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結窮親、三進三同、大下訪”的偉大意義　　

——六贊《重慶模式》橫空出世　　

文刀  寧云華　　

重慶新政近年來旗幟鮮明地提出：“結窮親、三進三同（即進基層、進村子、進農戶和同吃同住同勞動）、大下訪”的施政口號。它是《重慶模式》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有著十分強烈的針對性，它同時下一些腐敗官僚們所奉行的“傍大款、進星級賓館、泡夜總會、鎮壓上訪者”的那一套，形成了鮮明對照。這是重慶在新形勢下所采取的又一回歸馬列毛主義路線的戰略性舉措。　　

重慶新政提出的“結窮親、三進三同、大下訪”的實質，就是毛主席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一貫倡導并被實踐反復證明了的戰無不勝的根本路線——群眾路線，也是貫穿整個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一條紅線。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至毛主席逝世前，戰勝國外一切強敵揚民族之威，對內戰勝一切困難創人間奇跡的法寶。　　

改革開放以來，那條為了少數人先富的“精英”路線，徹底顛覆了共同富裕的群眾路線，故導致原來人民民主政權的主人，淪為被資產階級專政的對象；導致原來國家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依靠力量，成了先富者們進行剝削、壓迫的對象。從而使廣大勞動人民出現了“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的悲慘境迂。出現這種悲慘局面的根本原因，就是在中國從根本上背離了毛主席親自倡導并屢顯奇效的群眾路線的必然結果。　　

現在重慶在新形勢下，旗幟鮮明地提出“結窮親、三進三同、大下訪”的行動口號，實際上這是回歸毛主席革命路線極其重要的戰略舉措。這一戰略舉措，不僅是對重慶有著扭轉乾坤的現實意義，乃至對全國的執政當局也具有起死回生的偉大意義。這樣講是否有危言聳聽之嫌，一點也不是。在當今的中國，執政黨如果脫離了群眾，脫離了無產階級專政，那就等于失去了生命。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決議就明確指出：“黨內存在不少不符合黨的性質和宗旨的問題”。“嚴重損害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嚴重影響黨的執政地位鞏固。”這已經夠嚴重了，僅僅“性質”和“宗旨”四個字，就充分說明已經嚴重脫離了群眾，脫離了無產階級專政。這是執政的共產黨兩個致命的重要問題。那么，一個執政黨如果已經脫離了群眾，已經脫離了無產階級專政，該怎么辦？那么執政黨內部的健康力量，就應像革命導師列寧所教導的那樣：“我們如果愿意仍然成為社會主義者，就應該到更下層和更底層中間即到真正群眾中間去”因為這是“反機會主義斗爭的全部意義和全部內容就在于此。”而重慶新政們及時地旗幟鮮明地提出“結窮親、三進三同、大下訪”的行動口另并付諸實施，它充分體現了列寧的上述教導。　　

列寧為什么要把深入“到更下層和更底層的群眾中間去”提到如此高度，即“反機會主義斗爭的全部意義和全部內容之所在”。筆者以為，從理論和實際的結合上，深入理解這兩個“全部”的本質內涵，它對我們研究探討《重慶模式》，有著深遠的理論意義和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結窮親、三進三同、大下訪”的偉大理論意義　　

可能有人一聽到理論意義時會說：還是多談點如何學重慶得實惠的具體作法，少談一些玄而又玄的空洞理論吧。對此，筆者不以為然，因為現今重慶的“千日維新”，不僅已經引起全國乃至國外的廣泛關注，而且已經逐漸形成了一種約定俗成的共同稱謂，即《重慶模式》。盡管在全國“兩會”期間一次重慶專訪記者招待會上，有記者請薄熙來書記談談《重慶模式》，薄熙來書記是一口否定：“重慶當局從來就沒有講過什么《重慶模式》，而且以后也不會講重慶有個什么模式，而是有什么問題就解決什么問題”。筆者以為，這是薄熙來書記謙虛，不張揚、求真務實而已。但實際上《重慶模式》已經客觀存在，且已成為人們熱議并期盼成為一個能為人民帶來福音的理想模式。而且現在全國有些地方正結合當地的實際，在研究探討《重慶模式》的本質內涵和現實意義。甚至可能成為一種趨勢。那么，在這種情況下，為了更深入更準確地理解或解讀《重慶模式》，就不能只是就事論事談一些表面現象，而應該透過現象抓住它的本質，從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的認識。否則，你即使想學重慶，也是學不到、學不好的。正如毛主席說的：“感覺到了的東西，我們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東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覺它。感覺只能解決現象問題，理論才能解決本質問題。”我們研究探討以至學習《重慶模式》的經驗時，也應該采取這種態度，即通過《重慶模式》實施過程中某些具體作法如“結窮親、三進三同、大下訪”等現象，把它上升到理論高度加以理解，這樣才能使《重慶模式》充分發揮其借鑒意義。所以，我們不論是研究《重慶模式》還是借鑒《重慶模式》，都不能忽視理論的重要性。斯大林說過：“實踐若不以革命理論為指南，就會變成盲目的實踐。”列寧更強調指出：“理論愈徹底，行動愈堅決。”這都是強調理論對于實踐指導的重要作用。　　

事實上重慶近年來所采取的一系列重要舉措，它決不只是遇到什么問題就解決什么問題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被動應付。而是一個具有前瞻性整體思路、且有馬列毛主義理論為指南的、龐大的系統工程。諸如民生是硬道理、五個重慶、民生十條、結窮親、三進三同、大下訪、唱紅、打黑除惡、反腐肅貪等等，都是相互聯系相互促進的辯證統一體，而且重慶的領導團隊在實施過程中，更是胸有成竹，指揮若定，配合默契，協調有序，故使重慶的面貌在不斷改觀，并不斷惠及民生。這一點從重慶人大代表團的主要領導，在全國“兩會”期間兩個半小時的中外記者招待會，就是一個有力的佐證。　　

我們在研究、探討《重慶模式》時，很有必要弄清他們每項重大決策的理論依據及現實意義。這樣就既有利于避免脫離實際的盲目照搬，囫圇吞棗；又可以回擊來自右的或“左”的方面的非難甚至攻擊。　　

現在我們來重點探討重慶提出的“結窮親、三進三同、大下訪”的理論意義。　　

重慶提出“結窮親、三進三同、大下訪”的行動口號，決非權宜之計，而是一項完全符合馬列毛主義基本原理的、具有戰略意義的既定方針和自覺行動。　　

毛主席根據馬克思主義關于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原理，進一步揭示了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規律，他說：“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毛主席對于人民歷史作用的精辟揭示，堪稱史無前例；且對于人民歷史作用的實踐也是史無前例。我們回顧毛主席的革命史，回顧毛譯東思想的勝利史，回顧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及其勝利史，它的靈魂就是“人民”二字。毛主席的智慧、力量和膽量的源泉是人民，毛主席所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建黨宗旨是為人民；毛主席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各個時期制定路線、方針、政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也是為了人民。所以，中國共產黨的事業，能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不斷地從一個勝利走向一個新的勝利以至無往而不勝。他的一生、他的一切是為了人民，他的一切勝利靠的是人民。正因為如此，毛主席雖然離開人民已有三十多年了，但人民時刻在深深地懷念他，甚至時時在呼喚他。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被解體并亡黨，而中國共產黨至今仍維持執政地位，和西方反華勢力一直妄圖解體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夢想無法得逞。根本原因就是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仍然在中國的廣大人民和廣大共產黨員的心中。所以西方帝國主義亡我之心雖然未死，但還是，或不敢輕舉妄動，或妄動則破產。而國內的修正主義者和走資派們，盡管他們死心踏地想在中國推行資本主義，但就是不敢公開丟棄毛澤東思想和社會主義的旗號。為什么？根本的還是懾于毛澤東思想教育過的人民。概言之：我們之所以戰勝一切敵人在于依靠了人民；敵人之所以屢屢失敗就在于脫離了人民并欺壓人民。　　

毛主席的人民觀，同一切機會主義者和修正主義者們完全不同。他是從歷史唯物主義的原理和人類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高度，來看人民的歷史作用的。作為規律只能遵循而是不能違背的，否則，必遭規律懲罰的。這就是毛主席一生始終一貫尊重人民，熱愛人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理論基礎和思想基礎。所以，毛主席的熱愛人民、尊重人民，甚至視人民為活菩薩、上帝，高呼人民萬歲，是真誠的發自肺腑的。而當今的不少官員在行政過程中，完全顛倒了這個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總以為自己才是歷史的創造者，而人民群眾則是被自己統治并為自己謀利益的工具。他們對待人民群眾的態度，完全是機會主義和實用主義的，是以個人的利益為軸心的。他們把人民群眾當“抹布”，即需要時用一下，用完了就丟掉。例如干部提拔公示時，領導班子換屆時，各級“兩會”即將召開時，總之，需要人民替他說“好話”時，這時他對人民就格外的“殷情”，又是開座談會征求意見啦，又是登門拜訪啦，問寒問暖，甜言蜜語，有時“誠懇”得叫你受不了，好像他真的要來幫你解決什么困難似的……。殊不知，只要他的目的（如升官、如述職通過、如“兩會”期間沒遇到麻煩……）一旦達到，他的工作重心立即轉移，即轉到以迅速回收買官成本并盡快實現“先富”為中心去了。至于人民群眾的疾苦就從來不放在心上。這樣的官員執政，十個有九個會栽跟頭，另一個也遲早會出問題，只是個時間問題而已。　　

這些官員之所以失敗的原因，主要是兩點：一是理論上無知，二是思想上自私。所謂理論上無知，就是不懂得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顛倒了執政者同人民的關系。否定人民的歷史作用，導致不尊重人民甚至欺壓人民；思想上自私，是完全成了唯利是圖的利己主義者，把人民給的權力不為人民辦事，專門去謀私，使自己陷入人民群眾憤恨的汪洋大海之中而不能自拔。　　

重慶新政們審時奪勢，旗幟鮮明地提出“結窮親、三進三同、大下訪”的行動口號，且作為干部長期堅持的既定方針，不僅切中時弊，更重要的是體現了馬列毛主義的靈魂——“人民”二字。這也是他們提出“結窮親、三進三同、大下訪”的理論基礎和思想基礎。其深遠而偉大的意義，將使整個執政隊伍，在長期實踐這個既定方針的過程中，進一步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加深理解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這一馬列毛主義的靈魂。從而更自覺地深入最底層群眾；從而更自覺地尊重人民尊重勞動；從而真心實意地熱愛人民；從而誠心誠意地為人民服務；也從而使重慶的新政們完全融入到人民群眾情感的海洋之中；從而轉化成為戰勝一切艱難險阻，克服一切困難的偉大力量。　　

這就是筆者對列寧關于“到最下層和最底層群眾中間去”是“反機會主義斗爭的全部意義所在”的粗淺理解。　　

二、“結窮親、三進三同、大下訪”的偉大現實意義　　

革命導師列寧指出：“到最下層和到最底層的真正群眾中間去”，是“反機會主義斗爭的全部內容所在”。筆者以為深入理解列寧的這一論斷，對于執政者們堅定不移地深入到最底層群眾中間去，了解他們的疾苦和訴求，真正站在他們的立場，解決他們的民生訴求，具有偉大的現實意義。　　

為什么要到最下層和最底層群眾中間去？《共產黨宣言》的宗旨明確宣示：要消滅剝削和壓迫，要解放全人類。那么，最存在要解放的，恐怕就是最下層最底層的群眾了；而“國際歌”就更具體了，第一句是：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第二句是：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而那些“受苦的奴隸”，正是“最下層和最底層”的人。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則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其主要的階級基礎又是工農勞苦大眾，它的建黨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他的武裝力量的名稱是人民解放軍，就是為了解放中國的勞苦大眾。中國共產黨從成立至1949年使中國的勞苦大眾獲得解放，新中國建立后也是為了中國人民尤其是工農勞苦大眾過上有尊嚴的美好生活。也就是說，無產階級政黨的全部工作，主要就是為了解放最下層最底層的勞苦大眾。中國共產黨從成立到毛主席逝世前，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都是在不遺余力地做這件事——為了解放中國的勞苦大眾，并力圖防止被解放了的工農勞苦大眾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事實上，解放后28年，工農勞苦大眾是有史以來，最有尊嚴最揚眉吐氣的28年，而且正在朝著更美好的方向闊步前進；即使是被推翻了的反動統治階級的分子，只要他們不堅持反人民的立場，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就可以同廣大人民一道進行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這一點，除了一小撮堅持反動立場的走資派等牛鬼蛇神外，每個有良心的中國人，都會承認這個歷史事實。　　

可是，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被解放了的并法（憲法）定為國家主人的工農勞苦大眾，又淪為資本家、權貴們等特殊利益集團剝削壓迫的對象，又淪為社會最下層和最底層的弱勢群體。這是中國社會歷史上一次空前的規模最大的社會大倒退。更可恨的是，走資派、修正主義者們，還要厚顏無恥地用所謂的GDP總量即勞苦大眾可望而不可及的自己創造的社會財富，來掩蓋那血淋淋的勞而不獲和不勞而獲，少數人剝削壓迫多數人，少數人暴富，多數人貧窮的殘酷現實。　　

那么，中國的勞苦大眾現在的悲慘局面，是怎么演變而來的呢？　　

首先，是本文前面講了的，他們用為少數人先富的“精英”路線，徹底顛覆共同富裕的群眾路線，例如將領導決策層中的工農優秀代表如陳永貴、吳桂賢等從政治局、國務院等領導崗位上趕下臺；把一些從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灌了洋水的并堅持資產階級立場的所謂經濟學家，塞進國家的決策機關，并左右國家的路線方針政策；又如把各級人大代表尤其是全國人大代表中的一線工農成份的代表幾乎清除干凈，如今年深圳市人大會的407名人民代表中，無一名一線的工人和農民，全是官員、富人和名人。人大代表中沒有幾個為最下層最底層群眾的利益講話的，即使有幾個替底層老百姓講話的，也成不了氣候。如他們的立法傾向，多是為富人、權貴等特殊利益集團謀利益的。　　

其二是，通過國企變私企，集體變個體，即變勞動人民公有制為先富的少數資本家、權貴等特殊利益集團者們的私有制。現在中國國企的80%已私有化，農村則強行小崗村化了，摧毀人民公社分田單干了。　　

改革開放以來，由于修正主義的資本主義私有化路線占了統治地位，故導致工農勞苦大眾政治上失去了當家作主的權力；經濟上則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公有制經濟基礎，使工人和農民成了沒有組織依靠而失去戰斗力的散沙。　　

以上就是中國的修正主義在中國改變人民政權性質和改變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主要途徑，并把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幾乎推向了“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淵”的絕境！　　

而現在的重慶，正是在勞苦大眾遭殃，危及人民政權的緊要關頭，旗幟鮮明地提出“結窮親、三進三同、大下訪”的行動口號，確有撥亂反正，扭轉乾坤的重大意義，因為：　　

只要當政者，堅持歷史唯物主義態度，堅定地站在勞苦大眾的立場去“結窮親、三進三同、大下訪”，就必然回歸毛主席親自倡導的群眾路線，這是一條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無產階級的階級路線。　　

只要當政者，堅持歷史唯物主義態度，堅定地站在勞苦大眾的立場去“結窮親、三進三同、大下訪”，就必然使當政者，制訂的路線、方針、政策能更好地反映最下層和最底層群眾的切身利益。這樣的路線、方針、政策，就必然得到人民群眾尤其是工農勞苦大眾的衷心擁護。　　

只要當政者，堅持歷史唯物主義態度，堅定地站在勞苦大眾的立場去“結窮親、三進三同、大下訪”，就必能治好當今官僚主義的頑癥；就會令官僚主義者十分惱火的群眾上訪潮可能煙消云散。　　

只要當政者，堅持歷史唯物主義態度，堅定地站在勞苦大眾的立場去“結窮親，三進三同，大下訪”，那么恢復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就有了強大的推動力和堅實的群眾基礎。　　

只要當政者，堅持歷史唯物主義態度，堅定地站在勞苦大眾的立場去“結窮親，三進三同，大下訪”，那么，修正主義者，想倒行逆施在中國推行資本主義就無法得逞。　　

只要當政者，堅持歷史唯物主義態度，堅定地站在勞苦大眾的立場去“結窮親、三進三同、大下訪”，那你就可能同廣大的人民群眾，尤其是工農勞苦大眾，形成一種血肉相聯的親密關系。執政者只要同人民群眾打成一片，那你永遠都是安全的輕松的和幸福的。　　

所以說，重慶的新政們旗幟鮮明地提出“結窮親、三進三同、大下訪”的行動口號，之所以在當前對重慶具有扭轉乾坤的深遠意義，對全國具有起死回生的偉大意義就在于此。因為任何當政者，在人民面前，都要面臨一個“順者昌，逆者亡”鐵律的選擇。如果要“順”，不能假“順”，即使是作秀的假“順”也通不過！只有真“順”才有效！　　

這是筆者對革命導師列寧關于“到最下層和最底層真正群眾中間去”是“反機會主義斗爭的全部內容所在”論斷的粗淺理解。　　

以上理解如有錯誤，誠望網友批評指正。　　

（未完待續）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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