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過去的五中全會在社會治理理念上提出了“善治”的說法，這引來了學界和媒體界的廣泛關注，前天《華商報》還專列版面，邀請西安部分高校的有關學者就“善政”理念發表議論。竊以為，“善治”就其概念所指講，主要指一種良性的社會治理狀態 。茲就這一問題發表芻見，以就教于廣大網友 。

   首先，善治概念的提出，回應了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國際公共管理發展理路的一個重大變化。即在四十年前，各國公共管理在回應知識經濟時代的后現代性轉向的過程中，大都開始了超越古典管理理論問世以來就一直尾大不掉，而且愈來愈嚴重的‘物本“傾向，并且在超越中向前現代社會管理中本來就有的“以人為本”的善性訴求的回歸。而這就是新公共管理學階段。新公共管理學有一個基本傾向，這就是對暴力因素的疏離和對公民社會權利價值訴求的接納。在此氛圍下，人們的理論探討開始了彰顯行政倫理和公共管理價值研究的努力。在這種努力中，公務人員的職業道德、公務人員所在組織的組織倫理建構、組織倫理所依托的體制，尤其是政體制度價值和哲學基礎的建構，以及如何讓公務人員更具有公民精神等問題，就成了公共管理學的熱門話題。在這一情勢下，政府形象首先被要求必須是善的，而其中的工作人員則被要求必須是好的。其基本價值操守就是要遠離暴戾和霸道，并且必須把公民社會權利價值和民生性的世俗幸福價值的伸張作為自己為政一方的權力基礎。為此，彼得圣潔在《學習型組織》一書中提出了改造和重建公務人員的心智結構的善治任務。即政府體制的打造必須首先指向人心。政府工作人員必須通過學習改造自己的經濟理性人格，使之從冷酷無情和斤斤計較向富有愛心和社會關切精神方面轉變。胡錦濤同志前幾年提出“新新三民主義”（相對于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筆者把胡錦濤的“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寄、利為民所謀”稱之為新新三民主義）和溫家寶同志要求黨員領導干部必須“用心做事”可視為國內呼應這種世界大勢的先聲之鳴。

   其次，善治概念的提出也是對我國歷史上本來就有的公共管理價值資源和歷史基因中的民主性精華的重新肯定。誠如毛主席所說，中國傳統文化中既有民主性的精華，也有封建性的糟粕。而儒家的民本主義治理理路就蘊含著許多民主性的精華。在我國社會治理理念中，儒家的仁政思想和德治理念一直被我們津津樂道。這點我們過去講的較多。但是，豈不知儒家除了上述觀點外，還有一個被我們一直忽視的社會治理價值資源，這就是彌足珍貴的悅治思想。在被稱為萬經之首的儒家經典《周易》一書中，反映儒家悅治理念的就是兌卦卦象中反映出的哲理。兌卦的自然現象是“澤”。我在《毛澤東英名之兌卦意象在人世間的實現和異化》一文中，對兌卦中所折射出的治理理路做了較為詳盡的說明。我認為，兌卦中的孚兌和和兌，由于分別彰顯了社會治理中的誠信原則和公關關系中的正義理路，所以就是兌卦悅治理路的兩個正態表現，而且這種正態表現在上個世紀的五六十年代是實現了的。而兌卦中的來兌和商兌由于彰顯了“高興來自于外部”和“只有通過商品交換才能獲得”，這就有了許多負面的特點。據此，我認為，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提出的善治理路，也就是為了在糾撥前一階段的失誤所造成的弊端中向過去歷史上 曾經出現過的悅治局面的回歸。誠然，黃紀蘇先生提出的人民的得樂園的局面，的確曾經發生在掀三山求解放后的上個世紀的五六十年代 。可是，由于前些年的改革失誤以及由此造成的對廣大草根的傷害，歷史上曾經有過的得樂園在有些地方和部門幾近變成了人民的失樂園，西安市著名律師趙東民同志為下崗工人維權而身陷囹圄，以及由此造成的趙東民妻子身患紅斑狼瘡不幸去世，以及由趙東民所代表的身后幾百個弱勢個體及家庭的心情沮喪和人生失意，可以視為“中國不高興”的最新版。所以，可以把五中全會提出的善治概念看成是重再建人民復樂園的一個政治信號。

   再次，這一概念的提出，也是黨中央毅然決然要剔除掉前一階段在一些地方和部門所表現出來的惡政毒瘤的一種努力。儒家鑒于人口眾多、資源相對稀缺、生產力尚不發達的既有國情，提出了殷憂均安、淡化貧寡的社會治理觀念。在此邏輯基礎上，儒家一直倡導與民休息的仁政理念和庶民、富民、教民的民生為重、社稷次之和君為輕的善治思想。并且一直把橫征暴斂看成是引發社會地震和不可持續性發展的罪魁禍首。孔夫子甚至發出了“苛政猛于虎也”的發飆之言。可是，受政績渴求、聲望渴求、面子文化沖動和GDP拜物教作祟下的“發展主義”的影響，我們許多地方的官員卻把自己的形象搞成了“虎狼之輩”，有一句話叫“生龍活虎”，然則在社會正義不張、社會價值缺如、治理思路非人道化的暴戾傾向愈來愈明顯的情勢下，人們必然會問，在官場里還有人嗎？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看看我的另一篇博文，題目是“人是怎樣從官場消失的”。事實上，在社會管理的中間層次和一些基層的地方或部門，我們的“官人”在上述價值元素缺位中，已經把一方或一門的中中觀性或微觀性社會治理搞成了惡政。比如吃拿卡要、比如野蠻拆遷、比如破壞環境、比如借口“維穩”而對上訪人員圍追堵截，等等。所以，現在提出善政，也表明了黨中央要和上述現象徹底決裂的決心。

   最后，說到底，提出善政概念，也是完善社會和諧建構思路的需要。記得建設和諧社會概念剛一提出的時候，就有人寫文章，說建構和諧社會必須堅持以下四個原則：即一要堅持黨的領導；二要堅持政府負責；三要堅持社會協同；四要堅持公民參與。粗粗一看，似乎也沒有什么錯，然則細細考量，則發現問題多多。我們在這里要弱弱地問一下，和諧社會的建構以誰為主體？因為上述表述無形之中給人造成一個錯覺，好像只要黨和政府和諧了，這個社會就和諧了，只要黨和政府的工作人員舒服了，社會也就舒服了。事實上，“大權在握，猶如泰山”，“權力就是責任”，“高處不勝寒”等等的警策之論并不被有些官人當回事。在監督機制滯后和民主法治尚不健全的大氣候下，許多人依然對“當官發財”的古訓深信不疑。因為現實中的活樣板就是最好的教材：即便因作奸犯科而鋃鐺入獄，比如說陳良宇，也可以活得很好；即便被“周老虎事件”所擾，比如說朱巨龍，也可以策劃設計一下后半生，享享福。甚至本來不是官人，但只要接近權力中心，身處國字號的壟斷組織，比如說金融機構等等，甚至中層每一年的巨額收入也會徒令廣大的草根自嘆弗如。在思路欠缺完善的情勢下，作為社會主體的廣大公民，則由于只能在和諧社會建構中當配角，所以在“共享”的盛宴中老上不了席面。所以，這里存在一個主體認定問題。即建構和共享和諧社會的主體究竟是誰？我們認為一句話，這就是公民社會。就是組成公民社會的每一個現實的個人。所以，千方百計地滿足每一個公民追求人生幸福的現實需要和利益，以便在推動社會進步中使每一個人都能獲得自由而全面的發展，使每一個人活得都有尊嚴、有價值、揚眉吐氣且心情舒暢，才是判斷社會是否和諧的最終價值尺度。為此，就要把“社會協同”提升為“以社會為主體”，把“公民參與”變為“以公民主導”。否則，不明確建構和諧社會的主體，在權力一大“毒霸”下，就很容易把社會和諧變成權力和諧。現在，動不動就搞”八公山上草木皆兵”的局面，就是社會和諧幾成權力和諧的新證明。為了完善上述新偏差，黨中央提出的善政概念，就顯得很是及時和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