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建議：應防止中國過快崛起，防止西方過快衰落　　

               ——解讀《中國要防止過快崛起》一文　　

                     Zhang88　　

    隨著美國全球戰略重心的轉移，中國的國際環境有漸趨惡化的態勢，用“專家”、“學者”的話說就是“與美國的戰略沖撞加速逼近”。面對愈加嚴峻的形勢，中國怎么辦？這是每一個中國人都不能不關心的問題。在這個關鍵時刻，我們的“專家”、“學者”又出來說話了，2011年6月2日，《環球時報》發表的《中國要防止過快崛起》一文就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辦法。　　

    《中國要防止過快崛起》一文（以下簡稱該文）歸納了中國崛起帶來的矛盾和沖突，認為原因都在于中國發展太快，而同時又沒有采取正確的理念與路線。為此，該文提出了“包容性崛起”這一新的重大主張，認為中國不但要防止自身過快崛起，而且還要防止西方過快衰落，認為只有這樣，才能化解中國面臨的挑戰和危機，才是積極而不消極地貫徹“韜光養晦”的戰略。　　

    這真是語不驚人死不休！以筆者之孤陋，之寡聞，以為這是迄今為止最為驚世駭俗的理論建言，比之此前流行“中美國”理論，比之于“同舟共濟”、“攻克時艱”等觀點高出許多層次，甚至就是比之于以前的“救美國就是救中國”論，也各擅勝場、不遑多讓，所以很有必要“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了。　　

究竟怎樣才能做到使中國的發展止快成慢、讓西方的衰落止跌回升呢？　　

該文提出了四個方面的具體辦法：　　

    一是中國要讓利。用該文的話說就是“利益共贏。重點在發展中國家讓利、周邊國家互惠、新興國家共贏、發達國家盈利”。　　

    二是中國要放權。用該文的話說就是“權力共生。重點在為發展中國家爭權、給周邊國家放權、與新興國家讓權、和發達國家共權”。　　

    三是中國要擔責。用該文的話說就是“責任共擔。重點在為發展中國家承擔責任、與周邊國家共謀責任、與新興國家分擔責任、與西方共擔國際責任”。　　

    四是要價值共享。用該文的話說就是“重點反映發展中國家意志，挖掘與周邊國家共同歷史傳統，凝聚新興國家共識，與西方尋求價值共享面”。　　

    四條建議，明明白白，難道不是非常值得我們認真學習、進一步深刻加以領會嗎？　　

首先說“讓利”。　　

    中國發展確實獲得了一些看得見、摸得著的“利”，其中最明顯、最具標志性的，就是中國已持有3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當然，中國城鄉的高樓大廈、快速交通等，廣義上說也都是發展之“利”，可這些怎么才能“讓”呢？“讓”起來是要很麻煩的。筆者以為，既然要讓，那么最容易讓的還是外匯儲備。按照該文的邏輯，中國目前持有的美國國債肯定是遠遠不夠的，應該更多更多才是，甚至可以說，按照“讓”的原則，干脆就應該把外匯送給美國，讓美國幫著花。試想一下，如果中國每年能把從美國得到的貿易順差如數奉還，哪里還會有中國人為操縱人民幣問題、哪里還會出現中美之間的貿易糾紛呢？　　

    這是一個多么高明的辦法啊！　　

其次再說說放權。　　

該文認為，中國應“重點在為發展中國家爭權、給周邊國家放權、與新興國家讓權、和發達國家共權”。“為發展中國家爭權”可以理解，比如氣候減排呀、貿易不平等呀，這一點比較好理解，但是“給周邊國家放權”，是不是要把中國專屬經濟區以及有爭議的島嶼、海區都放給別國嗎？不然，周邊國家各自有各自的主權，中國從來沒有、也不可能限制別國的權利（美國倒是例外），何來有放權一說呢？“與新興國家讓權”，新興國家典型的是金磚四國，除中國外還有俄羅斯、印度、巴西，中國又什么權力可以出讓呢？最關鍵的是“和發達國家共權”。發達國家在世界上的權利的確很大，比如轟炸利比亞、占領阿富汗等，但筆者以為，這些權力他們大概是不想與中國“共”上一回的，可能“共”的大概只有中國自己的權利。　　

結合以上對“放權”的理解，筆者以為，《中國要防止過快崛起》一文所說的“放權”“讓權”，其核心在于，中國不要動輒就拿“主權”說事，不要動輒就以“內政”為借口拒絕西方的干涉介入，而應該把自己的主權讓出相當一部分，不僅讓給周邊和新興國家，而且更多地要與發達國家“共享”，這樣一來，中國威脅論、傲慢論自然而然也就能煙消云散了。　　

    筆者揣摩，這大概才是“放權”此議的要害之所在。這又是一個多么高明的辦法啊！　　

第三再說說“擔責”。　　

做“負責任大國”始終是美國及西方國家隊中國的要害性要求。與他們一樣，該文認為中國在這方面也是做得很不夠的，所以才鄭重地提出，中國應該“與西方共擔國際責任”。西方國家現在都忙著哪些國際事務、盡力完成著哪些國際責任呢？打擊塔利班是其中之一，解除朝鮮的核武裝是其中之一，限制伊朗的核能力也是其中之一，讓卡扎菲下臺也是其中之一。是不是中國也應為他們執鞭垂鐙、甘效犬馬之勞呢？這大概就是該文的本意吧。　　

當然，在這一點之前，該文也說中國要“為發展中國家承擔責任、與周邊國家共謀責任、與新興國家分擔責任”，筆者以為，其實虛多實少，并不是該文著意的重點。　　

按照該文的建議，只要中國能緊附發達國家之驥尾，在他們的指揮下，拿出一幅猙獰的面孔為虎作倀地向中小國家大打出手，中國怎會能不獲得西方的贊賞呢？只要這樣，西方哪里還會對中國有什么疑慮呢？所以說，這也真的是一個高明的辦法。 　　

最后來說說“價值共享”。　　

該文認為，“中國崛起必須是創新崛起，絕對不能躺在孔子的被窩里高喊文化崛起”，不能“沉迷于‘中國模式’”，更不能“忽視中國模式只是適應全球化，而非創新全球化模式”，“要少講中國特色，少講和而不同，多講包容、共識，殊途同歸”。這些話都是什么意思呢？不用筆者作過多解釋，任何人都能一目了然，該文所謂“價值共享”，就是要中國把西方的“普世價值”擺在至高無上的位置，而要把什么“中華文化的偉大復興”忘個一干二凈。　　

這又是一個高明的辦法。試想，如果中國的崛起帶來的是普世價值的昌大，是西方模式、西方道路的榮興，用該文的話，就是不搞“一枝獨秀、我行我素”，那么中國又怎會“脫離世界，面臨來自世界越來越大的阻力”呢？　　

     四項高明的辦法，四個偉大的舉措，這就是該文提出的“包容性崛起”戰略全部內涵。任何人都不能不承認，果真能采用上述辦法，“防止中國過快崛起，防止西方過快衰落”的目標將毫無疑問、百分之百地很快就實現，就一定能夠避免與“美國的戰略沖撞”。　　

但問題是，筆者以為，這樣一來，“與美國的戰略沖撞”是避免了，但是，中國的崛起事實上不也泡湯了嗎？“利”讓了，“權”放了，“責”擔了，還被西方給“普世”，如此下去，哪里還能有什么“崛起”呢？只怕十幾億中國人民都要去做牛馬、喝西北風過日子了吧？　　

    但是，我們的專家學者可以不必為此擔心，以他們的“貢獻”,即或全中國人民都做牛做馬喝西北風了，他們也能在西方世界照享榮華富貴，因為那時他們可能早已被西方“包容”了。　　

附：　　

中國要防止過快崛起　　

    成世界第二后的困境　　

  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后，日益處于世界事務的風口浪尖，面臨的發展阻力有提升之勢，體現在：第一，與發達國家關系，從“互利共贏”邁向“權力轉移”，片面強調共同利益出了問題。中國已成為國際體系的利益攸關方，西方對中國的擔心從“體制外的挑戰者”，向“體制內的不負責任者”演變，從支持改革開放，向抱怨改革開放的方向轉變。中國發展速度超越西方預期，與日歐在經濟總量和國際影響力的權力轉移已到來，與美國的戰略沖撞加速逼近。　　

  第二，與新興國家關系，從“協作性為主”到“競爭性一面”突出，未能追求共同權力出了問題。隨著中國發展道路態勢與其他新興國家不斷拉開距離，發達經濟體與新興國家間的矛盾日益集中于發達國家與中國矛盾上，不僅破壞了中國與新興國家戰略合作的基礎，而且侵蝕了新興國家作為中國發展道路的戰略保護帶作用。在改革國際體系、擔負全球責任等方面，中國與新興國家間的競爭性一面突出，并表現在聯合國安理會改革、人民幣匯率、資源與話語權競爭等方面。　　

  第三，與周邊國家關系，從“分享發展機遇”到“對沖發展風險”演變，根本問題出在未能實現共同安全。中國發展道路在給周邊國家帶來巨大發展機遇同時，也帶來巨大壓力。美國利用中國周邊國家對中國發展道路的擔憂，借助領土爭端和國際事件，制造中國與周邊國家隔閡，以抵消亞洲一體化和中國睦鄰政策的積極影響。周邊國家借助域外大國平衡中國亞太影響力趨勢明顯。　　

  第四，與發展中國家關系，從“戰略基礎”到成為“戰略薄弱環節”，傳統的共同身份和價值觀出了問題。發展中國家普遍對中國發展道路充滿期待，從中國發展道路中得益分化嚴重，加上西方的挑唆和新興國家的競爭，發展中國家對中國抱怨性一面可能增大，中國在對外援助、履行千年發展目標、應對全球性挑戰等國際責任方面，面臨越來越大壓力。　　

  上述問題的產生，是和平崛起路徑依賴問題長期累積的結果，體現在：一是體系依賴。即在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中，希望借助后發優勢、比較優勢，實現趕超發達國家的目標，結果陷入了又要負責任、一旦負起責任又被指責“強硬”的尷尬境界。二是文化依賴。歐洲人擔心，中國文化是地域性文化，是鄉土文化，是內陸文明文化，天下體系不過東亞體系而已，而現在影響是全球性的，因此中國崛起存在知識和權力極為不匹配的問題。這就提醒我們，中國崛起必須是創新崛起，絕對不能躺在孔子的被窩里高喊文化崛起。三是全球化依賴：中國崛起，得益于改革開放，積極參與全球分工。然而，當前全球化自身出了問題。　　

    推行“包容性崛起”新戰略　　

  中國發展太快，外界對中國發展的擔心，不止是和平不和平的問題，而是中國發展對他們意味著什么，中國崛起后會提出何種國際理念？中國與世界關系的新變化，需要中國實施不僅包容西方的和平崛起，而且要包容其他新興國家發展道路、有效代表發展中世界發展道路的“包容性崛起”新戰略。　　

  “包容性崛起”是積極的韜光養晦戰略，努力做到發展為了世界、發展依靠世界、發展成果由世界共享的理念，旨在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道路，是科學發展觀在中國與世界關系上的具體體現。包容性崛起的具體內涵包括：（一）利益共贏。重點在發展中國家讓利、周邊國家互惠、新興國家共贏、發達國家盈利。（二）權力共生。重點在為發展中國家爭權、給周邊國家放權、與新興國家讓權、和發達國家共權。（三）責任共擔。重點在為發展中國家承擔責任、與周邊國家共謀責任、與新興國家分擔責任、與西方共擔國際責任。（四）價值共享。重點反映發展中國家意志，挖掘與周邊國家共同歷史傳統，凝聚新興國家共識，與西方尋求價值共享面。　　

  和平崛起要趕超左與右　　

  迄今，中國和平崛起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時，也面臨越來越多的“崛起瓶頸”，造成“左”與右的兩種傾向。“左”的傾向表現有二：或回到孔子，回到天下體系，或多或少帶有“中國中心論”、“中國例外論”情結，是對“西方中心論”、“美國例外論”的矯枉過正；或沉迷于“中國模式”，忽視中國模式只是適應全球化，而非創新全球化模式。右的傾向表現是忽略中國外交“改變自己影響世界”的邏輯，遭遇路徑依賴瓶頸，忽視當今國際關系互動建構的新特征，及不確定性時代的本質。　　

    將和平崛起升級為包容性崛起，建議實施兩包容、兩防止：　　

    （一）國內實行包容性增長。實現包容性增長，根本目的是讓經濟全球化和經濟發展成果惠及所有國家和地區、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續發展中實現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當務之急是超越GDP思維，實現科學發展。　　

    （二）周邊實現包容性發展。對周邊國家，要更多展示中國仁義一面，以推進東亞一體化全面、深入發展，包容中國與周邊權益和意志，夯實中國發展道路的地區基礎。　　

    （三）防止西方過快衰落。避免與西方的斗爭思維與零和博弈觀念，繼續向西方有效表明實施全方位改革、汲取一切人類文明成果、完善自身發展道路的決心，防止取西方而代之的膨脹心理和必勝主義。　　

    （四）防止中國過快崛起。欲速則不達。一枝獨秀、我行我素，只能不斷脫離世界，面臨來自世界越來越大的阻力。在崛起途中，方向比速度更重要，道、理比法、術更高明。為此，要少講中國特色，少講和而不同，多講包容、共識，殊途同歸。避免通脹式發展道路，及時消除發展道路泡沫。（王義桅作者是同濟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研究院執行院長。本文是其全長12000余字論文“包容性崛起：中國的戰略選擇”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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