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市長黃奇帆是一位頗有經濟學理論功底的高官，而重慶是中國唯一鮮明地以社會主義共富為發展目標的城市，因此，黃奇帆市長是如何把經濟學理論融合到實現社會主義共富目標的政策設計中的？這個問題引起社會廣泛地關注。房地產調控是當前中國經濟的一個核心問題，黃奇帆市長對房地產調控的看法和做法尤其引人關注。我們不無欣喜地看到重慶在公租房建設和機制設計上所取得的成功和重慶率先進行了房產稅改革的試驗，而公租房和房產稅都間接地有利于重慶共富目標的實現。

但黃奇帆市長對商品房限購的看法似乎與實現共富不那么一致。如他最近在全國市長論壇上說：“只要采取金融調控政策，運用好首付比這個金融杠桿，將按揭比例固定下來，目前采取的限貸、限價、限購等五花八門的調控措施其實都是可以取消的。”就是說，黃奇帆市長似乎像中國的某些經濟高官、經濟學家和房地產集團代言人一樣，對限購政策持“取消”論的看法。我們知道，商品房限購能有效地防止富裕家庭進一步通過投資投機買房掠占商品房資源，保障普通家庭利用商品房市場改善自己的居住條件和分享中國的商品房資源。商品房限購無疑是有利于實現共富的。因此，黃奇帆市長“輕視限購”的態度與重慶的“共富論”之間就出現了裂痕。因為按“共富論”，黃奇帆市長不會也不應該如此“輕視限購”政策的。

難怪他此言一出，立馬被許多媒體尤其房地產媒體抓住并冠以“黃奇帆：……取消限購”的標題進行大肆宣揚，其結果已演變為“黃奇帆也反對限購”了。對此，黃奇帆市長近日做了解釋，他說：“我講了50多分鐘，近1萬字，媒體就只把里邊的一句話挑出來寫，好像黃奇帆反對限購，其實認真讀完整篇文章，沒有這個意思。”是的，說黃奇帆市長“反對限購”是過分的，但黃奇帆市長把“限購”看做可以取消的“五花八門的調控措施”之一，確是事實，它說明黃奇帆市長對有利于共富的限購政策確是不那么重視的。在全國大城市中，重慶的限購政策出臺較晚，也可作為一個佐證。

那末，為什么黃奇帆市長對有利于實現共富的限購政策不那么重視呢？竊以為，是黃奇帆市長的經濟學理論指導他這么做的。黃奇帆市長近日在與京滬知名學者和全國著名博主版主座談時，講過他的房地產經濟理論。他說：“房地產是支柱產業，是民生產業，也是涉及老百姓財富的產業，對房地產的調控，任何政治家任何國家都高度重視。房地產是消費品，是不動產，是資本品，是金融產品，是民生產品。根據這5個產品的屬性，相應就要從5個環節進行調控。消費品屬性有關供求關系，不動產屬性有關土地價格，資本品屬性有關稅收調控，金融品屬性有關杠桿比，民生產品屬性有關房地產配置。”

這里，黃奇帆市長對房地產住房下了5個定義：“消費品”、“不動產”、“資本品”、“金融產品”和“民生產品”。其中，“民生產品”屬于“消費品”，而“不動產”和“金融產品”可以歸入“資本品”，因此，5個定義實際上是2個定義：“消費品”和“資本品”。而這就是西方經濟學對房地產住房產品的定義：房地產住房既是消費品又是資本品，具有雙重屬性。就是說，按西方經濟學的理論，黃奇帆對房地產住房的定義是沒有錯的，是經典的。而且由此黃奇帆市長對房地產（住房）產業功能屬性的認定也是沒有錯的：“是民生產業，也是涉及老百姓財富的產業”。

可見，基于西方經濟學理論，黃奇帆市長認為中國的房地產住房，既可以用來解決和改善老百姓的民生居住問題，也可以像西方國家一樣用來為老百姓的投資生財服務。就是說，基于西方經濟學理論，黃奇帆市長應該是不反對中國老百姓用商品住房進行投資生財的，其中包括投資出租和投資炒房的，雖然黃奇帆市長不會這么直白地說。而目前的商品房限購2套的政策，恰恰是限制老百姓用商品住房進行投資生財的政策，因此黃奇帆市長不那么重視和支持商品房限購政策的原因，就迎刃而解了：贊成或不反對用商品房來為老百姓投資生財服務，自然不會怎么贊成限制用商品房進行投資生財的限購政策。所以，黃奇帆市長不那么重視限購政策，是有其理論背景的。

但問題就在于：西方經濟學關于“房地產住房具有消費品和資本品雙重屬性”的理論是否適用于中國？如果適用，黃奇帆市長輕視和將來取消限購政策自然就沒錯，我等也不用在此嚼舌。如果不適用，黃奇帆市長輕視和將來要取消限購政策，就可能有錯。而筆者要證明的是：房地產住房具有“消費品和資本品雙重屬性”的理論并不適用于中國。

西方經濟學之所以認為“房地產住房具有消費品和資本品雙重屬性”，一個最根本的原因是西方的房地產經濟都是建立在土地私有制基礎上的。因為房屋土地是私有的，所以，無論把房屋用作自住消費品，還是把房屋用作生財的資本品，都是私人所有者純粹的個人行為。私人所有者完全有權決定自己買房的目的是用來自住還是用來投資。從財產角度看，私人買的房是消費品還是投資品是無關緊要，反正決策買房的得益和風險都歸私人。因此，土地私有制是將“消費品”住房和“資本品”住房統一起來的基礎或根本。就是說，“房地產住房具有消費品和資本品雙重屬性”的理論，只適用于土地私有制社會。這點可能是黃奇帆市長沒有考慮到的。

也因此，在憲法規定“土地實行公有制”的中國，“房地產住房具有消費品和資本品雙重屬性”的理論，是不適用的。根據《憲法》和《土地管理法》，在土地實行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中國，城市房地產住房土地是全民所有的。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這個所謂“全民所有”，是指房地產住房土地的產品屬性而言的，即，當房地產住房土地用作資本品即生產資料產品時，必須實行全民所有，不能為個人所有。根據社會主義的經典理論，社會主義條件下能為個人所有的，只能是生活資料或消費品。就是說，在社會主義土地公有制條件下，房地產住房土地，只能作為消費品在市場進行買賣和為個人所有（如自住商品房土地自動續期的個人產權），而不能作為資本品在市場進行買賣和為個人所有。也就是說，中國城市居民買賣的房屋土地，只能作為消費品，而不能作為資本品。中國的房地產住房土地只具有消費品屬性，而不具有資本品屬性。這完全是由《憲法》規定的中國城市土地的公有制所決定的。在修憲和改變中國的土地公有制之前，這一點是不能改變的。

由此可見，由于土地公有制，西方經濟學有關“房地產住房（包括住房土地）具有消費品和資本品雙重屬性”的理論，從根本上說，并不適用于中國（內地）。因此，黃奇帆市長基于西方經濟學的房地產經濟理論及調控思想，是可以質疑和商榷的。尤其是黃奇帆市長對限購政策的態度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筆者總感覺限購政策就是一面鏡子，從一個人對限購政策的態度，就能大致看出這個人對中國經濟制度的基本看法：是傾向于公有制和共同富裕，還是傾向于私有化和少數人先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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