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叢林時代中國的孔夫子　　

1935年，魯迅先生寫過一篇經(jīng)典名文：《在現(xiàn)代中國的孔夫子》，至今讀來仍“新鮮”，警世作用足以振聾發(fā)聵。經(jīng)典就是經(jīng)典，它經(jīng)得起時間的考驗，歷久彌新。正如先生許多論中國文化和文人的文章一樣，簡直就像為今天寫的。難怪毛澤東特別推崇魯迅，說自己是與魯迅的心是相通的！　　

借用“亞圣”語言，這位老夫子是“圣之時者”。對他老人家的褒貶爭議一直貫穿中國兩千年的歷史，生不逢時或生而逢時異也。改開搞盛世，孔夫子再一次迎來了自己輝煌的時代。　　

夫子的青銅巨像峭然出現(xiàn)在天安門廣場上，近代以來這個最富政治意義的廣場，名副其實是個地標。離　魯迅　先生所論的 “現(xiàn)代中國” ，66個“春秋”過去了，“摩登圣人”有哪些“與時俱進”的微言大義，值得我們琢磨品咂呢？ 　　

一，孔子復出標示的是“天不變道亦不變”　　

我們談論的孔子，其實是一個文化符號，貫穿中國兩千年歷史的一個最大的文化符號。這與治史者實事求是的歷史人物研究不同，雖然后者也離不開史觀的制約。　　

作為文化符號，孔子有雙重身份：他是封建時代的文化代表，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精神偶像，“道”的化身；他同時又是中國古代文化的代表。這二者并不矛盾，任何時代都是統(tǒng)治階級的思想文化居于支配地位，是主流，封建時代主流思想文化的代表，自然是孔子和儒學。　　

毛澤東和魯迅都是“反孔”派，他們就是把孔子當做封建文化的代表“反”的。毛澤東也說過：“從孔夫子到孫中山，從烏龜殼（甲骨文）到現(xiàn)在，都要進行研究、總結(jié)”，那則是把孔子當做中國古代文化代表。　　

文革結(jié)束后給孔子平反，是對文革“批孔”的否定，孔子像在天安門廣場的高調(diào)嶄露頭角，不過是尊孔運動發(fā)展所結(jié)出的一個碩果。　　

既然毛澤東說“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重要任務之一，是清除孔子在各方面的影響”，那么，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必然要恢復“孔子在各方面的影響”。　　

這不是學術(shù)現(xiàn)象，是政治現(xiàn)象，與董仲舒，與袁世凱、孫傳芳、張宗昌以及“蔣委員長”的“尊孔讀經(jīng)”，是一脈相承的。在普世精英引領時代潮流的時代，“李中堂”已經(jīng)成為改革開放的先驅(qū)，“曾文正公”重新捧上圣賢寶座，對“大海一樣的胸懷”“蔣委員長”的向往稱頌也漸入佳境，“用三民主義統(tǒng)一中國”與“普世化”也在“接軌”，連張愛玲都被推上“海派文化之母”的圣壇，一個尊孔讀經(jīng)熱正方興未艾，在這一時代氛圍中，孔夫子圣像在天安門崢嶸而出，一點也不奇怪，它不過是時代精神的標志而已。　　

當代孔夫子的復出標示著以孔圣人為標志的“圣道”依然是時代的標志之一。“市場經(jīng)濟”與奴隸經(jīng)濟或自然經(jīng)濟雖然不同，但其“上智下愚”、“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　莫養(yǎng)　君子”、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等等準則，依然為“世之通義”，是永遠“不移”的。“君子”也好，“治人者” 也好，“老板”也罷，他們不過是不同時代“先富”的“成功人士”，代表“先進生產(chǎn)力”，這個“道”，是古今中外“普世”的——“天不變道亦不變”，在在這個意義上，孔夫子是永遠的普世的圣人，馬克思和毛澤東那一套行不通了，應該“終結(jié)”了。　　

孔夫子萬歲，“天不變道亦不變”萬歲！　　

二， 儒學是“告別革命”大合唱中的一支配角樂隊　　

對于文革，無論說是革命還是浩劫，正反雙方都愛冠以同一個定語：“史無前例”，即此可見文革運動的空前的深刻性。文革以“宣言”所講的“兩個決裂”，即 “共產(chǎn)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tǒng)的所有制關(guān)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fā)展進程中要同傳統(tǒng)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作為自己的目標，它雖然重點解決“走資”但絕不限于“走資”，它所觸及的社會思想文化的深度和廣度，的確是史無前例的。否定文革，文革中所批判滌蕩的一切，都揚眉吐氣冠冕堂皇地卷土重來，出現(xiàn)全面的反攻倒算，形成以“重點”為帥的一場“史無前例”的反動大合唱，形成“告別革命”“顛覆傳統(tǒng)”最廣大的聯(lián)合陣線。　　

 30年所謂的“反封建”，“反”的是革命和馬列毛。在這一旗號下，過去年代的一切都獲得了不容置疑的“自由”， 古久陳年僵尸紛紛出土重現(xiàn)輝光，三仙姑二諸葛，黃世仁劉文彩南北霸天，吸毒賣淫、三陪二奶、書僮奶媽、妻妾成群、貴族血統(tǒng)、冥婚豪墓、黑窯奴工、保鏢跟班 、走穴堂會、算命打卦、風角推背，雇兇殺人，買官賣官……“五四”以來即遭唾棄、建國后更已絕跡的寶貝，一下子都從墳墓里冒了出來，成滄海橫流之勢。　　

這是一場遠較1930年代聲勢更大范圍更廣的文化“圍剿”，革命年代所否定的一切，堂而皇之的攜起手來結(jié)成聯(lián)合戰(zhàn)線，背倚西方霸權(quán)文化，對無產(chǎn)階級和人民大眾的先進文化大張撻伐，曠日持久，不斷深化。信仰崩潰，榮恥顛倒，買辦漢奸思潮猖獗，國民精神空前倒退，就是這場圍剿的產(chǎn)物。喪心病狂如袁時飛輩，能夠飛揚跋扈大紅大紫，領著時代潮流，就是這一思想文化環(huán)境的產(chǎn)物。　　

俄羅斯的崩潰，也是先從精神文化的崩潰開始的。　　

孔子和儒學，不過是這支聲勢龐大的大合唱陣容中的“一元”，但不是主旋律。　　

這一切，不是靠“儒學”復興完成的，它是“市場經(jīng)濟”完成的。撥亂反正、思想解放給“告別革命”“否定文革”開了張政治通行證，剩下的一切由老板用金錢、用“不爭論”的方式“大膽的干”。干什么？曰 “接軌轉(zhuǎn)型”。可這世界除了美國還有菲律賓、緬甸、沙特、伊拉克，我們“融入世界”，不過是“再為洋人打工20年”，“補”上資本“初級階段”這一“課”。馬克思有句名言，“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叢林社會的野蠻和無恥，是“市場經(jīng)濟”原始積累階段的必然產(chǎn)物和正常現(xiàn)象。求仁得仁，一點也不奇怪。　　

三，新舊儒學拯救不了叢林社會的“禮崩樂壞”　　

結(jié)束文革，“正本清源”、“撥亂反正”、“糾正黨風”、“三年大見成效”， 舉國上下一片興奮，眼看就要迎來一個空前的盛世了。豈料，“實踐”給國人送上的是個禮崩樂壞的叢林社會：權(quán)錢黑聯(lián)手瘋狂攘奪，買辦漢奸飛揚跋扈，真善蕩然丑惡橫行， “笑貧不笑貪，笑貧不笑娼”等成為社會的價值準則。面對這一亂象，精英們也不能一概視而不見，他們中有的人依然將這歸罪于文革和“專制”流毒，有的則歸結(jié)為中國人的“丑陋”劣根，有的說“深化”叢林才能解決叢林，而“國學大師”之類開出的藥方，則是重振儒學。這一派聲勢較大，與 “權(quán)勢者”一拍即合，于是，新舊儒學就接續(xù)起被“五四”和共產(chǎn)黨中斷了的傳統(tǒng)，帶著新時代的“特色”復興了。對外開放，全世界96個國家建立了320多家孔子學院；對內(nèi)改革，連《弟子規(guī)》也被奉為塑造幼兒的經(jīng)典。在“砸爛孔家店”近一個世紀之后，在大張旗鼓標榜“反封建”30多年之后，這幫高張“科學民主”旗幟的“啟蒙”改革先鋒們，居然堂而皇之地在這標志“五四”的天安門廣場，重新豎起孔圣人的旗幟！　　

共產(chǎn)黨接過舊中國的爛攤子，三年的時間，即可將舊中國幾千年的積弊一掃而光，什么貪污腐敗黃賭毒之類私有制社會的污泥濁水，一朝滌蕩凈盡——新社會，那才叫萬象更新哪！　　

“撥亂反正” 30多年，“盛世”早超過毛澤東“專制”年代了，卻“撥”出了一個世風日下禮崩樂壞的叢林社會，連右翼精英也不能不承認——他們叫“人文失落”。　　

孔子年代的禮崩樂壞，標志的是奴隸制舊秩序的崩潰，是歷史的進步。如今的禮崩樂壞，標示的是革命傳統(tǒng)，是毛澤東時代所建樹起的一切寶貴的東西，都被無情顛覆。不僅如此，適應瘋狂掠奪的需要，中國極右買辦精英極力販賣叢林社會弱肉強食法則和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唯利是圖哲學，小崗村的領頭人，就曾公開利用央視講壇宣講這一哲學！　　

哪里是什么“一手硬一手軟”！以妖魔化毛澤東為標志的對革命文化的圍剿，與經(jīng)濟轉(zhuǎn)型“殺開一條血路”一樣，雷霆萬鈞所向披靡，“硬”得很。“姓社”的上層建筑不可能為“姓資”的經(jīng)濟基礎服務，“思想解放”的實質(zhì)，不過是以“打左燈向右轉(zhuǎn)”的形式，為“轉(zhuǎn)型補課”顛覆“傳統(tǒng)”、打造自己的為經(jīng)濟基礎服務的上層建筑。　　

30年來，為矯世風，也曾不斷出臺“加強精神文明建設”的口號和措施，諸如“五講四美三熱愛”，“以德治國”，“八榮八恥”，“反腐倡廉”，“三講”，“評議” 之類，然而，在滄海橫流的大趨勢面前，都顯得蒼白無力，無濟于事。　　

難道孔圣人與新舊儒學能夠挽狂瀾于既倒嗎？　　

青少年犯罪率持續(xù)不斷高速增長，犯罪形式令人瞠目結(jié)舌。中學生拜把結(jié)義成為風氣，受“市場經(jīng)濟”熏陶小學同學間借錢收高息，畢業(yè)贈言以“當大官”“找個有錢有勢好老公”相期，名牌大學女生出賣青春有普世化傾向……在這種社會氛圍中，將《弟子規(guī)》和《論語》請出來，不過是世紀的荒誕。　　

人欲橫流，榮恥顛倒，請孔夫子出山能夠挽狂瀾挽狂瀾于既倒嗎？ 　　

四，孔子復出，象征意義大于實際意義　　

儒學觀念在當代，也不是一概蒼白無力，無所作為。　　

比如“李剛兒子飆車”事件，雖然用“法制”擺平了，但總感難于服眾。如果用孔子之道“重新審視”，那效果就讓你刮目相看了。　　

 “子為父隱父為子隱”，夫子謂之“直道”，而且“尊尊親親”乃是“綱常”的基本原則，兒子飆車出了事，父親利用一切可能為之“隱”，以便“法制”容易“擺平”，這是“天經(jīng)地義”的事。難道還能要毛澤東“大公無私”“黨性”“偽崇高”那一套嗎？　　

無論是“李剛兒子”的爸爸，還是“李剛兒子”的岳父，包括更高層的親屬，為李剛所做的一切，“親親”也，都是合乎孔子的圣道的。　　

河北大學集體失語，中央臺為李剛提供作秀舞臺，“尊尊”也，“為尊者諱”也，亦無可非議。　　

司法當局從輕發(fā)落李剛兒子，亦“刑不上大夫”也——不過，這“只能做，不能說”。　　

所以，圣道作為“法制”的“必要補充”，可以使之臻于完善和諧，故夫子圣道萬世不移也。　　

不過，這不是“主旋律”。　　

可惜，這么“多元”的東西，要想讓老百姓“和諧”接受，一萬個于丹還是不夠的。　　

孔夫子圣像的崢嶸復出，象征意義大于實際意義。　　

戰(zhàn)爭中戰(zhàn)士把軍旗看得比生命重要，人可倒旗不可靡。　　

政治斗爭一樣，左右雙方都有高舉自己的旗幟，論戰(zhàn)中一樣也要“搴旗斬將”，其戰(zhàn)略意義更為重要。　　

蘇聯(lián)的赫魯曉夫啟動改革就是以砍斯大林這面旗幟入手，非得把斯大林的各地塑像推到，直到焚尸揚灰，以致“斯大林”被打造成普世性的“共產(chǎn)專制”的代名詞。到戈爾巴喬夫轉(zhuǎn)型深化了，列寧“這把刀子”丟了，羅曼諾夫王朝沙皇的旗幟就高高飄揚起來，而紅場列寧墓的去留，至今仍是左右兩翼政治斗爭的一個焦點。　　

巨變之后，劫后余生的俄國人開始反思，也以“重新評價斯大林”作為切入點。　　

“兩個中國之命運”的博弈，也聚焦于毛澤東。妖魔化毛澤東與張揚普世，正是“炎黃春秋”和“南方”報系顛覆中國戰(zhàn)略破與立的兩個方面。　　

妖魔化毛澤東的新階段，以袁時飛為代表。在他眼里，紀念堂是“靖國神社”，天安門廣場與人民英雄紀念碑無異于“大屠殺紀念館”。紀念堂與孔子像，同是標志，但愛憎不同形同水火，從這里，你可讀出孔子復出意義的最佳釋義。　　

現(xiàn)在時興“地標”，孔子像自然是時代的重要地標，不過他只能算“一元”，而且不是“主旋律”。若問“主旋律”為何？央視“大褲衩”也。妄自菲薄自慚形穢，一切奉洋人為神明，不吝百億重金，搞出這個扒掉褲衩的女人屁股，作為中國首都的象征性地標，它不折不扣，是買辦資產(chǎn)階級霸權(quán)主流的時代標志。　　

 “鳥巢”，“鳥蛋”“水立方”，都是崇洋媚外失落自我時代的標志。　　

上海灘的拆毀顧正紅烈士祠，“原汁原味”恢復百樂門舞廳，高調(diào)將 “張愛玲故居” 奉為上海的地標——這一切，才是 “告別革命”交響樂的主旋律。　　

孔子像的出現(xiàn)，不過是這交響樂中變奏，它的象征意義大于實際意義。　　

象征意義屬于形而上，固然是虛的，但它在斗爭中的作用卻不能低估。胡錦濤同志明確表示“我們不改旗易幟”，這也說明衛(wèi)旗還是改旗的斗爭已經(jīng)提上了日程。在買辦精英設計的謀略中，“改旗易幟”是一個“從北京到天津”的漸進過程，目前“天津”未到，孔子像就像一個階段性的地標，宣示“轉(zhuǎn)型”的列車已經(jīng)駛到廊坊或楊柳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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