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段感慨是關于小崗村人：“你說現在中國人啊，要是處處都聽話，從來不敢發表自己的意見，你說這是好事還是壞事？你在國外待的時間這么長了，你應該有體會吧？你現在經常會看到，有的報紙就報道，某某釘子戶打死都不搬走，我就不搬，不動。還有，就是某某地住戶跟房地產開發商就打起來了。你說十年前這事怎么可能呢？過去的老百姓你讓搬就搬，付給拆遷費給多給少都不敢吭一聲。現在就不行了，他不滿意就跟你鬧啊。那你說現在的老百姓他這么做是進步了，還是退步了？小崗村的人啊，是中國農民當中最進步的那批人，他們那種自我權利意識很強，自我保護意識也強。你說人家以前好，帶頭了，那現在就不好了？”
第二段感慨則是關于強拆：“有時候咱們可以換一個角度去看。前年啊，我們村修了一條路。我本想啊把這條路修的漂漂亮亮的，把路兩邊的房子都給粉刷一遍，把破爛房子全部拆掉。。。。。。但是，有的人不動，你怎么辦？有一戶人家豬圈就放在路邊，夏天啊臭烘烘的。我怎么跟他做工作都做不通。那是人家個人的一個財產啊，人家豬圈原來就在那，你強拆？打架？打得頭破血流？最后我想，你在那就在那吧，在農村路面有個豬圈也正常，這不過分。你要放在以前那個思路去看，他這么做就不對了，你這是沒有集體觀念。這件事逼著我得思考。我為什么要逼著人家把這個豬圈搬到離人家很遠的地方呢？這合理么？。。。。。。人家的豬圈早就在那了，我這路是后開的，為什么要人家搬走呢？你說我是不是計劃經濟和集體經濟的腦筋啊？”
當然，這兩段話應該不是沈浩說的，顯然是電視劇的策劃人借沈浩的口來說的。電視劇前面若干集給觀眾造成了“小崗村人自私自利”的壞印象，對小崗村的傷害很大，必須進行適當的回護和肯定。但是，怎樣進行回護和肯定呢？這兩段話就說得非常有水平。作為安徽省財政廳一名科級干部，沈浩就算在小崗村再干上三十年，也不可能說出這么有水平的話來。《永遠的忠誠》的總策劃臧世凱“現任中共安徽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也只有一個省的省委宣傳部部長才可能說出這么有水平的話來。
然而，臧部長畢竟是“1952年9月生，1977年9月參加工作”，應該沒有在“計劃經濟、集體經濟”期間當過領導，所以并不知道“計劃經濟、集體經濟”期間做領導的難處。于是，他想當然地以為：在“計劃經濟、集體經濟”時期，如果搞拆遷遇到了“做工作做不通”，只要領導發話說“你這么做就不對了，你這是沒有集體觀念”，再派人搞“強拆”，事情就迎刃而解了。
其實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計劃經濟、集體經濟”時期的農民們并不是“你讓搬就搬，付給拆遷費給多給少都不敢吭一聲”，工人們也是相當地“敢鬧事”的。而且，最高領導人對此不但不反對，還明確表態支持。本網友這里可不是在瞎說，這是能夠在《毛澤東選集》的一篇講話里找到依據的。
這篇講話是毛澤東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其中有一段談了對“工人農民鬧事”的態度：
“現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贊成。你們怕群眾上街，我不怕，來他幾十萬也不怕。“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這是古人有言，其人叫王熙鳳，又名鳳姐兒，就是她說的。無產階級發動的大民主是對付階級敵人的。民族敵人（無非是帝國主義，外國壟斷資產階級）也是階級敵人。大民主也可以用來對付官僚主義者。我剛才講，一萬年以后還有革命，那時搞大民主還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煩了，搞官僚主義，見了群眾一句好話沒有，就是罵人，群眾有問題不去解決，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現在，這個危險是存在的。如果脫離群眾，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農民就要打扁擔，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學生就要鬧事。凡是出了這類事，第一要說是好事，我就是這樣看的。”
接下來就舉了一個農民們對抗拆遷的例子：
“早幾年，在河南省一個地方要修飛機場，事先不給農民安排好，沒有說清道理，就強迫人家搬家。那個莊的農民說，你拿根長棍子去撥樹上雀兒的巢，把它搞下來，雀兒也要叫幾聲。xxx你也有一個巢，我把你的巢搞爛了，你要不要叫幾聲？于是乎那個地方的群眾布置了三道防線：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婦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壯年。到那里去測量的人都被趕走了，結果農民還是勝利了。后來，向農民好好說清楚，給他們作了安排，他們的家還是搬了，飛機場還是修了。這樣的事情不少。”
很顯然，這種農民對抗拆遷的例子，在當時并不是少數，因為毛澤東說“這樣的事情不少”！
但是，毛澤東并沒有斥責這些農民“沒有集體觀念”，而是明確表示支持，并對引發事件的干部進行了嚴厲的抨擊：“現在，有這樣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無憂，可以橫行霸道了。這樣的人，群眾反對他，打石頭，打鋤頭，我看是該當，我最歡迎。而且有些時候，只有打才能解決問題。共產黨是要得到教訓的。學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樣的事情，同志們要看作好事。”
他接著舉例說：“成都有一百多學生要到北京請愿，一個列車上的學生在四川省廣元車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個列車上的學生到了洛陽，沒有能到北京來。”并明確表態：“我的意見，周總理的意見，是應當放到北京來，到有關部門去拜訪。”
但是，“這樣的事情不少”，所以不能總是搞這種特例，還是應當“制度解決”。于是，他提出了建議：“要允許工人罷工，允許群眾示威。游行示威在憲法上是有根據的。以后修改憲法，我主張加一個罷工自由，要允許工人罷工。這樣，有利于解決國家、廠長同群眾的矛盾。。。縣委以上的干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里。如果不搞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斗，那末，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贊成他們。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說革掉很好，應當革掉。”
“這樣的事情不少”，可見，“計劃經濟、集體經濟”時期的農民們在面對干部們執行不合理政策的時候是敢于抗爭的，這并不是特殊現象。因此，一味看重個人權利、毫不顧忌集體利益的小崗村人，顯然并不是“中國農民當中最進步的那批人”。真正進步的農民們，在面對不合理政策的時候是敢于堅決抗爭的，而一旦干部們解決了問題，他們又是最通情達理的。河南那個村的農民們就是如此，干部們后來把道理說清楚了，給予了合理的安排，他們也就同意搬遷了。
沈浩是60年代出生的，并不知道這段歷史，發出感嘆“小崗村的人啊，是中國農民當中最進步的那批人，他們那種自我權利意識很強，自我保護意識也強”倒是可以理解。但是，臧部長應該是讀過《毛澤東選集》的，怎么會也不知道這段歷史呢？
當然，“計劃經濟、集體經濟”時期的工人農民們敢于抵抗不合理政策，不僅有勇氣，也是有客觀條件的。那時候，每個村里都有民兵組織，每個企業也有民兵組織。當地干部只要不動武器，是不可能強行執行不合理政策的。就算找一些人組成如今那樣的強拆隊，他們也不是當時那些平時進行過軍事訓練的民兵隊的對手。畢竟，民兵組織的成員和家屬都是當地人，若是一項政策真的遭到當地大多數人反對，民兵組織的成員也不會支持干部的錯誤政策。
綜上所述，在“計劃經濟、集體經濟”時期，工人農民是敢于對抗不合理政策的，同時又是通情達理的，“強拆”不但會遭到失敗，而且根本得不到最高領導層的支持，后來的農村拆遷并不是以“強拆”為主要手段，仍然是依照毛澤東提出的“要說服不要壓服”的指導思想來進行的；而自私自利的小崗村人不但算不上“最進步”，而且可以說是屬于“等、靠、要”的相當落后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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