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伊沖突，憑什么要中國受傷
——兼評《中國得“熬”過外交“尷尬”期》一文
Zhang88
伊朗危機離攤牌越來越近了，究竟有多少人在為此事煩惱不得而知，但有些中國人顯然是不好過了，他們認為，以此事件為標志，中國的外交已經進入了一個什么“尷尬”期，今后只能靠“熬”來過日子了。
這個觀點，見諸于今天的（ 11月10日 ）《環球時報》的社評文章，在這篇重要的社評文章中，該文對中國外交當前及今后一個時期“艱難困苦”的慘狀做了一番深入細致的描述。
一曰“位置艱難”。該社評聲稱，“走向經濟總量世界第二位置的中國”，其實是一個“艱難的位置”，用該文的原話說就是，“中國公眾應當有能力理解國家在世界上所處的艱難位置”。按照該文的意見，這個位置是很“不舒服”的，但是中國卻又難以擺脫。
二曰“立場尷尬”。中國的立場是怎樣的尷尬呢？該文描述說，像伊朗問題這樣的國際危機，中國陷入了“很難采取絕對支持或反對態度的困境”，原因在于中國現在已經是什么“雙重身份”了，用該文的話說就是：“中國既是‘發展中國家’”，又是“大國俱樂部中的一員”；既是“政治體制、意識形態與西方截然不同的國家，又是全球經濟一體化中奉行市場經濟、與西方高度合作的國家”，所以中國就不能像很多國家那樣，“每次都有鮮明的立場，并為捍衛這個立場采取堅決行動”了。
看起來這真是何其苦也！既然如此“位置艱難”，這般“立場尷尬”，結果自然不妙。
其一，中國的利益肯定要完蛋了，用該文的名詞就是“不可避免的一些挫折”、“一定的利益損失”；
其二，斷定中國今后將進入一個長時期的外交“尷尬”期，今后的日子就得靠“熬”字訣來應付了。
顯然，這個時候發表這樣一通近乎訴苦哀嘆的文字，可謂是煞費苦心。用意自然是想安撫中國的老百姓，用該文的原話說就是“國公眾應當有能力理解國家在世界上所處的艱難位置”。
如果說，文章的用意只是在于說明一些不得已的苦衷，不管理由成立與否、充分與否，總還是可以讓人理解的。但是，令人遺憾的是，接下來這篇文字就又扳起面孔訓人了。該文要求，中國公眾應該“一起承擔這個時期不可避免的一些挫折”，一起承受“一定的利益損失”，并不無威脅地說：“在這個時候對外交效果的過度苛求，是自己跟自己過不去。”也就是說，哪個家伙要是有什么不滿意，那就是過度苛求，就是拿中國外交過不去。這是一頂多大的帽子啊！
但是，就這樣連哄帶嚇地一通，中國的老百姓能心服口服嗎？他們不僅要問，該文口口聲聲地拿什么中國“具體現實利益”說事，難道中國在伊朗的經濟戰略利益不是“具體而且現實”的嗎？美伊戰爭盡管濃云密布，但畢竟還沒開戰吧，還沒開打就這樣氣餒，意思是不是準備將中國的利益拱手相讓、不打算再加以保護了呢？如果這樣，中國老百姓難道沒有權利質問，憑什么美伊打仗就得中國受傷，就得中國承受挫折損失呢？該社評還說什么，今后中國外交要進入“尷尬”期，要靠“熬”來過日子，“熬”日子跟“混”日子又有多大的區別呢？一個靠“熬”而過日子的外交，還能為國家發展保駕護航嗎？日子混到這個份上，沒有得過且過之嫌嗎？
而且，在該文看來，未來一個時期中國外交“熬”日子是在所難免的了，原因在于中國是什么“雙重身份”。我們不僅要問，如果這個邏輯成立，那么中國是不是只要“雙重身份”一日不變，“熬”的日子就得一直過下去呢？既然如此，我們就要進一步問，中國什么時候才能改掉雙重身份變成單一身份、而這個單一身份又是哪一個身份呢？中國到底要向什么方向發展呢？第三世界是否因此有理由認為，中國終究要脫離他們而同美英法沆瀣一氣呢？
更可笑的是，該文最后竟說什么“這已是一種強大”，難道美伊打架中國受傷都是強大的表現嗎？中國人竟然可以因此而興高采烈？
“去他媽的吧”！
筆者以為，這樣的粗話也許才是最好的回答。
附：中國得“熬”過外交“尷尬”期
伊朗問題面臨國際攤牌，國際原子能機構的最新報告指責伊朗核技術仍未脫離發展核武器的方向。西方輿論要求進一步懲罰伊朗的呼聲很高，更嚴厲的制裁動議不可避免，西方使出軍事打擊也并非無可能。中國外交再將面臨困難選擇。
如果有人說這是中國外交的“尷尬”，大概算不上很離譜。中國外交官又到了被迫格外“字斟句酌”的時候。這種很難采取絕對支持或反對態度的困境，幾乎成了冷戰后每遇國際嚴重沖突時中國處境的常態。中國能擺脫這個很不舒服的位置嗎？中國能否像很多國家那樣，每次都有鮮明的立場，并為捍衛這個立場采取堅決行動？
大概很難。因為現在的外交處境是由中國的雙重國家身份決定的，只要雙重國家身份不改變，中國的外交“尷尬”就很難擺脫。
中國有兩個雙重國家身份。第一是中國既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任務很重，具體現實利益必須優先考慮；同時中國又已是“大國俱樂部中的一員”，大國需承擔更多國際責任，外界對中國的期待越來越多。
第二個雙重身份是，中國既是政治體制、意識形態與西方截然不同的國家，又是全球經濟一體化中奉行市場經濟、與西方高度合作的國家，這決定了中國經常會與西方國家發生觀點及立場上的分歧，但由于西方的全面強勢，中國不可能同西方處處“對著干”，這不符合中國的利益。
中國的“尷尬”是現實的，本應可以理解。西方對中國的一些兩難選擇也很清楚。像在伊朗問題上，一方面中國反對核擴散的態度是清晰、堅決的。但同時中國對伊朗的石油依賴高于西方國家，而且中國和伊朗同為發展中國家，中國對伊朗的態度不可能像西方那樣嚴厲。
但對中國的體諒不可能成為西方制定政策時的考慮，相反，迫使中國做出與西方一致的選擇，或者把中國的兩難選擇說成中國“道德的虛偽”，是西方每次向中國施壓的實際情形。
走向經濟總量世界第二位置的中國，其外交態度的影響力在增加，吸引的關注和受到的鉗制也都更多，因此“外交尷尬”有時會更突出。中國沒有超越這些問題的捷徑，也沒有可以套用到不同復雜場合的行為公式。
中國公眾應當有能力理解國家在世界上所處的艱難位置，并一起承擔這個時期不可避免的一些挫折。當兩難選擇出現的時候，任何選擇都意味著一定的利益損失，在這個時候對外交效果的過度苛求，是自己跟自己過不去。
中國崛起不是一路高歌猛進的過程，這個世界愿意分享中國成就喜悅的國家，注定不會像我們期待的那么多。我們的進步和別別扭扭的環境會有很長時間的交錯。但我們所說的外交“尷尬”，不會永遠伴隨中國。它們是一個階段特有的。中國得“熬”過去。其實能用“熬”來對待撲面而來的復雜環境，這已是一種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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