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土地重金屬污染問題
關注土地重金屬污染問題
轉帖者按：
糧食問題是許多有識之士都十分關心的，但是，今天，我們來看看土地污染問題（重金屬污染）。
下面選取昨天的幾則新聞，前兩則是中國的，后面的那篇長篇報道說的是日本。土地污染問題，日本已經受到了慘痛的教訓，至今仍未從陰影中解脫出來，難道中國還想把日本的教訓再重復一遍？
中國確實有很多地方需要向日本學習，但是，這件事情，不在此列。
開采污染大，世界上最大的“稀土湖”含7萬噸放射性金屬
之所以得名稀土，是因為其中的有效元素含量很低。而要把這些微量元素提取出來需要用大量化學藥劑，用許多化學程序和大量用水才行，廢水包含了近百種化學藥劑，其中還有放射性物質。
內蒙古白云鄂博礦產中的稀土資源儲量占全國的97％，但稀土開采的利用率僅為10%。在開采過程中，大量的尾礦漿排入包鋼尾礦湖內。原國家計委稀土專家組專家、原包頭市稀土研究院院長馬鵬起透露，包鋼尾礦壩占地11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稀土湖”，堆放尾礦漿1.35億噸。“稀土湖”中含有約7萬噸的放射性金屬釷。據了解，釷和鈾有著及其相似的特性，而遠近聞名的“癌癥村”打拉亥上村就位于包鋼“稀土湖”正西2公里處。（據網易專題）
研究顯示中國1/5耕地受重金屬污染
2010-10-20 07:26:33 來源: 中國青年報(北京) 跟貼 58 條 手機看新聞核心提示：10月7日，美國研究人員發表的一份研究結果顯示，中國13個品牌的香煙中重金屬含量是加拿大香煙的2-3倍。據加拿大研究者稱，香煙中的重金屬可能來自受污染的土壤。根據中科院應用生態研究所研究，目前中國受鎘、砷、鉻等重金屬污染的耕地面積約占耕地總面積的1/5。
2009年10月12日，山西省安澤縣農民在家里晾曬煙葉。沙浪攝
CFP供圖
中國青年報10月20日報道 當理查德·奧康納博士“出于好奇”在實驗室里分析中國香煙的成分時，他恐怕想不到會找到一道新配方。這位美國羅斯韋爾帕克癌癥學會(Roswell Park Cancer Institute)的研究人員發現，中國13個品牌的香煙中重金屬含量是加拿大香煙的2~3倍。
重金屬包括砷、鎘和鉛。它們無一例外是冷血殺手：砷是砒霜的主要成分；鎘被歸類為“頭等致癌物”，可能引發肺纖維化和腎臟病變；鉛可能造成頑固的便秘，并破壞人體造血系統。
10月7日，這一研究結果在美國健康政策雜志《煙草控制》(Tobacco Control)上發表。對于大洋彼岸的中國煙草業來說，這可真不是個好消息。這里每年生產2萬多億支香煙，擁有3.5億名中國煙民，并且每年有110萬中國人可能死于吸煙及二手煙導致的相關疾病。
煙草界的“三聚氰胺事件”
想要在一根香煙中尋找到重金屬的蹤跡并不容易。
從2005年12月開始，一個由中國、美國、加拿大三國研究人員組成的團隊，在北京、上海、廣州、鄭州、沈陽、銀川、長沙等7個城市購買了78種“當地銷量最好的香煙”。這些用于測試的香煙都被小心翼翼地包裝起來，并于次日由快遞送往羅斯韋爾帕克癌癥學會。
這家癌癥學會始建于1898年，是美國最早建立的癌癥研究機構，并最早開展了肺癌與吸煙相關性的研究。這次對中國香煙的研究是國際煙草控制政策評估項目中的一小部分。除此之外，團隊還在分析世界上20多個國家的煙草狀況。
為了保證香煙的品質，研究者將它們裝進編著號碼的白色箱子，然后儲存在一間巨大的冰庫里。在接受測試以前，這些來自中國的香煙都保存在零下20攝氏度的環境中。冰庫外鐵門緊鎖，守衛森嚴。
針對重金屬的測試在2007年秋天開始。據研究小組成員、加拿大滑鐵盧大學心理學系研究員李強回憶，由于經費緊缺等原因，最終只隨機抽取了13種品牌。它們的品牌(型號)是：白沙(銀)、大前門(軟包)、都寶(新)、雙喜(低焦油)、黃金葉(世紀之光)、吉慶(紅)、紅河、紅金龍(硬包)、紅梅(黃)、紅旗渠(金)、紅塔山(常規紅包)、石林(白)、壹枝筆(硬包)。
經過檢測，研究人員得到了以下數據：每克香煙平均包含0.82微克(1微克等于一百萬分之一克)砷，3.21微克鎘，以及2.65微克的鉛。
單獨的數據很難引起人們的注意。奧康納決定選擇加拿大香煙作為參照組，因為“加拿大的香煙制造商和進口商都被嚴格地要求測量煙草中的金屬含量”。
一個不太樂觀的結果出現了，除了鉻含量持平外，中國香煙中的鉛、鎘、砷等3種物質都遠遠高于加拿大香煙。
盡管沒有針對煙草中重金屬危害健康的研究，但人體每天攝取重金屬的正常范圍分別為砷0.1~0.3微克，鎘0.6微克，鉻0.05微克。有人粗略地進行了換算，一包普通包裝的香煙約含14克煙絲，以此次檢測中鎘含量最高的品牌香煙來計算，抽一包煙就吸進去35微克鎘，僅僅3個月時間，鎘就可能累積到足以對人體產生危害的量。
據此，不少媒體稱之為“中國香煙重金屬門”事件，并將之比作煙草界的“三聚氰胺事件”。
煙草就像那些富集了重金屬的蔬菜一樣
不過，這些危險的香煙配料，并不像三聚氰胺那樣在生產過程中被人為添加，而很可能來自中國的土壤。正如奧康納所說，煙草像其他作物一樣，“從土地里吸收礦物和其他東西”，在吸取土壤養分時也可能吸取土壤中的“毒素”。
中國農業科學院研究員曾希柏，花費了將近10年的時間研究土壤重金屬污染。在他看來，對于目前的整個農業生態系統安全來說，“這確實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根據中國科學院應用生態研究所研究，目前我國受鎘、砷、鉻、鉛等重金屬污染的耕地面積近兩千萬公頃，約占耕地總面積的1/5，全國每年因重金屬污染而減產糧食1000多萬噸。
過度使用化肥是原因之一。一些磷肥和復合肥中鎘含量超標，能夠使土壤和作物吸收到不易被移除的鎘。
即便是有機肥料也難逃重金屬污染。在一些小規模的養殖場，人們常常在豬、雞等農畜的飼料中添加含砷制劑，因為這種重金屬可以殺死豬體內的寄生蟲，促進牲畜生長，甚至可能“讓豬肉的顏色變得更紅潤”。
這些牲畜的糞便又是農民樂于購買的有機肥料。當含砷的肥料被堆積入田時，肥料內的重金屬就會悄無聲息地潛入地下，并隨著耕種傳遞到農作物中。
“人們吃掉了這些重金屬污染的飼料喂養的豬，又吃掉了被重金屬污染的土壤中種植出來的蔬菜和糧食，有些人甚至還喝著被重金屬污染的地下水，人體就這樣被二度污染，甚至三度污染。”曾希柏擔憂地說。
與此同時，這些重金屬超標的土地“隱蔽性非常強”，常常令人難以發現。如果土壤僅僅重金屬含量超標或遭受輕度污染，莊稼非但不會遭受影響，有時甚至會“長得更好”。為此，曾希柏和他的同事們，不得不在每塊有嫌疑的土地上取樣，將那些泥土帶回北京，并借助實驗室里的儀器尋找真正被污染的土壤。
即便大多數時候將真兇“捉拿歸案”，解藥卻無處可尋。目前，科學家們只有兩種方法來對付隱藏在土壤中的重金屬：一是在田地中播撒化學調理劑；二是種植易吸收重金屬的富集植物。
但那些常年在農田中穿行的科學家依然無奈，調理劑有可能傷害土壤本來的養分，而種植富集植物的治療速度極慢。有時，即便將富集植物種上10年，一片農田也恢復不到清潔土壤的水平。
如何處理富集植物也讓研究者們感到煩惱。曾希柏表示，目前還沒有一種處理這種“吸毒植物”的有效辦法。植物成熟后，只有填埋或焚燒兩種選擇，不過因為重金屬的活性太強，“那些植物就又再一次成為污染源”。
當曾希柏讀到這項有關香煙重金屬含量的報告時，他并不驚訝：“葉綠素對重金屬非常敏感，煙草可以從土壤中吸收重金屬，先進入根部，再被傳送到莖和葉，就像那些富集了重金屬的蔬菜一樣。”
重金屬僅僅是香煙危害中很小的一部分
對于這份報告，中國煙草專賣局回應說，目前國家還沒有對整支煙出臺重金屬市場準入標準，只在原料上有限制，如對卷煙紙的重金屬含量規定不能超過一定的數量。
同時，“盡管我國還沒有對整支煙出臺重金屬市場準入標準，但這個標準國際上也沒有。”不僅如此，這13種在3年前購買的香煙，如今已經有3種停止生產。
的確，目前并沒有香煙中重金屬含量的標準，甚至，科學家也說不清煙草中的重金屬對人體的傷害。在朝陽醫院職業病與中毒科主任郝鳳桐看來，與食物相比，含有重金屬的香煙“在同等劑量下對人類的傷害更大”。香煙燃燒時超過300攝氏度的高溫，會將重金屬轉變為煙塵和霧，當它們進入呼吸道時，“吸收效果比在消化道好得多”。
以鎘為例，這種可怕的毒素在消化道僅能被吸收5%左右，在呼吸道卻能被吸收20%~30%。呼吸道成為重金屬進入人體的一種捷徑。除了進入抽煙者體內，它還會飄散到周圍被迫吸二手煙的人體中。
一份由世界衛生組織煙草制品管制研究小組2004年發布的報告建議，煙草制造商應向管制當局報告所有供商業銷售的煙草制品的污染物和產品特點，這些報告應包括有關煙草制品的成份(例如原材料、殺蟲劑殘留物、污染物、香料和加工方法)和釋放物(如在產品使用過程中形成的物質，例如一氧化碳)的數據。
例如前文提到的加拿大，其煙草銷售法就要求香煙制造商提交季度報告，按品牌明確和列出前一個季度銷售的每一品牌香煙的所有成份和添加劑。美國明尼蘇達州更是在1997年立法通過了煙草物質報告法案。這項法案規定，煙草制品生產商必須向衛生專員提供有關其產品中可測量的胺或任何胺化合物、砷、鎘、甲醛和鉛的含量。
不過，比起香煙中多種多樣的有害元素，重金屬就顯得微不足道了。首都醫科大學衛生管理與教育學院健康教育教研室主任崔曉波認為，重金屬僅僅是香煙危害中很小的一部分。比起鉛、鎘、砷可能帶來的危害，那些常年與煙草打交道的人更關注焦油和尼古丁的害處。
李強和他的團隊仍在繼續收集并分析中國香煙，但是他們并不打算專門研究香煙中重金屬的危害。他解釋說，香煙中有毒物質有5000多種，致癌物質也有50多種，“單單研究重金屬并沒有太大的意義”。
說這話的時候，世界上仍然每6秒鐘就有一人死于煙草使用。“香煙是世界上唯一一種合法販售，并且主要功效就是殺死一半消費者的商品。”李強皺著眉頭說。
(本文來源：中國青年報 )
世紀之“痛”：土地污染的日本教訓
2010-10-20 10:28:56 來源: 南方都市報 (深圳) 跟貼 130 條 手機看新聞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經歷了快速經濟增長期，全國各地出現了嚴重的環境污染事件，被稱為四大公害的痛痛病、水俁病、第二水俁病、四日市病，就有三起和重金屬污染有關。
痛痛病受害者在患病以后，身形一般會縮小，異于常人。 資料圖片
先天性水俁病患者TakakoIsayama和她的媽媽。 （尤金·史密斯組照《水俁》）
當時的日本環境廳廳長探訪水俁病受害者康復設施。 資料圖片
痛痛病患者。資料圖片
科學家們在1975年向日本政府提出了一個方法，置換土壤，把鎘土埋到25厘米深的地下。嚴格來說，這不叫修復，而叫“客土”，“因為被污染的土壤仍然埋在地下”。這是一項浩大的工程。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經歷了快速經濟增長期，全國各地出現了嚴重的環境污染事件，被稱為四大公害的痛痛病、水俁病、第二水俁病、四日市病，就有三起和重金屬污染有關。
公害事件對日本社會和政治的影響，仍延續至今。雖然在公害基本法制定之后，重金屬污染事件得到控制，但其污染陰影仍未完全在這個島國抹去。
日本厚生省的調查推定，在1911年，神通川流域就出現了第一位痛痛病患者。直到上世紀50年代，這種恐怖而且神秘的疾病開始見諸報端。時值痛痛病患者受害近百年，南都記者特赴日本，采訪了環境受害者、土壤學家、律師辯護團、公民社團領袖、政府官員等各個層面的相關人，希望能給中國重金屬污染未來的治理帶來啟發。南都記者 楊傳敏
即使是現在的日本，診斷疾病是否產生于重金屬污染，仍然是一件困難的事。現年98歲的彬野，在她96歲才被診斷出是鎘污染的受害者。她患的疾病異常罕見，無法行走，親人甚至無法攙扶她，攙扶和接觸都會令她的骨骼疼痛加劇。這種被命名為“痛痛病”的神秘疾病，曾經肆虐在本州島中部的神通川流域，直到現在它依然像一個幽靈般出沒。
從河流到土壤再到住民，礦毒在神通川的侵襲深入的60年，就像一場曠日持久的破壞性地震。而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的重生，其艱難不亞于地震后的重建，甚至這種過程的復雜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
40年過去了，受害者仍然生活在不安中，日本社會也為此付出了巨大的經濟代價，而土地污染的陰影仍未消除。
患者：礦山下的犧牲品
彬野是至今仍幸存的少數受害者之一，她銀白色的頭發稀疏，弱小身軀蜷縮成一團，在醫院病床上長睡不起，親人每天都會來探視她。但她對外面的世界毫無知覺，一根輸送養料的管子直插入她的腸胃，同時和養料一起輸送的還有一種對骨痛有緩解作用的藥物維生素D。
之前在別的醫院，彬野曾被診斷為骨質疏松和腎萎縮，這些都是痛痛病患者的典型癥狀。在荻野醫院檢查后，醫生青島惠子建議她去做一個痛痛病專家鑒定。
這個專家鑒定由15名來自全國各地的醫生組成，這個程序自上世紀70年代初開始啟動，專門甄別三井礦業的鎘污染受害者，并提供有國家法律保障的賠償和援助。
被認定需要滿足的四個條件分別是：1)長期在被鎘污染的地區居住；2)不是先天性的疾病，在成年期后才發現；3)腎臟功能的損害；4)骨軟化癥。其中，骨骼松散和軟化是一種非常罕見的癥狀，可被醫師用作判斷痛痛病的重要依據。
在受害者體內，和鎘富集同時被發現的還有鉛和鋅的積累，但和鎘相比，數量被認為不足以致病。
自70年代日本厚生勞務省啟動患者認定程序以來，像彬野一樣經過國家認定的“痛痛病”患者共有195名，還有404名疑似患者曾經接受過醫學觀察，他們在等待中陸續死于腎功能衰竭。還有5位“獲得認定”的垂垂老者尚存人世。彬野正是其中的一位，在被鑒定為痛痛病之后，她可以獲得來自三井礦業公司的賠償。
“經濟賠償是三井公司唯一能做的事”，長期醫治痛痛病患者的醫師青島惠子告訴南都記者，幾十年里，三井從來沒有派人來看望過病人或者當面表達歉意“他們只是付錢”。
三井是日本最大的財閥集團之一，其屬下的三井礦業從上世紀初即開始了對神岡礦山的開采，這是日本最大的鉛鋅礦之一，和鉛鋅礦伴生的鎘，在洗礦之后隨著污水排入神通川，污染了沿河兩岸。
自上世紀前半葉起，受戰爭影響，日本社會極度渴求資源，戰后又進入經濟快速增長期。礦產冶煉帶來的重金屬污染被日本人稱為“礦毒”。
神通川流域延綿入海，兩岸的水稻田，在當地的經濟構成中，至今仍然占據著相當重要的位置，若在這個小城市的道路上行走，不經意間，就能看到農業機具店。
農業和農民曾一度在這個日本的魚米之鄉成為犧牲品。富含鎘、鉛等重金屬元素的毒水順流而下，再通過引水渠道流入稻田。最初，受到影響的是神通川里的魚，而這只是痛痛病公害的開始。直到這個世紀初，居住在富山縣的當地居民中，陸續出現一種奇病，身體扭曲佝僂，骨頭軟弱無力，患者大多是婦女，她們喪失了所有勞動能力，只能臥倒在床，骨頭疼痛不堪，直到死亡。
病痛“鎘”入膏肓，骨軟腎衰
鎘毒成了神通川流域的一部分，40年之后仍揮之不去。最近10年，荻野醫院推薦的疑似受害者就有19名，其中有12名完成了“國家認定”。
荻野醫院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在痛痛病公害事件中發揮重要作用，時至今日，仍是富山縣治療痛痛病的重要醫療機構。90歲的橋詰和彬野差不多是在同一個時期被鑒定出來的，她還可以在女兒的攙扶下行走，但必須每個月兩次到醫院接受治療。她的主治醫師是青島惠子，她也是荻野醫院的院長。
橋詰住在婦中町，距離神通川三公里遠，年輕時在家務農，神通川的鎘水通過引水渠流入她家的田地。她能感覺到身體的變化，是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的，“只是一點點痛”，她說，“眼暈，醫生說我血壓不穩，我以為是過度疲勞”。但她的病情在隨后的30年里逐漸加重，到最近幾年已經無法行走。
“實際情況是，雖然痛痛病在這個地區如此出名，大部分醫生對痛痛病仍然缺乏認識”，橋詰的弟弟高木良信評價說。高木是當地自助公民團體、痛痛病協議會副會長，在40年前是痛痛病受害者申訴的主要參與者。40年前，他只是為了這個地區的權益奮斗，他沒有想到自己當時的爭取，現在能幫助到自己的姐姐。
但這只是有限的幫助。注射特殊的維生素D，是治療骨質疏松的主要方法。腎臟的衰竭卻無法治愈。
“鎘在人體的積累，通常是不可逆的”，青島惠子院長告訴南都記者，它是一種容易在腎臟積累的重金屬元素，并且同時可以在肝臟積累，而且它只要一旦存在在人的身體，便很難通過排泄、分泌等方式排出。
大部分痛痛病患者死于腎功能衰竭，青島說，我們嘗試了很多種辦法，也無法治療，“鎘一旦侵入體內，還會令維生素D流失，這種流失通常伴隨著荷爾蒙流失，所以痛痛病常見于更年期前后的婦女”———這解釋了，在最后認定的173名受害者中，除3名男性外，為何大部分是務農的婦女。
痛痛病最初的病癥是全身骨頭酸痛，這通常會被患者忽視，被誤認為是過度勞累。之后骨質疏松的過程開始，患者的疼痛遍及全身，最終導致骨軟化癥狀，喪失勞動能力。痛痛病在日文里的Itai-Itai，正是痛苦的叫喊聲。
“腎臟受損沒有治療辦法，也會令很多患者意志消沉，對生活失去信心”，青島說，所以作為醫生，不僅要對患者進行身體治療，還要進行心理治療，勸導他們按時來檢查、注射。
客土：置換被污染的土壤
需要治療的不僅是橋詰，還有她家的1.8公頃農地。土地也需要被認定，富山縣被認定為受到污染需要修復的土地共有1500公頃。這項工程后來被命名為“土壤復原事業”。在隨后漫長的40年里，這項事業被證明是耗時耗資的過程。
在六七十年代的環境污染事件之后，土壤修復亦成為日本農業科學屬目中的一個重要學科。
1970年，環境污染成為日本公害事件之時，現年70歲的東京大學教授茅野充男還是國立農業研究所的年輕人，現在他已經成為日本最重要的農業和土壤學者之一。他研究的一個領域是，如何減少植物對土壤中重金屬的吸收，如何減少土壤污染。
茅野充男的重金屬研究和日本土地污染和治理的歷史正好重合。上世紀70年代，日本經歷了高速發展，環境保護讓位于工業和礦產開掘，重金屬污染事件在全國各地都有發現。茅野充男說，人們對重金屬的污染有一個循序漸進的認識過程，“最早發現的是那些影響植物生長的金屬，比如鎳和鉻，然后人們發現了鎘”。鎘不會影響水稻的生長，但攝入鎘會損傷人的腎臟。
他最早研究的重金屬是銅，銅是一種會令水稻嚴重減產的重金屬元素。在渡良瀨川，足尾銅山把下游的櫪木縣和群馬縣籠罩在它的陰影之中。之后，茅野教授又研究了鉻和鎳，它們都對植物生長有影響，鉻同時是一種可能致癌的重金屬元素。
之后他接觸到了鎘。從1970年到1975年，茅野作為土壤研究學者來到富山縣，和多位科學家一起做土壤試驗，研究用什么辦法，才能減少土壤中的鎘。他說，當時試驗了很多種辦法，包括稀釋，但效果都不理想。
于是科學家們在1975年向政府提出了一個方法，置換土壤，從神岡山區取走干凈的土，把鎘土埋到25厘米深的地下。嚴格來說，這不叫修復，而叫“客土”，“因為被污染的土壤仍然埋在地下”。這樣做的依據是，通過研究，證明水稻根系不能到達25厘米以下的土壤，所以科學家們在分界線上填充了一層堅硬的物質。不過，茅野補充說，“污土仍然存在，只不過被埋得更深”。
這是一項浩大的工程，如果把被置換的土堆到一起，它的長是1公里，寬是1公里，高將近4公里，大卡車要拉10萬次。
可以想象的是，“復原”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和巨大的財力支持，所以直到現在，富山縣的土壤修復仍然沒有完成。車行在富山縣的鄉間道路上，仍不時能看到一大片正處在修復狀態的田地，剛剛被卡車拉來的新土覆蓋。
雖然客土帶來對山區生態的影響，也在受到學界關注，但茅野博士說，“在70年代，這是唯一的辦法”。日本環境省土壤環境課農用地污染對策組則向本報記者說明，至今，客土仍然在日本各地廣泛使用。
治土：復原的代價
在一個國家工業化的初始階段，洗礦水的污染往往都是難以承受之重。
40年之前，日本通過立法，形成一套全方位從河流到土壤到受害者安置的系統方案，南都記者了解到，在治水方面，這套方案已經取得了效果，神通川河水現在已經基本正常。
然而和治水相比，治土是一個更為艱巨復雜的過程，在1971年土壤污染被列入公害之后，日本制定了《土地污染防治法》，按照此法，各地方政府必須自行安排土地調查，由地方指定污染地區，然后自行制定修復計劃。
經過富山縣調查，有1500公頃土地需要修復(鎘含量可能或者肯定在0.0001%以上)。但最后，實際需要修復的土地縮減到了856公頃，其余土地被改變用途。
“修復土地的縮水是因為，在三井和當地居民簽訂的誓約書中，只規定了農業用土地必須恢復”，痛痛病律師團成員水谷敏彥律師告訴南都記者。
復原土壤實在太貴了，以至于三井公司為了減少復原面積，甚至寧愿為富山縣修建更大的機場。在富山機場，有一塊寬闊可同時容納幾百輛車的露天停車場，是日本國內罕見的免費機場停車場，就是在這次擴建中搭建的。
并且，水谷律師說，三井出于改變土地用途的目的，也希望幫助當地發展經濟，這樣便有更多人可以從農業中解脫出來，可以令農用地減少。但他補充說，收效并不高，因為富山縣仍然是以農業為主。
關于客土的費用，日本環境省官員向本報介紹，現在修復1公頃土地的費用，大約是2000萬到5000萬日元(折合人民幣相當于幾百萬元)。記者查看了《神通川流域污染農地復原表》，記錄過去40年的土壤修復費用，共約420億日元，折合人民幣將近30億。而這還不是終點。
土地修復的費用實在是太高了。最終，三井雖然承諾，但無法承擔所有土地賠償費用，在和地方商議后，三井公司的負擔減輕到了39.39%，剩下的將近六成，由國家和富山縣各自負擔，作為更小行政單位的市町也會相應承擔一小部分。
日本人開起了數字的玩笑，他們說，減輕負擔之后的公司負擔比例“39.39%”，像英語“ThankyouThankyou”的諧音，正好是“謝謝國家，謝謝政府”的意思。
“承擔比率以及計算依據通常因地而異”，日本環境省在接受南都記者采訪時對三井公司的負擔作了補充，對于相關單位的費用承擔比率，一般是根據公害治理費事業者負擔法，由地方政府具體確定。由于換土同時會伴隨道路和排水等基礎設施建設，不能將防止公害目的以外的施工部分讓事業者承擔。因此，“對于這些不能讓事業者承擔的部分，就由國家和地方政府來承擔了”。
日本富山神通川流域，正在修復的土壤。歷時40年的客土修復計劃，到明年才能完成。 楊傳敏 攝
98歲的痛痛病患者彬野，她在96歲的時候才被鑒定為痛痛病。 南都記者 楊傳敏 攝
水俁病的污染源：窒素株式會社排放的含汞污水。（尤金·史密斯組照《水俁》）
難題：受害者如何證明自己
按照70年代制定的標準，富山縣的土地復原將在明年基本結束。但痛痛病的影響還在繼續。
水谷是加入到痛痛病受害者辯護團中年輕律師的代表，令老一代律師欣慰的是，有年輕人的加入，不僅可以繼續保護受害者權益，也可以繼續監督三井公司，讓污染的噩夢不再出現。
痛痛病患者協會和律師辯護團結起來的歷史已經維持了40多年。痛痛病辯護團的前身正是70年代的律師訴訟辯護團。在1972年痛痛病訴訟全部取得勝利之后，大多數外地律師離開了這個團體，但本地律師留了下來，并且還陸續有新人加入。但他們的關注領域已經和之前大不相同。
水谷告訴記者，在1972年簽署和賠償有關的三個誓約書之后，環境受害者都可以“順著規則走”，沒有人再單獨提出上訴，但“在土地沒有完全復原之時，我們便沒有完全勝利”。
而明年的土地修復結束，也并不意味著終點，律師團不會解散，水谷說，“可能還會有新的問題出現”。
比如在工廠和受害者之間，仍維持著一種雖信任但緊張的關系。受害者團體仍懷疑患者認定過程中可能存在某種可以操縱的內置程序。受害者團體也懷疑，富山縣有意控制認定受害者的數量。水谷律師便希望建立一套公害健康不服審查系統，來對政府行為產生影響。
這套系統曾經發揮過作用。1992年，經過律師的爭取，有5個在過去沒有被指定為痛痛病的人被認定。1993年，13名曾經被排除在外的患者被認定為痛痛病受害者。
測量血液中的重金屬含量并非難事。青島醫生告訴記者，自20世紀90年代起，只需要100立方毫米血樣，就能準確測量血液中的重金屬含量。
但在全世界范圍內，環境受害者都面臨一個共同的難題——— 如何證明自己。有時候他們缺乏相應的知識，有時候他們缺乏必要的幫助。
即使像痛痛病這樣判斷標準非常明確的疾病，仍然存在一些不可控因素。究竟誰是環境受害者？誰應該得到賠償？
爭議：如何甄別潛在受害者
環境受害者認定過程中的不確定性同樣充斥在水俁病的訴訟過程中。水俁病是發生在水俁市的海洋甲基汞污染事件，在食用含有甲基汞的魚貝后，附近居民出現了神經系統中毒的各種癥狀，至今已有1440名受害者確定因水俁病死亡。
一位同時在日本環境省保健業務室和特殊疾病對策室工作的官員，恰好參加了這兩種公害病的理賠工作。他向南都記者比較了這兩種病的認定方式，認為水俁病認定比痛痛病困難很多。
他說，至少痛痛病的臨床表現，所有人都比較認可，而水俁病則更為復雜，比如水俁病的表現是神經遲鈍、觸覺麻木，很難用儀器去測量。而且其他類型的疾病也很容易引發神經系統疾病。于是水俁病成為更為復雜的公害事件，環境省也專門成立了針對水俁病的特殊疾病對策室。
這位官員說，“作為一項社會政策，要所有人都滿意是不可能的，政府只能做到盡量讓大多數人滿意”。水俁病受害者認定異常艱難，不僅因為人數眾多，而且因為政府謹慎態度造成的不信任感覺，令很多潛在的環境受害者不滿。
日本政府也因此受到很大的壓力。針對社會上的批評，怎么讓大家形成一個可以接受的認可標準，一直苦無良策。直到去年，有議員立法提出，在“受害者”之外，在外圍確定一批“輕度受害者”，由企業給與一次性補償，同時由政府在醫療上給出保險補償。
這個辦法已經在去年確定，現在水俁市正對可能的外圍受害者進行甄別。
陰影：比土地修復更難
重金屬污染給日本留下的課題遠不止于此。
從1976年開始，重金屬污染檢查在日本全境鋪開。只要是有可能產生污染的地方，都進行了調查，比如后來被證明存在鎘污染的秋田。在水俁病的發生地熊本、新潟，也分別進行了針對化學元素汞的調查。
日本一共有幾十平方公里土地需要深度修復，茅野充男說，在過去的幾十年里，他們大都通過換土的方式得到了改善。但在明年，日本將執行更嚴格的世衛組織標準(C D E X )，這意味著日本將多出幾乎和原來相等的需要修復的土地面積。
日本環境省在接受本報采訪時也并未回避這一點，他們認為，在執行新的標準后，復原土壤將會成為一個新的問題。
換土是從70年代延續到現在的一種方式，科學家們也在重新審視，希望找到一種更經濟的方法。秋田大學用長香谷來吸附土壤中的重金屬，經過三年實驗，土壤里的鎘下降了15%，一些科學家認為這是一種有前景而且省錢的方式。
全世界的科學家都在試圖發明最經濟的方式來修復土壤，在歐洲，科學家實驗電極吸附，而在中國，中科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員陳同斌也在試驗用蜈蚣草來吸附土壤里的劇毒重金屬砷。
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在任何國家都會被證明需要付出巨大的經濟代價。
明年是首位痛痛病患者受害100年紀念，而令受害者協議會憂慮的是，年輕人或許已經忘記了神通川曾被污染的歷史。而同時，重金屬污染的危險在日本已經非常普及。記者在日本采訪期間，正好看到東京的報紙上有一期封面，對東京筑地海鮮市場搬遷計劃狂轟濫炸，就是因為待遷地是工業垃圾填海造地而成，這塊陸地重金屬超標可能上萬倍。
工業界則在不斷改善，三井礦業仍然在神岡山中冶煉礦石，但從這個世紀初開始，隨著礦石品質下降，原料改為從國外進口。
神通川江水已恢復清澈，但重金屬污染的陰影仍未全部消除，長期照顧病人的青島惠子醫生遠眺河水，心情不能平靜，令她憂慮的是，河床里還積淀著富含鎘元素的河泥，無法除去。
而對于像彬野這樣的受害者，無論土地如何修復，也不足以補償她。痛痛病對三井公司或許是經濟損失，但對她來說，卻是被消磨的全部生命。
痛痛病
又叫骨痛病，是因鎘對人類生活環境的污染而引起的，影響面很廣，受害者眾多，所以被公認為是“公害病”。
鎘進入人體，使人體骨骼中的鈣大量流失，使病人骨骼軟化、身體萎縮、關節疼痛。人的骨骼出現嚴重畸形，嚴重時，一些輕微的活動或咳嗽都可以造成骨折。最后，病人飯不能吃、水不能喝，臥床不起，呼吸困難，病態十分凄慘，終于在極度疼痛中死去。
在日本明治初期，三井金屬礦業公司在神通川上游發現了一個鉛鋅礦，于是在那里建了一個鉛鋅礦廠。這個工廠在洗礦石時，將含有鎘的大量廢水直接排入神通川，使河水遭到嚴重的污染。河兩岸的稻田用這種被污染的河水灌溉，有毒的鎘經過生物的富集作用，使產出的稻米含鎘量很高。人們長年吃這種被鎘污染的大米，喝被鎘污染的神通川水，久而久之，就造成了慢性鎘中毒，痛痛病實際就是典型的慢性鎘中毒。
水俁病
是指人或其他動物食用了含有機水銀污染的魚貝類，使有機水銀侵入腦神經細胞而引起的一種綜合性疾病，是世界上最典型的公害病之一。“水俁病”于1953年首先在日本九州熊本縣水俁鎮發生，當時由于病因不明，故以地名稱之。
水俁病實際為有機汞的中毒。患者手足協調失常，甚至步行困難、運動障礙、弱智、聽力及言語障礙、肢端麻木、感覺障礙、視野縮小；重者例如神經錯亂、思覺失調、痙攣，最后死亡。發病起三個月內約有半數重癥者死亡，懷孕婦女亦會將這種汞中毒帶給胎中幼兒，令幼兒天生弱智。
痛痛病患者和家屬在東京參加抗議活動。 資料圖片
龐大的痛痛病律師辯護團合影，前排左五是正力喜之助，最右者是松波淳一。
痛痛病審判期間的抗議活動，有身份的政治活動家也陸續參與。
庶民的抗爭
日本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經歷了與中國類似的經濟快速增長期，G DP增速超過10%，沿海出現大量化工企業，同時全國各地也出現了嚴重的環境污染事件，被稱為四大公害的痛痛病、水俁病、第二水俁病、四日市病，都集中在1970年前后提起訴訟。
受害者團體、律師團體、專家學者和公眾之間的互動，不僅推動日本公害基本法制定，而且令日本政府架構調整，1971年，日本環境省從各部門中抽離成立。
曾為痛痛病、水俁病患者做過辯護的律師松波淳一告訴南都記者：經過四大公害對社會的洗禮，1970年后日本再也沒有發生嚴重的環境公害事件。而日本環境省官員則如此總結經驗，政府與其后期介入污染事件，不如提前以立法的方式進行引導。
南都記者 楊傳敏 發自日本
居民團進廠監督
8月是日本最酷熱的季節，雪山融化，不適合旅行。在這個多山的島國里，位于本州島的神岡礦山原本是不太起眼的一個，但自從上世紀70年代那場著名的環境公害事件后，它變得不同尋常。
每年酷暑，都會有各路專家從全國各地而來，頭戴安全帽，小心翼翼探視，今年是第39年。
頭發斑白的高木動寬，痛痛病對策協議會會長，是這次視察活動的主要組織者，而協議會，則是鎘污染受害者自發成立的公民社團。
40年前，痛痛病是日本環境受害者維權取得最徹底勝利的案例，圍繞三井礦業開采污染引發的受害者協議團和律師團活動曠日持久，并作為四大公害事件之一，成為日本社會重視環境保護的轉折點。
今年來到神岡礦區行使監督權的調查團有120人，70多人是當地居民，其余是各地律師、科學家、研究人員。按痛痛病對策協議會的規定，國內各領域專家、學者都可申請加入。
經過數十年的監督，神通川河水里的鎘含量如今已經降低到接近自然水平。相比前任小松義久還要去新潟了解水俁病受害者活動經驗，高木動寬也已相對輕松，因為人們不用單獨去爭取，一切都有章可循。
由痛痛病受害者捐建的清流會館，成為日本公害事件活著的紀念碑，每天都有客人來此參觀。
而記憶活在很多日本人心里，東京工業大學副教授梶雅范正是其中之一。他的主要研究領域是日本科學史，曾主修化學，所以對環境污染也有相應的興趣。10年前，他曾經申請作為調查團成員之一，參觀過三井礦業。
這是一次奇特的經歷，梶雅范原本想象雙方應該是劍拔弩張，但令他感到意外的是，工廠和調查團對話氛圍比較友好。調查一般分為幾撥人，有水源調查組、土壤調查組，調查團可以檢查工廠的每一道工序，包括排污口和污水凈化設施。調查之后，雙方坐在一起對話。三井公司代表并列一排坐在主席臺上，居民代表和專家學者代表坐在下面。
“不是第一年雙方就有這種默契”，高木動寬說，1972年，第一次調查開始的時候，三井公司比較抵觸。時間越長，企業和社會調查團的磨合越融洽。
由于公眾熱情參與，不間斷地對企業進行監督，三井公司在后來變得很主動，每年都作公害報告，主動告知神通川水的鎘污染程度。
梶雅范作為一個外來的參與者，則認為這些公害報告對于提升企業形象也有價值。從上世紀80年代之后，日本人日益注重環保，像三井這樣的大財閥集團，塑造環保形象，商業利益也會隨之而來。
科學證據鏈形成
不過，這種調查與被調查的關系形成，絕非來自于溫文爾雅的協商，而是通過依據法律的爭取。
高木動寬回憶，最早從1960年開始，由于礦山排污影響農業生產，當地就組成了居民聯合協會，集體和礦山協商經濟賠償事務，之后痛痛病受害者團體成立。
第一次把痛痛病和環境污染聯系起來的醫生叫荻野升，他在上世紀50年代是荻野醫院的繼承人，其家族在富山縣是望族，歷代從醫。
最初，有人認為這是一種地方病，50年代初，風濕關節炎專家研究隊還遠道從東京而來。隨后，痛痛病患者被醫生診斷為維生素D缺乏癥。
在治療骨痛病患者時，荻野升發現他們都住在礦山下游的神通川流域，飲用水源和灌溉用水均來自這條河流，他后來寫了一系列學術文章，第一次正式提出痛痛病可能是由于礦山污染。
荻野升隨后邀請了岡山市的小林純教授，用化學方法化驗了神通川里的水，發現里面含有大量重金屬。而最終確定污染成分的是農業博士吉崗金市，他對受害者遺骨和流域植物做了化驗，把污染物質最終鎖定為“鎘”。這些研究結果，都以學術論文的方式發表。
通過醫生和化學家的努力，鎘污染和痛痛病之間產生了一個相對嚴密的證據鏈，并成為痛痛病作為公害事件得以解決的先決條件。
高木動寬說，“當時社會輿論普遍支持痛痛病人”，專家的研究也增加了受害者協會的信心。
1966年，婦中町的一位普通農民小松義久成為了痛痛病“成人團活動”的主要領導者。當時針對礦山污染的公民活動組織有好幾個，除了“成人團活動”，還有“公民團”和“農業成年部”，各自關心健康、經濟方面的賠償。
最初，當地住民主要關注經濟賠償，不僅神通川魚少了，當地的米在市場上也不能出售，而這些都是婦中町作為一個大型農業社區最重要的經濟支柱。到后來，痛痛病越來越多見之于普通農婦，健康成為當地居民的主要訴求。
上世紀60年代末，小松義久到新潟市考察了第二水俁病受害者的協議會活動，回來后他對大家說，必須用法律手段解決。
于是，受害者協議團開始聯系律師。不過，在最后贏得訴訟前，所有的法律咨詢活動都是免費的，甚至連往來的交通費用都是律師自掏腰包。
龐大的律師辯護團
松波淳一是當年參加辯護團的主要律師之一，他今年已經80歲了，雖頭發花白，仍筆耕不輟。他寫了《痛痛病被害百年回顧與展望》一書，作為事件親歷者、辯護團的主要成員之一，記錄了這段珍貴的歷史。
松波淳一的書房被高大的書架環抱，上面不僅有法律著作，也有化學、醫學的參考書籍。環境法是一個專業性較強的研究領域，不僅要懂法律，也要懂科學，直到現在，老人仍然在不斷總結。
松波淳一在富山縣出生和長大。痛痛病訴訟案件發生時，他是一個剛從學校畢業的律師。同為當地律師的島林樹，親屬是痛痛病患者，他起初在東京組織律師辯護團，邀請松波淳一加入。當時是1967年12月，辯護團還沒有太大的規模。之后，松波淳一回到富山、金澤組建辯護團。1968年1月6日，痛痛病的律師辯護團在東京成立，律師人數十二三名，接著，他們開始到富山搜集證據。
荻野升和吉崗金市關于痛痛病的重要學術報告已經發表了，前者分析重金屬污染會致病，并且提供了患者病情的證明材料，后者則通過化學元素分析發現了鎘是引發痛痛病的主要原因。這些都被辯護團認為是非常有利的證據。
1968年3月，9位病人、20個親屬提起訴訟，要求三井礦業公司賠償6100萬日元，在日元還沒有通貨膨脹的當時，這是一個巨大的數字。
雖然辯護團起初成員很少，但隨著案件訴訟進程的深入，環境保護運動的興起，越來越多的律師加入其中，到最后共有345名律師為痛痛病患者辯護。
松波淳一告訴南都記者，“這個數字約占當時日本所有從業律師的3%”，其中有20余名主力律師參加了訴訟的所有回合。
最突出的是一位叫做正力喜之助的律師，他后來成為了辯護團的團長。正力喜之助出生在富山，是一位相當有聲望的保守派，他的叔叔是國會議員，也是讀賣新聞的老板。當時日本的環境保護運動往往被認為具有激進的左翼色彩，而正力喜之助作為保守右翼的加入，對最后的審判結果有很大影響。
和受害者辯護團對陣的三井礦業，也曾邀請正力喜之助為自己辯護，但遭到了拒絕。三井的企業辯護團，一共有10名律師。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日本進入高速發展時期，勞動糾紛和職業病訴訟不斷，已造就了一大批專職勞資糾紛的名律師。作為日本的大財閥，三井所邀請的都是佼佼者，在勞資糾紛方面富有經驗。
但訴訟被證明對被告不太有利。松波淳一說，首先環境訴訟不同于普通的勞資糾紛，而且在提供法律證據方面，雙方明顯不對等。作為原告的受害者，他們有專業的醫生、化學家提供的學術報告作為證明，而作為被告的三井礦業，只有從屬于這家公司的醫院提供醫學證明———他們認為痛痛病患者實際上是一種維生素D缺乏癥，是一種地方病。
而作為地方政府，富山縣處境微妙，當時這一地區也快速發展，政府公開認同三井礦業對住民營養不良的判斷。松波淳一記得，在厚生省關于“痛痛病是由于鎘污染”的調查報告出現之前，富山縣也成立了一個調查團，主要調查居民是否營養不良，不過這個調查沒有得到任何結果，即自行解散。
在日本的行政編制中，“縣”的級別僅次于國家，相當于中國“省”的概念。而作為更小的行政和社會單元，婦中町則反對“營養不良”的假定。
1972年8月10日，律師代表團和受害者團體同三井公司談判簽約，取得完全勝利。 資料圖片
痛痛病對策協議會會長高木動寬，向記者介紹專家和居民調查團如何監督三井礦業。 南都記者 楊傳敏 攝
80歲的松波淳一，上世紀70年代曾為痛痛病受害者辯護，著有《痛痛病受害百年回顧與展望》。 南都記者 楊傳敏 攝
最大勝利：公害防止協定
一審敗訴后，三井礦業不服判決，即刻提出上訴。二審辯論非常激烈，甚至出現了反復，一審時為原告作證言的一位醫生曾經在二審中修改口供，把痛痛病重新歸為碘缺乏癥。作為律師的松波淳一在法庭上力辯，最終取得了勝利。
痛痛病訴訟4年，成為波及全日本的大事件。審判期間，痛痛病患者代表在法院門口抗議，病人們亦現身東京散發傳單并現場演講，這些活動都被媒體廣泛報道，引發了全國聲援。等到1972年二審結束，法院判給受害者的賠償數字又翻了一倍，同時要求企業對患者進行醫療救助。
1972年8月9日再次敗訴之后，三井礦業主動放棄了最后一次上訴。律師團和受害者團體連夜趕到三井公司，第二天，雙方談判。
談判氣氛很緊張，一共簽了兩個誓約書，一份誓約書是，承認痛痛病是由于礦山廢水排放的鎘污染造成的，今后永遠不在此事上再與受害者爭論。第二份是農業補償，三井承諾賠償全部農業經濟損失，并且負擔土壤修復的全部費用，土壤修復期間如耽誤耕作期，全部經濟損失亦由三井公司負責賠償。
身為大財閥企業的三井公司，雖然在執政黨中有廣泛關系，但迫于社會壓力，還是不得不接受了嚴格的賠償條款。它們包括，支付給患者1000萬日元的一次性賠償金，并負責患者此后的生活和醫療費用：全部治療費、去醫院的交通費，每月9萬日元的生活開支，除此之外，受害者需要溫泉療養，這筆費用也要由三井礦業支付，每年9萬日元。
除了確定的受害者，待觀察者的費用三井礦業也要相應支付，不過賠償金略低于已確診的患者。
“雖然部分受害者當時還對結果稍有不滿足”，高木動寬說，但我們已經很滿意，這是一個比較理想的談判結果，“這是第一次，居民團戰勝了企業”。
而松波淳一認為，談判所取得的最大的勝利，也是迄今為止日本環保運動取得的最大勝利，是產生了一個由受害者監督企業的公害防止協定。按照這個條約，每年由受害者和專家組成的調查團都要對三井公司的生產狀況進行一次全面調查，并且，被害者團體只要有懷疑，隨時可以委托專家對三井公司的生產狀況進行調查，所有費用由三井負擔。
這個協定，也是談判中最為艱巨的部分。松波淳一記得，“他們(三井)曾非常反對”。當時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細節，作為當地行政主管單位的富山縣站出來，提出一個“折衷的辦法”，為了保護當地住民的權益，希望代表污染受害者去監督公司。
但是松波淳一指出，“因為之前富山縣在痛痛病問題的解決上并沒有做出什么成績，律師團和受害者團體都非常擔心當地政府偏袒三井公司”。最后，居民在監督三井公司運營保證書的簽訂中，把當地政府拋開，而是利用醫生和科學家的力量，行使自己的監督權利。
這是一個明智的選擇，至少到現在，在環境受害者的監督下，神通川鎘含量已經恢復到安全狀態。
國民意識轉換
松波淳一在結束痛痛病的官司之后，又加入了水俁病的律師辯護團。
上世紀60年代，日本經濟每年平均增長率超過10%，一直持續到1973年石油危機時代。其間農民紛紛外出務工，而全國各大城市沿岸興起化工熱，被稱為四大公害的痛痛病、水俁病、第二水俁病、四日市病相繼出現，并引發了后來全國性的環境保護運動。
從地理位置上看，四大公害都發生在遠離東京的地區，工業城市，水俁病距離東京最遠，在熊本縣水俁市，社會階層從高到低依次可被劃分為最有勢力的氮氣公司、為公司提供服務的第三產業、氮氣公司的業務外包公司、銷售公司、農民、漁民，作為受害者的漁民處在社會的最邊緣。
和中國大多數環境污染事件相同，雖然工業城市經濟得到了相應的發展，但受害者大多是社會的弱勢群體，最缺乏自我保護能力。
松波淳一記得，四大公害之中，用法律手段解決環境問題，最初發生在新潟，在1967年4月，新潟水俁病的特別研究團體發表了“是昭和電工鹿瀕工廠的廢水引起了第二水俁病的結論”，同年6月，受害者提起訴訟，同年9月，四日市光化學污染患者提訴，第三年痛痛病患者提起訴訟，1969年熊本水俁病提起訴訟。
當時電視、報紙、廣播、雜志社都詳細報道了被害者的慘痛經歷，激起了受害地之外全國人民的反對公害運動，令執政黨和在野黨無法不正視。與此同時，患者之間、律師之間的交流也漸成共識：類似問題要用法律手段解決。
作為關注日本公害事件的學者，梶雅范認為，從經濟發展到注重環境的轉折點，不是某個案件的審判結果，而應是全體國民的意識轉換。
而隨著民眾的覺醒，政府態度的轉變也對事件解決起到了關鍵作用。1967年7月，日本政府在制定了公害對策基本法。1968年這一屆日本國會隨后被記入歷史，稱為“防公害國會”。
環境省土壤環境課農用地污染對策組一位官員告訴南都記者，當年通過了公害基本法，把大氣、水源、噪音、震動、地震、惡臭確立為公害，后來1970年“防公害國會”又增補了土壤污染這一條。同年，對應的《農耕地污染防治法》制定，對土地污染防止、對農用地和農作物作了規定。
這位官員告訴記者，痛痛病審判恰好和污染防治法的修訂發生在同一個時期，公訴推動了污染防治法的修訂，公害基本法的完善又促進了事件解決。
公害基本法制定亦曾遭遇阻力，財團和由財團支持的政治家提出反對意見，拋出了“經濟發展與環境調和”的補充意見，意為雖然要環境保護，但也要重視經濟發展，令公害對策基本法的效力減弱。
之后，全國公害反對運動繼續盛行，1970年12月，在執政黨、在野黨的支持下，“調和條款”削弱，多項公害規則和法規被制定。
環境省：政府應提前介入
自從1971年環境省成立，通過公民運動壓力，日本朝野思想開始統一：與經濟發展相比，阻斷環境污染的可能性無疑更為重要。
日本環境省在接受南都采訪時指出，在公害事件得以解決的過程中，受害者參與、律師參與、媒體報道都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媒體輿論監督首先對提高民眾意識起到了很大作用，而政府都是在發生問題后才會著手解決。
在公害基本法制定過程中，令痛痛病律師辯護團印象深刻的一句話，出自當時厚生省公害科科長。這位科長說，科學證明和地方政府決策是兩回事情。政府如果發現可能引起公害的污染事件，即使不能完全確定，也要及時介入并且制止。
記者采訪期間，日本環境保健部負責痛痛病和水俁病一位受訪官員對這種意見曾表示贊同，他說，“比如痛痛病，到底是不是完全因為鎘，有沒有其他因素致病，現在也不敢說百分之百了解。但如果能確定這種關聯程度是八九成，政府就應該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及時阻止社會公害事件出現”。
日本恰巧在1970年第一次舉辦世博會之后，開始從重視經濟增長轉變為重視環境保護。而中國現在可能也面臨和日本當年相似的問題。這位官員在幾個月前去過中國參觀過上海世博會，他感覺中國現在的發展速度甚至要超過當年的日本。令他較為擔憂的是，中國的發展速度太快，環境污染問題會不會同樣出現。
回顧公害歷史，談及日本經驗，這位官員向來自中國的記者表明了他的看法：發生問題的責任在企業，而受害者和企業的個別談判往往效率都很差，社會成本很高，最終都需要政府介入。政府應該提前用立法的方式進行引導，最終讓受害者和企業通過法律方式解決。
有史可鑒的是，上個世紀，發生在日本熊本縣水俁市的甲基汞污染事件，正是因為當地政府出面不夠及時，才拖延數十年，影響數萬人，最終釀成這個島國最大的工業災難。
(本文來源：南方都市報 ) 「 支持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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