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天安門廣場孔子像的政治寓意

天安門廣場作為中國政治中心的歷史，甚至從公元1420年明成祖遷都北京的時候就開始了。近代以來，從五四運動，到一二九運動，再到新中國的開國大典，以及后來的文化大革命、四五運動等等，近、現、當代中國的幾乎所有的重大政治事件，都發生在這里，說廣場上的每一塊地磚都浸透著政治，是毫不過分的。

就廣場上的設施而言，無論是中軸線上的天安門城樓，毛主席巨幅畫像、五星紅旗、人民英雄紀念碑、毛主席紀念堂，還是東西兩側的人民大會堂、國家博物館（原名為中國革命博物館和中國歷史博物館），無不具有鮮明的政治象征意義。每逢重大節日，人民英雄紀念碑北側還會樹立起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的畫像。至于廣場上的標語，則無論是天安門城樓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還是中南海大門兩側的“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萬歲”等，無不直抒胸臆，表達了鮮明的政治傾向。

正因為如此，天安門廣場上的一草一木、一磚一石的變化，都會被外界視為政治變化的風向標。改革開放以來，從人民大會堂正門上毛主席的巨幅畫像被拆除，到重大節日不再擺放馬恩列斯等革命導師和領袖的畫像，從意大利女記者當面追問鄧小平是不是要把天安門城樓上的毛主席像也取下來，到一些自由派/新右派人士鼓噪拆毀毛主席紀念堂，遷葬毛主席遺體等，無不反映了廣場設施的這種特殊功能。

在這樣的背景下，在天安門廣場上樹立起高達9.5米（天安門城樓上的毛主席畫像高度僅6米），寓意“九五至尊”的孔子青銅像的時候，其含義就絕不可能僅僅是文化上的，而必然是政治上的。天安門廣場沒有馬克思的銅像，卻立起了孔子的銅像，這一差別是意味深長的。

那么，天安門廣場孔子銅像的政治寓意究竟是什么呢？

簡而言之，就是換祖宗——執政黨把祖宗從馬克思換成孔子。當然，我這里所說的祖宗，主要指的是政治祖宗。

為什么要換祖宗？

近代以來，中國不斷遭到西方列強的武裝侵略，泱泱大國的首都每隔四十年左右就淪陷一次，亡國滅種的陰云始終揮之不去，孔子那一套“君君臣臣”、“仁義道德”的東西，面對奉行弱肉強食原則的殖民強盜的根本就不管用。洋務派搞中體西用，不行；康有為的改良派君主立憲、孫中山的革命派搞憲政民主，同樣不行。直到“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中國革命才開始一浪高過一浪，國運也開始從谷地回升。1949年建立了新中國，在其后短短三十年的時間里，不僅重建了強大的國家政權，實現了國家的工業化，而且六次對外戰爭獲得全勝，并第一次在中國的土地上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中國的面貌從此煥然一新。

在這一歷史過程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政治力量，就是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自建立伊始，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政黨。中國共產黨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以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為目標，幾十年浴血奮戰，在客觀上實現了許多民族主義者夢寐以求的目標——建設一個強大的、團結的中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但到了上個世紀80年代，由于復雜的國內外因素，馬克思主義似乎人老珠黃，不怎么靈驗了，社會主義究竟是什么？有些位高權重者也說“說不清楚”了。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論述執政黨的執政合法性？民族主義似乎成了一個不錯的，同時也是唯一可行的選擇。80年代初，中國女排戰勝日本“東洋魔女”，北大學生連夜游行，喊出了“團結起來，振興中華”的口號，官方迅速接過這個口號并使之成為官方意識形態，三十年來，一以貫之直到今天。并且愈演愈烈，在主流媒體的宣傳中，社會主義成了裝飾，取而代之的是所謂的民族復興。

在這樣的背景下，用孔子代替馬克思來充當執政黨的“政治祖宗”，也就順理成章了。

國民黨曾經是更加“正宗”的民族主義政黨

按照王瑞璞《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與中國共產黨》一書的梳理，似乎中國共產黨從誕生開始就自覺地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為自己的歷史使命（該書第四章第一節的小標題即“中國共產黨從誕生起就肩負著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歷史使命”），但這并不是事實——歷史事實是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共從來沒有提過“民族復興”的口號，那時的口號是“民族解放”、“民族革命”，毛澤東在他的《新民主主義論》中，絕口不提“民族復興”，反而認為中國革命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與毛澤東相反，蔣介石在1943年出版的《中國之命運》，則大談特談“民族復興”，“復興”成為貫穿全書的主旋律，一本不過10萬字左右的小冊子，“民族復興”的字樣前后出現十二次之多。實際上，令人感到多少有點匪夷所思的是，“中華民族復興”，正是蔣介石及其領導下的國民黨所舉過的旗幟，和今天的口號相比，唯一缺少的是“偉大”這一無關緊要的副詞，而國民黨當時提出“民族復興”，也正是為了和當時的中共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相對抗。

1924年1月召開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對舊三民主義重新作了解釋，使之成為國共兩黨合作的政治基礎，標志著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從那時起直到1927年國共分裂，在國民黨的宣言和其他文告中，只見“民族解放”，并沒有“民族復興”的字樣。

1925年，孫中山逝世后，以蔣介石為核心的國民黨新右派的反共活動逐漸活躍，而他們的理論基礎，則是以孫中山思想正宗傳人自居的戴季陶所撰寫的《孫文主義之哲學基礎》和《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這兩本小冊子。戴季陶在這兩本小冊子中，把三民主義歸結為“孔孫道統”，宣稱三民主義“完全是中國的正統思想”，是“繼承堯舜以至孔孟而中絕的仁義道德的思想”，徹底否定了國民黨“一大”對三民主義的解釋（聯俄、聯共、扶助農工），國民黨的“民族復興論”的邏輯，正是建立在這種歷史觀的基礎之上的。

1930年代初，為配合軍事剿共，蔣介石和國民黨正式亮出了“中華民族復興”的旗號，以此來攻擊共產黨及其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運動是“非民族”的破壞力量。蔣介石儼然以“民族復興”的唯一領袖自居，1934年出版了《復興民族之要道》一書，同時出版了他對廬山軍官訓練團的講話稿《抵御外侮與復興民族》。胡漢民和閻錫山則分別出版了《民族主義的民族復興運動》和《復興民族須先復興發展富強文明的原動力》等書和演說稿。蔣介石還指定黃郛創辦了《復興月刊》，組織了一大批鼓吹“民族復興”的文章陸續發表。

必須強調的是，蔣介石的“復興運動”帶有很強的法西斯色彩。1932年3月蔣介石就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不久，就派戴季陶率代表團去德國考察，戴回國后力勸蔣介石學習德國納粹，實行法西斯主義，試圖把中國構建成一個半法西斯化半儒教化的社會。《復興月刊》第一期就刊登了一篇論述戰后德國如何復興的長文。蔣的一個黃埔學生楊周熙，寫了一本《三民主義之法西斯化》的書，送給蔣介石審閱。蔣大加贊賞，僅把書名改為《三民主義之復興運動》，內容一字未易即正式出版，并被列為軍官學校的“精神訓練”教材，可見在蔣介石那里，“復興運動”和“法西斯化”是同義語。

最能說明“復興運動”的法西斯性質的，莫過于蔣效仿意大利法西斯組織“黑衫黨”而成立的“中華民族復興社”（簡稱“復興社”）。“復興社”由賀衷寒、鄧文儀、康澤、戴笠等黃埔軍人為骨干組成，屬于軍事系統的具有情報和特務性質的秘密組織。“復興社”一成立，就打起“民族復興”的旗號，鼓吹獨裁救國和對領袖的絕對服從，宣揚“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全力推行“攘外必先安內，安內必先剿共”的政策。在“復興社”成立大會上，蔣介石強調：要復興中華的民族精神和道德，做好一切工作，就必須知己知彼，所以情報工作是復興工作最重要的一環。根據蔣的這一講話，復興社設立了“特務處”，戴笠為處長，后來國民黨兩大特務組織之一的“軍統”即由此發展而來。戴笠強調“中國特種工作人員，要以恢復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固有道德，復興中華民族……為職志”。特務處在全國遍設特務網，對共產黨員、進步人士和異己力量進行盯梢、監視、綁架、逮捕、暗殺，無所不為。那一時期，“中華民族復興社”究竟殺害了多少真正的中華民族精英，恐怕是一個永遠難以搞清數字了。

從1930年代到1990年代，從20世紀到21世紀，其間幾經滄海桑田，“中華民族復興”的口號頑強浮出水面，讓人不勝唏噓，并產生某種時空錯亂的荒誕感。

今天仍然是“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

在新中國成立之前，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國家。新中國成立之后，中國雖然擺脫了半殖民地地位，但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仍然處于外圍地帶，因此，民族主義在中國是進步的，它具有反對民族壓迫，追求民族平等的積極意義。但是，既然國民黨是一個比共產黨更加“正宗”的民族主義政黨，為什么卻不能實現民族獨立，國家富強的歷史使命，而要靠共產黨來完成這一歷史任務？蔣介石既然以唯一的“民族領袖”自居，為什么既不能有效抵御日寇的入侵于前，又和美國簽訂《中美商約》，全面出賣中國領土、領水、領空于后？

在我看來，民族主義雖然非常強調維護本民族的利益，雖然非常強調民族獨立和民族尊嚴，但對如何實現民族的目標，卻沒有更多建設性的論述。民族主義的這一缺陷，使得一些獨夫民賊、既得利益集團甚至可以打著民族主義的旗號反對民族利益。

比如在蔣介石那里，九一八事變后的“逆來順受”、“絕對不抵抗”是為了“民族復興”，在抗日戰爭中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吃摩擦飯，發國難財，是為了“民族復興”，抗戰勝利向美國全面出賣中國主權，也是為了“民族復興”……

不能說蔣介石在主觀上就不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但他代表了買辦集團的利益，他推動“民族復興”是以不損害乃至要增進買辦集團的利益為前提的，這就使他不能不反對買辦之外的中國幾乎所有其他階層的利益，他的這一立場，使他根本無法團結起整個民族的力量，來驅逐帝國主義，實現“民族復興”。在蔣介石那里，“民族復興”的口號，對內成了純粹的欺騙，對外則成了“賣國”的代名詞了。

凡是不能實行有利于民族大多數人的制度，推行有利于民族大多數人的政策，而又空喊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人，其口中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一定是賣國主義、投降主義的代名詞！

相反，由于共產黨是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所以她始終強調把經濟平等作為自己最主要的政策訴求，無論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打土豪，分田地”，還是抗戰時期的“二五減租”；又無論是解放戰爭時期的“土改”，還是新中國成立后建立的“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分配制度，都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占人口最大多數的工農大眾的利益，這就使得毛澤東和共產黨能夠成功地凝聚起全民族的力量，不僅領導中國擺脫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同時還領導中華民族用“高積累，低消費”的方式迅速完成了國家的工業化，這是蔣介石和國民黨無論如何都辦不到的。

概而言之：就中國的具體情況和歷史境遇來說，民族主義的理想、訴求，只有和社會主義價值取向以及基本制度安排結合在一起，才可能是剛健有力的，強大的、成功的民族主義。離開社會主義空談民族主義，只不過是一種徹頭徹尾的欺騙。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言簡意賅地指出：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中華民族只有作為一個“社會主義民族”而存在，才可能有光明的未來，否則必將重歸一盤散沙！

“換祖宗”意味著什么？

“換祖宗”意味著承認自己投錯了胎。如果這意味著放棄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追求，意味著回歸“中國的正統思想”，“繼承堯舜以至孔孟而中絕的仁義道德的思想”，那即便從民族主義的角度來看，后果也是可怕的——歷史已經證明過一次了，殷鑒不遠，當國者應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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