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焚者的女兒汪海燕向記者描述， 4月22日凌晨5時許，其母言竹根、弟媳胡靈芝帶著侄兒在家中睡覺，“一兩百人的執遷隊伍破門進入，把我媽、弟媳強行拉出去，把才8個月大的侄兒扔在地上不管。”官方網站公布的汪家正自焚時間是8.30左右。從強拆主體開赴現場，到宣傳動員，再到組織實施，期間經過了3小時左右的交涉，應該說，王海燕所言屬實。也就是說，拆遷主體是在8小時以外的時間到達現場，并組織了實施。此乃出其不意、攻其不備的戰術，而且有幾百人參與，使用了強行野蠻的手段，并事前準備了滅火器之類應急設備。從心理上講，拆遷主體沒有把汪家正一家放在普通群眾的高度來認識，更缺乏維護和諧穩定局面的責任感，而是把有爭議的群眾直接推向了對立面來對待，客觀上產生了激化矛盾的結果，這是不符合科學發展觀的。強拆主體應該承擔相應責任。

（2）人民警察為什么置內部法規于不顧參與強拆？

今年初，公安部黨委制定下發《2011年公安機關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意見》，明令禁止公安民警參與征地拆遷等非警務活動。《意見》指出：“各級公安機關要認真貫徹國務院嚴格征地拆遷管理工作的有關要求，嚴禁公安民警參與征地拆遷等非警務活動，對隨意動用警力參與強制拆遷造成嚴重后果的，嚴肅追究相關人員的責任。”。同時，《意見》明確表示，對公安隊伍違法違紀問題堅持“零容忍”。從視頻清晰可見，株洲警方出動了大量警力參與了此次強拆，而且在汪家正自焚之后，警方表現依然強硬，現場抓人。作為自焚者汪家正，從貼在自家墻上的相關文件看，顯然不是法盲，而且試圖依法阻止強拆，未能奏效。我們做一個假設，如果沒有警方參與，汪家正能否產生過激情緒？那么，警方對此應該承擔什么呢？

（3）補償是否合理？

“新拆遷條例”明確規定“補償不低于市場價”，汪家正顯然是知道此規定的。此糾紛雖然產生于2009年，但雙方并未達成協議，而且強拆主體是依照新條例的規定采取了司法強拆手續，那么補償標準是不是也應該以“新拆遷條例”為準呢？法院一方介紹，汪家正房屋認定合法面積為280.03平方米，可獲得房屋征購等費用35萬元以上。請問，“35萬以上”是一個什么概念？是38萬、40萬、50萬，還是100萬？如此模棱兩可的文字，完全表露出強詞奪理和欲蓋彌彰的心機，顯然是一種缺乏底氣的說詞，是敷衍、應付公眾輿論的。再者，有一點本民未做深入研究，請教專業網友：“新拆遷條例”以司法強拆取代行政強拆，法院是不是需要經過審理這一程序？如果不經過這一程序，而是直接受理執行行政強拆的指令，那么，就等于行政干預司法，就等于司法強拆不過是一紙空文，不知是否妥當？

“新拆遷條例”于今年1月21日頒布施行，廣大民眾希望這個新條例能夠給弱勢群體帶來福音，不讓那一樁樁令人目不慘睹的悲劇再次發生。而且國務院辦公廳于4月20日下發了《關于2011年糾風工作的實施意見》，要求糾正“不按規定確定征地補償標準，不落實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資金，截留、挪用、克扣補償資金等問題”。可是，就在這個《意見》下發的當口，汪家正自焚的慘劇又一次發生，廣大民眾剛剛放松的心情為此而再次糾結。我們不禁要問，特色中國何時能夠禁止有令不行的局面？何時不再上演如此驚魂動魄、駭人聽聞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