，本來就不富裕的農民將會變成新一代貧民了！
大家想想，這樣的撤村圈地，會給社會和諧安定帶來好處嗎？在執行過程中，只要有一個環節不到位，就可能產生大量種田無地、上班無崗、低保無份的“三無”人員。這些“三無”人員如果得不到妥善安排，極易走上第三條道路：造成違法犯罪及仇官仇社會，甚至做出“殺害幼兒園無辜小朋友”的惡性事件。給社會和諧帶來極大破壞，到時我們每一個人都是被害者，我們的子孫后代也將永無寧日！
【附】“公司＋農戶”是大資本下鄉，逼農民破產
2000年李昌平以一個基層干部的身份，給朱镕基總理寫了一封信，在信中他直言“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當時他說農業危險的背景是從97年開始，全國連續大面積出現糧棉油等的虧本局面，農民撂荒非常普遍。
現在，撂荒的情況少了，因為取消農業稅和農業補貼讓農民種地有利可圖，比如在河南一些地方，農民種一畝地，兩季至少可純收入收入800元。然而，隨著各地政府“公司+農戶”模式的推廣，新的農業危險情況正在顯露。
比如，80年代的農民，如果養20頭豬，種10畝地，那就是萬元戶了，相對于現在的十幾萬。可是今天在“公司+農戶”模式下，養同樣的豬，種同樣的地，就只有幾千塊的收入。那么農業的收益到哪兒去了呢？我們從中不難看出公司+農戶”進一步限制農民自主發展的空間，人民沒有自主性，這就出現了農業的“公司＋農戶”水平越高，資本獲得的利益就越低。農民得到的收入就越少的這樣的一個怪圈。
所謂“公司+農戶”模式，說白了就是大資本下鄉，變相剝奪農民的利益，逼著農民破產，菲律賓在這方面曾經是“亞洲典范”，跟我們今天的情況是一樣的。大資本下鄉，逼著農民破產，沒了地的農民只有進城打工。問題是當經濟危機到來的時候，大量農民工會失業，失業后的農民工再也回不了農村，回不到自己的土地上，就會造成這些人在城市里要工作、要民主、要革命，菲律賓60年代的軍事政變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的。
眼下各地正在大力推行的公司+農戶”其實就是菲律賓農村改革模式的翻版，并不是什么新鮮玩意，不像地方政府吹捧那么神，終歸不會給農村和農民帶來任何效益，反過來只會讓原本弱勢的農民流離失所，無家可歸，最終造成各種矛盾的激化和社會秩序的動蕩不安。
“公司+農戶”其實就是先通過扶持龍頭企業發展，再由龍頭企業整合小農的形式。在這里公司是占主導地位的，農業要發展，農民必須依附于公司。結果是公司獲得農業產業的大部分收益，農民從農業產業中獲得的收益越來越小。到頭來無奈的農民只能背井離鄉，進城打工，也可以說農民最終走上的只能是一條被逼無奈不歸路。
所以在現代化的轉型過程中，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是比較成功的，菲律賓是比較失敗的。
面對當前農村改革，我們到底是要學日韓扶持農民組織起來呢？還是要繼續搞“公司+農戶”呢？還是維持現在的家庭經營模式呢？還是進一步完善集體經濟和合作經濟呢？。對于這一點，鄧小平同志早在1985年鄧小平就說過：“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 1993年，鄧小平同志又指出：“12億人口怎樣實現富裕，富裕起來以后財富怎樣分配，這都是大問題……少部分人獲得那么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大問題”。
2005年，薄一波也曾講過：“在農村的發展中，有一個大問題需要我們深入研究和重視起來，這就是鄧小平同志提出的‘兩個飛躍’思想。鄧小平說：‘農村的改革和發展會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第二個飛躍就是發展集體經濟。’并說：‘農村經濟最終還是要實現集體化和集約化。'’僅靠雙手勞動，僅是一家一戶的耕作，不向集體化集約化經濟發展，農業現代化的實現是不可能的。就是過一百年二百年，最終還是要走這條路。”薄一波還說：“北京的韓村河村、江蘇的華西村、浙江的航民村、河南的劉莊和南街村等，這些村子的集體經濟在走向大市場中，已顯示出自己的發展優勢和走共同致富道路的優越性。還有不少農村地區，在分散的家庭經營基礎上，引導農民自愿聯合起來，發展社區性和專業性的合作經濟組織，并引導這些合作經濟組織把農產品的生產、加工、銷售聯結起來，逐步實現產業化經營、集約化經營和規模經營。這將成為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新的重要形式，也是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實現農業和農村經濟的集約化、社會化、現代化的重要途徑。”
我個人認為，中國當前農村的改革與發展，我們既要實踐鄧小平“二次飛躍”的構想，也要學日本、韓國和臺灣的綜合農協模式，決不能去學菲律賓。但現在的政策主導恰恰是重蹈菲律賓農村改革失敗的覆轍。這不能不說是當前在農村改革道路上存在的一個嚴重而且讓人擔心的問題，結果必將導致三十年來農村改革取得的成果毀于一旦，讓地方政府和中間商堂而皇之掠奪走本該屬于農民的利益，造成農民更苦，農村更窮，農業更無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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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wu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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