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有柳三變，今有“孔三罵”。柳永者，北宋著名婉約派詞人，原名三變，風流倜儻，才華橫溢，但不能以國難為重，好為淫冶謳歌之曲。因科場失意，曾做一首《鶴沖天》（黃金榜上），抒發牢騷感慨，這首詞流傳甚廣，為留意儒雅的宋仁宗聞之，認為其不“講政治”。詞末一句“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更惹惱了宋仁宗，道是“且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于是將柳永名字從科榜中抹去，從此詞人自稱“奉旨填詞柳三變”。此是北宋文壇歷史上的一段趣話。
文人也是人，也有喜怒哀樂，不僅會發牢騷，也會罵人。故文人罵人，自古有之，不是什么稀罕事。中國自古乃禮儀之邦，但絕不是不尚武，不罵人；又，孔子將文人分為君子和小人，君子罵小人，名正言順，如孔子罵不問國事的樊須：“小人哉，樊須也！”。中國傳統崇尚正義，崇尚圣賢，故對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邪惡奸佞之人，人人得而罵之，甚至可以罵皇帝。對入侵中原滅絕人倫、行盜侵驅的游牧文明，歷代都拼死反抗，也都罵不絕口，只不過書面語罵得斯文，如南宋愛國詞人張元干罵游牧文明入侵的“西化”叫“九地黃流亂注，聚萬落千村狐兔”，又有張孝祥的詞有”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都屬此類。明代以前西方文明還未產生大影響，故還輪不上中國人罵。近代中西文明沖突以來，歷史的名罵有明代楊光先罵耶穌會士，有清末民初的辜鴻銘罵崇洋媚外者為“中國人約翰”，民國有魯迅罵“西崽”，諸如此類，大都語出斯文，罵人不吐臟字。這也是由于即使魯迅時代西化思潮雖然泛濫，比起當今時代，也還好得多，所以，當代文人罵“西崽”，已經不解其恨，于是國罵“三字經”也就應運而生，脫口而出了。
今有孔慶東者，當代著名左傾激進派學者，共產黨員，據稱系我中華大成至圣先師孔子后裔，現任中國近現代史上有反帝愛國傳統之北京大學教授。近年來以大道晦盲，價值顛覆，公道正義無存，外患內憂深重，更以世界主流媒體為西方國家少數富豪權貴把持操縱，激于義憤和中華傳統士的歷史責任感，乃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不畏霸權強權，不顧個人安危，挺身而出，仗義執言，維護正義，維護民眾，這是什么精神？這是中華傳統文化特別是儒道的士（君子儒）的精神，是宋明新儒家的精神，也是現代辛亥革命的精神，更是有90年光榮歷史的中國共產黨的精神，當然也是五四精神和老北大精神。近日孔慶東教授以排比句作“三字經國罵”，竟然引發新華社率領八十多個媒體重鎮圍而剿之，筆者以為此舉雖頗為不智，然卻為“孔三罵”青史留名矣！
“孔三罵”名垂青史，新華社卻自損英名。新華網是否隸屬某某社，記者黃冠是否某某社記者，已經不重要，即使是誰盜用了某某社的名義，某某社也難辭其咎。原稿水平很低（現在記者的思想、業務包括文字水平，與老新華社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不值一駁，且姑妄駁之。有幾個要點：一是說孔三罵“把粗魯當個性”，這是抓小放大，避重就輕。這里根本是一個立場問題，是非問題，原本粗魯作為個性也沒什么大不好，梁山好漢大都粗魯，但是千百年來中國人就是喜歡，根本在于其“替天行道”。孔和尚的粗魯可愛，為民眾叫好，關鍵在此。近現代西方暴富以后，一改其海盜文化出身的粗魯野蠻，西裝革履，民主人權，酸文假醋。多年來崇洋媚外成為中國最大時尚，也為“孔三罵”多年所罵的重點對象，于是為中國媒體的西奴所不容。此為其慘遭媒體圍剿的根本原因所在。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第八屆理事會第一次會議剛剛開過，中央領導親臨講話，耳提面命，要你們堅持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堅持服務人民，深入開展“走、轉、改”。 “走、轉、改”，關鍵是改變立場，否則將被時代和人民唾棄。二是說記者罵不得，且記者采訪是“國家依法給與記者的權利”，國家讓你們主持公道，維護國家，服務人民，莫非忘了？三是說什么“理性”、“公德”、“節操”、“尊嚴”、“公民素質”云云，使用這些概念，現今許多媒體記者，已經不配。最后給孔三罵戴一頂并不合適的帽子叫“自我炒作”，更是扯淡。總之，“孔三罵”一向是仗義執言，此次三罵，罵得仗義，罵得好，罵得痛快！
接著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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